「爸，你最近都比較向著媽！」
一如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家庭婚姻之戰升溫時就住院治療一樣，家庭將孩子排除在外以換取婚姻的穩定，這樣做付出的代價極大，也極為痛苦。
四、責備怪罪。家庭最痛苦的掙扎就在於它迫切尋求某位成員作為可以怪罪的物件。怪罪是一個具有強大威力的過程，家人不但互相謾罵指責，而且輪流推卸自己的責任。卡羅琳確信，只要克勞迪婭肯改變，家裡就會太平。而克勞迪婭對卡羅琳也有同樣的想法，只要媽媽肯改變，家人和她都會大大鬆一口氣。雙方都視自己為無力的犧牲者，而將對方視為有權力、能夠控制自己命運的人。
卡羅琳和克勞迪婭坐在那兒惡狠狠地看著對方和給對方施壓時，她們無意間洩露了自己在爭執點和觀念上的誤解。她們都非常清楚對方，卻對自己一無所知。她們不瞭解自己的感情，也沒發覺自己有行動和改變的可能性。剛開始，她們甚至無法好好談論自己，更不用說考慮自己也可以有所改變。她們總是談論對方，認為只有對方才是那個最應該改變的人。
克勞迪婭和卡羅琳完全無法視對方為一個獨立存在的個體。對她們而言，對方只是抽象的存在，例如有權力的實體、威脅性的力量、憤怒的形象、或是一個在焦慮的叢林裡具有象徵意義的陌生人，等等。對克勞迪婭而言，她媽媽代表著懲罰性的權威、背叛者或令人透不過氣的一團濃霧。對卡羅琳來說，克勞迪婭代表叛逆、不知感恩的藐視者或恫嚇者。誰猜得透她們瞪著對方時到底看到了什麼？卡羅琳凝視女兒時，我們不知道她看到了丈夫，還是看到了她母親？她自己？或是她某個兄弟姐妹？這場爭吵摻入了很多複雜的因素，以至於卡羅琳和克勞迪婭幾乎完全看不清對方的真實面目。卡羅琳當然看不見卡爾和我眼中那位驚恐、孤獨而又困惑的女兒；克勞迪婭也自然無法感受我們眼中痛苦、恐慌、膽怯又寂寞的母親。陷在這場狂怒的風暴中，對方對她們來說都是「威脅」，而不再是一個「人」。
我們以上談到的不只是知覺上的誤解，因為問題遠比那個嚴重得多。人對於他人的認知根源於自我的經驗，而家人之所以無法將對方視為活生生的人，便是由本身的經驗所限。我們無法在認知上教他們如何對別人有不同的感受。但首先，他們必須對自我有不同的發現。這就是家庭治療所採用的途徑：發現。
五、認同感的擴散。在家庭中還有比敵對成員之間政治性的戰爭更嚴重的問題。若假設家庭中只有性別政治的衝突，那就未免高估他們了。卡爾和我相信，每個家庭一旦產生任何嚴重的問題，所有人都會緊密、艱難地聯結起來，沒有任何人可以例外享有自主和獨立權。因為他們之中雖然有些是成人，卻往往不夠成熟。通常「全家共生」（family-widesymbiosis）的意圖，會抑制家中成員的個體性。他們互相依賴，害怕失去對方的支援，這種恐懼心理使他們下意識達成共識：必須同舟共濟。家人之間陷入一種僵化的模式，借設計複雜的機制和迂迴的例行程式來保全家庭的完整，卻因此而付出了犧牲每個人個體性的代價。例如卡羅琳本來可以直接向大衛說出挑釁的話，但是她不敢。又如大衛也可以在週末獨自露營一次，但他也不敢。家庭的自發性、創造性以及活力都在相互取悅和維持平衡中一再地妥協讓步。恐懼使他們不敢真正成為自己，至於恐懼些什麼？他們自己也說不上來。
五個單獨分離的個體組成的家庭變成五人的組合體——家庭。甚至不是家人操縱家庭，而是家庭系統嚴格控制了每個家人的角色。家庭的規則就像鋼爪般操縱著全家人。這種由壓力而產生的共生集合體反而製造出了新的壓力，它威脅到家人的個體性和自主性。在這場困境中每個人都為失去自我而感到恐慌。家庭為了適應這種失去自我的恐慌就會創造一些衝突。其實戰爭正顯示了家庭成員獨立分離的需求，而從中脫離獨立的方法就是與某一成員起衝突。但不是衝突的程度還不夠，就是過於激烈，破壞性和代價都太大。
治療初始，家庭每個成員通常都想大聲抱怨自己被某人嚇到了。顯然他們真是如此認為，他們真的「感覺」到了恐懼。但是丈夫和妻子、媽媽和女兒，異口同聲指控對方「你嚇到我」時，他們所受的威脅與其說是來自彼此，不如說是來自每個個體對彼此的需要。他們的不安全感如此強烈，竟然願意為了追求安全感而屈從於這種共生關係及其他需求之下。所以，威脅和奴役他們的並不是某個家庭成員，而是這種共生關係、這個系統和這場家庭舞蹈。因此事實上家庭本身才是他們該向之乞求自由的物件。
但不只是自由和獨立瀕臨危險，他們家外表的和諧一體也是假象。家庭開始投入治療時，其成員通常會有個人疏離和緊緊束縛混合的沮喪感。他們絲毫享受不到真正獨立的自由，也不願嘗試真正親密的快樂。他們只是被孤獨地禁錮在這個雖然珍愛卻又無法獲得快樂的家庭中，陷入了無止境的煉獄般的折磨。
六、停滯。家庭中還有比害怕失去對方更大的恐懼，那就是害怕一成不變和靜止，事實上就是害怕死亡。我們對死亡的認知隱匿於所有經驗之中，而這種意識也是家庭關鍵的動力的來源。
大衛和卡羅琳開始感覺歲月之輪朝他們碾過，而其中很多年都沒有真正享受生活。雖然他們並沒有這樣告訴自己，但是內心卻感覺十分恐慌，生怕永遠再沒有機會一起創造令人滿意的生活。
就像許多夫妻一樣，大衛和卡羅琳的關係隨著歲月流逝而越趨冷淡和疏遠。但是若從較深的層面來看，他們彼此的感情絕非冷淡那麼簡單。事實上，反而隨著歲月流逝在對方身上投入的心力逐漸增多，彼此的感覺也越來越強烈，任何一對夫妻都是如此。但假如這說法是正確的，又該如何解釋夫妻表面上的疏遠和冷淡呢？為什麼會產生既孤獨又厭煩的不愉快感呢？
最大的問題出在夫妻雙方從原生家庭所學來的親密關係的模式。他們在成長過程中都沒被允許充分活出自己。他們從小就學會將自己的「情感溫度計」調到最低度，因此當他們的婚姻開始產生壓力時，原生家庭的關係模式便暗示他們選擇疏離來處理調節這些激烈的情緒。但是這些火山下的岩漿並沒有消失，而是在地表下暗暗流動，隨時準備尋找出口迸發。
這個時候，克勞迪婭正好可以做夫妻表達情感的媒介。性、憤怒和痛苦，這些父母企圖壓制克勞迪婭的地方，其實正是他們自己需要釋放的一部分，克勞迪婭象徵著他們不敢想象的各種追求自由的願望。因此，家庭宛如一個和自己煎熬作戰的人，其中一方（克勞迪婭）吶喊自由和尋找生機，而另一方（大衛和卡羅琳）則鎮壓前者，低聲喝道：「安靜！忍著點！」可以說，這其實就是場生死之戰。
克勞迪婭不僅是父母表達自我的象徵，更是他們應付外在世界的激發者、調停者和信差。這個高喊「我要做我自己」的女孩成了父母尋求自我個體化的榜樣，而人所面臨的最具挑戰性的任務就是「成為一個人」。因此，當克勞迪婭傳遞了許多家庭的絕望的同時，她也代表著想打破深植於家庭的嚴重惰性和緘默的願望。既然克勞迪婭代表瞭如此多的意義，也難怪他們拒絕改變她在家中扮演的角色。我們在診斷上跟家庭有所衝突也並不奇怪，因為重新定義問題對他們而言意味著必須重新定義家庭。
幸運的是，家庭中的危機意識和混亂，正好呈現了一個現實的（或許很短暫）可以打破僵局的間隙，也為治療師提供了一個切入點。如果不治療，家庭很可能會以類似方式再次形成長期慢性的衝突。但是目前，他們都相對坦然地接受了治療師的「介入」。
6.3輔助治療系統的示範
這裡，我們暫且將話題轉向治療師——家庭專業關係的層面，以及兩位治療師的世界。
卡爾和我曾表示，家庭有與外界社會系統接觸的需求，而我們兩個正是一種社會系統。治療之前，我們是分開來的兩個個體，各有其專業背景和個人經驗，有各自的家庭及世界觀。我們進入家庭時，也將以上這些個別分離的經驗一起帶了進去。
我生長在佐治亞州南部的一個小鎮，卡爾則在紐約州北部一個農場長大。然後我前往康涅狄格州讀大學，主修英文，希望成為一名詩人，然後又回到佐治亞州一家學校教英文。卡爾離開家鄉的農場進入大學，就讀於雪城大學的醫學院。他原本想當婦產科醫生，但一次心理治療的經驗使他轉向了精神病學。而我在英文研究所進修時，也是類似參與治療的經驗，引導我成了一名心理學家。
卡爾卓越的職業生涯包括了許多型別的臨床經驗，如少年犯、精神分裂症患者、夫婦和家庭。他當過精神醫學系主任，也從事過多年全國性演講和諮詢的工作。而我的事業可謂剛起步，以前曾嘗試行政管理和教學，臨床上多半是家庭和夫妻方面的經驗。我已婚，妻子叫瑪格麗特，有三個孩子，最大的也正好在青春期。卡爾和穆里爾有六個孩子，最小的剛剛上了大學。
描述我們的生活細節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兩個都各自將有用的經驗帶進了治療。卡爾發現和精神分裂症患者或孩子講話的時候，「瘋言瘋語」的方法非常有效。他以往治療重度精神病患者的經驗使他接觸到了潛意識和非理性的世界，而這種非理性的經驗在治療受嚴重困擾的家庭時是很有用的。而我在心理學上則更重視常態發展，正好彌補卡爾偏向臨床的背景。除此之外，我的學術經驗使我可以對家庭做出有邏輯的解釋，至少在情況還好的時候是很管用的。通常，家庭會欣賞我的嚴肅認真，但他們同時也可以從卡爾的幽默感和他即興的玩笑中受益良多。
我們若能給家庭帶來什麼幫助，部分功勞應歸於過去自己接受治療的經驗。卡爾曾經接受過五次心理治療，我則嘗試過三次。我們也會運用自己良好的婚姻和家庭關係作為親密關係的示範。年屆六十的卡爾撫養六個孩子長大的經驗十分有用，我目前也有一些教育的經驗。卡爾強韌的父性特質和我較為母性的傾向配合得很好。儘管我們也時常在治療中不自覺地互換角色，輪流扮演父母，但重點在於我們能夠巧妙融合這種複雜又堅固的關係，並把它帶進治療中，一種能分能合的混合關係，可以搭配出很棒的專業性「婚姻」。
我們認為治療其實是一種象徵性的「為人父母」的經驗，而輔助治療關係是治療的基本工具。若家庭中父母關係疏離，那我和卡爾這種堅定而輕鬆的關係形成的團隊配合的能力，就能為家庭治療提供不可或缺的權威或力量，在治療時也可以使家庭恢復信心，同時也獲得他們的信賴。在治療深入，以及家庭的個體化漸趨明朗之後，家庭才會開始對我和卡爾之間分離的、個人化的、相異的治療方式感興趣。但是治療初期我們結合的力量是最重要的。
談一個性別方面的觀點。一些治療師堅持輔助治療應該一男一女，這種看法並沒有錯，因為理想上的治療團隊應該同時扮演丈夫和妻子的角色。但這並不表示輔助治療師必須是異性才能為家庭樹立象徵性的父母形象。真正有幫助的應該是兩位治療師能超越年齡、性別的界限，正如一位傑出的治療師阿夏·卡地斯（asyakadis）喜歡說的：「靈活運用多把鑰匙。」卡爾有時可以像個溫柔的母親，有時又像個頑固的老頭子，而我自己有時也客串一下叛逆的青少年，扮相也還不壞。這些遠比生物學上簡單的性別分類要複雜得多。
在開始和一個家庭接觸時，我們會有一些優先的目標。首先，就是將替罪羊的角色偷過來。原先克勞迪婭在家裡有幾分治療師的味道，因此我們決定取代她的角色，以找到家庭三角關係的入口。我們之一會先捲入家庭中人或事的紛爭，然後再退回輔助治療關係的避風港。這種「一進一退」的運作就像克勞迪婭離家出走和回家一樣，我們希望藉此打破僵局，如克勞迪婭原先的企圖一樣。又因為我和卡爾擁有彼此做後盾，因此一進一齣之間比單打獨鬥風險更小。
我們和家庭成員之間建立的關係總是易變的，此刻支援或壓制某人，等一下目標又會對準另一人。我們也以此來避免成為某人的永遠支援者，或陷進某種角色。我們工作的性質是「整個」家庭的代理人，可承擔不起卡在某個特殊關係裡的代價。
身為整個家庭的代理人，我們在治療初期有一些大致的目標。在家庭開始長期掙扎於打破僵化和壓力時，我們相信最富意義的突破往往在最高值的經驗中發生。發生時不一定剛巧在治療室裡，但至少期望是受治療的刺激所致。以下的兩種經驗似乎是最關鍵的：其一，家人冒險讓彼此間更獨立、更具分歧，甚至比平常更憤怒；其二，家人冒險讓彼此間比平常更接近、更親密。
事情發生的順序應該是下面這樣：家庭開始信任治療師提供的凝聚力，然後利用這種支援，發洩長久累積的怒氣。結果，既沒人死掉，也沒人提出離婚。事實上，每個人反而會覺得異常興奮與平靜。怒氣爆發之後通常緊跟著極度親密溫暖的氣氛，有時卻要等上很長時間，特別是在家庭累積了太多怒氣的時候。
我們發現家庭親密和關懷的能力，往往會與他們獨立和分歧的能力同步發展，相輔相成。除非確定可以再分開，否則家人不可能冒險彼此接近。假如不能確定可以獨立依靠自己，那麼牽扯太深也是十分令人恐懼的。同樣，如果不能依靠殘存的溫暖和關愛把他們系在一塊兒，他們也不敢真的製造獨立和分歧。因此當他們越有力量、越獨立時，也就越容易冒親密和接近的風險；反之，他們越親近，就越可以冒險追求獨立。
但如何把這種想法付諸行動？如何使家庭從死氣沉沉、令人生厭的假親密和假獨立中冒險踏出第一步呢？該如何幫助他們打破這種挫敗的糾纏關係呢？我們多少都得以身作則示範這個過程。我們必須自己先冒險，好讓他們覺得也可以冒險試試看。如果想使家庭取得「存在意義上的轉變」，變得更真誠、直接和富有活力，我們自身就必須先做到真誠、直接和富有活力。
在協助家庭成員朝個體化及親密前進時，我們希望從兩代分離先做起。克勞迪婭過分介入父母的事情，反之父母亦過分介入克勞迪婭的世界。在家庭個體之間能分離和區別之前，兩代人之間也許需要先進行分離和區別。這並不是個簡單的問題。因為後來發現，即使是克勞迪婭的父母也並未真的從他們的上一輩中分離出來。
除非大衛和卡羅琳這一代先有改變，否則他們不會允許克勞迪婭和他們真正分離。這意味著他們必須先解決自己緊張的婚姻問題，才可能放開克勞迪婭，任由克勞迪婭過她自己的生活。在那之前，父母太需要克勞迪婭和他們糾纏在一起了。此外，雖然卡羅琳和大衛似乎樂意審視和談論他們的婚姻，但要幫助他們改變，遠比我們預想的困難，就像要解開一團被頑皮的貓弄亂的毛線球，得花上很長的時間一樣。漢斯·塞爾耶（hansselye，1907—1982），加拿大病理學家，被稱為「壓力理論之父」，首創應激學說，推動了病理學和內分泌學的研究。—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