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以布萊斯家為案例的漫長治療旅程之後，作者以問答對話的方式對全書進行了總結，討論了家庭治療的源流發展與未來瞻望。無論如何，期盼系統治療法能夠在家庭、在社會、在國家，甚至在整個世界都產生影響。一旦人與人更懂得彼此善待，生命的潛能就會被不斷激發，家庭也會成為人類成長中最富創造力的場所。
任何理念一經提出，不論如何周全，都不免會帶來一些特別的問題，甚至懷疑。懷疑對任何主張而言都是良性的反應，可因此而建立有意義的對話。在這一章裡，我們想要回答一些各方的質問和懷疑，問題來自那些聽過我們演講的專家及一般聽眾、學生，以及看過本書草稿的人士，其中一些問題可能也在讀者心中出現過。
家庭治療在何時才是適當的治療方式？何時則否？現今有太多種「治療」，要決定哪一種方式切合需要似乎很困難。
答：在談治療的種類之前，我們應先對治療師的型別做根本的區分。一名治療師在面對一個人的問題時，如何將這個問題概念化？這名治療師對心理因果變化的看法引導著他的每一個行動，塑造著他使用的每一種特定方法和技巧。事實上，他對問題的看法決定了他想改變的是什麼。如果他認為問題主要來自個體本身，他就會著手幫助那個人。如果他認為問題牽涉幾種關係網路，他就很可能想對這個關係網路中的很多人有所影響。
我們覺得個別治療取向的主要問題在於忽視了家庭成員之間力量很強大的互相依賴關係。即使這個家很不快樂，家庭成員仍會極度忠於它的世界——它的情緒抑揚、規則、精神，甚至潛意識裡對未來擬訂的「計劃」。如果家庭依然如故，個體要改變並且保持這種改變便很困難。與整個家庭一起工作不僅可以避免挑戰家庭成員對彼此的忠誠度，同時也可以使我們將全家的參與當作治療的力量來源。
依我們的觀點，與家庭系統合作永遠是最好的治療方式，而且參與的家庭成員越多，效果就越好。是何人的問題或何種問題並不重要——孩子尿床、丈夫酗酒、夫妻考慮離婚、妻子沮喪、青春期孩子離家出走，或優等生成績突然一落千丈，「症狀」只不過是家庭巨大壓力的冰山一角。治療最大的力量在於處理家庭這個最親密的團體人際間的束縛、衝突、誤解、不公平及種種渴望，我們相信與其幫助個體洞察他的過去，倒不如協助他重建目前的家庭關係來得有效。
系統取向的治療方式並未指定參與治療的成員。舉例來說，穆雷·鮑文在進行治療時雖不斷想到整個家庭系統，但時常輪流與家庭的成員單獨面談。他之所以會成為一名家庭治療師就是因為他的目標是協助整個家庭改變。
有些治療師會將注意力集中在夫妻身上，認為他們是家庭裡最重要的次級系統，甚至某一個子女是病人，他們也只是將他（她）帶進治療短短幾次而已。這些治療師認為，家庭最主要的動力在婚姻關係，如果父母改變，子女就可以得到幫助——有時甚至不必參與治療。有些治療師一次會治療一大群人。佛蒙特州一位精神科醫師彼得·拉奎爾（peterlaqueur）就會同時治療四五個家庭，將這些家庭組成一個「治療社群」，彼此繼續好幾年的面談。費城的精神科醫師羅斯·史佩克（rossspeck），則將病人周圍的人聯結成一張「關係網」，有時會因為這些額外的參加者——老師、朋友、鄰居、遠近的親戚——而讓人很難辨認出核心家庭來。
卡爾、我與大多數的家庭治療師都贊成以核心家庭為我們工作的重心。這個團體從一個較大的家族分離出來，成員間彼此強烈互相依賴，組成一個自然的單位。雖然我們發現讓家族或其他與此核心家庭接近的人參加治療極其有用，但核心家庭仍是我們真正的重心。
家庭一定得由父母和子女組成嗎？難道沒有其他有效的家庭形式？例如同居一年的男女？或是婚後沒有生養子女的夫妻？或離婚後的單親家庭？家庭治療與上述情形有何關聯？
答：我們並未嚴格規定家庭應該如何建構，然而關於誰該出席面談的問題可能會變得很複雜。大致而言，我們初始進行治療的物件是由一群住在「同一屋簷下」的人所組成。這個團體通常是含有兩代人的核心家庭，我們當然把沒有小孩的夫妻也看成一個家庭。住在一起的家人也許還包括姑姑或叔叔、年邁的雙親，或者單親家庭中可能存在的一個同居情人。在確保住在一起的每個成員都會參加治療之前，卡爾和我均不願展開治療。
另外次要的團體，由對核心家庭的生活有重要影響的一群人組成。我們視他們為與核心家庭工作時的顧問，在很多情況下必須衡量何時該讓他們參加進來。比如我們知道，在與核心家庭建立良好的關係之前，我們不太可能將家族帶進治療；但某些情況下，例如祖父母就住在核心家庭的隔壁，並且一直在經濟上支援這個家庭，那我們會堅持他們必須從一開始就參加治療。一個家庭沒有可以在治療期間提供重要幫助的「外圍」關係的情況，一般而言，是非常罕見的。
離婚後的家庭常會使我們面臨誰該出席面談的難題。離婚而有兩個孩子監護權的母親，可能只要求為她和孩子做治療，但如果她和前夫想終止彼此通過孩子而延續的隱形戰爭，那就有必要請她前夫也參加治療。雖然離婚的夫妻一開始會抗拒碰面的提議，但有很多人仍願意為了孩子的利益而一起合作。
我們也和同居的人一起工作過。這類問題有很多如婚姻般的特質，包括強烈的情感轉移，但他們之間沒有任何法律束縛，這種束縛可以讓許多夫妻歷經暴風雨般的治療後仍然能夠維持婚姻。由於意識到本身缺乏這種正式契約的「支援」，許多沒有結婚的同居者在尋求治療時會格外謹慎。
治療開始時，你如何決定家族中誰該參加治療？決定之後接下來通常有什麼樣的程式？
答：理論上，我們希望儘可能地使其聚在一起，從最大的系統開始，然後再逐漸縮小，與次級系統工作。舉例來說，如果我們發現夫妻雙方的原生家庭正在交戰，那最好就從原生家庭這個層次開始。我們希望先與整體的系統建立關係，然後再轉向較小的系統。待家庭兩個分支之間的戰爭停止之後，我們便將注意力集中在最初與我們聯絡的核心家庭上。子女從父母的問題中解脫出來之後，我們便會專門為夫妻進行一段時間的治療。等到令人喘不過氣的人際戰爭消失，而我們也與整個家庭建立良好的工作關係之後，接下來就可進行個別治療了。個別治療如同博士學位一樣，應該是最後階段的訓練。個別治療是提供給已經學會如何與他人一起生活，而現在想更進一步與自己更好相處的人的治療方式。
在實踐中，治療的過程通常不會如此井然有序。例如，我們常常必須先與核心家庭工作一段時間，直到對我們有所信賴，他們才願意將原生家庭帶進治療；或直到感到這麼做確有益處，他們才肯繼續。在布萊斯家的治療過程中有不同的成員「團體」參加，便是相當典型的例子。而我們偶爾也會碰到一開始就願意將龐大的關係網帶進來的家庭。我們最近治療的一對夫婦，第一次面談時就願意將雙方都相當龐大的原生家庭帶進來，總共有二十人之多。
你談到首先應解決人際衝突，然後才進入個別治療。我的看法不太一樣——只有先與自己建立關係，才有能力和別人建立關係。
答：這是個別治療師所持的假設。他們假設前來尋求治療的是一個個體，一個可以自由自在跳入改變歷程的人。然而，對於這個被認為應該接受治療的人，我們家庭治療師僅視之為表面上獨立的個體，骨子裡則是家庭系統的代理人兼替罪羊。在一般人在心理上可以做個別治療之前，首先必須將他從這個高壓力的共生系統中解放出來。
我們認為個別治療如果安排在家庭治療之前，結果很有可能會支離破碎。例如夫妻有嚴重的婚姻問題，而其中一方去做個別治療，那麼這個治療不僅會使另一方起疑，甚至會給這樁婚姻製造更嚴重的不平衡。婚姻是夫妻刻意平衡的產物，雙方任何不對等的成長都將增加疏離感和距離感。
我們想要促進夫妻平衡的成長。我們嘗試幫助家庭中的「每一代」成員達到獨立自主，藉著讓個體從他與家人彼此互損的糾纏關係中掙脫出來，我們希望在家庭中創造出「個人意識感」。就如讀者所見，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我們可能會花上好幾個月才能解開某一個特殊的結，而婚姻通常是整個過程中最後且最難的環節。
總有那麼一刻，整個家庭都已經放棄了強迫別人改變的意圖，並且也準備好利用治療師來改變自我。這個階段有點像是並行或是輪替的個別治療，家庭成員此時直覺地輪流「擔任病人」。這些病人與治療師之間「公開的」個別接觸，也會深化及強化家庭成員之間的接觸。隨著逐漸發展出適當的親密及分離的模式，面談的氣氛也會變得親切而自由。
治療結束時，家庭應該已經解決了他們主要的人際關係衝突，而個體在心理意識上也應該是一個真正的個人。此時剩下的衝突是屬於心理內在的，是依然困擾個體的過去經驗的殘餘部分。例如丈夫想要解決內心強迫性的自我懷疑，那麼我們就很有必要與他進行單獨面談，如果妻子想一起來，也很好。此時，個別治療已不具有導致家庭破碎的危險，因為基本的坦誠和信任感已經建立起來，前來治療的人最後是以一個真正的個體（不再是家庭代理人）的身份而來的。
整個家庭的成長過程需要花費多少時間？聽起來好像必須永遠持續下去。是否有很多家庭在治療中途就停止？
答：治療時間的長短因家庭而異。有些家庭只面談一次，即因為這唯一的一次接觸就會產生顯著的改變。其他家庭則會先經過四五次面談來解決當前的危機。有些家庭有可能會花一年或三四年的時間在治療上。有很多變數影響家庭治療時間的長短：問題的嚴重性、家庭有多大勇氣或決心、逼迫他們改變的煩惱有多少、他們前一次治療的性質、治療師對他們的問題認同的程度，以及距離問題第一次出現的時間。我們盡力回應家庭最迫切的需求，並且儘量按其所願深度探討他們的問題。卡爾喜歡將他自己比喻成鋼琴老師，協助家庭掌握他們所選擇的任何程度的「技巧」。很多家庭只求彈奏流行樂曲，有些則希望演奏貝多芬。後者可能得花上一段時間。
家庭如何知道什麼時候能結束治療？又通常會如何收場？
答：治療近尾聲時，治療師和家庭的關係會變得不再那麼有專業色彩，更像是人對人的。氣氛會轉為輕鬆，甚至幽默。治療師深深投入這個家庭中，並將一些感受公開與大家分享，但有時仍隱隱約約會出現尖銳的時刻，他也可能會將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些東西表露出來。最後，那種必須「致力於某件事」的感覺會消失，面談的間隔也會拉長，或變成不定期舉行。
治療結束的一刻心裡常會有一股悲傷的感覺，因為即將失去一種重要的關係。卡爾和我總會將收場完全交到家庭的手裡，同時也向他們表示必要時我們很願意再把他們聚集一起，我們的大門永遠敞開。
家庭治療的方式很吸引我，但萬一我的家人不願參加治療呢？我是否很不幸？
答：縱使有些家人方面的問題會複雜到需要治療師加以協助，這也很難說是幸或不幸。以下是一些初步的指引。
如果你的家人拒絕參加治療，很可能是他們害怕受到責備，或恐懼嚴密「隱藏」的問題曝光。父親常是最抗拒的人，因為他對「分享感受」感到不自在，他也可能認為孩子會站在母親那一邊。
有些治療師可能願意和核心家庭的部分成員展開面談，但卡爾和我相信，如果家庭成員尚未全部到齊就開始面談，會是一個錯誤的決定。第一次面談時等候併力爭全家人都出席是很值得的。舉例而言，如果第一次父親沒來，那他就有可能變得比以前更有防禦性，也更猜疑，如此一來治療師對此家庭的知覺就可能產生嚴重的偏差。
將你的問題坦白告訴家人——「我一直很沮喪，而我不知道為什麼」——並且要求他們協助你解決問題。他們如果自認為是在幫助你，就不太會那麼自我防備。隨著時日漸長以及關係的建立，治療師就可以讓這家人擴大他們的計劃，將改變整個家庭系統也納入其中。
期望治療師主動勸導家人參加治療並不切實際，但是他（她）可以在電話裡為心存疑惑的家庭成員解答問題。有時候，光是在電話裡聽到治療師的聲音，也足以疏解家人的一些焦慮。
如果你的家人斷然拒絕參加治療，那麼你就真的陷入了惱人的僵局。家人拒絕協助，足以令你痛苦萬分。現在你得衡量一下是否要單獨尋求援助這個複雜的抉擇。如果你決定單獨接受治療，便可以確定，一旦你開始改變，家人一定會既難過又振奮。接下來他們可能會重新考慮他們的決定。對家人改變的可能，要保持開放的態度。如果變成家庭治療，由於原來的治療師已經偏向你的觀點，故必須再加入一個輔助治療師，或者你必須找另一位立場中立的治療師重新開始。這些都是十分有必要的事。
萬一我並沒有一個完整的家庭，或我家的人住得很遠呢？
答：如果你的家庭因分居或離婚而破碎，將他們重新聚集起來以便結束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通常也很重要。已經離婚的夫妻可能會為了子女的利益而在治療中合作無間，重要的是要讓他們明白這樣的安排是為了改善現有的關係，而並非重新恢復舊有的關係。
如果家庭裡幾位重要的成員都已過世，你和他們相處的經驗通常也可以重建——把找得到的家人都帶進治療。如果父親已經過世，他的兄弟也許可以幫助你用新的角度來看你的家庭。找出剪貼簿、日記以及過世家人的朋友，治療師通常會協助建構某些重要的場面，或以其他方式「創造」已故的家人。
如果你的家人住得很遠，那麼有幾個變通的辦法。也許家人可以來看望你一次，看望的時間愈久愈好：大多數的治療師都願意為此騰出時間。與家人舉行一兩天「馬拉松」式的面談常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價值相當於幾個月分散的工作。與家族的接觸愈早愈好，最好在家庭開始擔心被人品頭論足，或在治療師對此家庭產生刻板印象之前。如果家庭在治療之初就給予「治療許可證」，那麼參加治療的家人就不會有覺得自己不忠於家庭潛規則的罪惡感。
不必理會一般的說法，你儘管再回到原生家庭中，這個舉動十分重要。對治療中的夫妻或個人而言，最好不必帶你的配偶一起回去，並刻意放鬆自己，體驗重回童年的感覺。冒著再度對家庭感到依賴的危險，你可能會焦慮不安，但這同時也會重燃起與家人親近的重要意念。如果你是回去與他們同住，那你一定會了解到一些有關你與家人之間的事，尤其在事先與治療師討論過回去該尋找什麼的情況下，幫助就更大。別擔心，你不會一直依賴家人的。
逐漸認識原生家庭中的成員就是一般的「人」是很重要的，因為他們是你許多其他關係的模式來源。能夠請他們來治療最好，退而求其次則是你親自回家探望，現代科技也可以提供一些變通的做法—你可以買一部不太貴的盒式錄音機寄回家。將你感興趣的問題告訴他們，並要求他們談談這些問題。你出生前你父母的生活如何？（用這種方式問，他們就無須為你嬰兒時期他們對你做的一些事感到愧疚）母親的家庭是什麼樣子？父親的家庭呢？也可以將錄音機寄給祖父母，問他們同樣的問題。如果你不持批判的態度問問題，一般人通常都會超乎預料地很樂意談談自己，你聽的時候，有可能會改變心中盤結多年的、對家人的刻板印象。
不要忘了電話，雖然費用很昂貴，但建立一個電話會議讓不能出席的家人也可以參加治療，也是十分值得的，治療師可以用擴音器讓每個人都能聽到其他人講的話。千里外的家人會因此感激能夠參與治療。
如果你決定讓家人參加面談，通常一定有辦法能做到。
將團體治療用在那些家人無法參加的患者身上，你的看法如何？家庭治療和團體治療到底有何相關？團體中表現的互動難道不是和家庭中表現的互動一樣有意義嗎？
答：這兩種治療主要的不同是，家庭所具有的生物性及法律上的束縛，使得家人對治療的參與投入遠比團體治療來得深，「電壓」也更大。特別成立的治療團體可以在成員間發展出強烈的忠誠感，同時團體中的互動模式也具有實質的意義。但是團體卻得花費許多功夫和相當長的時間，才能開始具有像家庭那樣的感覺，何況大部分的團體都達不到這種境界。然而，團體和家庭治療師在嘗試瞭解病人時，可能都會用到類似的概念。在兩種治療方法中，團體的歷程以及無可避免的分裂和扭曲應予以特別注意。團體治療師必須不斷牢記，團體成員間的互動很可能是他們家庭經驗的轉移。正如以往一貫強調的，家庭的影響無所不在。
家人實在無法來參加治療時，卡爾和我會選擇與另一種非家庭的系統一起工作：由朋友、同事，甚至是與此有困擾的個人曾定期接觸的專業人員所串聯的關係網。如果一個大學生可以說服他的室友、女朋友，以及介紹他來此求助的老師一起參加治療，那麼他等於是在一個他已忠誠及投注心血的系統下開始工作的，這個系統對他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他可以立即運用這些替代家庭的力量。與這種系統合作的主要理由是可以獲得額外的治療資源，同時我們認為，將一個自然生成的社會系統帶入治療，遠比嘗試通過團體治療建立的關係更為有利。
是否總是家庭去見你們？你們到病人家中做過治療嗎？
答：有些治療師一直都是在病人家中做治療，對於害怕進入專業辦公室的家庭而言有其價值。然而這樣的場合有一些缺點：電話鈴響、鄰居突然順路進來看看，還有治療師也可能會對置身家庭勢力範圍內感到不自在。卡爾和我雖然在絕對必要時也會到家庭中和他們見面，但都比較喜歡在辦公室裡面談，在那兒我們比較能控制情勢發展，也比較有安全感，家庭擁有很大的威力，我們需要一些專業的小道具來幫助我們放鬆，以便執行我們的工作。我們同時也相信，在治療之初，將治療與病人日常的社會現實隔絕是很重要的。只有在那種情況下，治療才比較可能是一種象徵的經驗，能夠觸及潛意識較深的層面。也因此，我們會要求家庭不要在家裡談論有關治療的事，而將他們對家庭的想法和感覺保留到面談的時間來表露。基本而言，我希望所有改變家庭的努力都集中在面談的時刻。
集中在面談時間談，即使有可能辦到，難道不會太牽強嗎？
答：一開始當然很困難。但經過一陣子，家庭便會習慣於一種節奏，爭吵和衝突會不知不覺配合面談而組織起來。夫妻會在前往治療的途中彼此激怒對方，並且把爭吵帶進面談中。這種情形不斷出現在布萊斯家的案例上，而且這樣是很適當的。這使家庭可以有一個演出衝突的安全舞臺，同時也讓治療師可以直接接觸家庭生活情緒的層面。
除了在哪裡與家庭面談的問題外，家庭治療師之間有無其他不同取向？家庭治療師有沒有派別？
答：最早的一批家庭治療師都是特立獨行的人—堅強、極富創造力，而且徹底叛逆。由於他們必須團結在一起對抗整個精神醫學界，因此其間的差異就變得模糊不顯。隨著家庭治療逐漸被廣泛接受，同時隨著各個「開山祖師」開始訓練自己的後繼門人，我們便終於有了餘裕發掘和討論彼此的差異，全國性的家庭治療會議上常常爭議不斷，每個團體都會提出他們自己的方法。這個領域所具有的競爭性和多樣性是很有益處的，正是創造力的好素材，但不幸的是，它們有可能會使未來的委託人更加困惑。以下就描述一下家庭治療的幾個重要派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