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託，讓我乾點啥。我把你的靴子弄清爽好嗎？看，我願意趴下來把它們舔乾淨。」喏，哥兒們，不相信的話你就吻我的屁股吧，我真的趴了下去，把舌頭伸得一英里半長，對著他那齷齪、發臭的靴子舔將起來。那傢伙居然對著我的嘴不算太用力地踢了一腳。就在那時我心裡想著，如果我只是雙手緊抓他的腳踝，把這個無法無天的髒貨拉倒在地板上的話，或許不致招惹出噁心和疼痛。所以我就這麼幹了；這使他吃了一驚，惱火得不得了。在那群臭觀眾鬨堂大笑的時候，他撲了上來，對我猛打一番。就在我和他在地板上掙扎推搡的時候，我意識到那股可怖的感覺襲捲上來，所以我連忙伸出一隻手想拉他起來。他還真的順勢站起來；就在他正要好好地毒打我一頓時，布羅德斯基醫生說：
「好啦，這就可以啦。」然後，就在燈光聚集在我身上，照得我不住眨眼、張大了嘴巴正準備嚎叫出來時，這個混蛋彆彆扭扭地像個演員似的鞠了個躬，雀躍地下場了。布羅德斯基醫生對在場的觀眾說：「大家看，這聽起來似乎充滿矛盾，但是實驗證明，在邪惡的刺激下，我們的實驗物件反而被驅使向良善的一面。他想要施暴作惡的念頭會引發強烈的身體不適感。若要消除這些反應，實驗物件就必須轉向一個截然不同的相反態度。有問題要問嗎？」
「選擇，」一個低沉、有感情的聲音喃喃響起。我猜那是監獄牧師的聲音。「他沒有真正的選擇可言，不是嗎？基於自我利益考慮，以及為了規避身體不適，才迫使他採取那種扭曲的自賤行為。這舉動的偽善是顯而易見的。他不會再作惡行孽了。他同時也不再是一個能夠行使道德判斷的人了。」
安東尼·伯吉斯《發條橙》（一九六二年）
「概念小說」通常指的是比較不注重敘述故事的作品；在這類小說裡，異常伶牙俐齒的人物角色們彼此滔滔不絕、你來我往地探討哲學問題，而插科打諢、飲食男女之類的瑣事只不過佔有微薄的過渡作用。雖說這個可敬的傳統可追溯到柏拉圖的對話，但是的確已經日薄西山，正在消亡之中。比如說，在十九世紀有數以百計的小說在故事行文中大肆渲染、探討各個教派教義的優點與主張——英國聖公會的高、低教會派，羅馬天主教，各種反對英國國教的異議以及誠疑問題都在這類小說裡得到闡釋。並且，文中還時不時摻入一絲情節劇色彩以便這些小說能夠在巡迴圖書館裡吸引讀者。大部分這類作品，理所當然現在都被遺忘了。那些書裡的觀念不再吸引人，它們的諄諄闡釋使得故事的人物、情節頓失生氣，讀來味如嚼蠟。
有時候，我們也以iromanàthèse/i（「主題小說」）來指代這類小說；而這個詞來自法語是有其重大意義的。概念小說，不管有沒有特定的主題可言，還是僅僅寬泛地思索、辯證，一直以來都比較契合歐陸——而不是英國的——文學土壤。這一點或許與英國社會向來缺乏一個有自我界定的知識分子階層有關。這個事實有時候歸因於英國自從十七世紀以來便沒有經歷過任何形式的革命；也因此，英國得以不受現代歐洲歷史上種種震撼的驚擾。不管基於何種理由，現代英國文學裡都無法找到可堪比擬陀思妥耶夫斯基、托馬斯·曼、羅伯特·穆齊爾、讓－保羅·薩特等人的作家。戴·赫·勞倫斯或以其《戀愛中的女人》還勉強談得上近似這個傳統，然而他筆下所探討、爭辯的論點都十分私密，甚至淪為古怪，因此顯得與現代歐陸思潮的主流格格不入。
當然，任何一部值得細讀的小說都含有理念，都能引發我們思考，都可以從思想的角度來討論。不過，「概念小說」一詞指的是以理念作為全文能量之源泉的小說；這類作品的敘述動力和過程都受文中思想的引導、塑成與維繫，而不是聚焦於故事的情感、道德選擇、人際關係或是人的命運變化。就此意義來說，英國的小說家向來比較能遊刃有餘地利用包括校園小說在內的喜趣及諷刺小說，或是寓言、烏托邦及反烏托邦等形式來闡明理念思想。先前我已略述這兩大類作品，比如說，馬爾科姆·佈雷德伯裡的《歷史人物》以及塞繆爾·巴特勒的《埃瑞璜》。安東尼·伯吉斯的《發條橙》可歸為第二類作品。
安東尼·伯吉斯在他的自傳中說《發條橙》這部小說的靈感來自打著「摩登人」、「搖滾客」的名號，於一九六〇年前後在英國猖狂放肆的不良少年幫派活動。這個現象引發的永恆話題是：一個進步的文明社會該怎麼抵抗無政府主義暴力的騷亂，才能保護自己而又不至於降低自身的倫理道德標準？標新立異的天主教徒伯吉斯回憶道，「我認為小說應當以形而上學或神學作為基礎………通過科學的條件反射來人為地根除人的自由意志；問題是這到底會不會……比人自由地選擇作惡更為邪惡。」
《發條橙》的故事是以懺悔、口語的方式寫的；敘述者是亞歷克斯——一個因種種慘絕人寰的暴行、強姦罪而入獄的年輕惡棍。為了早日出獄，亞歷克斯答應進行巴甫洛夫條件反射或厭惡療法；在他反覆觀看記錄類似他以前犯下的惡行的影片同時，他被施以引發反胃噁心的藥物。本章選段描繪的，就是這種治療方法的驚人功效。在一群犯罪學家面前，亞歷克斯被一個受聘前來執行任務的演員羞辱、虐待；可是，只要亞歷克斯稍一萌發報復的念頭，他立馬就感到噁心想吐，以至於不得不卑屈匍匐地乞求和解。監獄牧師問，這個治療是否剝奪了亞歷克斯的人性。
如同許多概念小說一樣——比如，莫里斯的《烏有鄉訊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以及奧威爾的《一九八四》——《發條橙》的故事發生在不久的未來，所以小說家能以超乎想像的坦率來設定自己的倫理探討框架，而不囿於社會現實條件的侷限。伯吉斯出神入化的技巧在於他能把這個歷久不衰的未來想象策略，與高度創造性的「青少年死侃」風格（我先前在第四章討論塞林格的《麥田裡的守望者》時曾提到過）結合並用。青少年也好，非法之徒也好，他們都以俗俚語作為幫派黑話，以此與成人或常理社會區分開來。伯吉斯想象中的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英格蘭，不良少年們的幫派語言深深受到俄語的影響；這個想法在當時產生sputnik這類詞彙的年代，並不像現在那樣顯得怪里怪氣的。亞歷克斯的故事是說給並未在文中出現的「狐群狗黨」（「droogs」，由俄語「drugi」得來）聽的；他們彼此之間用的黑話為「拿得灑沓」（「inadsat/i」，俄語裡表示「青少年」的字尾詞尾），而亞歷克斯跟機關體制人員對話時，他講的則是標準英語。文中的方言稍帶有倫敦俚語的韻味，比如說，查理（charlie）＝查理·卓別林（charliechaplin）＝牧師（chaplain），但是，基本上大部分俚語都源自俄語。你不懂俄語也能猜得出選段第二句裡，「sharries」是「屁股」，「yahzick」是「舌頭」，「grahzny」是「齷齪的」，「vonny」是「發臭的」，更別說如果你已經讀了這部小說的前面九十九頁，你能猜出的更多！在伯吉斯的構想裡，讀者應該是隨著閱讀過程的深入，通過推斷和上下文線索，自然而然地掌握這狐群狗黨的「拿得灑沓」黑話裡外來語的意思。也就是說，讀者也因此經歷某種巴甫洛夫條件反射設定，儘管這個反射強化的施加方式是獎賞（讀得懂故事），而非處罰。這種語言還帶來額外的獎勵：它賦予文中敘述的令人驚駭失色的暴虐行徑一種特定的審美距離，由此保護讀者，讓讀者不至於感到噁心排斥——或是過度激動。這部小說還被斯坦利·庫布里克拍成電影；這部影片進一步諷刺地展示條件反射的威力：庫布里克絕妙地以更具幻覺色彩，更容易被感知的視覺載體來演繹小說裡令人髮指的殘暴事件；他的本意是要通過影片來審視青少年流氓行為，然而影片出色的視覺震撼卻反而更加煽動這類活動；就因如此，他不得不放棄這部影片的公開播放權。
honestdoubt，這一概念在西方基督教神學及智識思潮中有深厚的根源，它指的是本著追求真知、真善的目的，詰問神的存在、神意理性，或是個人在敬奉神的過程中，神旨與個人意旨衝突時，個人的質疑。
robertedlervonmusil（1880—1942），奧地利小說家，代表作為未完成的三部曲長篇小說《沒有個性的人》（idermannohneeigenschaften/i）。他的作品被譽為與普魯斯特（marcelproust,1871—1922）的不相上下。
campusnovel，又稱「學院諷刺小說」，興起於上世紀五十年代，關注生活在大學校園內的人的意識碰撞、行為意識剖析；英國的校園小說更強調「笑鬧」元素的運用，讓校園這個充滿不同思想火花的小社會成為色彩斑斕的大社會的縮影。代表作家有金斯利·艾米斯、馬爾科姆·佈雷德伯裡以及戴維·洛奇等。
蘇聯於一九五七年成功發射全世界第一顆人造衛星後，該俄語詞進入英語詞彙，專指蘇聯製造的人造地球衛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