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鵬劉建平黃端
不平靜的時代，報刊發出了最有力的言說。它們記錄了一段歷史，也參與其中。
b——北京——/b
一本雜誌和它倡導的狂想
如果需要向計程車司機提供具體地址，你可以告訴他北河沿大街箭桿衚衕20號，但是你很可能因為找不到目的地而需要下車走上一段路。
找到箭桿衚衕本身已不容易，位列其中的《新青年》編輯部舊址就更不顯眼。它所在的20號院現在住著4戶人家，東跨院則是某單位的辦公地點。
在老報館雲集的北京，沒有一家能夠產生與這個雜誌社等同的影響，即使在全國的媒體地圖中，這個院子也會是個中心點。
這是最普通的衚衕和最普通的四合院，在1944年版的《北京地名志》上，名為箭桿衚衕的小巷在北京內外城共有7條，還不包括箭桿白鬍同。1915年秋俞平伯考入北京大學，就居住在東華門外的另一條箭桿衚衕。
北河沿大街箭桿衚衕之所以聞名，首先是因為陳獨秀在這兒租了房子。
胡適曾回憶說，「當日若沒有陳獨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的精神，文學革命的運動，決不能引起那樣大的注意。」陳獨秀霸道的氣質自始至終貫穿在新文化運動和《新青年》的編輯工作當中。
當時陳獨秀因事到北京，下榻西河沿中西旅館64號房間。汪孟鄒在日記中記載說，「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來看仲甫，有時來得很早……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個凳子給他坐在房門口等候。」二甲進士出身的翰林、曾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總長的蔡元培對秀才陳獨秀如此禮賢下士，要聘他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起初依然不想受聘，要回上海辦《新青年》。蔡元培說：「把《新青年》雜誌搬到北京來辦吧。」1917年1月，陳獨秀進京就職，就租住在東池子箭桿衚衕9號，即今20號。當時他租下的是三間北房，中間用雕花木隔扇分開，兩邊作臥室，中間會客。
中國文化史上又一個群星閃耀的時代就在這個院子裡誕生出來，那是最猛烈的時代，一切都可以打碎。
1917年7月，胡適回國。9月10日到北大任教授，講授英文學、英文修辭學和中國古代哲學。11月，由章士釗推薦，李大釗任北大圖書館館長，後兼經濟學、史學教授。此外，當時在北大任教的還有錢玄同、沈尹默等，以及後來的劉半農、魯迅等。
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陳獨秀一人主編改為同仁刊物，成立了編委會。據沈尹默回憶：「編委七人，陳獨秀、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胡適、劉半農、沈尹默。並規定由七人編委輪流編輯，每期一人，週而復始。」魯迅回憶說：「《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編委聚會的地點，就在箭桿衚衕9號。
《新青年》每期出版後，在北大即銷售一空。1917年2月8日，林紓在上海《民國日報》發表了《論古文之不宜廢》一文，反對白話文，而胡適的反駁非常有意思，說古文大家林先生對古文之不宜廢，尚「不能道其所以然，則古文之當廢也，不亦既明且顯耶？」他自己寫的也是古文。
後來發生的文化史上著名的雙簧戲，今天看來更像是bbs上的遊戲。
《新青年》同仁決定由錢玄同扮作反對派角色，化名「王敬軒」發表《文學革命之反響》一文維護古文，故意漏洞百出；然後由劉半農撰文，針對「王敬軒」的文章逐點進行批駁，言辭狠辣，充滿快意，大罵「王敬軒」是「真理之賊」。就像bbs上常常會出現的相信「態度決定一切」的角色一樣，當時也出現了一位署名「崇拜王敬軒先生者」的讀者，寫信質問《新青年》：「貴志記者對於王君的議論，肆口大罵，自由討論學理，固應如是乎！」陳獨秀不管這一套，悍然回答說：「閉眼胡說，則惟有痛罵之一法。」箭桿衚衕9號的這群文化強盜是真正的天才，他們堅信自己的激進的民主主義和自由由義，掌握真理，不擇手段，由此把中國文化推向了現代化的軌道。他們演出雙簧的理由也很好玩兒，甚至有著天真的性格，「頗以為不能聽見反抗的言論為憾」。
也是出於同樣的熱情，《新青年》的編輯一次一次地去催魯迅寫小說，「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裡我必得紀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從《狂人日記》開始，到1921年，魯迅在《新青年》陸續發表了50多篇小說、隨感、政論、新詩和譯文。
《新青年》提出「擁護德莫克拉西（demoe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的口號，決定也是在這裡做出。到這時，《新青年》更多地擔負了思想啟蒙的責任，針對具體時局的批評，則需要一本新的雜誌來承擔。
陳獨秀、李大釗、張申府、高一涵、高承元等於1918年11月27日在文科學長室議創刊《每週評論》。會上「公推陳獨秀負書記及編輯之責，餘人俱任撰述」。編輯所設在了沙灘北大新樓，即著名的北大紅樓。
12月22日，《每週評論》創刊，從這時起，北大紅樓開始取代箭桿衚衕9號的作用。
1919年5月2日，2000多名北大學生走上街頭。《新青年》和它所在的箭桿衚衕9號進入到它們最輝煌的時刻。4日，陳獨秀髮表《兩個和會都無用》，並起草《北京市民宣言》，交由胡適譯成英文，自己親自去散發。當天陳獨秀與友人一起到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乘喝茶的人離開茶座時，把《宣言》放在茶杯下，等到喝茶的人回到原位，看到傳單，無不大聲叫好，拍手歡呼。
6月11日晚10時，散發傳單的陳獨秀被拘捕。夜12時，軍警百餘人荷槍實彈包圍北池子箭桿衚衕9號，搜出《北京市民宣言》傳單一共數百張，以及雜誌、稿件、信札數十件。
由於各界壓力，9月17日，《晨報》發出訊息，「陳獨秀恢復自由」。
在今天，這樣的聲音已經成為常識——「破壞！破壞偶像！破壞虛偽的偶像！」——而在當年的箭桿衚衕9號，當那群狂熱的書生試圖改變中國時，一切尚在晦暗不明中，沒有人說得清未來究竟會怎樣，也沒有人告訴他們，他們努力的結果會在80多年後依舊難以全面評價。從資料來看，出入這個小院的人們都曾有過自我懷疑的時刻，幸運的是，他們在大多時候還是憑著青春的勇氣，堅定執行了真理所賦予的破壞任務。
b——上海——/b
寂寞存在申報館
上海的氣溫降至零下，晚上從記者站走出來時，總是要被迎面而來的寒氣激起一個冷顫。在漢口路與山東路交界的這個小小的十字路口，由於臨近外灘以及南京路，也並不平靜。不同的是，這是躲在燈火輝煌背後的一個街角，前者是這個城市的客廳，而這裡的熱鬧多半是世俗社會里的人來人往。
在這個十字路口的東北角，從漢口路300號的報業大廈裡走出來的人，多是吃新聞這碗飯的。
別的大樓已經熄燈打烊，留下幾個看門值班的打著瞌睡的時候，這裡的大廳卻是燈火通明，早報晚報、週報日報，報樣晝夜不停地要從這裡出來，做新聞的人也就沒有什麼朝九晚五，報紙的生息決定著他們的生活。
冰冷的空氣在街巷中穿梭，寒意徹骨，但是真實。對於一個行色匆匆的新聞人而言，拖著疲憊的身體走出大樓時，往往意味著更加寂寞的開始。這種感覺並非是憑空而來，就在這個街角，對著報業大廈的西南處，那座幾乎被人遺忘了的申報館，便是一個活生生的離開報紙後的寂寞存在。
近代報業的歷史本來不長，不用翻過太厚的書本，就能找到《申報》在近代新聞史上留下的痕跡。從1872年到1949年，存在了77年的申報迄今仍是國記憶體在時間最長的商業性報紙。不僅如此，即便以今天的眼光看來，在辦報和經營上，《申報》仍然具有許多讓現在的報紙汗顏的地方。在如今傳媒產業風生水起的時候，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灘上，由《申報》和當時的《新聞報》所代表的報業托拉斯，就已經度過了最初的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