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申報館的門口沒有找到任何標明這座建築身份和歷史的碑石。是啊，這裡是有著萬國建築博覽之稱的外灘後院，當年的英美租界，這樣的一座五層磚石結構的建築實在算不上起眼。查了一下《申報》的歷史，關於它只看到寥寥幾筆的記載：1912年時，報人史量才花了12萬元從英國人美查的手中將申報館的產權全部買了過來，到1918年時就以70萬元的資金建造了申報館大廈。這也是中國近代報紙自建報館的開始。
建築看上去總是冰冷無聲的，它不會主動地告訴你，在它的走廊和房間裡，曾經發生過的那些動人心魄的往事。如今的申報館是一家港式的茶餐廳，推門進去，依舊是明亮的燈光和人聲鼎沸的熱鬧，依舊保留著歐式華麗的旋梯和屋頂，就連那些房間，也沒有加以太多的改動，原樣保留在那裡。1928年11月19日，56週年的《申報》出版兩萬份，就在這座樓裡，張燈結綵，史量才看完了最後一張報樣後，領著全體同仁到附近的杏花樓裡聚餐，然後回到館中酩酊打量時局。
《申報》當時所處的絕非是平靜的一個時代。這張記錄了從西風東漸到內戰塵埃落定的報紙，說起來也是近代中國報業繁複歷程的一葉縮影。就在當年的漢口路周圍，聚集著上海數十家之多的新聞出版機構，是一條名副其實的報業街。時局動盪，變數迭生，也正是委身於報館中的仁人志士們奮筆執書，大快朵頤的時候。從梁啟超到章太炎，從戈公振到史量才，且不論各自所懷的天下和性情，又有誰能夠否認那是一個曾經開闢出了報紙最為有聲的年代呢？
自梁啟超在《時務報》上發表《變法通議》時開始，中國士大夫和新興的知識分子就開始學習在報紙上發出自己的聲音，文字所寄託的更多是治國的主張和抱負。也許沒有往復便難以顯示出世道的艱難，在橫跨世紀的過程中，歷史也總是不時給這些聲音以肅殺的一堵南牆。1903年，章太炎、鄒容因《蘇報》案入獄，鄒容死於獄中。至民國，讓後世來祭奠這段歷史的竟是《申報》的當家人史量才，在抗戰時期的論戰中，史量才主持的《申報》傾向抗戰，批評政府獨裁，西安事變後遭暗殺。
歷史藏在這磚石其中的秘密，無聲的建築是不會說的，它早已在史量才背後的一聲槍響之時，化作了一道無形的符咒，蓋在這五層高的申報館上，不能說也不能忘。申報館是一個無言的結局。
一座房子，年輕的時候為了居住，老了便成了紀念。漢口路與山東路的交界處，人影綽綽，幾十年了，前面的腳步已經在時空的隧道里模糊，貼在申報館的石壁上，也難以聽到漸行漸遠的足音。在漢口路的周圍，留下的是許多的紙張文具店，賣著空白的書籤白紙等。生意不是很好，一來是冬天，讀書人寧願呆在開著暖氣的書房裡，二來想寫文章的慾望也大不如從前。
好在事情總是相生相長，申報館與眼前的這座晝夜運轉的現代報業大廈隔街相望，是一個寂寞的註腳，也是一種藏著諸多想象的期望。看看眼前這座已經化作了紀念的老報館，還原出一些歷史的蹤跡，後來者生出的應不僅是感慨，但願也會平添一些在冬夜裡前行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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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十年前的廣州報業
沒有誰會忽略廣州報業在今天中國傳媒的地位。事實上，即使是百十年前，把日曆翻回20世紀，向洋望海的廣州報業也老早就得風氣之先，走在了前面。
讓時光倒流100年或者更早，今天城區已經輻射到伶仃洋邊的廣州僅僅就侷限在如今的荔灣區一帶，也即是西關附近。而那些斷斷續續、停停開開的百十家大大小小報館，也主要蟄伏在當年喧囂的第八甫（今天的光復中路）和十八甫以及多寶路等商業街上，蔚然成行。而今，在中國報業赫赫有名的廣州城中的三大報業集團，只有「廣州日報」仍屬荔灣的範疇，而「南方日報」和「羊城晚報」則「遠」踞東山——當年的城郊之外。
行走在西關那幾條依然留存的只有幾百米的狹窄的馬路上，已經很難找到百年曆史的老建築。那些已經遁入歷史空門的報館，更是難覓舊蹤。
1827年11月8日，美國人伍德在廣州創辦雙週刊《廣州紀錄報》（cantonregister），是中國境內的第一份英文報刊。後來改為逢週一出刊，內容限遠東及廣東，尤重廣州商情報道。1833年在廣州出版的《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則是中國最早的中文報刊。
鴉片戰爭前後的廣州報刊，主要是外國人創辦為主。林則徐在廣州禁菸時，曾組織人翻譯澳門出版的外文報刊，後人輯為6冊《澳門新聞紙》，算是中國最早的譯報彙編及文摘報。而具備現代雛形的報紙，則出現在19世紀末。
「事必核實，語戒荒唐」，1884年三四月間，受香港《華字日報》開辦的影響，由僑胞和愛國知識分子組成的羊城述報館在荔灣多寶大街海墨樓印書局創辦《述報》，並在廣州城中設立了五處代理點，這是中國人最早自辦且確知館址的報刊。這份已經懂得自我標榜的日刊非常重視言論，提出「開言論為自強首義」，並且建立起了自己的通訊網，不少稿子出自外國人之手。當時正值中法戰爭，時見關於戰爭的訊息和言論。
然而當時的報業發展比較緩慢，從1839年到1900年，中國人在廣州創辦的報刊只有22家。報章幾乎不能談論時事，《廣報》因「辯言論政，法所不容」，被當局查封，改名為《中西日報》出版後，又被第二次查封。《博文報》僅僅因為刊載了一篇文章，說慈禧太后「唇厚口大」，就被兩廣總督勒令停刊。
1901年，主張維新、曾派吳稚暉率領學生赴日留學的兩廣總督陶模到任，推行開明政策。陶模素以治理西北邊疆政績著稱，他和以新黨自居的兒子葆廉都愛看革命黨人陳少白主編的香港《中國日報》，並與留日革命黨人沈翔雲等相交往，受他們影響很深。陶模次年病歿，繼任廣西人岑春煊也力主改良，廣州報業得到了發展，除了綜合性報紙之外，還出現了專業報。
這一時期，在廣州報刊中發行量最大的是《羊城日報》，在省城有25處代理，都是大商店，國內和外埠的代理處則有52家。《羊城日報》得到如此大的發展，是因為它是改良派的外圍喉舌，雖然有時也對小官吏著意抨擊博取敢言聲譽，然而言論務求與當局無忤。
有名的還有鄧家仁等創辦的《時敏報》，其「醒睡副刊」為時人所重；高劍父等創辦的廣東最早的石印畫報《時事畫報》，曾揭露官商勾結售賣死豬肉；以方言便語倡導實業的《農工商報》，其出版廣告說：「因為世界艱難，志在講明生財好法，俾大家撈翻起世界」，並開闢出求職專欄，叫「高等薦人館」。而《安雅書局世說編》，即後稱的《安雅報》，更以鼓吹新學聞名於世。
英國記者露理在菜欄街（十八甫南路）創辦了中國最早（1908年冬）的一份中英文對照的報紙《中西星期報》，主要登國內外重要時事新聞，對清朝弊政和華工在歐美所受的非人待遇都有所反映。
這一時期報紙的新聞報道手段也開始豐富起來。1900年創刊的《商務日報》，首創以小說形式寫新聞，巧妙地避開官方檢查。辛亥（1911年）三月廿九日，革命黨人在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南越報》刊登紀念詩文，並且發表了黃世仲（署名世次郎）寫的具有文學性的新聞紀實《五日風聲》，被看作是中國最早的報告文學。
1904年，駱俠挺在中華中路（今解放中路）回龍里創辦起中國人自辦的最早的通訊社，主要向廣州、香港兩地報刊發稿。
隨著報刊的發展和從業人員的增加，1908年，廣州新聞界的頭面人物莫伯伊等人發起組織，在十八甫新街成立了「廣州報界公會」，是中國最早的新聞團體之一。最初會員有《嶺海報》、《羊城日報》等10家，報界公會除開設群眾閱書報處外，遇有社會政治重大問題，還由公會公決方針，採取一致步驟，當時廣州市政府的興革要政，也常來諮詢。
同時還向各報館發新聞稿以及公電，起到了通訊社的作用。
報界公會的成立提高了新聞從業人員的地位，此前為士林所看輕的「訪事人」也得到了人們的尊重。
「洞神坊及十八甫等處各商戶無不識吾姓名，每外出，商戶及路人多嘖嘖相指，謂此即某報記者陳某。」曾在廣州《人權報》任職的同盟會員陳耿夫說。
《人權報》自稱「對於庇賭官紳，剝奪我人民自由者，本報攻訐之，不遺餘力」。1916年，力倡反袁的陳耿夫還在廣州創辦了《民主報》，兩年後，因為發表揭露桂系軍閥的文章被害。
早年的廣州報業經歷了三次「天災人禍」。第一次是著名的「癸丑報災」，即1913年，為了箝制言論，袁世凱對國民黨系統以及一切反袁報刊進行了掃蕩，報館被封和報人受到迫害的事件在廣州報界也層出不窮。
第二次是1916年桂系軍閥入踞廣東後，當權者開始採取壓制和收買兩手並用的手段對付報界，廣州的報業開始出現了異化：有報紙接受政客津貼維持，有報館將房間騰出開鴉片館，有報紙淪為「花報」，爭相報道妓館豔聞。
第三次則是有名的「第八甫大火」。1922年11月16日，第八甫發生大火。當時的廣州基本上是木屋平房，只有少數是二層磚木結構的樓房，而市民家中的燃料又全是木柴煤球，正值仲秋季節，風高物燥，第八甫頓成一片火海。除了一大片商號店鋪及民居被燒掉之外，還殃及了前面提到的《南越報》，以及《國華時報》等七家報館。
也有一些好玩的事情。比如傳說在新文化運動中，時任廣東教育會長的汪精衛在報上發表反對基督教的文章，被一位信徒撰文反駁。雙方在報紙上大打筆墨官司，論戰了十幾天後，汪精衛才發現原來對手是一位賣魚的小販，不禁大為懊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