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前兩日，抱著電話坐在寓所的陽臺上，向周圍的朋友打聽那些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女作家們的歸宿。然而一切都已經是那麼的模糊，現在的人，除了還經常拿著張愛玲掛在嘴邊當著小資的一種招牌外，恐怕已經沒有多少閒心想起竟然還曾經有那樣的一群人，一群才情橫溢的女人，努力用自己的羽毛在空氣中拍打過。夢斷了無痕。
20世紀20年代的蘇雪林、馮沅君、廬隱、白薇；30年代的蕭紅，這些人，若不是後來在一位對上海舊時作家的掌故瞭解頗深的老先生那裡看到一些資料，恐怕連名字尚且都已經被漸漸淡忘了，又哪裡談得上什麼歸宿？
尋著這些人舊時曾經走過的街巷，努力還原屬於30年代的精神瓦當，最後的答案總是讓人傷感的。她們中的人，或者客死他鄉，或者委身他處，有的乾脆就是全無了最後的音信。終沒有一個人最終選擇了上海，留在這個充滿紫檀的味道和狐媚的背影的地方。
今天的人的確已經很難再讀懂她們。廬隱在《象牙戒指》中借主人公沁珠之口說，「從前我是決意把自己變成一股靜波一直向死的淵裡流去。而現在我覺得這是太愚笨的勾當，這一池死水，我要把它變活，興風作浪。」又說，「事實上我是生於矛盾，死於矛盾，我的痛苦永不能免除。」這個早年異常活躍，而最終在婚姻的顛簸中遭遇種種不幸的女人最終只能靠飲酒抽菸、高歌痛苦度日時，所有的文人性格中常有的兩面性開始暴露出來，何況，她又是那麼的敏感，曾經生活在幻想的浪漫之中，偏偏卻是個現實的人。像這種始終擺脫不了感情的糾纏，而最終忘記了放逐自己的情況，在她們這一群人中是多數。蕭紅不也是在和蕭軍的分分合合中耗盡了自己的力氣，在欲恨還愛的矛盾裡，最終客死香港。還有那個白薇，直到臨死之前還在唸叨著那個曾經數度揹負過她的男人的名字。
但同樣的故事，為何總是發生在那時的上海？而30年代的上海給人的印象不正是一個讓新女性頗為得意的舞臺嗎？在女權包括性的解放在中國的其他地方還諱莫如深的時候，生活在上海的最早的這一批女作家早就應該得了風氣之先了。
1934年2月27日，在張愛玲的家裡，當時上海另一位有名的女作家蘇青面對著一個記者說出了「被屈抑的快樂」的道理，她解釋說，如果男女同去吃飯，假如叫她會鈔，便有「不當我是女人的悲哀」。其實，他們當時還說了一個更有趣的例子，在問到做職業女性的感覺時，蘇青訴苦說，一來太累，婦女除了做事還得做家務；第二到社會上會受氣，別人也不會因為你是婦女而原諒一點；第三，（也是最為有趣的一點），做事沒有工夫打扮，會失去男人的歡心。這被稱作是「孵出來的女權主義」雖有戲謔的成分，但從當時正兒八經的發表來看，這更像是一種對最初萌生的女權主義的解釋。某種程度上，這要比什麼都還沒有開化的狀態來得還要痛苦。
因為她常常讓人陷入矛盾。在一種社會變革的時代，她們不經意就將自己放到了一個原本還不能屬於自己的位子上，兀自承擔了許多不必要的重壓。
還是同為女性的王安憶在過去了若干年後看得更加真切，講起張愛玲和蕭紅兩個人後來的出走，她說，「上海這地方的高樓和馬路，哪一樁是精神變物質地變出來的？全是一磚一石壘起來的。你一進這城市，就好像入了軌，想升，升不上天，想沉，也沉不到底，你只能隨著它執行。理想和沉淪都是談不上的。有這兩樣的早晚都要走，張愛玲走了，蕭紅也走了。蕭紅的悲和喜都顯得太重了。男人還好些，可以到民族危機、政治風雲中去開闢精神的天地，建設起他們的大愛和大恨。又是在那樣的年頭，生死存亡，你死我活的。可女性卻是生活在世道的芯子裡，憑的是感性的觸角。說是自私也可以，總之是個重視個人的經驗超過理性的思索。上海這地方又是特別能提供私人經驗的，不是人生要義的性質，是一些是非短長，決不是浪漫的蕭紅所要的。」
其實，如果說，蕭紅的走還能代表了前面所說的大部分女性作家的話，張愛玲就多少有些特別了。有關於張愛玲的死，已經被說得太多，印象中最特別的依舊是，1995年，在她客死於美國洛杉磯的寓所後，除了惟一的料理後事的人，一個房東、一個警察，以及最後將她火化的那個人，她沒有讓任何人打擾她的身體。然後迅速地讓人將骨灰拋進了大海。
這幾乎就已經是大徹大悟了，今天對於張愛玲的解讀幾乎已經到了一種近乎膜拜的地步，除了她那詭秘而精靈的文字外，更多的原因其實還是她的行為，暗合瞭如今許多時尚的概念，這些本與她沒有關係，但張愛玲三個字已經成為了符號，也由不得她了。
唉，這個城市流失了多少人的經歷和變故，最終卻要靠一個符號才能留下些根來，而且又是這樣的一些像浮萍一樣的女子。
b——廣州——/b
蕭紅墓，一生逃離
墓園是人生的終點
紅顏薄命更成了才女們的經典謝幕辭。大幕緩緩拉上，人生不過是一齣戲，最後一章就是絕響。
一杯黃土，掩飾了絕代風華，她們冰冷的墓碑常是沒有墓誌銘的。生花妙筆，寫就的都是別人的故事。彷彿一曲華章，竟在最激越處戛然而止，弦崩樂斷，她們轉身離去的瞬間給生者留下的是謎一樣的往事。
因為身為女人，死後便又派生出了許多奇聞逸事；因為身為才女，更註定故事的傳奇足以讓現代文學史的研究者們寫上大半個世紀的論文，反覆論證她們生前的每一個細節，以及幸與不幸。
甚至，她們的私密日記也被翻了出來，愛情裸露著，供人品評。愛與恨，背棄與出走，哭泣與無助，女人終歸是女人，文章的最後總要說上一句，憐惜的，更有幸災樂禍的。
而蕭紅與這些文字無關，她終其一生都在逃離的途中。
現在，她在廣州，廣汕公路旁銀河革命公墓寂寂的一角，是蕭紅最後的憩息地。
這個東北女子，這個寫《呼蘭河傳》的東北女子，這個終其一生顛沛流離，31歲便抱恨長逝的東北女子，終於在這裡長睡了。
雨後的銀河公墓是寂靜的，少有踏訪的遊人。一排排的墓碑，黑色的，白色的，層疊而上。有樹，葉蓋森森，卻聽不到鳥鳴。廣州是沒有冬的，墨綠，或枯黃的葉子，拾級而上，風聲過處，掃起衣角，讓人有些許的冷意和驚怵。
牆外就是喧囂的塵世，車流，人聲，紅塵如夢。蕭紅的一幅黑白照片嵌在碑座上，梳著齊耳短髮，燦爛的笑。看不出苦難，背棄，或者孤寂，憂傷。
「女作家蕭紅同志之墓」用深紅的油漆漆過，是極平常的隸書，和她的鄰居們一樣。據說蕭紅墓沒有移葬廣州之前，香港淺水灣的墓碑前是端木蕻良寫就的「蕭紅之墓」四個字，現在的這幾個字顯然不是端木書就。
沒有墓誌銘，也許，是不必書就墓誌銘，因為，無論誰來改寫中國現代文學史，都不能抹去蕭紅。31歲就香消玉殞的作家蕭紅，誰有資格概括她的「一生」？蕭紅，是沒有「一生」的。
逃離，許多的逃離都是命中註定。逃離傷害者，逃離兵荒馬亂的城市，滿目瘡痍的故土，翻臉無情的情人——蕭紅的故事是許多平常女子的故事。
然而，即使逃離了這個塵世，蕭紅的魂魄依然經歷了一段動盪的日子，直到1957年8月。
據史料記載，1942年11月22日蕭紅在香港病逝，25日黃昏，端木蕻良在朋友的幫助下，把蕭紅的骨灰埋葬在淺水灣海邊的荒灘上。日本人佔領香港後，淺水灣成了軍事禁區，幸有幾位有正義感的日本新聞界友人協助，蕭紅墓地才得以保留。
日本投降後，荒寂的淺水灣日漸繁華，尤其到了夏季游泳季節，賣汽水和租泳衣的小販們擠滿灘頭，蕭紅墓亦被踏平，幾失原貌。1957年，在港作家葉靈鳳寫了一篇《寂寞灘頭十五年》，提到，「蕭紅墓已經被糟蹋得令人難以忍受的地步」。7月22日，葉靈鳳親臨淺水灣指導了蕭紅墓地的挖掘工作，當時的香港市政當局還捐贈了一個精緻的小木箱來放骨灰罐。1957年8月3日，葉靈鳳、曹聚仁等在港作家護送蕭紅遺骨到深圳邊界，與來接骨灰的廣州作協作家黃谷柳舉行了簡單的交接儀式，就這樣，蕭紅被安葬在廣州銀河公墓。
黑水白山鄉夢渺，獨柯芳草舊情空。
在蕭紅的故鄉，黑龍江省呼蘭縣，還保留著蕭紅故居，當地政府在西崗公園建立了一座蕭紅紀念碑，也有一座佔地50平方米的墓，石棺內是蕭紅的一綹青絲。
呼蘭河，蕭紅少女時代離開後就再也沒有回去過的呼蘭河，才是蕭紅的家。即使，那個家，曾是牢籠。在蕭紅短暫的生命過程裡，其實一直尋覓的是這樣一個安靜的所在——有愛，有文學，有尋常日子的溫暖。但是，她卻一再喪失停駐的理由，相濡以沫、相依為命……所有這些一旦出現，立即改變，恍如一齣戲劇，蕭紅只能一再離開。
也許，只有逃離的過程才是自由的，因為這條路儘管充滿艱險，卻總比那些庇護所更安全。因為蕭紅每每懷著解脫的心情找到的這些庇護所，她得到的只是痛苦。
只有兩次，蕭紅是被動地留下了。一次在自己的家裡，她被父親軟禁起來等待與一個陌生男人成親；一次在旅館，懷孕的她被自私的男人作為抵債物留下。這兩次身不由己的被迫「留下」，成了蕭紅至為慘痛的經歷。
從1927到1942年，蕭紅有過十五次以上的「逃離」；如果平均計算一下，她在每個地方住的時間不超過一年。這些地方包括哈爾濱、北京、青島、上海、日本東京、武漢、臨汾、西安、重慶、香港等，事實上，她從沒在一處真正住過兩年以上；這還沒算上城市內部的搬遷，如1934年－1936年，不到兩年時間，蕭紅在上海至少換了七八個住處。
頻繁的遷移，居無定所，顛沛流離的生存狀態，破壞了蕭紅內心深處的某種平衡。在香港，她終於堅持不下去。一次又一次的出走，生命中的創痛與無奈，愛情沒了，蕭紅已沒有了堅持下去的理由。
這是蕭紅：她所渴望的，也是她深深恐懼的；她想靠近的，也是她曾堅決拒斥的；她已放棄的，其實一直深深糾纏；她勇往直前，卻只為葉落歸根。
當身體消亡，所有的空間都不再有意義了，無論身處何地。
對蕭紅來說，沒有了呼蘭河，沒有了香港，也沒有了她一生由北向南的漫長的漂流──她終於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安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