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規訓社會（disziplinargesellschaft）由醫院、瘋人院、監獄、營房和工廠構成，已經不再適用於描述當今的社會。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種社會形態，由健身房、辦公樓、銀行、機場、購物中心和基因實驗室建構的社會。21世紀的社會不再是一個規訓社會，而是功績社會。其中的成員也不再是「馴化的主體」，而是功績主體。他們成為自身的僱主。那些規訓機構的圍牆，過去用來分隔正常與異常的疆域，現在變成歷史的遺蹟。福柯的權力理論無法闡釋從規訓社會轉向功績社會過程中發生的心理和形態上的變化。過去流行的概念「監控社會」（kontrollgesellschaft）也不再適用於這一轉型，因為其中包含了過多的否定意義。
規訓社會是一個否定性的社會。各種否定性的禁令在其中佔據主導。否定性的情態動詞——「不允許」（nicht-dürfen）控制著一切。「應當」（sollen）中也附著否定性、強制性。功績社會越來越擺脫了否定性。不斷升級的去管制化程式取消了否定性。功績社會使用一種積極的情態動詞——打破界限的「能夠」（können）。集體複合性的肯定句「是的，我們可以辦到！」恰當地表達了功績社會的積極屬性。禁令、戒律和法規失去主導地位，取而代之的是種種專案計劃、自發行動和內在動機。規訓社會尚由否定主導，它的否定性製造出瘋人和罪犯。與之相反，功績社會則生產憂鬱症患者和厭世者。
從規訓社會向功績社會的範式轉移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延續性。將生產最大化的渴望顯然存在於社會集體無意識之中。當生產達到一定發展階段時，禁令的規訓法則，或者說其否定模式，便達到其極限。為了進一步擴大生產，規訓範式必須由功績範式，或曰「能夠」的肯定性模式來取代。因為當生產水平發展到一定程度時，禁令的否定性起到阻塞的效果，妨礙了繼續發展。肯定性的「能夠」比否定性的「應當」更有效率。因此社會集體無意識由「應當」轉向「能夠」。較之馴化的主體，功績主體更高效、多產。「能夠」並沒有撤銷「應當」。功績主體依然接受規訓。他已經逾越了規訓階段。規訓法則，即「應當」式律令，保障了生產程式，「能夠」則進一步提高生產水平。就提高產量而言，「應當」和「能夠」之間不存在斷裂，反而展示了一貫性。
阿蘭·埃亨伯格（alainehrenberg）將憂鬱症視作規訓社會向功績社會轉型期產生的併發症狀：「當控制行為的規訓模式讓位於另一種規範時，換言之，過去通過權威和禁令分配社會階級和兩性角色，如今每個人必須自發地行動，每個人都有義務去成就他自身，憂鬱症就在這時開始盛行。……憂鬱症患者沒有最大限度地發展自身，他在必須成就自身的努力中筋疲力盡。」阿蘭·埃亨伯格僅從自我管理的視角看待憂鬱症，這是成問題的。他認為，這一社交命令——人僅屬於自身——是導致憂鬱症的原因。在他看來，當晚期現代的人類無法成就自身時，憂鬱症就是這一失敗的病理學表現。然而，正是人際關係的匱乏導致了憂鬱症，這種匱乏是日益碎片化、分裂化社會的典型症狀。埃亨伯格沒有注意到憂鬱症的這一面向。他也忽視了功績社會內部的系統性暴力，正是這種暴力導致了精神梗阻。因此，並非「人僅屬於自身」的社交命令，而是成就壓力造成了過勞式憂鬱症。由此可見，倦怠綜合徵（burn-out-syndrom）不是表達了筋疲力盡的自我，而是表達了疲憊、燃盡的（ausgebrannt）心靈。按照埃亨伯格的觀點，當規訓社會的規定和禁令讓位於主體自主承擔責任和自發行動時，憂鬱症便開始流行。但事實上，並非過多的責任和自主性導致疾病，而是作為晚期現代社會新戒律的效績命令（imperativderleistung）。
阿蘭·埃亨伯格錯誤地把當下的人類等同於尼采的主權獨立的人：「主權獨立的人，不模仿任何人，尼采曾宣告他的降臨，如今此型別的人即將大量出現。沒有在他之上的權威告訴他，他應當成為什麼樣的人。因為他宣稱自己只屬於自身。」恰恰相反，按照尼采的觀點，即將大量出現的不是主權獨立的超人，而是隻會勞作的「末人」（derletztemensch）。這種新型的人類，毫無防禦地陷入過度的積極性之中，沒有任何獨立自主性可言。抑鬱的人是一種勞作動物（animallaboran），他在沒有任何外力壓迫的情況下，完全自願地剝削自我。他同時是施暴者和受害者。自身嚴格來說是一個免疫學範疇。憂鬱症則徹底脫離了免疫學範式。當功績主體不再能夠（繼續工作）時，憂鬱症就在這一時刻爆發。它首先是一種對工作、「能夠」的倦怠感（schaffensundkönnensmüdigkeit）。只有在一種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社會中，才有憂鬱症病人發出哀嘆：「沒有什麼是可能的。」不再能夠的能夠（nicht-mehr-können-können）導向一種毀滅性的自我譴責和自我攻擊。功績主體和自身作戰。憂鬱症患者是這場內在戰爭中的傷殘者。一個社會苦於過度的積極性，因此患上了憂鬱症。它所反映的，是那種同自身作戰的人類。
功績主體不受外在的統治機構控制，沒有外力強迫他工作或剝削他。他是自身的主人和統治者。因此他無須屈從於任何人，或者說只屈從於自身。這正是他有別於規訓主體之處。但儘管擺脫了統治機構，卻沒有導向自由。自由和約束幾乎在同一時刻降臨。功績主體投身於一種強制的自由，或者說自由的強制之中，以達到最終目的——效績的最大化。工作和效績的過度化日益嚴重，直到發展成一種自我剝削。這比外在的剝削更有效率，因為它伴隨著一種自由的感覺。剝削者同時是被剝削者。施虐者和受害者之間不分彼此。這種自我指涉性產生了一種悖論式自由，由於其內部固有的強制結構而轉化為暴力。功績社會的精神疾病，便是這種悖論式自由在病理學上的顯現。
alainehrenberg,daserschöpfteselbst.depressionundgesellschaftindergegenwart,frankfurta.m.2008，s.14.
ebd.，s.155.
尼采的「末人」將健康奉為神明：「他們崇拜健康。‘我們找到了幸福’——末人說著，眨眨眼睛。」（alsosprachzarathustra,kritischegesamtausgabe,5.abteilung,1.band,s.14.）
自由的原始含義即和否定性聯絡在一起。它永遠是一種受約束的自由，以免疫學式的他者為出發點。當過度的積極性消滅了否定性時，自由也便失去了意義，由於它起源於否定之否定的辯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