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著作《人的境況》（vitaactiva，直譯為「積極生活」）中，漢娜·阿倫特試圖重新闡釋積極生活，使它擺脫傳統上低於沉思生活（vitacontemplativa）的地位，並展示其內在的豐富多樣性。按照她的觀點，在歷史上，積極生活被不公正地貶低為焦慮不安（necotium）、勞碌繁忙（a-scholia）。阿倫特重新界定了積極生活，其中行動被置於首要地位。同她的老師海德格爾一樣，她也信奉一種英雄式的行動主義。然而，海德格爾早年以死亡作為行動的導向。死亡為行動設定了限度，並最終導向了自由。阿倫特則把出生和行動的可能性相關聯，從而賦予行動更多的英雄主義色彩。奇蹟正存在於人自身的誕生之中，以及人類能夠藉由生命用行動去創造的新起點之中。不再是信仰，而是行動產生了奇蹟。以英雄主義行動創造奇蹟，這成為人類與生俱來的職責。行動因此獲得了一種近乎宗教的維度。
然而在阿倫特看來，現代社會是勞動社會，在這種社會中，人類被降格為勞作的動物，也因此喪失了產生上述（英雄主義）行動的一切可能性。行動能夠引發新的、積極的變化過程。相反，現代人類卻被動地陷入一種去個性化的生命過程之中。思想也被簡化為大腦的計算功能。一切積極生活的形式，無論是生產抑或行動，都被降格到勞作的層面。因此阿倫特認為，新時代起初以前所未有的、英雄主義的姿態激發了人類的一切潛能，卻終結於一片死寂的消極被動之中。
如果仔細考察最新的社會發展狀況，就會發現阿倫特關於勞作動物終將獲勝的闡釋並不適用。她認為，現代社會個體的生活「完全沉浸在由社群種屬控制的生活洪流之中」，而唯一、主動的個人決定只能是「放棄自我，捨棄自己的個性」，以便更好地履行「功能」。工作的絕對化和發展聯絡在一起，「最終，在社會的建構和擴張過程中，人類作為生物種類的生活成為唯一的絕對」。在阿倫特看來，甚至已經能夠觀察到危險的訊號，「人類將可能把自身轉變成動物，按照達爾文的理論，人類正由動物演化而來」。她認定，如果從宇宙中一個距離地球足夠遠的視角進行觀察，那麼人類的一切行為都稱不上行動，而只是生理活動。在這個外太空的觀察者看來，人類的發展如同一種生物的突變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類的軀體像蝸牛一般包裹著金屬外殼，如同細菌一樣，以突變的方式同抗生素進行對抗。
阿倫特對現代勞作動物的描述不符合我們如今能夠觀察到的現代功績社會。現代晚期的勞作動物絕沒有拋棄他的個性和自我，也沒有陷入變成生物種類的去個性化程式之中。勞動社會將自身進化為功績社會和積極社會。現代晚期的勞作動物被賦予了自我，這種自我一直擴張到近乎分裂瓦解的程度。不存在任何被動屬性。如果一個人放棄了他的個性，投身於人的種群化過程中，那麼他至少還能夠擁有動物一般的泰然自若。更確切地說，現代晚期的勞作動物完全不同於動物，因為他是過度活躍、過度神經質的。那麼為何在現代晚期，人類的一切活動都降格為勞作？為什麼人類變得如此緊張、忙碌？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另尋答案。
現代的信仰缺失，不僅針對上帝或彼岸，而且甚至包括現實本身。這種情況使人類生活變得極為短暫易逝。生活從未像現在這般飄忽即逝。不僅人類生活，甚至連世界本身也是短暫的。沒有什麼東西能夠長久持存。由於「存在」的匱乏，引發了緊張情緒和煩躁不安。這種情況下，歸屬於一個生物種類能夠幫助勞作動物，使他獲得一種動物般的平靜放鬆。然而，現代晚期的自我是孤立無援的。過去，宗教信仰作為一種塔納託斯技術（thanatotechnik）能夠平息人類對死亡的恐懼，並帶來一種永久持存的感受，如今也完全失效了。世界進入一種普遍的去敘事化（entnarrativisierung）程式，更加增強了人的飄忽即逝之感。這種轉變揭去了人類生活的遮蔽，使其呈現出赤裸（nackt）的狀態。工作本身即是一種赤裸的行動。赤裸的工作適應於赤裸的生活。純粹的工作和純粹的生活，二者互為條件。由於缺少敘事的塔納託斯技術（宗教信仰），因此產生了一種強制性要求——赤裸的生命必須保持健康。尼采早已預言，在上帝死後，健康便將成為一個新的上帝。如果人類的視域能夠超越純粹的生命界限，那麼健康的價值也就不會如此絕對化。
相較於「神聖人」（homosacer）的生活，如今的人類生活更加赤裸。所謂「神聖人」是由於犯下罪行而遭到社會驅逐的人。任何人都可以殺死「神聖人」，而不會因此受到懲罰。在阿甘本看來，神聖人代表一種絕對可被殺死的生命。被阿甘本描述為神聖人的群體包括：集中營裡的猶太人，關塔那摩監獄的囚犯，無身份證件的人，在一個不受法律制約的空間內等待被遣返的難民，以及急救室裡纏繞在橡膠管中奄奄一息的病人。現代晚期的功績社會把我們所有人的生命都降低為赤裸的生活，那麼所有人都毫無例外地成了神聖人，而不僅是那些位於社會邊緣、身處特殊狀態的人，即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然而他們（現代晚期的神聖人）有一個特殊之處，他們不是絕對可被殺死的物件，而是絕對無法被殺的物件，他們如同「永遠不死的人」（untote）。在這裡，sacer一詞不再表示「受詛咒的」，而是「神聖的」。如今，赤裸、純粹的生活本身即是神聖的，因此要不惜一切代價加以維護。
正是在赤裸的、極為易逝的生活刺激下，人類變得過度活躍，以歇斯底里的狀態投入工作和生產。如今，工作的加速也和存在的匱乏相關聯。工作社會和效績社會並不是自由的社會，它產生了新的強制手段。主僕辯證法並沒有導向一個自由的社會，在那裡所有人都能夠享有自由、閒適。它更多地導向了一個勞動社會，在這裡，主人自身也成了工作的奴隸。在這一規訓社會中，每個人都身處自己的勞動營裡。這種勞動營的特殊之處在於，一個人同時是囚犯和看守、受害者和施暴者。人類以這種方式進行自我剝削。在沒有主人的情況下，剝削也能照常進行。那些身患憂鬱症、邊緣性人格障礙或疲勞綜合徵的人群顯示出的症狀，和那些身處集中營的囚犯的症狀十分相似。這些筋疲力盡、睏倦不堪的囚犯，如同身患嚴重憂鬱症的病人，變得極度麻木、冷漠，甚至無法分辨軀體的寒冷和看守的指令。我們不禁產生這樣的懷疑，現代晚期的勞作動物身患種種精神疾病，也如同一名囚犯，僅有的區別在於，不同於囚犯，勞作動物的營養很好，其中不乏身材肥胖者。
阿倫特在《人的境況》最後一章中論述了勞作動物的勝利，然而她並沒有針對這種社會發展趨勢提出有效的替代方案。她僅僅無可奈何地指出，目前只有少數人擁有行動的能力。在該書的最後幾頁，阿倫特重提思想的重要性。在當下消極的社會發展趨勢中，思想受到的影響和傷害最小。儘管世界的未來取決於行動者的力量，而非思想。然而思想對於人類的未來不是無關緊要的。在積極生活的各項行動中，思想是最富有行動力的，在這一點上它超越了其餘一切行動。在全書結尾處，阿倫特論述道：「那些富有思考經驗的人，將很難不去贊同加圖（cato）的名言：‘當他表面看來無所作為時最為活躍，當他獨自一人時最不孤獨。’」這段結語看上去像是一種應急措施。然而一旦「行動的經驗」以「最純粹」的方式展現自身，那麼純粹的思想能夠起到何種作用呢？阿倫特尤其重視行動，在這方面和現代晚期功績主體的過度活躍和歇斯底里症狀恰恰有許多共通之處。她以加圖的格言作為全書結語，也顯得有些不合時宜。西塞羅最早在《論共和國》（derepublica）中引用了這段話。他在同一段引文之後呼籲讀者遠離「集會」和「熙攘的人群」，迴歸一種孤獨的沉思生活。西塞羅在引用加圖的話之後，緊接著特別讚頌了沉思生活的意義：並非積極的生活，而是沉思的生活，才能使人類獲得其應有的狀態。阿倫特卻從中發展出了積極生活的讚歌。加圖談論沉思生活的孤寂狀態，而阿倫特則不斷強調「行動者的力量」，二者之間並不相容。《人的境況》一書結尾處，阿倫特在無意中談及沉思生活。然而她沒有意識到，正是由於喪失了沉思的能力，積極生活變得絕對化，從而導致現代積極社會的焦慮和歇斯底里症狀。
與阿倫特的看法相反，在基督教傳統中也並非僅盛行沉思生活（vitacontemplativa），而是更多地追求一種積極生活和沉思生活之間的調和狀態。例如，聖格里高利（derheiligegregor）寫道：「人必須知道：一個好的人生要求，人從行動的生命過渡到沉思的生命，隨後靈魂再從沉思的生命迴歸至行動的生命，這種迴歸往往是有益的。內心燃起了沉思的火苗，能夠使行動達到完美的境界。行動的生命必須將我們指引向沉思，沉思起源於我們內心所見之物，並召喚我們重新迴歸行動。」（轉引自：aloism.haas,diebeurteilungdervitacontemplativaundactivainderdominikanermystikdes14.jahrhunderts,in:arbeitmußemeditation,hrsg.vonb.vickers,zürich1985,s.109-131,hier:s.113.）
「人的出生便構成了奇蹟，藉由他的出生，人以行動創造新的開端。……聖誕劇中宣告‘福音’的那句話——‘一個孩子為我們誕生了’，以最簡潔、美好的方式表達瞭如下事實——人在世間懷有信念，並對世界抱有希望。」（hannaharendt,vitaactivaodervomtätigenleben,münchen1981,s.317.）
ebd.，s.406.
ebd.，s.409.
ebd.，s.411.
e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