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節日的時代。什麼是節日？語言自身已經向我們揭示了它的本質。人們在德語中說，我們慶祝（begehen）一個節日。慶祝和節日這一特殊時刻聯絡在一起。「慶祝」一詞取消了一切目的，人們無須為了抵達某處而刻意前往。由於節日的存在，時間不再是一連串飄忽即逝、倉促的時刻。人們在慶祝節日時，如同巡視（begehen）一個空間，逗留其中。慶祝（dasbegehen）和消逝（dasvergehen）是相反的。在節日慶典中，一切都不會消散而去。在這一意義上，慶典時刻是永恆的。
哲學家伽達默爾在《美的現實性》中論述了藝術和節日的特殊關聯，它們擁有一種共同的時間性：「藝術帶來一種特殊的時間體驗，我們因此學會了停留。也許，這種體驗最好地對應於人們通常所謂的永恆。」節日是不會消逝的時刻。它是一種特殊意義上的神聖時間（hoch-zeit）。
卡爾·科雷尼（karlkerényi）這樣描述節日的本質：「節日不是純粹的人的勞作，不是通常的履行義務，從日常的角度出發，人們既無法理解也不會慶祝節日。必須有神性的參與，才能使平日裡不可能之事變得可能。人們將踏入一個更高的領域，在這裡一切都‘如同誕生的第一天’，閃爍著光芒，嶄新、‘初次’地呈現；人們和諸神同在，自身也擁有了神性，在創世的神性氣息中，人們也參與了創造。這便是節日的本質。」節日是一件不尋常之事、一個特殊的場所，在其中人們與神同在，自身也變成了神。當人們遊戲時，神感到喜悅；人類為了神靈而遊戲。如今，我們生活在沒有節日的時代，也因此失去了和神的聯結。
柏拉圖的對話錄《法律篇》中寫道：「人生來便是作為神的玩具，事實上這是人所擁有的最好的特質。因此每一個人，男人和女人，都必須遵從這種方式，在最美妙的遊戲中度過一生。」「人應當在遊戲中生活……獻祭、歌唱、跳舞，如此才能獲得神的恩寵。」獻祭儀式的起源便是同諸神分享食物。節日和儀式是通向神的渠道。
一般而言，當我們從事勞作或生產時，我們便不再與神同在，也失去了自身的神性。諸神不進行生產，亦不工作。也許我們也應當重新迴歸神性和節日，不再甘願忍受工作和效績的奴役。我們應當意識到，如今由於工作、效率和生產變得絕對化，我們失去了一切節日和神聖時刻。工作時間變得極端化，它破壞了一切節日和慶典。
放慢速度並不會使我們重新獲得神聖時刻。在神聖時刻，我們既不能加速也不能減速。如今盛行的高效主義者沒有意識到，提高或降低工作速度不能解決我們當下的時代危機。我們需要一種新的生活形式，一種新型敘事，由此產生一個新時代、一種新的生命狀態，把我們從飛轉的停滯狀態（rasenderstillstand）中解救出來。
節日和慶典都擁有宗教的源頭。拉丁語中feriae意指用於從事宗教和崇拜活動的特殊時刻。fanum是「屬於神的聖地」。當平凡的（pro-fane字面意思是：位於神聖領域之外）日常生活結束時，節日便開始了。它以一場儀式開始。人們進入了節日的神聖時刻。這些門檻、通道和儀式區分了神聖和日常領域，一旦它們被取消，便只剩下庸常的、轉瞬即逝的時間，並且全部被用於工作。如今，由於工作時間的絕對化，神聖時間已消失殆盡。即便是工作中的間歇時刻也是緊張的。休息的目的在於，使我們從疲勞中復原，以便我們繼續正常工作。
神聖時間是充盈的，工作時間則是空虛的，後者僅僅不斷地在無聊和忙碌之間來回重複，以此填滿時間。與之相反，節日在一個瞬間內實現了一種提升的強烈生命體驗。當下的生活越來越缺乏強度。健康的生命僅僅是存活，它是一種極端弱化的生命形式。
如今我們是否還能擁有節日？儘管節日依然存在，然而卻不再擁有其原本意義。德語和英語中的「節日」（fest，festival）都來自拉丁語的festus。後者意指「用於宗教活動的特定時間」。如今的節日僅僅是一次事件、一場熱鬧的活動。事件和節日的時間屬性是相反的。事件（event）來自拉丁語的eventus，表示「突然出現、發生」。它的時間屬性是偶發性。偶發性全然不同於神聖時間的必然性。前者正是當下社會的寫照，一切約束和關聯都消失了。
當下的功績社會同樣顯示出規訓社會的特徵，每個人都經營著自己的營地，這是一座勞動營。其特殊之處在於，人們同時是犯人和看守，受害者和施暴者，主人和奴僕。我們進行自我剝削。剝削者即被剝削者，二者已經無法分辨。為了更高效地工作，我們不斷最佳化自身，直至死亡。以這種恐怖的方式，自我完善被理解為績效的提升。
自我剝削比他者剝削更有效率，由於前者伴隨著一種自由的感覺。看似矛盾的是，過勞症的最初症狀是一種極度狂喜。患者無比興奮地投入工作之中，直至最終崩潰。
在使用計時鐘（stechuhr）的時代，工作和休息的時間尚且是明確分開的。如今車間廠房和起居室已經融為一體。隨時隨地工作成為可能。筆記型電腦和智慧手機構建了一座移動的勞動營。
傳統意義的革命擁有明確的目標，推翻工作場所中的異化關係。「異化」意指，工人在工作中無法辨認出自己。在馬克思看來，工作是一種延伸的自我去現實化（sich-entwirklichung）。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後馬克思時代。在新自由主義政權中，剝削不再是以異化和去現實化的方式進行，而變成了自由和自我實現（sich-verwirklichung）。這裡沒有作為剝削者的他者，而是自我心甘情願地壓榨自身，基於一種完善自我的信念。個體實現自我，直至死亡。自我最佳化通向死亡。在這一語境下，反抗、起義和革命已經不再可能。
我們生活在一個獨特的歷史階段，自由本身產生了束縛。規訓社會的「應當」產生了種種規定和禁令，與之相比，自由的「能夠」甚至帶來了更多的束縛。「應當」尚且存在界限，「能夠」，卻沒有邊界，它是開放的、沒有上限。因此，「能夠」導致的約束是無盡無際的。我們也便處於一個矛盾的境況。自由原本是約束的對立面，意指免除束縛。自由曾作為約束的反面，如今卻導致了束縛。憂鬱症和過勞症等心理疾病便體現了這種深刻的自由危機。它們是一種病理學徵兆，自由如今已經轉化成束縛。也許過去的社會較如今更加壓抑，然而我們並沒有變得較為自由。憂鬱症替代了他者的壓迫。
生命在現代變成了生存。生存導向對健康的狂熱崇拜，卻產生了矛盾的結果，健康帶來了疾病和僵死。失去了死亡的否定性，生命自身僵化成死亡。否定效能夠賦予生命以活力。阿多諾在《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moralia）中寫道：「無限蔓生的健康便成了疾病。它的解藥是認清自己的病症，同時意識到生命自身的侷限。這種擁有治癒功能的疾病便是美。它能夠使生命停歇，從而阻止其衰退。如果人們為了生命的緣故而否認疾病，那麼這種遺世獨立的生命，盲目地擺脫了其他一切因素，也將因此轉向毀滅和罪惡，走向無恥和自鳴得意。如果有人憎惡毀滅，那麼他必須同時厭惡生命，因為只有死亡才等於永不衰退的生命。」在當今的生存型社會中，健康變得絕對化，也因此失去了美。赤裸的、健康的生命，如今成為一種歇斯底里的生存形式，最終轉變成死亡和活死人。我們變成了健康、健身式殭屍，效績和肉毒桿菌殭屍。如今，我們在生時形同已死，在死前只能偷生。
人並非為工作而生。工作的人是不自由的人。在亞里士多德看來，自由人是那些無須顧慮生計、擺脫了其束縛的人。在他面前有三種自由的生命形式可供選擇，第一種生命用於享受美的事物，第二種用於為城邦施行善舉，最後一種是沉思的生命，通過探索那永不消逝者，而停留在永恆的美的領域。因此真正的自由人是詩人、政治家和哲學家。
他們區別於那些僅僅以生存為目的的生命形式。商人的生命只以牟利為目的，因此是不自由的。漢娜·阿倫特認為，上述三種自由的生命形式擁有一個共性，他們都存在於美的領域，即和他們相伴的事物都不是必需之物，並非為了滿足某些特定的目的。拯救美同時也是拯救政治。當下的政治似乎僅剩下緊急命令，它失去了自由。換言之：如今已經不存在政治。當政治中不再有其他可能性，它便近乎專政，即資本的獨裁。如今，政治家降格為體制的傀儡，至多算是有天賦的管家或記賬員，他們不再是亞里士多德式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