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我們的興趣主要集中在神經症影響人格的方式上，因此我們的研究範圍也侷限在兩個方向上。首先，神經症可以發生在這樣一些人身上，這些人的人格在其他方面均未遭受損害和扭曲，僅僅由於充滿衝突的外在情境，才形成了一種病態的反應方式。在討論了某些基本心理過程的性質後，我們將回過頭簡略地討論這種較為簡單的情境神經症（situationneuroses）的結構。但我們此刻的主要興趣並不在這裡，因為情境神經症並未顯示出病態的人格，而僅僅表明病人對特定的困難情境暫時缺乏適應能力。當說到神經症的時候，我要涉及的乃是性格神經症（characterneuroses）。這種神經症儘管其症狀現象可能與情境神經症完全一樣，但主要的紊亂卻在於性格的變態。它們乃是潛伏的慢性過程的結果，通常形成於童年時代，並且或多或少、或強或弱地影響到人格的各個部分。表面上看，性格神經症也可以由實際的情境衝突所導致，但仔細蒐集的病史卻表明：種種病態的性格特點，早在任何困境產生之前就已經出現了；而眼前暫時的困境，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那些先前存在的人格障礙導致的。更有甚者，神經症病人往往病態地對某一生活情境做出反應，而這一生活情境對一般健康人卻並不意味著任何衝突。因此，情境不過是揭示了早已存在的神經症而已。
其次，我們對神經症的症狀現象並不太感興趣，我們的興趣主要集中在性格紊亂本身；因為人格變態乃是神經症中持續存在、反覆發生的現象，而臨床意義上的症狀卻可能變動不居或完全闕如。同樣，從文化的角度看，性格也比症狀更重要，因為影響人的行為的，畢竟是性格而不是症狀。由於對神經症結構已有了更多的認識，由於意識到對症狀的治療並不一定意味著對神經症的治療，精神分析的興趣總的說來已發生轉移，主要的興趣已從症狀上轉移到性格的變態上。形象地說，我們可以說神經症症狀並不是火山本身，而僅僅是火山的爆發；而導致疾病發生的衝突，正如火山一樣，乃是深藏在個人內心深處而不為其所知的部分。
在做出了上述這些限制後，我們現在或許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今天的神經症患者究竟是否具有某些共同的特點，而這些特點又是如此的重要，以致我們可以談論一種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呢？
至於說到伴隨不同型別的神經症而來的性格變態，使我們印象深刻的與其說是它們的相似，不如說是它們的不同。例如，癔症型人格，就完全不同於強迫型人格。然而，引起我們注意的這些差異只是機制上的差異，或者，用更一般的話說，只是兩種性格紊亂的不同表現方式和不同解決方式。例如，癔症型人格往往表現出強烈的投射（projection）傾向，而強迫型人格則往往容易把衝突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而另一方面，我所謂共同性，並不在於衝突表現出來的方式，而僅僅在於衝突的內容本身。說得更準確一點，這些共同之處在很大程度上並不在於造成心理紊亂的那些經驗，而在於實際促使個人失常的那些內在衝突。
要闡明這些動力及其分支，就得有一個先決條件。弗洛伊德和大多數精神分析專家都著重強調這樣一個原則，即精神分析的任務乃在於揭示一種衝動的性慾根源（例如特殊的性感區）或發現一種反覆重演的幼兒模式。儘管我認為，不追溯病人的童年環境，就不可能對神經症有完整的理解，但我仍然相信，這種發生學的考察，如果片面地運用，只會造成混亂，而不可能使問題得到澄清。因為它會使我們完全忽視實際存在的種種無意識傾向、它們的功能，以及它們與同時存在的其他傾向（例如各種衝動、恐懼和保護性措施）之間的相互影響。發生學的理解只有在它有助於這種功能性的理解時才是有用的。
基於這一信念，在對不同年齡、不同氣質和興趣，以及對來自不同社會階層，屬於不同型別的神經症中那些最富於變化的人格型別進行分析的過程中，我發現，在他們身上，所有那些動力中心的衝突內容及其相互關係都是大體相同的。我在精神分析實踐中的這些經驗，已經通過對正常人和對當代文學作品中人物形象的觀察，得到了進一步的驗證。在神經症病人身上反覆發生的那些心理困擾，如果剔除其通常具有的虛幻晦澀的性質，就會很容易地被我們發現：它們與我們文化中正常人所面對的那些心理困擾，僅僅只有程度上的差別。我們大多數人都不能不面臨競爭的問題、對失敗的恐懼問題、情感上的孤獨問題、對他人以及對自己不信任的問題。別的不說，光是這些問題就並不僅僅存在於神經症病人身上。
一般而言，某一種文化中的大多數個人都不得不面對同樣一些問題。這一事實意味著，這些問題乃是由存在於該文化之中的特殊生活環境造就的。由於其他文化中的動力與衝突不同於我們文化中的動力與衝突，因此，這些問題並不能說是「人性」中的共同問題。
因此，在談論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時，我的意思並不僅僅是說所有的神經病人都有著共同的基本特徵，同時還表明，這些基本特徵本質上是由存在於我們時代和我們文化中的種種困境造就的。我將在後面，在我的社會學知識允許的範圍內，儘可能地說明造成我們所有這些心理衝突的究竟是一些什麼樣的文化困境。我關於文化與神經症之間關係的假設是否正確，還必須由人類學家和精神病醫生的共同努力來檢驗。精神病醫生不僅應該研究神經症在一定文化中的表現，例如從形式的標準去研究神經症的發生率、嚴重性和不同的型別，而尤其應該從什麼樣的衝突構成了這些神經症的角度去研究它們。人類學家則應該從一種文化結構給個人造成了一些什麼樣的心理困境方面去研究同一種文化。所有這些基本衝突的一個共同的表現方式，就在於它們都是一種可以通過表面觀察而把握到的心態。我所說的表面觀察，是指一個好的觀察者可以不借助精神分析技術，而直接從他十分熟悉的人身上發現，例如他自己、他的朋友、他家庭的成員、他的同事等。現在，我要對這種可以通過觀察而頻頻發現的現象作一個簡略的剖析。
這些可以觀察到的態度可以粗略地分類如下：（1）給予和獲得愛的態度；（2）自我評價的態度；（3）自我肯定的態度；（4）攻擊性；（5）性慾。
關於第一種態度，我們時代的神經症病人的一種主導傾向，就是對他人之稱讚或他人之情愛的過分依賴。我們都希望獲得他人的喜愛和贏得他人的讚賞，然而神經症病人對愛和讚揚的依賴，卻與愛和讚揚對於他人生活所具有的實際意義極不相稱。儘管我們都希望能被我們所愛的人喜愛，但在神經症病人身上，卻有一種對於愛和讚賞的不加分辨的飢渴，以致完全不考慮他們究竟是否關注那個當事人，以及那個當事人的評價究竟對他們有沒有任何意義。神經症病人自己往往意識不到這種無窮的渴望，但一當他們得不到他們希望得到的關心和注意時，這種渴望就會從他們的過分敏感中表現出來。例如，如果有誰沒有接受他們的邀請，或者很長時間沒有打電話來問候寒暄，或者甚至只是在某一問題上沒有同意他們的意見，他們就會感到受了傷害。當然，這種敏感也可以借一種「我不在乎」的態度隱藏起來。
更有甚者，在他們對愛的渴望和他們自身感受或給予愛的能力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矛盾。他們自己對於愛的過分需要，往往同缺乏對他人的關懷體諒形成鮮明的對比。這種矛盾並不一定要表現在外面。例如，神經症病人也許會過分關心、體諒甚至急於幫助他人，但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往往不難發現，他的行為是強迫性的，並非出自一種自發的熱情。
這種對於他人的依賴，乃是內心缺乏安全感的一種表現。我們通過表面觀察，從神經症病人身上發現的第二個特點，就正是這種內在的不安全感。自卑感和不足感乃是其準確無誤的標誌，它們可以以多種方式表現出來，例如確信自己無能、愚蠢、缺乏魅力，而這些想法可以說完全沒有任何現實依據。我們可以看到，有些絕頂聰明的人卻認為自己愚蠢無比，或美豔絕倫的女人卻認為自己毫無吸引力。這些自卑感可以表現為自怨自艾、憂心忡忡；也可以表現為把莫須有的缺陷視為當然的事實，而在上面無休止地浪費自己的心思。另一方面，這些自卑感也可能被掩蓋起來，而表現為一種自我誇張的補償性需要，表現為一種出風頭的頑固嗜好，表現為用各種足以在我們的文化中贏得尊敬的東西來引起他人和自己的重視，例如金錢、古畫收藏、老式傢俱、女人、與社會名流的交往、旅遊、優越的知識等。這兩種傾向中的任何一種都有可能比較突出地表現出來，但在一般情況下，一個人往往會分別感覺到兩種傾向都同時存在。
第三種態度，即自我肯定，它往往要涉及種種明顯的抑制傾向（inhibitions）。我所說的自我肯定，指的是一種肯定自己或肯定自己主張的行動，而並不意味著任何不正當的慾望和追求。在這方面，神經症病人表現出大量的抑制傾向。他們抑制自己表達某種願望或某種要求；抑制自己做對自己有利的事；抑制自己表達意見、發表批評或命令他人；抑制自己選擇願意與之交往的人，以及與他人的正常接觸，等等。同樣，在我們所說的堅持個人立場方面，也存在著種種抑制傾向。神經症病人往往無法保護自己不受他人的攻擊，即使在他並不願意順從他人的意願時，他也無力表示反對意見。就像當他遇到一個推銷員在向他大肆兜售某種他根本不打算買的東西，或者，當他被別人邀請去參加一個晚會，或者碰上一個希望與他做愛的女人而無力表示反對意見時那樣。最後，他們在明確意識到什麼是自己所需要的東西方面，也存在著種種抑制傾向，即老是不能做出決定，形成意見，不敢表達哪怕僅僅涉及個人利益的願望。這些願望往往被隱藏起來。我的一位朋友就在她的私人賬簿中，把「電影」記在「教育」名下，把「酒類」記在「健康」名下。在最後這一方面，一個特別重要的現象是缺乏計劃能力，不管這需要計劃的事是一次旅行，還是對未來生活的安排。神經症病人總是讓自己毫無主見地隨波逐流，即使在諸如職業與婚姻這些重大問題上，也無力做出自己的選擇。對自己在生活中究竟需要什麼，他們並沒有明確的概念。他們僅僅被一種病態的恐懼所推動，就像我們從那些由於害怕貧窮，因而拼命聚斂錢財的人，或者由於害怕從事創造性工作，因而無休無止地追逐異性的人身上看見的那樣。
第四種障礙即與攻擊性有關的態度，乃是一種與自我肯定恰恰相反的態度，即一種反對、攻擊、貶低、侵犯他人的行動，或無論什麼形式的敵對行為。這種型別的心理紊亂可以表現為兩種完全不同的方式。一種方式是喜歡攻擊、支配或挑剔別人，喜歡指揮、欺騙別人或尋找別人的過錯。具有這種心態的人偶爾也能夠意識到自己的攻擊傾向，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不僅絲毫意識不到這一點，而且還往往主觀地認為他們恰恰是在表示真誠，或者僅僅是在表達一種意見。儘管事實上他們往往十分蠻橫和咄咄逼人，他們卻認為自己的要求十分謙恭。但在另一些人身上，這種心理紊亂卻以相反的方式表現出來。通過表面觀察即可以發現，這些人具有這樣一種心態，即容易感到自己受了欺騙，被人轄制，遭人責怪，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或處於屈辱的地位。同樣，這些人也往往意識不到這僅僅是他們自己的一種心態，而鬱鬱不樂地認為整個世界都在欺壓他們，虧待他們。
第五種態度，即表現在性生活方面的怪癖，可以粗略地劃分為兩類，即對性行為的強迫性需要和對性行為的抑制作用。抑制作用可出現在達到性滿足之前的任何階段上，可以表現為禁止自己與異性接觸、禁止自己追求異性、對性機能和性歡娛產生反感等方面。前面描述過的那些反常表現，也可以出現在性心態中。
或許還可以對上面提到的這些態度作更詳細的描述，我在後面將回過頭來對它們一一加以討論，但現在再繼續對它們作鉅細無遺的描述，則不會對我們理解這些態度有多大幫助。為了更好地理解這些態度，我們就必須考察產生這些態度的動力過程。認識了這些潛在的動力過程之後，我們就會發現，所有這些態度，儘管表面上看缺乏邏輯關係，在結構上卻是相互關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