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經症病人也同樣可以做出自覺的決定來戰勝他的焦慮。例如，有這樣一個女孩子，她直到臨近青春期之前，始終受到焦慮的折磨，特別是與強盜有關的焦慮。但她卻自覺地決定不考慮這種焦慮，獨自一人睡在閣樓上，或獨自一人在陰森的、無人居住的空宅中行走。她帶來作精神分析的第一個夢，顯示出這一態度的種種變化方式。夢中包含許多事實上十分可怕的情境，但每一次她都勇敢地面對了這些情境。其中之一是她在夜裡聽見花園裡有腳步聲，於是走出門外，站在陽臺上喝問：「誰在那裡？」她成功地消除了自己對強盜的恐懼，但由於激發她焦慮的內在因素並沒有得到任何改變，所以仍然存在的焦慮所產生的其他後果並沒有消除。她仍然孤僻內向，羞怯膽小，老是覺得自己不受人歡迎，沒有人需要，始終無法安定下來做任何建設性的工作。
在神經症病人身上，往往並沒有這樣一種自覺的決定，這一過程往往是自動進行的。然而，與正常人的區別，卻並不在於這一決定的自覺程度，而在於它所得到的結果。神經症病人竭盡全力所能得到的全部結果，不過是消除了焦慮的特殊表現方式，就像那個女孩子消除了她對強盜的恐懼一樣。我並不打算低估這樣一種結果，它不僅可能具有實用的價值，同樣也可能在增強自尊心方面具有心理的價值。但由於這些結果往往受到過高的估計，因此有必要指出它的消極面。事實上，在這一結果中，不僅人格的基本動力結構沒有任何改變，而且一旦病人失去了他內在紊亂的顯著徵象，他同時也就失去了他解決這些紊亂的活生生的動力。
這種對焦慮不顧一切地剋制，往往在許多神經症病人身上發揮著極大的作用，而且往往不易被正確地認識出來。例如，許多神經症病人在某些特定情境中往往表現出強烈的攻擊傾向，這種攻擊傾向通常被認為是實際的敵意的直接表達，而事實上卻可能主要是在感到自己受到攻擊的壓力下，不顧一切地要征服自己內在的膽怯。儘管敵意往往也確實存在，但神經症病人卻可能極大地誇張了他實際感受到的攻擊，他的焦慮激發著他要去戰勝他的膽怯。如果我們忽略了這一點，就有把這種不顧一切地莽撞，錯當作真正的攻擊傾向的危險。
使焦慮得到緩和的第三種方式是麻醉自己。這可以有意識地、不加掩飾地通過酒精和藥物來達到麻醉的目的，但也還有許多其他的方式，這些方式彼此之間並沒有明顯的聯絡。一種方式是由於對孤獨的恐懼而投身於社會活動中。不管這種恐懼是被自覺地意識到，還是僅僅被體驗為一種隱約的不安，它都不可能改變真實的處境。使焦慮處於麻醉狀態的另一種方式，是拼命地沉浸在工作中，這一點可以從工作所具有的強迫性質，以及節假日所產生的煩躁不安中辨認出來。同樣的目的，也可以經由對睡眠的不正常需要得到滿足，儘管這種過量的睡眠往往並不能更多地消除疲勞。最後，性行為也可以作為一種「安全閥」使焦慮得到緩解。人們早就認識到，焦慮可以導致強迫性手淫，但卻沒有認識到，它同樣可以導致一切形式的性關係。那些把性行為當作消除焦慮的主要手段的人，如果他們沒有機會得到性滿足，哪怕只是片刻沒有滿足，他們就會變得煩悶不安，急躁易怒。
逃避焦慮的第四種方式是最徹底的方式，這就是避免一切可能導致焦慮的處境、思想和感受。它可以是一種自覺的過程，就像那些害怕潛水或登山的人避免從事這些活動一樣。說得更準確一點，一個人可以自覺地意識到焦慮的存在並有意識地避免它。然而同樣地，他也可以僅僅模糊地意識到，或者甚至根本意識不到焦慮的存在；可以僅僅模糊地意識到，或者甚至根本意識不到他避免焦慮的方式。例如，他可以完全無意識地在那些與焦慮有關的事情上拖延時間，遲遲不做出決定，不去找醫生，不動筆寫信等。或者，他可以「偽裝」，即主觀上相信那些他十分關注的事情，例如參加討論，對僱員發號施令，與他人斷絕關係等，但實際上這些對於他是完全無關緊要的。或者，他可以「偽裝」自己並不喜歡做某些事情，這樣，一個害怕在晚會上可能受到冷落的姑娘，就可以通過使自己相信她本來就不喜歡社交活動，來乾脆避免參加這種晚會。
如果我們進一步深入到這種逃避傾向自動發揮作用的地方，我們就會接觸到一種抑制狀態。抑制狀態就是不能夠去做、去感受、去思考某些事情，它的作用就在於避免由此而可能引起的焦慮。這時候自覺意識中並不存在任何焦慮，也沒有能力憑藉自覺的努力來克服這種抑制狀態。抑制狀態往往以最奇特的形式表現在癔症型功能喪失中，例如癔症型失明、癔症型失語或癔症型肢體癱瘓。在性領域中，性冷淡和陽痿就代表著這種抑制狀態，儘管這些性抑制狀態的結構很可能十分複雜。在精神領域中，抑制作用往往表現在不能集中注意力，不能形成或表達自己的意見，不願與他人接觸等方面。這些都是人們所熟知的抑制現象。
如果我們花費好幾頁的篇幅來列舉各種各樣的抑制狀態，以便使讀者對抑制狀態的形式種類和發生頻率獲得一個全面的印象，這也許是很有價值的。但是我認為，我不妨把這留給讀者，讓他自己回憶他在這方面的觀察。因為抑制作用在今天已是眾所周知的現象，而且，如果它得到充分發展的話，是很容易被辨認出來的。儘管如此，我們卻希望簡略地考察一下要意識到抑制的存在就必須具有的那些先決條件。否則，我們就會低估抑制作用的發生頻率，因為在通常情況下，我們一般都意識不到我們身上究竟有多少抑制存在。
首先，我們必須先意識到自己做某件事情的願望，然後才能意識到自己實際上沒有做這件事的能力。舉例來說，我們必須先意識到我們具有哪方面的野心，然後才能意識到我們在這方面有哪些抑制。有人會問，難道我們不是隨時隨地都知道我們的願望是什麼嗎？的確不是。例如，讓我們設想有這樣一個人，他正在聆聽一篇論文的宣讀，並同時有自己對這篇論文的批評意見。這時候，一種微小的抑制作用會使這人羞於或怯於表達自己的批評意見，而一種較強的抑制作用則會妨礙他組織自己的思想，其結果是在討論會已經結束，或者第二天早晨，他才形成自己的批評意見。同樣，抑制作用也可以強大到這樣一種地步，即根本不讓你形成任何批評意見。在這種情況下，假定他實際上並不同意別人的意見，他卻傾向於盲目地接受別人所說的一切，或者甚至十分讚賞這種意見。換句話說，如果一種抑制作用強大到足以阻礙我們的願望和衝動，我們也就根本不可能意識到這種抑制作用的存在。
可以防止抑制作用被我們意識到的第二種因素髮生在這樣一種時候，這時候抑制作用在個人生活中行使著如此重要的職能，以致他寧可堅持認為這已是一種不可改變的事實。例如，如果一個人身上有一種與任何競爭性工作相關的巨大焦慮，這種焦慮使他在經過種種工作嘗試之後，最終變得疲憊不堪，那麼這個人就可能堅持認為自己不夠強健，不能勝任任何工作。這種信念保護了他，而如果他承認他身上有一種抑制作用，他就不得不重新回去工作，從而把自己置於可怕的焦慮之中。
第三種可能性使我們回到文化的因素上。如果個人的抑制狀態符合於文化所贊同的抑制形式，符合於現存的意識形態，那麼，個人也就可能根本意識不到這些抑制作用的存在。一個具有嚴重抑制傾向因而不敢接近女人的病人，由於習慣於從女性神聖這一普遍接受的觀念去看待自己的行為，因而不可能意識到自己身上的抑制狀態。在謙虛是一種美德的教條上，很容易形成一種不敢有所要求的抑制傾向。我們可能不敢對政治、宗教中居統治地位的條條框框有任何批判性的想法，而自己卻根本意識不到這種抑制作用的存在，從而也就意識不到自己身上存在著與受懲罰、挨批判、遭孤立有關的焦慮。但為了正確地判斷這種情形，我們當然必須詳細地弄清各種個人因素。缺乏批判思想並不必然地意味著抑制作用的存在，而也有可能是由於一般的思想懶惰，由於愚昧，或由於與佔統治地位的教條完全一致的信念。
這三種因素的任何一種，都可以使我們無法發現實際存在的抑制作用，都可以解釋為什麼甚至經驗豐富的精神分析醫生也往往感到難以發現這些抑制傾向。但即使我們假定我們能夠發現所有這些抑制作用，我們對抑制作用的發生率仍然可能估計過低。我們不得不把所有那些反應都考慮在內，這些反應儘管還不能算作是十分成熟的抑制作用，但卻處在臻於成熟的中途。在我們的內心狀態中，我們可能仍然能夠做某些事情，然而與這些事情相關的焦慮，卻對我們的行動本身發揮著某種影響。
首先，從事某種我們為之感到焦慮的活動，會產生一種緊張感、疲勞感或衰竭感。例如，我的一個病人（她正在漸漸擺脫不敢在大街上行走的恐懼，但對此仍然懷有相當的焦慮）就感到她在星期天上街會弄得精疲力竭。我們從她能夠勝任繁重的家務勞動而沒有絲毫疲勞感這一事實，可以看出她這種衰竭感並非由於體質的衰弱。引起這種衰竭感的，是與戶外行走有關的焦慮。這種焦慮已減少到使她得以上街行走，但還沒有減少到能夠使她不感到衰弱。事實上，許多通常歸咎於工作過度的機體障礙，都並不是由於工作本身，而是由於與這種工作有關的焦慮，或與同事之間關係有關的焦慮引起的。
其次，與某種活動相關的焦慮，會使那種活動的功能受到損害。例如，如果有一種與發號施令相關的焦慮，這些命令就會以一種帶有歉意的不起作用的方式釋出出來；而與騎馬有關的焦慮則會使人不能夠駕馭馬匹。對這種情形的自覺程度是不盡相同的。一個人可以意識到有一種焦慮使他不能以一種滿意的方式完成某項使命，或者，他只能隱約地感覺到他不能把某件事情乾得很好。
第三，與某種活動有關的焦慮，會破壞這種活動可能產生的歡愉。這種情形並不適用於輕微的焦慮；相反，輕微的焦慮還可能產生出額外的熱情。懷著輕微的擔心來乘坐高速旋轉的遊樂車，可能會使這種活動更富於刺激，更令人興奮；但如果對此懷著強烈的焦慮，則會使它成為一種苦刑。一種與性關係相關聯的強烈焦慮，會使性關係變得索然無味；而如果誰自己意識不到這種焦慮，他就會感到性關係本來就毫無意義。
最後這一點可能有些使人覺得含混，因為我在前面說過，厭惡感可以被用來作為避免焦慮的手段，現在我又說厭惡感可以是焦慮的後果。實際上，這兩種說法都是正確的。厭惡感既可以是防止焦慮的手段，又可以是焦慮所產生的後果。這不過是一個小小的例子，它說明理解心理現象是多麼困難。心理現象往往是錯綜複雜，相互交織在一起的，除非我們下決心去考察無數交織在一起的相互作用，我們就不可能在心理學知識上取得任何進步。
討論我們可以怎樣保護自己不受焦慮的干擾，其目的並不是要對一切可能的防禦機制都給予詳盡無遺的揭示。事實上，我們很快還會看到一些防止焦慮產生的更徹底的方式。我現在主要關注的，是證明這樣一種主張，即我們實際擁有的焦慮可能比我們意識到的更多；或者，我們可能根本意識不到我們所有的焦慮；同時，也是為了指出一些我們能夠從中發現焦慮的共同之處。
因此，簡而言之，焦慮可以隱藏在生理上的不適感之後，例如隱藏在心動過速和疲乏感後面，也可以隱藏在許多似乎正當合理的恐懼後面。它可以是驅使我們借酒澆愁、尋歡作樂的潛在動力。我們將經常發現，它是使我們無力去做或無力享受某些事情的原因；我們還會發現，它是隱藏在各種抑制作用背後的動力因素。
由於某些我們後面將要討論的原因，我們的文化使生活在這種文化中的個人產生了大量的焦慮。因此，每個人實際上都為自己建立了我所提到過的這種或那種防禦機制。一個人越是病態，他的人格越是被這些防禦機制所滲透和決定，他不能去做或沒有想到去做的事情就越多；儘管根據他的生命活力、精神狀態和教育背景，我們完全有理由期待他去做這些事情。一個人的神經症越嚴重，他就越具有種種抑制傾向，這些抑制傾向也就越微妙和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