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恐懼與焦慮的不同之處時，我們得出的第一個結論是：焦慮本質上是一種涉及主觀因素的恐懼。那麼，這種主觀因素的性質如何呢？
我們還是首先描述一下個人在焦慮時的經驗吧。這時候他有一種強大的、無法逃避的危險感，對這種危險感，他本人一點辦法也沒有。不管這種焦慮的表現形式是什麼——不管是對癌症的臆想性恐懼，還是一種與雷雨有關的恐懼；不管是站在高處所產生的病態恐懼，還是任何與之相似的恐懼——這兩種因素，即強大無比的危險感知和對這種危險感毫無抵抗能力的感覺，都始終存在。有時候，這種他感到無力抵禦的危險力量似乎來自外界，例如雷雨、癌症、事故和其他與此類似的東西；有時候，這種危險的威脅又似乎來自他自身中無法控制的衝動，例如害怕自己會控制不住地從高處往下跳，害怕自己會控制不住地拿刀殺人；有時候這種危險感則完全是模模糊糊、不可捉摸的，就像通常焦慮發作時所感覺到的那樣。
但這些感覺本身，卻並不僅僅是焦慮的根本特徵，它們也完全可以同樣地出現在任何涉及事實上的巨大危險，以及事實上對這種危險完全無能為力的處境中。我們可以想象，處於地震中的人們，或一個遭受暴行的兩歲嬰兒，他們的主觀經驗，與一個因雷雨而產生焦慮的人的主觀經驗，並沒有任何不同之處。但在恐懼的情形下，危險卻存在於現實中，無能為力的感覺也是由現實所決定的；而在焦慮的情形中，危險感卻是由內在的心理因素所激發和誇張了的，無能為力的感覺也是由個人自己的態度所決定的。
因此，焦慮中主觀因素的問題，就可以被還原為一個更具體更特殊的問題：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心理環境，產生出了這種無比巨大的危險感和對這種危險完全無能為力的態度。這問題是心理學家們無論如何都必須提出來的。當然，身體內的化學環境也可以產生出這種感覺和焦慮的生理伴隨現象，但正像體內的化學環境也可以導致興奮或睡眠一樣，它們事實上根本不是一個心理學問題。
在解決這一焦慮問題的過程中，也像在解決其他問題的時候一樣，弗洛伊德給我們指出了一個前進的方向，他通過他最重要的發現做到了這一點，這就是，包含在焦慮中的主觀因素就在於我們自身的本能驅力；換句話說，焦慮所預期的危險，以及對此無能為力的感覺，兩者都是由我們自身衝動的爆炸性力量所召喚出來的。在這一章的末尾，我將要更詳細地討論弗洛伊德的這一見解；同時我也要指出，我的結論與他的結論有什麼樣的不同。
原則上，任何衝動都有激發焦慮的潛在力量，只要對這種衝動的發現和對這種衝動的執著意味著對其他生存利益和需要的損害，只要這種衝動本身是充滿熱情的、不可阻遏的。在有著明確的、嚴厲的性禁忌的時代，例如在維多利亞時代，屈服於性衝動往往意味著招來實際的危險。例如，一個未婚的少女，如果屈服於性衝動，就必須面對良心譴責和社會恥辱的現實危險；而那些屈服於手淫癖好的人，則必須面對閹割的威脅、致命的身體損害和精神疾病的警告等實際危險。這一點在今天，對種種反常的性衝動，例如暴露癖和戀童癖，也同樣是適用的。然而在我們今天，只要涉及的是「正常的」性衝動，我們的態度就會變得十分寬容。在這種情況下，不管是在內心承認這些性衝動，還是把它們付諸實踐，都不會牽涉太多太嚴峻的危險。因此，在這方面我們也就沒有什麼為之擔心的實際理由。
很可能正是這種與性有關的文化態度的變化，才導致了下面這一事實，這就是：根據我的經驗，像這樣的性衝動，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是隱藏在焦慮背後的動力。這種說法可能顯得誇大不實，因為毫無疑問，焦慮表面上看的確似乎與性慾有關。神經症病人身上往往被發現有與性關係相關的焦慮，或者由於焦慮的結果而在這方面有種種抑制。然而，進一步的分析卻表明，焦慮的根源往往並不在於這種性衝動，而在於與性衝動相伴隨的敵對沖動，例如通過性行為來傷害和侮辱對方等。
事實上，正是各式各樣的敵對沖動，構成了神經症焦慮由以產生的主要根源。我擔心這種新的提法，聽起來又會顯得好像是從個別正確的事例中所得出的不正確的普遍概括。然而這些事例並不是我這種提法的唯一根據，儘管我們從中可以發現敵對傾向與它所產生的焦慮之間的直接聯絡。眾所周知，劇烈的敵對沖動可以成為焦慮的直接原因，只要這種敵對沖動有可能挫敗自己的目標。舉一個例子就可以說明許多諸如此類的情況。f先生正與m小姐在山中作徒步旅行，f先生深深地愛著m小姐，但由於他那種莫明其妙發作的醋意，他突然對她有一種強烈的仇恨和惱怒。當與她一起走上一條險峻的山間小道時，他突然產生了一種劇烈的焦慮，並伴隨著沉重的呼吸和急促的心跳，因為這時候他意識到他有一種想把這姑娘推下懸崖的衝動。這種焦慮的結構，就與從性慾中產生的焦慮完全一樣，都是一種不可抗拒的衝動；人一旦屈服於這種衝動，就會給自己帶來巨大的災難。
然而在大部分人身上，敵意與病態焦慮之間的因果聯絡卻遠不是十分明顯的。因此，為了說明在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中，敵意乃是造成焦慮的主要心理力量，就有必要稍微詳細地考察一下由壓抑敵意所導致的心理後果。
對敵意的壓抑，意味著「偽裝」一切正常，從而在本應進入戰鬥時，或至少是在我們希望進入戰鬥時，避免進入戰鬥。因此，這種壓抑的第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由此而產生一種未設防的感覺，或者，說得更確切一點，就是由此而強化了本來就有的未設防感。當一個人的利益事實上正受到侵犯的時候，如果敵意受到壓抑，就可能使他人有機可乘。
化學家c的經歷，代表了日常生活中的這種現象。c由於工作過度的緣故而患有神經衰弱。他天賦過人，雄心勃勃，然而自己卻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由於某些我們姑且撇開不論的原因，他壓抑了自己的野心，因此一直顯得很謙和。當他進入一家大化學公司的實驗室時，另一個年歲比他稍大，職位比他略高的同事g，始終對他加以保護和表示友好。由於一系列個人因素，例如依賴他人的友情，不敢對別人作批判性的觀察，未能認識到自己的野心因而也就不能從他人身上看出野心等，c很樂意接受g的友情，因而未能發現，實際上g除了他自己的事業和前途外，對任何事情都並不關心。有一次，g把c的一個可能導致一項發明的想法，作為自己的想法來做學術報告，而實際上這一想法乃是c在與g的一次友好交談中透露給g的。這件事雖然使c感到驚訝，然而他並沒有十分放在心上。有一瞬間，c對g產生了懷疑，但由於他自己的野心事實上在他心中激起了強烈的敵意，所以他不僅立刻把這種敵意，而且還把由此而產生的懷疑與審慎也一齊壓抑下去了。於是他仍然相信g是他最好的朋友，以致當g勸他中斷某項研究的時候，他仍然覺得g是出於好意；而當g做出了c本來可能做出的某項發明時，c也僅僅認為g的天賦和才能遠非自己所能與之匹敵；他甚至還為自己有這樣一個值得羨慕的朋友而感到高興。這樣，由於壓抑了自己的懷疑和憤怒，c就無法發現，在許多至關重要的問題上，g與其說是他的朋友，不如說是他的敵人。由於緊抱住自己被別人喜歡這種錯覺不放，c便放棄了為自己利益而戰的準備。事實上，他甚至根本意識不到他自己至關重要的利益正受到他人的侵犯，因而自然也就不可能為之一戰，而只有聽任他人從他的軟弱中坐收漁利。
這種借壓抑作用來克服恐懼，同樣也可以通過把敵意置於自覺控制之下來克服。不過一個人究竟是控制還是壓抑自己的恐懼，卻是一件身不由己的事情，因為壓抑乃是一種反射似的過程。只有在一種特殊處境中，當意識到自己充滿敵意成為一種不堪忍受的事情的時候，壓抑才可能發生。在這種情形中，自然也就不存在自覺控制的可能性了。為什麼對敵意的自覺意識可以成為一件不可容忍的事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人可以在憎恨某人的同時，又愛或者需要這人；就在於人可能並不願意知道造成敵意的原因是嫉妒或佔有慾等；就在於人可能害怕在自身中發現針對他人的敵意。在這種情況下，壓抑乃是獲得暫時保障最簡便最迅速的方式。通過壓抑作用，令人感到害怕的敵意從意識中消失了或者被阻擋在意識之外。我願意換一種說法來重複這句話，因為，儘管十分簡單，這卻是精神分析理論中極少為人懂得的見解之一，這就是：如果敵意受到壓抑，人就絲毫想不到他心中懷有敵意。
然而，這種獲得保障的最迅速的方式，長遠地看，卻並不一定是最安全的方式。通過壓抑過程，敵意——或者為了指出它的動力特徵，我們不妨使用憤怒一詞——倒是被逐出了意識，但它卻並沒有被消除。它從個體人格的正常結構中分裂出來，因而失去控制；它作為一種有高度爆炸性和突發性的情感，在個人內心中不停地旋轉並因而傾向於發洩。這種受到壓抑的情感具有極大的爆炸性，因為，由於與人格的其他部分相隔絕，它反而擁有了更大並且往往是更令人驚奇的勢力範圍。
當然，只要人意識到敵意的存在，敵意的範圍就會從三個方面受到限制。首先，在特定處境中對周圍環境的考慮，使他知道他對於自己的敵人或所謂的敵人能夠做什麼和不能做什麼；其次，如果這種憤怒針對的物件在其他方面仍是他崇拜、喜愛、需要的人，那麼這種憤怒或遲或早會被整合到他的整個情感之中；最後，只要一個人已經形成了什麼是應該做的，什麼是不應該做的意識，不管他的人格如何，這也會限制他的敵對沖動。
但如果這種憤怒受到壓抑，那麼通向這些限制的可能性遂被切斷，其結果是，敵對沖動便同時——雖然僅僅是在幻想中——從外部和內部突破這些限制。如果我上面提到的那位化學家服從自己的敵對沖動，他就會告訴別人，g是怎樣在濫用他們的友誼；或者向他的上司暗示，g剽竊了他的想法並阻止他繼續進行這方面的研究。但由於他的憤怒受到壓抑，這種憤怒也就分化和擴散了，就像它很可能轉移到他的夢中去一樣。很可能，在夢中他會以某種象徵性方式成為一個殺人犯，或成為一個受人崇拜的天才，而其他人卻很不體面地威信掃地。
通過這種分化作用（dissociation），受到壓抑的敵意會隨著時間的程式，經由外部途徑而逐漸強化。例如，如果一個高階職員由於他的上司沒有跟他商量就做出了某些安排，他因此心懷怨恨，但又成功地壓抑了自己的怨恨，絲毫也不抗議這種做法，那他的上司就必然會繼續騎在他的頭上，而新的怨恨就會繼續不斷地產生。
壓抑敵意的另一個後果，是這個人會在他心中記住這種不受控制的有高度爆炸性的情感。在討論這一後果之前，我們必須先考慮一個由此而提出的問題。從字面上看，壓抑一種情感或衝動，其結果乃是個人不再意識到這種情感或衝動的存在，因此在他的自覺意識中，他並不知道他有任何針對他人的敵對感情。既然如此，我們又怎麼能說他會在自己心中「記錄」（register）下這種受壓抑的情感呢？答案就在於，事實上在意識與無意識之間，並沒有嚴格的、二者必居其一的劃分和選擇，而只有如沙利文（h.s.sullivan）在一次講演中指出的許多意識等級。事實上，不僅受到壓抑的衝動仍在發揮作用——弗洛伊德的基本發現之一，而且，在更深的意識層面上，個人甚至知道它的存在。把這一點還原為儘可能簡單的說法就意味著，從根本上講我們並不可能欺騙自己，事實上我們對自己的觀察比我們自己意識到的更好，就像我們對他人的觀察，往往比我們自己意識到的更好一樣。例如，我們從他人獲得的第一印象就往往十分正確，不過我們可能有充分的理由不去注意我們這方面的觀察。為了避免反覆進行解釋，我將使用「記錄」一詞，來指我們知道我們內心發生的事情，但同時卻並沒有自覺地意識到這一點。
常常，只要敵意及其對別的利益具有的潛在危險足夠強大，則壓抑敵意所產生的後果，本身即足以導致焦慮。隱約的不安狀態，很可能就是以這種方式建立起來的。但是，這一過程往往並不會到此為止，因為人有一種強迫的需要，它要消除這種從內部威脅自身利益與安全的情感。於是產生了第二種類似反射的過程，即個體把他的敵對沖動投射到外部世界中去。第一種「偽裝」，即壓抑作用，需要第二種偽裝來補充：他「偽裝」這種破壞性衝動不是來自自己，而是來自外界的某人或某物。從邏輯上講，敵對沖動所投射的物件，恰恰正是這些敵對沖動所針對的物件。其結果，那個人就擁有了投射者心中那些可怕的成分。這部分是由於那個人被賦予了投射者本人受到壓抑的敵對沖動所具有的殘酷無情的性質，部分是由於在任何危險中，這種效應的程度都不僅取決於具體環境，同時也取決於人對這一處境所持的態度。人越是缺乏防禦能力，危險也就顯得越大。
投射作用還有一個附帶的功能，這就是它可以為自我辯解的需要服務。並不是我存心要欺騙、盜竊、剝削、侮辱別人，而是別人存心要欺騙、盜竊、剝削和侮辱我。一個不知道自己有一種毀滅丈夫的衝動，甚至主觀上還相信自己最愛丈夫的女人，由於這種投射機制，很可能認為自己的丈夫是一頭想要傷害她的野獸。
投射作用還可能得到另一種為達到同樣目的的心理過程的支援：這時候一種對報復的恐懼會抓住受壓抑的衝動。一個企圖傷害、欺騙他人的人，會同時害怕別人也對他這樣做。這種報復恐懼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通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來源於人對罪惡和懲罰的原始經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必須預先假定一種報復衝動作為其必要的前提，我對此不作任何回答。毫無疑問，這種報復恐懼在神經症病人心靈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
這些由受到壓抑的敵意所導致的心理過程，其結果是產生焦慮情緒。事實上，由壓抑所造成的心理狀態，恰恰是典型的焦慮狀態，即由於感到來自外界的強大危險而萌生的一種缺乏防禦能力的感覺。
儘管形成焦慮的步驟原則上說來十分簡單，但在實際過程中，要理解焦慮的產生卻往往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一個複雜的因素是：受到壓抑的敵對沖動往往並不投射到事實上與之相關的那個人身上，而是投射到別的事物上。例如，在弗洛伊德的一樁病案中，小漢斯就並沒有形成對自己父母的焦慮，而是形成了對於白馬的焦慮。我的一個在其他方面十分敏感的病人，由於壓抑了對她丈夫的敵意，而突然產生了一種與游泳池中水爬蟲有關的焦慮。似乎任何東西，從微生物一直到大雷雨，都可以成為焦慮附著的物件。這種把焦慮從與之相關的人身上分離的傾向，其原因十分明顯。如果這種焦慮事實上針對父母、丈夫、朋友或某個關係親密的人，擁有這種敵意就會使人感到不符合對權威的尊重，對愛情忠貞，對朋友讚賞的現存關係。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的辦法就是根本否認敵意的存在。通過壓抑自己的敵意，一個人就否認了他自己身上存在任何敵意；而通過把自己受壓抑的敵意投射給雷雨，他也就否認了他人身上存在任何敵意。許多幸福婚姻的錯覺，就建立在這種鴕鳥政策上。
說敵意的壓抑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焦慮的產生，並不意味著每當這種過程發生，焦慮就一定會顯現出來。焦慮也可能借助於我們已經討論過或將要討論到的種種保護機制中的一種，而得以迅速地轉移。置身在這一處境中的個人，也可能通過這樣一些手段來保護自己，例如對睡眠和飲酒產生越來越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