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慮可以從實際的衝突情境中，得到完整的解釋和說明。但如果我們在性格神經症中，發現了一種產生焦慮的情境，我們就必須考慮事先存在的焦慮，以便說明為什麼恰恰在那個特定的時刻，敵意會產生出來並受到壓抑。於是我們就會發現，這種事先存在的焦慮，反過來又是在此之前即已存在的敵意的結果，如此迴圈往復，無休無止。而為了理解整個發展過程最初是如何開始的，我們就不得不追溯到童年時代。
我很少討論童年時代的經驗問題，這裡不過是少數幾次例外之一。與精神分析文獻通常的情形相比，我在這本書中很少討論童年時代的經歷，其原因並不是我認為童年時代的經驗不像其他精神分析作家想象的那麼重要，而是因為在這本書中，我所要討論的乃是神經症人格的實際結構，而不是導致神經症的個人經驗。
在考察了許多神經症病人的童年史之後，我發現，他們的一個共同之處，就是都處在這樣一種環境中，這種環境以不同的比例，顯示出下面這樣一些特徵：
基本品質的邪惡完全是由於缺乏真正的溫暖和愛。兒童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忍受一般所謂的創傷，例如突然的斷奶、偶爾的打罵、性的體驗等，只要他在內心深處感到自己被人愛，被人需要。不用說，兒童完全能夠敏銳地感覺出這種愛是否真誠，他絕不會被任何虛偽的表示所欺騙。兒童不能得到足夠溫暖和愛，其主要原因乃是由於父母患有神經症而不能夠給子女以溫暖和愛。根據我的經驗，更常見的情形是：這種愛的缺乏往往被掩蓋了，父母們往往宣稱他們一心想的都是孩子們的利益。教育學理論告訴我們：一位「理想」母親的過分溺愛和自我犧牲的態度，乃是造成這樣一種環境氣氛的主要因素；這種環境氣氛比任何東西都更能夠在兒童心中埋下未來巨大不安全感的種子。
何況，我們發現，父母們的許多行動或態度，只能在子女心中喚起敵意。例如：對某些子女的偏愛，不公平的責罵；時而過分溺愛，時而拒人於千里之外；喜怒無常的情緒變化，沒有兌現的許諾，等等。在對待子女各種最迫切願望的態度上，從暫時不予考慮到不斷加以干涉。例如：干涉子女與他人的友誼；嘲笑他們的獨立思考；破壞他們自己的興趣愛好，不管這些興趣愛好是藝術上的、體育上的，還是機械上的。總之，父母的這些態度，即便不是有意，在效果上也仍然會摧毀孩子們的意志。
精神分析的文獻在討論產生兒童敵對心理的種種因素時，其主要著重點往往放在對兒童願望受挫折（特別是性領域中願望挫折）和對兒童嫉妒心理的強調上。很可能，兒童的敵對心理部分來源於我們文化對一般的快樂，特別是對兒童性慾的嚴厲態度，不管後者實際上涉及性的好奇、手淫，還是涉及與其他孩子的性遊戲。但是可以肯定，挫折並不是反叛性敵對心理的唯一來源。仔細地觀察會不容我們懷疑地表明：兒童也像成人一樣，可以在極大的程度上接受挫折和剝奪，只要他們認為這種剝奪是正當的、公平的、必要的和有目的的。例如，只要父母並不加以過分不適當的強調，不用一種狡黠的或殘酷的手段來強制孩子，孩子是不會反對對他們進行愛清潔講衛生教育的。同樣，孩子們也並不反對對他們進行偶爾的懲罰，只要他總的說來能夠確信自己是被愛著的，只要他覺得這種懲罰是公正的，並不是有意要傷害他或侮辱他。挫折究竟會不會激發敵意，這個問題是很難判斷的，因為在給孩子造成許多挫折的同一環境中，通常還存在其他許多足以誘發敵意的因素。事實上，重要的並不是挫折本身。
我之所以提出這一點，是因為過分強調挫折的危險，已經使許多父母抱著這樣一種觀念，並且比弗洛伊德本人走得更遠，他們根本不敢對子女有任何干涉，深恐子女會因此而受到傷害。
顯然，無論在兒童還是成人身上，嫉妒都可以是一種根深蒂固的仇恨的來源。我們並不懷疑：兄弟姐妹之間的嫉妒，以及父母中某一方的嫉妒，會在神經質的兒童身上產生很大的作用，這種態度可能會給往後的生活帶來持久的影響。但我們仍然要提出例如這樣的問題：是什麼樣的環境條件產生了這種嫉妒心理？我們在兄弟競爭中，在俄狄浦斯情結中觀察到的這些嫉妒反應，是否註定要發生在每一個兒童身上，抑或它們只是由某些特定的環境條件所激發？
弗洛伊德有關俄狄浦斯情結的觀察，建立在神經症病人身上。從這些病人身上他發現：與父親或母親有關的強烈嫉妒反應是極具破壞性的，因而足以引起恐懼，並且很可能對性格形成和個人關係產生持久的干擾和影響。由於不斷地從我們時代的神經症病人身上觀察到這一現象，他便假定這一現象具有普遍性。他不僅把俄狄浦斯情結設想為神經症的癥結所在，而且還企圖在這一基礎上進一步理解其他文化中的情結現象。但這種概括性結論是值得懷疑的。在我們的文化中，某些嫉妒心理的確很容易出現在兄弟姊妹之間以及父母子女之間的關係中，就像它們也可以很容易地發生在任何密切地生活在一起的團體中一樣。然而並沒有證據表明：破壞性的和持續性的嫉妒心理——當說到俄狄浦斯情結或兄弟之間競爭時，我們所想到的正是這些——在我們的文化中真的如弗洛伊德設想的那樣普遍，更不用說在其他文化中了。這些嫉妒心理總的說來固然是屬於人類反應，但卻只能經由兒童在其中成長的文化氛圍，才人為地產生出來。
究竟哪一種因素應該對嫉妒的產生負主要責任，這一點我們在後面就會明白，那時候我們將討論病態嫉妒的一般內涵。這裡，只要提一下缺乏溫暖和鼓勵競爭會導致這一結果，就已經足夠了。除此之外，還應該指出的是：製造出這種環境氣氛的患有神經症的父母，通常都極不滿意自己的生活；而由於缺乏令人滿意的情感關係和性關係，他們通常都很容易把子女作為愛的物件。他們把自己對愛的需要釋放到子女身上。這種愛的表達並不一定帶有性色彩，但不管怎樣，它具有高度的情感內涵。我很懷疑，在子女與父母關係之間潛在的性慾，會強大得足以引起一種潛在的心理紊亂。不管怎樣，我所知道的任何病例，都是患神經症的父母通過恐嚇和溫柔，迫使子女沉浸到一種熱烈的依戀之中，從而帶上了弗洛伊德所說的佔有慾和嫉妒心等全部情感內涵。
我們通常相信：對家庭或家庭中某一成員的敵對態度，對兒童的發育成長是不幸的。當然，如果子女不得不反抗患神經症的父母的種種行動，這的確是不幸的；但如果這種反對本身有充分的理由，那麼對兒童性格形成的危險，主要就並不是來自感受或表示了一種抗議，而更多地是來自對這種抗議的壓抑。從對批評、抗議甚至譴責的壓抑中可以產生出許多危險，其中一種危險就是：兒童很可能把所有的譴責都加在自己身上，並因而感到自己不配被愛。我們將在後面討論這種情形的種種內涵。總而言之，我們在這裡所涉及的危險是：受到壓抑的敵意可能產生焦慮，並由此而開始我們已經討論過的那種發展過程。
為什麼在這種環境氣氛中成長的孩子會壓抑自己的敵對心理呢？原因有很多。這些原因以不同的程度，通過不同的組合方式發揮其作用。它們是：無能為力的感覺、恐懼、愛和犯罪感，等等。
兒童的無能為力感往往僅僅被認為是一種生物學事實。儘管兒童事實上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都必須依賴其周圍環境，以滿足自己的種種需要——因為與成年人相比，他體質不夠強壯，經驗也不豐富——但這個問題的生物學方面仍然被強調得過了頭。在2-3歲以後，兒童的依賴性會發生一種決定性的變化：從佔壓倒優勢的生物性依賴，轉變為包括心理、智力、精神生活在內的依賴。這一過程將持續到兒童成熟至青春期，能夠獨立生活時為止。儘管在這一過程中，兒童繼續依賴其父母的程度，在不同的人身上還存在很大的差異，但這一切都取決於父母在教育其子女的過程中所希望達到的目的；取決於父母是傾向使子女強壯、勇敢、自立、能夠應付各種處境，還是傾向於保護孩子，使他順從、聽話，使他對實際生活完全無知（或者簡而言之，使他直到二十歲乃至更晚，都始終停留在幼稚天真的狀態）。在這種不良環境條件下成長的兒童，他們那種孤立無援、無能為力的感覺通常都由於恐嚇，由於溺愛，由於始終使之處於感情上的依賴狀態而被人為地強化了。孩子越是被搞得無能為力，也就越是不敢感覺到和不敢表現出任何反抗，因而這種反抗心理也就會遷延得越久。在這種情形下，兒童心中潛在的感情，或者不妨說兒童心中信奉的格言就是：因為我需要你，所以我必須壓抑我對你的敵意。
恐懼可以由威脅、禁令、懲罰，由孩子親眼看見的大發雷霆等狂暴場面直接產生，也可以由間接的恐嚇產生，例如讓孩子對生活中的種種危險——病菌、大街上的車輛、陌生人、野孩子、爬樹的危險等留下深刻的印象。孩子越是被弄得憂心忡忡，也就越是不敢表現出甚至不敢感覺到任何敵意。這時候孩子心中信奉的格言是：因為我怕你，所以我必須壓抑我對你的敵意。
愛可以成為壓抑敵意的另一個原因。當父母缺乏對子女的真誠的愛時，他們往往會在口頭上加倍強調他們是如何愛自己的孩子，如何願意為孩子嘔盡心血。一個處在這種環境中的孩子，特別是那些在另一方面又不斷受到恐嚇的孩子，可能緊緊抓住這種愛的代用品不放，不敢有任何反抗心理，唯恐會因此而失去做乖孩子所得到的獎賞。在這種情形下，孩子心中所信奉的格言是：我必須壓抑自己的敵意，否則我就會失去愛。
到此為止，我們已經討論了造成孩子壓抑自己對父母敵意的種種處境，這是因為他擔心，任何敵意的表示都可能破壞他與父母的關係。他受這種恐懼心的驅使，深恐這些力大無比的巨人會拋棄他，會收回他們的仁慈甚至轉而反對他。除此之外，在我們的文化中，孩子們還往往被教育得因為自己的任何敵對感，因為自己的任何反抗表現而感到內疚和罪孽。也就是說，他們已經被教育成這樣：如果他表示或者感覺到對父母的反感，如果他破壞了父母建立的法規，他就會在自己眼中變得一錢不值，變得下流可恥。產生犯罪感的這兩種原因是緊密地相互關聯的。孩子越是被教育得因為越過禁區而感到罪孽深重，他也就越不敢對父母有任何怨恨或責難。
在我們的文化中，性領域就是這樣一個禁區，在這個領域中往往最頻繁地激發出犯罪感。不管這方面的種種禁令是通過可以感覺到的沉默表現出來，還是通過公開的威脅和懲罰表現出來，孩子們都會不斷地感覺到：不僅性的好奇心和性的活動是受到禁止的，而且，如果他沉浸在這種好奇心和性的活動中，他就是一個骯髒下賤的孩子。如果孩子心中有任何涉及父親或母親的性幻想和性願望，那麼，儘管它們由於一般的性禁忌態度而未能公開表現出來，也仍然可能使孩子感到罪孽深重。在這種情形下，孩子心中信奉的格言就是：我必須壓抑敵意，因為如果我感到自己有敵對心理，我就是個壞孩子。
以各種不同的組合方式，上面提到的所有這些因素都可以使孩子壓抑他的敵意並最終導致焦慮。
但是，難道任何一種幼年焦慮，最終都必然會導致一種神經症嗎？我們目前的認識尚未進步到足以恰當地回答這一問題。我個人的看法是：對於神經症的形成，幼年焦慮是一種必要因素，但並不是其充分的原因。有利的環境，例如及早地改變不利的周圍環境或者通過各種形式抵消不利因素的影響，似乎都可能防止形成某種特定的神經症。但正像事實上往往發生的那樣，如果生活環境並不減少焦慮，那麼，這種焦慮不僅會持續下去，而且正如我們後面將要看到的那樣，它還註定要不斷地增加，從而推動所有的那些足以構成神經症的內在過程。
在所有那些可能影響幼年焦慮進一步發展的因素中，有一種是我要特別加以考慮的。敵意與焦慮的反應，究竟是被侷限在迫使兒童產生敵意與焦慮的周圍環境中呢，還是會發展為一種針對所有他人的敵意與焦慮？這兩者之間是大有區別的。
例如，一個孩子如果十分幸運地有一位慈愛的祖母，有一位善於理解孩子的教師，有一些好朋友，那麼他和他們在一起時的經驗，就可以避免使他感到一切人都是對他沒安好心的壞人。但如果他在家庭中的處境越困難，那麼他就越容易不僅形成針對父母和其他兄弟姊妹的仇恨心理，而且形成對一切人的不信任感和懷恨態度。一個孩子越是與他人隔絕，不能豐富和拓展自己的經驗，就也就越是容易往這方面發展。最後，一個孩子越是掩蓋他對自己家庭的嫉恨，例如通過順從父母的態度來掩蓋，他也就越是會把他的焦慮投射給外部世界，並因此而認為整個世界都是充滿危險與恐怖的。
對於外界的這種一般性焦慮，還可能逐漸地發展和增長。一個在上述環境氣氛中長大的孩子，在與其他孩子的接觸過程中，不敢像他們一樣好鬥和富於進取心。他會失去被人需要這種最幸福的自信心，甚至會把一個無害的玩笑也當作殘酷的排斥、打擊。他比其他孩子更容易受到傷害和屈辱，更不能夠保護自己。
由我上面提到的這些因素所導致的狀況，或者由類似的種種因素所形成的狀況，是一種在內心中不斷增長的、到處蔓延滲透的孤獨感，以及置身於一個敵對世界中的無能為力的絕望感。對個人環境因素所作出的這種尖銳的個人反應，會凝固、具體化為一種性格態度。這種性格態度本身並不構成神經症，但它卻是一塊合適的肥沃土壤，從這塊土壤中任何時候都可能生長出一種特定的神經症來。由於這種態度在神經症中發揮著根本性的作用，所以我給了它一個特別的名稱：基本焦慮（basicanxiety）。它與基本敵意（basichostility）是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的。
在精神分析的過程中，通過對焦慮的所有不同個人形式的研究，我們漸漸發現了這樣一個事實，這就是：基本焦慮隱藏在所有與他人關係的下面，構成了這些關係的基礎。個人的種種焦慮可能由實際的原因所激發，而基本焦慮即使在實際處境中沒有任何特殊刺激的情況下，也仍然存在。如果拿神經症的整個情形與一個國家政治上的動亂狀態相比較，基本焦慮與基本敵意就類似於對政治體制的潛在不滿與抗議。在這兩種情況下，可能完全看不出任何表面現象，也可能出現形式紛繁的表面現象。在一個國家中，這些現象可能表現為騷亂、罷工、集會、遊行示威；同樣，在心理領域中，焦慮的形式也可以表現為各種各樣的症狀。不管特殊的激發媒介是什麼，焦慮的所有這些外在表現，都是從一個共同的背景中發源出來的。
在單純的情境神經症（situationneuroses）中，基本焦慮是不存在的。情境神經症是個體對實際衝突性情境所作出的神經症反應，而這些個體的個人關係並未受到擾亂。下面這個例子，也許有助於說明在心理治療實踐中經常發生的這些病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