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四十五歲的婦女訴說自己夜裡常有心悸和焦慮，並伴隨有大量盜汗。在她身上沒有發現任何器質性病變，而且所有的證據都表明她是一個健康人。她給人的印象是一個心腸極好、性情直爽的女人。二十年前，主要由於環境而不是由於她本人的緣故，她嫁給了一個比她大二十五歲的男人。她和他一直生活得很快樂，性事上也很滿意，並且有三個發育得很好的孩子。她一直十分勤勞並長於料理家務。最近五六年來，她的丈夫漸漸變得有些古怪，並且效能力上有些不濟，但她忍受了這一切而沒有任何神經症反應。煩惱始於七個月以前，那時候一個和她年齡相當的、可以託付終身的可愛男子開始對她表示殷勤。其結果是：她開始對她年老的丈夫產生反感，但由於她整個心理與社會背景的緣故，由於她自己那種基本上十分美滿的婚姻關係的緣故，她把這種怨恨的感情完全壓抑了。經過很少幾次交談和幫助，她已經完全能夠正確地面對這種衝突性情境，並從此消除了焦慮。
為了更好地理解基本焦慮的重要性，最好的辦法就是拿性格神經症病例中的個人反應，同上面所說的那種單純的情境神經症進行比較。情境神經症出現在健康人身上，這些人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而不能自覺對付一種衝突性情境。也就是說，他們不能正視這種衝突的存在和這種衝突的性質，因此也就不能做出一種明確的決定。這兩種不同型別神經症的一個明顯區別是：情境神經症往往容易取得極大的治療效果。在性格神經症的病例中，治療往往不得不在極大的困難下進行，並因而會經歷漫長的時間，有時候甚至會漫長得病人等不到治癒；然而情境神經症卻比較容易治癒。為理解情境神經症所進行的討論，往往不僅是對症狀的治療，同時也是對病因的治療；而在性格神經症的病例中，對病因的治療則是借改變環境而消除困擾。
因此，在情境神經症中我們得到的是這樣一種印象，即在衝突情境與神經症反應之間，存在著恰當的關係；而在性格神經症中，這種關係卻似乎並不存在。由於既存的基本焦慮，在性格神經症中，最輕微的誘發因素也可能引起最強烈的反應，這一點我們在後面將要詳細地討論。
儘管焦慮的外顯形式，以及為對抗焦慮而採取的防禦性措施，其變化範圍是無限寬廣的，在不同個體身上也是迥然不同的，但基本焦慮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或多或少是同樣的，僅僅在程度上有所變化。我們或許可以粗略地把它描述了一種自覺渺小、無足輕重、無能為力、被拋棄、受威脅的感覺，一種彷彿置身在一個一心要對自己進行謾罵、欺騙、攻擊、侮辱、背叛、嫉恨的世界中的感覺。我的一個病人，在她自動畫出的一幅畫中，就表現了這樣一種感覺。在這幅畫中，她自己是一個又瘦又小、無依無靠、赤身裸體的嬰兒。她坐在畫面的中央，周圍是各式各樣張牙舞爪的妖魔鬼怪、人和動物，正威脅著要攻擊她。
在各種精神變態中，我們往往發現：病人對這種焦慮的存在，有一種高度的自覺。在患妄想狂的病人身上，這種焦慮被限制在一個或幾個特定的人身上；而在患精神分裂症的病人身上，則往往對周圍世界中潛在的敵意，有著過分敏感的意識，甚至敏感得往往把向他們表示的善意，也視為包藏著潛在的敵意。
然而在神經症中，病人對這種基本焦慮或基本敵意的存在，卻極少有自覺的意識；至少，病人並沒有意識到它對於整個人生的分量和意義。我的一位病人曾在夢中看見自己是一隻小老鼠，由於害怕被人踩著而不得不成天躲在洞中——這正是對她實際生活的真實寫照。然而她卻絲毫也沒有想到事實上她害怕一切人，甚至告訴我說她不知道什麼叫焦慮。對任何人都不信任的基本敵意，可以借一種膚淺的信念來掩飾，即相信人通常都是十分可愛的；也可以和一種與他人表面敷衍、友好相處的態度同時存在。一種蔑視一切人的基本敵意，也可以借隨時稱讚別人而加以偽裝。
儘管基本焦慮涉及的物件是人，但它卻可以完全失去其人格特徵，轉變為一種受到雷雨、政治事件、病菌、災禍和變質食品威脅的感覺，或者轉變為一種自覺命中註定、在劫難逃的感覺。對一個訓練有素的觀察者說來，發現這些態度的潛在基礎並不難；但對於神經症病人來說，卻往往需要我們進行大量深入細緻的精神分析工作，才能使他自己認識到：他的焦慮實際針對的並不是細菌，而是人；他對他人的惱怒也並不是，或者並不僅僅是對某些實際情況所作出的正確而恰當的反應，而是因為他已漸漸變得在骨子裡仇恨和不信任他人。
在繼續描述神經症病人基本焦慮的種種內涵之前，我們必須討論一個很可能早已在許多讀者心中產生了的疑問：這種針對他人的基本焦慮和基本敵意，被你說成是神經症的基本構成因素，然而，它難道不是一種正常的態度？難道它不是秘密地——或許程度較輕地——存在於我們每一個人心中嗎？要討論這一問題，就必須區分兩種觀點。
如果「正常」一詞意味著一種普遍的人類態度，我們可以說，在基本焦慮與德國哲學、德國宗教中所說的「生之苦惱」（angstderkreatur）之間，的確存在著一種正常的必然聯絡。這句話所要表達的是：在一種比我們更強大的力量面前，例如在死亡、疾病、衰老、自然災害、政治事件、偶然事故面前，我們大家事實上是無能為力的。我們第一次認識到這一點是在童年時代的無能為力中，然而這一認識卻一直伴隨我們的整個一生。與基本焦慮一樣，這種「生之苦惱」在面對更大的力量時，也感覺到自己的無能為力，但並不認為這些力量中包含著敵意。
但如果「正常」一詞意味著對我們的文化來說是正常的，則我們可以進一步說：在我們的文化中，只要一個人的生活缺乏足夠的保障，則經驗一般總是使人在成熟的時候，變得更對他人有所保留，更善於提防他人，更懂得事實上人們的所作所為往往並不是正道直行的，而是受懦弱和隨機應變支配的。如果他是一個誠實的人，他會把他自己也包括在內；如果他不誠實，他會在他人身上更清楚地發現這些問題。簡而言之，他會形成一種與基本焦慮十分相似的態度。然而，仍然存在著這樣一些區別：健康的成熟的人不會對這些人類缺陷感到無能為力，在他身上也不存在基本的神經症態度中那種不分青紅皂白的傾向。他仍然能夠對某些人給予真誠的友誼和信任。也許，這種區別應該由這樣的事實來解釋：健康人遭遇其過量的不幸經驗，是在他能夠整合這些不幸經驗的年歲；而神經症病人卻是在他不能掌握和駕馭這些不幸經驗的年歲，由於他對此完全無能為力，因而便產生了焦慮的反應。
基本焦慮在人對自己和他人的態度中，有其特定的內涵，它意味著情感的隔離和孤獨。如果同時伴隨著自我的內在軟弱感，則這種情感上的孤獨會更令人難以忍受。它意味著自信心的基礎十分脆弱。它播下了潛在的內心衝突的種子，因為這時候，一方面他希望依賴他人，另一方面，由於對他人深深的不信任和敵意，他又不可能依賴他人。它意味著由於內在的軟弱感，他有一種把所有責任都放在他人肩上的願望，有一種被保護受照顧的願望，但由於基本敵意的緣故，他太不信任他人，以致無法實現這一願望。因此，不可避免的結局就是：他不得不把絕大部分精力，都花費在尋求安全保障上。
焦慮越是難以忍受，保護手段就越是需要十分徹底。在我們的文化中，有四種主要的方式，藉助這些方式，人企圖保護自己以對抗基本焦慮。這四種方式是：愛、順從、權力和退縮。
首先，獲得任何形式的愛，都可以作為一種強有力的手段來對抗焦慮。其基本想法是：如果你愛我，你就不會傷害我。
其次，順從還可以根據其是否涉及特定的個人或制度，再粗略地作進一步劃分。例如，在對標準化了的傳統觀念的順從中，在對某些宗教儀式或對某些特權人物的順從中，就存在著這樣一種特定的順從焦點。這時候，服從這些法規，遵守這些要求乃是一切行為的決定性動機。這種態度可能採取不得不「聽命」的形式，儘管「聽命」的內容要隨所遵守的要求和法規的不同而不同。
如果這種遵命的態度並不附著於任何制度或個人，它就會採取更為一般化的形式，表現為順從一切人的潛在願望，避免一切可能招致的敵視。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可能壓抑他自己的一切需要，壓抑他對別人的批評，寧願遭別人辱罵而不還擊，並且隨時準備不分好壞地幫助一切人。偶爾，人也會意識到他這些行為下面隱藏著的焦慮，但大多數時候他們都完全意識不到這一事實，而且還堅定地相信：他們這樣做是出於一種大公無私或自我犧牲的理想，這種理想是如此遠大，以致他們完全放棄了自己個人的願望。不管順從採取特定的還是一般的形式，其基本想法乃是：如果我放棄自己，我就不會受到傷害。
這種順從態度同樣也可以服務於借愛獲得安全的目的。如果愛對一個人是如此重要，以致他的全部生活安全感都建立在愛上，那麼，他是願意為此付出任何代價的；而這一點原則上即意味著順從他人的願望。但由於人往往無法相信任何愛，因此他的順從態度就不是旨在贏得愛，而是旨在贏得保護。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只有通過徹底的順從，才能獲得安全感。在他們心中，焦慮是如此巨大，對愛的不信任是如此徹底，以致愛的可能性完全被拒之於門外。
第三種企圖獲得保護以對抗基本焦慮的方式是通過權力，即憑藉獲得實際的權力、成就、佔有、崇拜和智力上的優越來贏得安全感。在這種獲得保護的企圖中，其基本想法是：如果我擁有權力，就沒有人能夠傷害我。
第四種保護手段是退縮。上面所說的三種保護措施都有一個共同點，即願意與世界角逐，願意以這種或那種方式來與之周旋。但這種自我保護也同樣可以表現為從生活世界中退縮出來。這並不是說遁入沙漠或深居簡出，徹底退隱；而是指脫離他人，不讓他們對自己的外部需要或內部需要發生影響。從外部需要中獲得獨立可以通過諸如佔有財富的方式。這種佔有動機完全不同於為獲得權力或影響而佔有的動機，而對這種佔有的使用方式也完全不同。只要這種佔有和囤積是為了從他人獲得獨立，則在這種佔有物的享受上，通常都有很多焦慮。對這些佔有物的使用態度是極其吝嗇的，因為它們的唯一目的，是用來預防萬一出現的天災人禍。從他人獲得外在獨立的另一種方式，是把一個人的需要縮減到最小限度。
從內部需要中獲得獨立的方式，可以表現為諸如企圖使自己與他人脫離感情上的聯絡，以便從此以後沒有任何事情可以傷害他或使他感到失望。它意味著窒息一個人的感情需要。其表現方式之一就是對任何事情都滿不在乎，即使對自己也是如此。這種態度往往見之於知識界。對自己滿不在乎並不意味著認為自己無足輕重。事實上，這兩種態度可能是相互矛盾的。
退縮的策略與順從或遵命的策略有著共同之處，兩者都是對自己願望的放棄。但在順從遵命的型別中，放棄自己的願望是為了有助於「聽命」或順從他人的願望，以便能獲得安全感；而在退縮的型別中，「聽命」的想法根本就不存在，放棄自己願望的目的，乃是為了獲得對他人的獨立。其基本想法是：如果我向後退縮，就沒有任何事情能夠傷害我。
為了正確評價神經症病人用來保護自己以對抗基本焦慮的這些手段的作用，我們有必要考慮它們的內在強度。它們並不是受希望滿足其快樂慾望的本能所推動，而是被一種希望獲得安全的需要所推動。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它們因此就無論如何也不如本能驅力那樣強大，那樣不可抗拒。經驗表明：追求某種野心的影響，可能與性本能的影響同樣強大，甚至比性本能的影響更強大。
只要生活允許這樣做而不招致任何內心衝突，則單獨地、片面地採取這四種策略中的任何一種，都可能成功地給人帶來他所需要的安全保障。但這種片面的追求，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即導致整個人格的萎縮。例如，在一個要求婦女服從家庭或丈夫，遵守傳統規範的文化結構中，一個採取順從方式的女人，完全可能得到安寧和許多次要的滿足。再例如，一個一心只想攫取權力和財富的君王，其結果也完全可能是獲得最大的安全感和事業上的成功。然而事實上，對一個目標的直線追求，卻往往並不能成功地實現其目的，因為它所提出的要求是如此過分，如此欠缺考慮，所以它們往往與周圍環境發生衝突。更常見的是：人們往往並非僅僅通過一種方式，而是同時通過幾種互不相容的方式，來從一種巨大的潛在焦慮中獲得安全感。因此，神經症病人就可能同時被自己內心種種強迫性需要所推動，一方面希望統治一切人，另一方面又希望被一切人愛；一方面順從他人，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在他們身上；一方面疏遠他人，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他們的愛。正是這些完全不能解決的衝突構成了神經症最常見的動力核心。
最經常發生衝突的兩種企圖，乃是對愛的追求和對權力的追求，因此，在以下的篇章中我將詳細地對它們加以討論。
我對神經症結構所做的這一描述，與弗洛伊德關於神經症本質上是本能驅力和社會要求（或社會要求在「超我」中的體現）相互衝突的結果這一理論，原則上並不矛盾。然而，儘管我一方面同意個人願望和社會壓抑之間的衝突，對每一種神經症都是一種必要條件；但另一方面，我卻並不認為它是一種充足條件。個人願望與社會要求之間的衝突並不必然導致神經症，而同樣也可能導致事實上的人生限制，導致對種種慾望的單純壓制或壓抑；用更普通的話來說，即導致事實上的痛苦。只有當這種衝突產生了焦慮，當企圖減輕焦慮的努力反過來又導致種種儘管同樣不可抗拒，然而卻彼此互不相容的防禦傾向時，神經症才會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