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大多數人都希望被人喜歡，都能愉快地享受被人喜歡的感覺，如果不被他人喜歡，我們就會產生怨恨的感覺。對兒童來說，感覺到自己被人需要，正如我們說過的那樣，對他的和諧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那麼，什麼樣的特殊性質，才使人對愛的需要成為病態的需要呢？
我認為，武斷地把這種需要稱之為幼稚的需要，不僅錯怪了兒童，同時也忘記了：構成對愛的病態需要的那些基本因素，實際上與所謂的幼稚行為並無任何關係。幼稚的需要和病態的需要只有一種共同點，即他們的無能為力感；而且就是這一點，在兩種不同情形中也有著不同的基礎。除這一點之外，對愛的病態需要乃是在完全不同的先決條件下形成起來的。再說一遍，這些先決條件是焦慮、不被人愛的感覺、不能夠相信任何愛的狀態，以及針對一切人的敵意。
因此，在對愛的病態需要中，第一個引起我們注意的特徵，乃是這種需要的強迫性。只要一個人是被強烈的焦慮所驅動，其結果必然是喪失自發性和靈活性。用簡單的話說，對於神經症患者這意味著，愛的獲得並不是一種奢侈，也不是額外的力量源泉或歡樂源泉，而是一種維持生命的基本需要。這之間的差別就在於：一種是「我希望被愛，我因為被愛而感到愉快」，另一種則是「我必須被愛，為此我不惜任何代價」。或者，這種區別就在於：一種人進食是因為他胃口特別好，能夠充分享受美食的樂趣，在選擇食物上極其講究；另一種人進食則是因為他餓得半死，必須不加選擇地胡亂充飢，而且不惜任何代價。
這種態度必然導致過高評價被人喜愛的實際意義。實際上，讓所有人都喜歡我，這一點並不如神經症病人想象的那麼重要。只讓某些人喜歡我們，例如讓那些我們關心的人，我們必須與之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的人，我們希望獲得他的好印象的人喜歡我們，這一點或許事實上十分重要。除這些人之外，我們是否被他人喜歡，一般說來是無關緊要的。然而，從神經症病人的感覺和行為來看，他們的存在、他們的幸福和安全彷彿都要取決於他們是否能被人喜愛似的。
他們的這些願望可能不加選擇地附著在任何人身上，從理髮師或宴會上遇見的陌生人，一直到同事、朋友、一切女人或一切男人。因此，一個問候、一次電話或一種邀請是十分熱情還是略顯冷淡，都可能改變他們的整個心情，改變他們對生活的全部看法。這裡我要提到一個與此相關的問題，這就是他們不能獨處，他們中有的可能因為孤獨而略感煩躁，有的則可能因為孤獨而產生強烈的恐懼。我指的並不是那些本來就百無聊賴的人，只要一個人獨處一隅就覺得索然無味；而指的是那些聰明機智、精力充沛的人，他們在不是孤獨一人的情況下都能充分享受生活。例如，我們常常看見有這樣一些人，這些人只有在身邊有許多人在場時，才能夠工作；而如果要他們獨自一人工作，他們就會感到不舒服不愉快。當然，這種需要有人陪伴的態度中還包含別的種種因素，但總的情形卻體現了一種隱隱約約的焦慮，體現了對愛的需要，或者說得更準確一點，體現了某種與人接觸的需要。這些人有一種在人世中漂泊無依、孤苦伶仃的感覺，因此與他人的任何接觸，對於他們都可能成為一種安慰或拯救。我們常常發現，例如在實驗中，這種不能獨處的狀態往往伴著焦慮的增長而加劇。有些病人，只要當他們感覺到他們置身在自己設定的保護牆後面，他們就能夠一個人獨處；但一旦他們的保護設施被精神分析有效地攻破，某種焦慮隨之而起，他們就會突然發現他們再也不能忍受這種孤獨狀態。這種暫時的、過渡性的損傷，在精神分析的過程中是無法避免的。
對愛的病態需要可能會集中在某個個別的人身上，例如集中在丈夫、妻子、醫生、朋友身上。如果是這樣，則那個人的忠誠、關懷、友情乃至那個人的在場，都會具有無比的重要性，但這種重要性卻具有一種悖論的性質。一方面，神經症病人需要他人的關注和在場，他害怕被人討厭，一旦別人不在身邊他就會覺得受到冷落；另一方面，當他與自己的偶像在一起時，他卻絲毫也不感到幸福。如果他能夠意識到這一矛盾，他一定會感到困惑不解。但是，根據我已經說過的那些現象，顯然，這種希望他人在場的願望，並不表示真正的愛，而僅僅表現出對於安全感的需要，即通過他人就在身邊這一事實來提供一種安全感（當然，真正的愛和出於對安全感的需要而追求愛，這兩種感情也可能同時存在，但它們卻不一定相互吻合）。
對愛的渴望也可能侷限在某些團體、某些人群的範圍內，很可能是侷限在具有共同興趣和共同利益的人當中。例如侷限在政治或宗教團體中，或者侷限在某一性別的人身上。如果這種對安全感的需要侷限於異性身上，那麼這種情形表面上看起來可能好像是「正常的」，而且那些與此相關的人也會辯解說這是「正常的」。例如，有這樣一些女人，一旦她們身邊沒有男人，她們就會自嘆命薄、煩躁不安；她們會對某個男人產生愛情，過不了多久又中斷這種愛情，然後又再次自嘆命薄和煩躁不安，又再次對某個男人產生愛情。如此週而復始，永無止境。這並不是對愛情、對男女關係的真正渴望。這一點表現在這些關係中充滿了衝突與不滿。這些女人幾乎是不加選擇地追求任何男人。她們只希望有一個男人在自己身邊就行，而對他們中間任何一個都並不真正喜歡。在通常情況下，她們甚至不能得到生理上的滿足。當然，事實上整個情形還要複雜得多，我所強調的，不過是焦慮和愛的需要在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罷了。
在男人身上也可以發現相同的型別。這些人有一種希望被任何女人喜歡的強迫性心理傾向，一旦與男人們待在一起，就會感到坐立不安。
如果這種對愛的需要集中在同性的人身上，它就可能成為潛在的或明顯的同性戀的決定性因素。如果通向異性的道路被太多的焦慮所阻塞，則對於愛的需要就可能指向同性。不用說，這種焦慮並不一定顯現出來，而可能隱藏在對異性的厭惡感或冷淡感背後。
由於獲得愛是如此重要，因此自然而然，神經症病人願意為此付出任何代價，而且往往自己意識不到這一點。最普通的付出代價的方式是一種順從的態度和情感上的依賴。這種順從態度可能表現為不敢不同意他人的意見，不敢批評他人，只對他人表示忠誠、讚賞和馴順。如果這種型別的人一旦允許自己對他人有所批評，有所針砭，他就會焦慮萬分，誠惶誠恐，哪怕他的批評和針砭根本就是無害的。這種順從態度可能如此過分，以致神經症病人不僅窒息了他的攻擊性衝動，而且扼殺了他的一切自我肯定的傾向。他會任自己被人辱罵，會做出任何犧牲，而不管這會對自己多麼有害。例如，他這種自我否棄的傾向可以表現為患糖尿病的願望，只要他需要得到其愛的那個人是專門從事糖尿病研究的，那麼患這種病就意味著有可能贏得他的注意。
與這種順從態度十分類似而且往往相互交錯在一起的是感情上的依賴性。這種感情上的依賴，來源於神經症病人的一種心理需要，即總想緊緊抓住某個能提供保護性許諾的人。這種感情上的依賴，不僅可以導致無盡無休的痛苦，甚至可以因此而完全毀掉一個人。例如，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中，往往有些人會完全無能為力地依賴他人，即使他充分意識到這種關係極不可靠也是如此。如果他得不到一句親切的話、一個友好的笑，他就會覺得整個世界彷彿都要崩潰了似的；如果他的一個電話久等不來，他就可能突然產生嚴重的焦慮；如果別人一直不來看他，他就會感到萬分淒涼。儘管如此，他還是不能擺脫這種關係。
這種感情上的依賴，往往具有十分複雜的結構。在一個人完全依賴於另一個人的關係中，不可避免地會存在大量的怨恨。依賴他人的人會因為自己遭受奴役而產生怨恨。他怨恨自己不得不順從他人，但出於害怕失去他人的恐懼，他又不得不一如既往地繼續順從他人。他不知道造成這種狀況的乃是他自己的焦慮，所以他自然而然地會把他這種受奴役的狀態，想象成是他人強加在自己身上的。在這一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怨恨必須受到壓抑，因為他迫切需要得到他人的愛；而這種壓抑反過來又會產生新的焦慮，並隨之而產生對於安全感的新的需要，從而強化了依附他人的內在衝動。這樣，在某些神經症病人身上，情感上的依賴會產生一種非常現實甚至完全正當的恐懼，這就是擔心自己的生活會毀於一旦。當這種恐懼變得非常強烈的時候，他們就可能借脫離他人，不依附任何人來保護自己，對抗這種感情上的依賴。
有時候，這種依賴態度在同一個人身上會發生極大的變化。在經歷了一些這樣的痛苦經驗以後，一個人往往可能盲目地反抗一切與這種依賴大體相似的態度。例如，一個經歷了多次戀愛的姑娘，每一次戀愛都以她拼命要依附對方而宣告結束，最後她發展到對所有男人持疏遠的態度，只是把他們玩弄於自己股掌之上而不動任何真情。
這一點也明顯地表現在神經症病人對待精神分析醫生的態度上。利用分析治療的時間來獲得對自己的認識和理解，這本來是符合病人自己利益的事情，但病人卻往往忽略了自己的利益而企圖取悅於醫生，以此贏得醫生對他的注意和讚賞。儘管他有充分的理由希望儘快地結束治療——因為在分析治療的過程中他會遭受一些痛苦，承擔某些犧牲；或者，因為他時間非常有限，不能保證經常來治療——但這些理由有時卻似乎與病人毫不相干。他會浪費大量的時間，滔滔不絕地講他的故事，其目的只是為了從分析醫生那裡得到一種讚許的反應；或者，他會設法使每次治療都令醫生感到有趣，設法使醫生感到高興並向他表示讚賞。這種情形可能發展到這樣一種地步，以致病人的聯想甚至夢境都受這種希望引起醫生注意的願望支配。或者，他可能變得迷戀於醫生，自信他除了醫生的愛以外什麼也不在乎，什麼也不需要，並企圖以他感情的真摯來打動醫生。這裡也清楚地表現出病人對物件不加選擇的傾向，他彷彿認為每一個精神分析醫生都堪稱人類價值的楷模，或完全符合每個病人的個人期待。當然，精神分析醫生有可能是病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愛上的人，但即使是那樣，也仍然不足以說明精神分析醫生在感情上對病人具有的無比重要性。
我們通常所說的「移情作用」（transference），指的就正是這樣一種現象。但這種說法並不完全正確，因為移情作用應該涉及病人對醫生產生的全部非理性反應之總和，而不僅僅是感情上的依賴。這裡，問題主要並不在於為什麼這種依賴會發生在分析治療的過程中，因為需要這種保護的人會緊緊抓住任何醫生、社會工作者、任何朋友或家庭成員不放。問題在於：為什麼這種依賴特別強烈？為什麼它如此頻繁地發生？答案比較簡單：除其他作用外，精神分析往往能夠攻破病人建立起來的對抗焦慮的壁壘，因而就能激發潛伏在這些保護牆後面的焦慮。正是這種焦慮的增長，導致了病人以這種或那種方式緊緊抓住精神分析醫生不放。
這裡，我們再一次發現這種依賴不同於兒童對於愛的需要。兒童之所以比成人需要更多的愛、更多的關心和幫助，是因為他比較缺乏生活能力，在他的這一態度中並不存在任何強迫性因素。只有已經變得憂心忡忡的孩子，才會寸步不離地依附於自己的母親。
對愛的病態需要的第二個特徵也完全不同於兒童對愛的需要，這就是這種需要的永不知足。的確，一個孩子也會糾纏不休地要求太多的注意和關心，以便一次又一次地說明他確實受到父母的寵愛，但如果是這樣，他就是一個病態的孩子。而一個健康的孩子，由於從小生長在一種溫暖可靠的家庭氣氛中，毫不懷疑自己確實為父母所喜愛，所以也就不需要不斷地證實這一點。而在他需要幫助又得到幫助的時候，他就會覺得心滿意足。
神經症病人永不知足的態度，可以從總體上體現出一種貪婪的性格特徵，表現在狼吞虎嚥、拼命購買、貪多務得，以及急不可耐等方面。這種貪婪大多數時候都受到壓抑，但可能突然爆發出來，例如，有一個人平時在購買衣服的問題上總是十分節儉，但在一次焦慮發作的狀態中，卻一口氣買了四件大衣。總之，這種貪婪既可以以一種較為溫和的形式，表現為海綿吸水般的巧取，也可以以一種較為兇猛的形式，表現為章魚般的豪奪。
這種貪婪的態度，以及其所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和隨之而來的抑制作用，通常被稱之為「口唇欲」態度而在精神分析文獻中有過精彩的描述。儘管構成這一術語基礎的理論假設很有價值，因為它能夠把種種孤立的傾向整合成綜合的症候群，但認為所有這些傾向都發源於口唇快感，這一假設卻是大可懷疑的。固然，貪婪往往表現在對食物的需求和吃東西的方式上，就像它同樣也表現在夢中一樣——這時候它可能以更加原始的方式表現同一種傾向，例如在吃人肉的夢中——但這些現象卻並不能證明：我們因此而必須把它們歸結為本來意義上的口唇慾望。因此，另一種假設似乎更站得住腳，這就是，通常，吃只不過是滿足貪婪感的最佳手段，不管這種貪婪感的來源是什麼。正如在夢中，吃乃是表現貪得無厭的慾望的最具體最原始的象徵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