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考神經症病人是如何迫切地需要得到愛，而他們又是如何難以接受愛的時候，我們可能認為：在一種溫和的、不冷不熱的感情氣氛中，他們或許能獲得最大的滿足。但這裡又出現了另一個複雜問題，即他們與此同時又會痛苦地對任何哪怕是極其輕微的冷落和拒絕都極為敏感。一種溫和的、不冷不熱的氣氛，儘管一方面令人感到安全，另一方面卻又令人感到受了冷落。
我們很難描述他們對於冷落的敏感程度。約會的延期，長時間的等待，不能立刻得到答覆和回應，彼此意見不合，簡而言之，任何不順心的事情，任何不能順利實現自己要求的挫折和失敗，都會被視為拒絕和冷落。這種拒絕和冷落不僅會把他們拋回到他們本來的基本焦慮中，而且會被他們認為相當於一種侮辱。我以後會解釋為什麼他們會把這種冷落視為一種侮辱。正因為冷落的確具有這種侮辱的內涵，所以它往往會激起極大的憤怒，這種憤怒很可能公開爆發出來。例如，一個神經質的少女會因為自己的貓咪沒有對她的親暱給予回應，就勃然大怒地把它摔到牆角。如果有人要他們稍等片刻，他們就會把這種等待理解成因為自己在別人眼中無足輕重，所以別人沒有必要對他們準時。這種理解很可能使他們迸發出強烈的敵意，導致他們完全收回自己的感情，從而變得態度冰冷、麻木不仁，儘管幾分鐘之前，他們在迫不及待地盼望著這次會面。
冷落感與惱怒感之間的這種聯絡往往處於無意識狀態。這種情況之所以非常容易發生，是因為這種冷落感可能十分輕微，以致完全不為意識所覺察，這時候病人就會變得容易激怒，或變得滿腹牢騷、怨氣沖沖、容易疲倦、悶悶不樂、頭痛難忍而絲毫不知其所以然。更何況，這種敵對反應不僅會因為遭受冷落或自認為遭受冷落而發生，而且還會因為預先想到會遭受冷落而發生。例如，一個人可能怒氣衝衝地提出一個問題，僅僅因為他心中已預先想到他這個問題會遭到拒絕。他也可能不讓自己送花給他的女朋友，因為他預感到她會從中窺出什麼不可告人的動機。他也可能出於同一種理由而害怕表現出任何正面感情——例如喜愛之情、感激之情、讚賞之情——因此而在自己和別人眼中，顯得比自己的真實本性更冷漠、更難以相處。他也可能預先想到會遭受女人的冷落而採取報復手段，用一種玩世不恭的態度對待她們。
對冷落的恐懼如果劇烈發展，就可能導致人避免把自己暴露在任何可能發生的冷落和否認中。這種逃避行為的範圍，可以從買香菸而不敢要火柴，一直到不敢去找工作。這些人害怕遭到任何可能的冷落，因而不敢接近自己喜歡的男人或女人，只要他們沒有絕對把握不致碰釘子。這種型別的男人往往因自己必須主動邀請姑娘們跳舞而感到氣憤，因為他們擔心姑娘們接受他們的邀請僅僅是出於禮貌；他們往往認為女人們在這一點上要幸運得多，因為她們用不著首先採取主動。
換言之，對冷落的恐懼可能導致一系列嚴厲的抑制，而使自己變得膽怯靦腆。這種膽怯靦腆有助於保護自己，不使自己暴露在冷落拒絕之中；而不被人愛的信念也被用來作為同一種自衛手段。這種型別的人彷彿是在對自己說：「無論如何，人們並不喜歡我，所以我最好還是靠邊站，以免遭到任何可能的冷落。」這樣，對冷落的恐懼就成了獲得愛的願望的一個嚴重障礙，因為它使人不能讓他人感到或知道他希望得到他人的關注。何況，由冷落感激起的敵意，必然會使焦慮變得更加尖銳或甚至更加強烈。因此，對冷落的恐懼就成了造成「惡性迴圈」，使人難以逃出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由對愛的病態需要之種種不同內涵形成的這一惡性迴圈，可以大致圖示如下：焦慮→對愛的過分需求，包括要求絕對排他的無條件的愛→由於這些要求不能實現而產生的冷落感→用強烈的敵意對這種冷落感做出反應→由於害怕失去愛而不得不壓抑這種敵意→由這種壓抑造成一種瀰漫性的憤怒→焦慮的進一步增加→對獲得安全感需要的進一步增加……這樣，被用來對抗焦慮獲得安全感的手段，反過來又產生出新的敵意和新的焦慮。
惡性迴圈的形成，不僅在我們此刻討論的範圍內具有典型意義，廣而言之，它乃是神經症中最重要的過程之一。任何保護性措施，除了給人以安全感之外，都可能具有產生新焦慮的性質。一個人可以借酒澆愁來減輕他的焦慮，但接著他又可能害怕飲酒會對他有害。或者，他可以藉手淫來減輕他的焦慮，但接著又可能害怕手淫會使他生病。或者，他可能接受對焦慮的治療，但立刻又擔心這種治療會對他有害。這種惡性迴圈的形成是嚴重的神經症註定要惡化的主要原因，哪怕外界條件並沒有任何改變。因此，揭示這一惡性迴圈及其全部內涵，乃是精神分析最重要的任務之一。神經症病人自己是無法把握住它們的。他僅僅注意到它所造成的結果，覺得自己已陷入一種毫無希望的處境。這種陷身羅網的感覺，乃是他對自己不能衝破重重困境的一種反應。任何似乎有引他脫離困境的出路，都只會再一次把他置於新的危險之中。
人們不禁會問：儘管存在著所有的內心障礙，神經症病人究竟還有沒有可以獲得他決心要獲得的愛的方式。這裡存在著兩個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首先，如何獲得必須獲得的愛；其次，如何使對愛的需要在自己和他人看來都正當合理。我們可以把能夠獲得愛的不同方式大致描述如下，這就是：（一）收買籠絡；（二）乞求憐憫；（三）訴諸公正；（四）威脅恐嚇。當然，這種分類，正像所有心理因素的分類一樣，並不是嚴格而規範的分類方法，而僅僅是一般趨勢的指徵。這些不同的方式彼此之間並不相互排斥，它們可以同時或交替使用，這完全取決於環境和整個性格結構，取決於敵意的強烈程度。事實上，這四種獲得愛的方式的排列次序，標誌著敵意增加的程度。
當神經症病人企圖通過收買籠絡的方式獲得愛時，他的格言可以被認為是：「我深深地愛你，因此你也應該以愛我作為回報，併為了我的愛而放棄一切。」事實上，在我們的文化中，這種策略更經常被女性採用而不是被男性採用，這是由女性長期的生活環境造成的。千百年來，愛不僅一直是女性的特殊生活領域，而且事實上一直是女效能夠實現她們一切願望的唯一或主要的門徑。男人們在成長的過程中往往抱著這樣一種信念：如果他們希望實現某種願望，他們就必須在生活中取得成就。女人們則相信：通過愛，而且只有通過愛，她們才可能獲得幸福、安全和名望。這種文化地位上的差異，已經在男性和女性的心理發展上造成了重大的影響。要在這裡討論這種影響恐怕是不合時宜的，但它所造成的後果之一，乃是在神經症中，女性比男性更經常用愛作為一種策略；而與此同時，她們對愛的主觀信念，又有助於她們把這一要求合理化。
這一型別的人，在他們的戀愛關係中會陷入對對方的痛苦依賴，以致處於一種特殊的危險之中。試想，假如一個對愛懷有病態需要的女人，緊緊依附一個同一型別的男人，她只要向他逼近一步，他就會向後退縮一步；那麼她很自然地會對這種拒斥做出懷有強烈敵意的反應，而她又因為害怕失去他而不得不壓抑這種敵意。然而，如果她有所退縮和收斂，他又會反過來追求她以獲得她青睞；這樣，她就不僅得壓抑她的敵意，而且還得以一種強化和誇張了的愛來掩蓋這種敵意。於是她又會再次遭到拒斥，再次產生敵意，而最後又再次產生強烈的愛。這樣，她就會逐漸相信自己確實被一種不可戰勝的「偉大激情」所支配。
另一種可以被認為是一種收買籠絡形式的方法，即試圖通過理解對方，在對方精神和事業的發展上幫助對方，為對方解決種種困難，以及通過其他類似的行動來贏得對方的愛。這種方法往往為男女雙方所共同使用。
獲得愛的第二種手段是乞求憐憫。神經症病人往往會拿他所遭受的痛苦和他的無依無靠來引起他人的關注。他的格言是：「你應該愛我，因為我正在受苦並且無依無靠。」同時，痛苦也正好作為他有權向別人提出過分要求的正當理由。
有時候這種乞求會以相當公開的方式表達出來。這時候病人往往強調他是病得最厲害的人，因而有權得到醫生的最大關注。他可能十分藐視那些外表上顯得比較健康的病人，而對那些比他更成功地使用著這種策略的人懷著深深的仇恨。
在乞求憐憫的手段中，往往或多或少地混合著敵對心理。神經症病人既可以單純地乞求我們的善良心腸，也可以通過某些極端的手段強迫我們給他以恩惠，例如通過使自己處於一種災難性的處境來迫使我們給他以援助。任何一個在社會工作或醫務工作中不得不與神經症病人打交道的人，都深知這種策略的重要性。一個以就事論事的態度解釋其自身困境的神經症病人，和一個企圖以戲劇性的效果展示自身困境以喚起他人憐憫的神經症病人，兩者之間是大有區別的。在不同年齡的兒童身上，我們也可以發現同樣的傾向和同樣的變化形式。兒童也既可以通過訴說自己的苦惱來獲得父母的安慰，也可以下意識地通過某種可怕的情境，例如不能進食，不能排便，來引起父母的關注。
使用乞求憐憫的手段來獲得愛，說明病人先有一種相信自己不能以任何其他方式獲得愛的信念。這種信念既可以理性化為不相信一切愛，也可以採取這樣一種形式：相信在特定的情境中，愛不可能通過任何其他方式，而只能通過乞求憐憫的手段來獲得。
在第三種獲得愛的手段即訴諸公正的手段中，神經症病人的格言可以說成是這樣：「我已經為你做了這事，你將為我做些什麼呢？」在我們的文化中，母親們往往強調她們為子女做出了這樣大的犧牲，子女完全有義務始終不懈地對她們孝順忠誠。在戀愛關係中，答應對方的追求，也可以用來作為日後向對方提出要求的資本。這種型別的人往往隨時過分熱心地準備為他人效勞，而內心卻隱秘地期待他人的回報，期待從他人得到他希望得到的一切；如果對方並不同意願意為他效勞，他就會感到極大的失望。我這裡說的並不是那些自覺地有意識地進行盤算的人，而是那些根本沒有意識地想過要得到任何回報的人。他們這種強迫性的慷慨，也許可以更準確地說成是一種變戲法的姿態。他們為他人所做的一切，正是他們希望他人為自己做的一切。只有失望給他們帶來的極度尖銳的刺激，才表明了期待回報的心理事實上確實存在。有時候，他們好像在頭腦中儲存著一本會計賬簿，在其中他們記下了他人欠下的無數筆人情債，因為他們為他人做出了大量的犧牲——儘管這些犧牲實際上毫無用處，諸如通宵未眠之類——但他們總是少記甚至不記別人為他們做出的犧牲。因此，他們完全歪曲了實際情形，以致他們竟認為有權要求特殊照顧。這種態度往往反過來在神經症病人自己身上發生影響，因為他可能變得極其害怕欠別人的情。由於他本能地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所以他害怕萬一接受了別人的恩惠，別人就會敲詐他，利用他。
這種訴諸公正的手段，也可以建立在這樣一種心理基礎上，即如果我有機會的話，我是會十分樂意地為他人做這種事的。神經症病人會強調，如果他處在對方的位置上，他會如何仁愛，如何樂於自我犧牲。他會因此而覺得自己的要求完全是正當合理的，因為他並沒有向別人要求更多的東西，他所要求的都是他自己也樂於做的。事實上，神經症病人的這種正當化的心理，比他自己能夠意識到的要錯綜複雜得多。他對自身性質的這一描述，主要是由於他無意識地將他要求別人做的事情放在了自己的頭上。但這並不完全是一種欺騙，因為他確實具有某種自我犧牲傾向。這種自我犧牲傾向，來源於他缺乏自我肯定的傾向，來源於他以戰敗者自居，來源於他本能地傾向於對他人寬容，以期得到他人寬容的心理。
訴諸公正的手段可能包含敵意，在要求為一種所謂的傷害做出賠償的時候，表現得最為明顯。這時候神經症病人的格言是：「你使我受了痛苦，你毀了我，因此你有責任幫助我，照料我，資助我。」這一策略類似於創傷性神經症患者所使用的策略。我個人對於創傷性神經症並沒有直接經驗，但我不相信創傷性神經症會不屬於這一範疇，不以自己的創傷為藉口去要求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可能要求的那些東西。
我要舉幾個例子來說明神經症病人可以如何通過使他人產生犯罪感或內疚感，來使自己的要求顯得正當合理。一位妻子曾因為她丈夫不忠而生病，她並沒有對他表示任何譴責，或許甚至根本沒有意識到他應該受到譴責；但她的生病卻內在地是一種活生生的譴責，目的在於使她丈夫產生犯罪感，從而使他自覺自願地對她忠貞不貳。
這種型別的另一個神經症患者是患迷狂症和歇斯底里症的女性。她時常堅持要幫助她的姐妹們做一些家務事，而一兩天之後，她又會不自覺地因為她們居然接受了她的幫助而十分生氣。於是她症狀加重而不得不臥病在床，從而迫使她的姐妹們不僅要自己料理家務，而且還得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照料她。同樣，她健康狀況的下降也表示了一種責難，並最終要求他人為此做出賠償。這個人有一次還在她姐妹們批評她的時候突然暈倒，以此來表示她的怨恨，並迫使她們給她以同情和憐憫。
我的一位病人在接受精神分析的一段時期內，病情曾變得越來越嚴重，而且產生了一種幻想，以為精神分析除了將使她的精神完全崩潰外，還要搶走她的一切財產。因此這位病人以為，將來我有責任負責全盤照料她。這種反應在各種醫療過程中都很常見，並且往往還伴隨著對醫生的公開威脅。在較微的程度上，下述情形則十分普遍：當精神分析醫生外出度假時，病人的病情往往明顯加重；而病人則往往或公開或隱晦地斷定，他病情的惡化是由於醫生的過錯所致，因此他有特殊的權利要求醫生的關注。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把這種例子應用到日常生活中，去與我們的經驗相對照。
正如這些例子所表明的那樣，這種型別的神經症病人很可能寧願以付出痛苦為代價，甚至是巨大的痛苦，因為通過這種方式他們就可以表示對他人的責難，並對他人提出要求。然而他們自己卻意識不到這一點，從而使他們內心的公正感得以維持。
當一個人以威脅作為一種策略來獲得愛時，他很可能威脅要傷害自己或傷害對方。他會以某種不顧一切的行動——例如敗壞自己或敗壞對方的名聲，對自己或對對方施暴——來進行威脅和要挾。以自殺相威脅，或甚至以自殺企圖相威脅，乃是最常見的例子。我的一位病人曾用這種威脅手段相繼獲得了兩個丈夫。當第一個男人做出將要退卻的表示時，她跑到城市中最熱鬧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去跳河；而當第二個男人似乎不大情願結婚的時候，她在她確信能夠被人發現的時候開啟了煤氣。很明顯，她的意圖是要表示，沒有這樣一個男人，她就無法活下去。
由於神經症病人是希望借這種威脅來獲得他人對他的要求的認可，所以只要他有希望達到這一目的，他就不實行這種威脅；而如果他沒有成功的希望，他就會在絕望感和報復心的壓力下實行這種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