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是先秦儒家經典《小戴禮記》中的一篇。北宋時期，儒者推崇《大學》，加以刊定講述。南宋理學家朱熹將《大學》從《禮記》中抽取出來，與《論語》、《孟子》、《中庸》合編為《四書》
，註解講習，遂奠立《大學》的獨立地位，成為對儒家思想與中國文化產生深刻影響的經典。
《禮記》《大學》被推尊為經典，與兩宋之際儒學復興的思想大勢有密切的關係。由於《大學》所闡發的「三綱領」與「八條目」，為宋明新儒學的修養與實踐提供了理想目標與具體方法，為儒家批判融攝佛教與道教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因此圍繞著《大學》相關問題的討論，一直是宋明儒學所關注的重點。至近現代，《大學》所內涵的儒家「內聖外王」的文化理想與實踐路向，又成為儒學現代轉型過程中反思和批判的內容，有其現代的思想效應與意義。
一《大學》題解要了解《大學》，先談一談《禮記》。
《禮記》是戰國至西漢時期儒家的禮學文獻彙編。《漢書·藝文志》載：「《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所記也。」「禮記」乃解釋「禮經」之作。西漢傳《禮》的博士有三家：戴德、戴聖與慶普，三家皆彙編有「禮記」。其中戴德稱為大戴，他的侄子戴聖稱為小戴。戴德彙編的禮學文獻有85篇，稱為《大戴禮記》，小戴刪輯為46篇，稱《小戴禮記》。《小戴禮記》
經東漢馬融增補3篇後由鄭玄加以註解而廣為流傳。《大學》這篇文獻即為《小戴禮記》的第42篇。
關於《大學》的作者，鄭玄在注《小戴禮記》時沒有提到，唐代孔穎達的《禮記正義》也沒有說明。根據朱熹《大學章句》中的說法，北宋理學家程顥、程頤視《大學》為「孔氏之遺書」。朱熹自己則認為：「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按照朱熹的說法，《大學》分為經傳，經為孔子之言，孔子的學生曾參述之，傳為曾子之意而弟子記之。二程與朱熹所說，於史並無憑據，他們這樣說主要是為了抬高《大學》這篇文獻在儒家傳統中的地位。根據《漢書·藝文志》「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所記也」，《大學》的作者有可能是戰國時期的儒家傳人。
「大學」題意，鄭玄解為：「《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在鄭玄這裡，所謂「大學」，指儒者為政之學。朱熹《大學章句》引二程言稱：「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又指出：「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在朱熹看來，「大學」是「小學」之後的教育階段與教育內容。朱熹說：「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小學是子弟發矇與初學階段，其內容是基本的禮儀與六藝之學。大學是子弟學習的高階階段，其內容為窮理、修身與治國之道。從《大學》的內容上看，鄭玄與朱熹的解說皆有依據，鄭玄的理解徑直簡要，朱熹則細緻而有落實。實際上，「大學」還可從儒家實踐方法與理想目標兩方面來理解。此實踐方法，從格物到修身，從齊家到治國平天下，無所不及，此為大；其理想目標，以天下為己任，以至善為鵠的，此亦為大。概括言之，所謂「大學」，就是儒家實踐理想的大學問。
《大學》的主要內容，概括起來就是儒家「三綱領」、「八條目」。
《大學》開宗明義說：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所謂「三綱領」，就是「明明德」、「親民」與「止於至善」。朱熹說：「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為儒家道德修養、政治教化與理想境界的基本綱領。
「明明德」，鄭玄注曰：「謂顯明其至德也。」朱熹注《大學章句》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慾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明明德」意為通過道德修養回覆本來至善的天命之性。朱熹的解說立足於理學關於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的理論分判，但與鄭玄相一致，認為「
明明德」就是通過道德修養而顯明其最高的德性。
「親民」，孔穎達疏曰：「言大學之道，在於親愛於民。」程頤在其《伊川先生改正大學》本句「親」字下有小注曰：「當作新。」朱熹《大學章句》說：「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汙也。」程頤與朱熹認為，所謂「親民」應為「新民」，即通過道德教化而使人民顯明其道德。孔穎達的「親民」主要是要求統治者仁民愛物，是政治上的要求。應該說，孔疏更符合本意。
「止於至善」，孔穎達疏曰：「言大學之道，在止處於至善之行。」朱熹《大學章句》說：「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慾之私也。」筆者以為，「至善」乃是儒家道德修養與政治實踐的最高目標與境界，「止於至善」就是實現和達到這一目標與境界。
三綱領八條目「明明德」、「親民」與「止於至善」，為「大學」之教規定了基本綱領，所謂「物有本末」，此為「大學」之本。「三綱領」也為學做「大人」提供了理想目標，所謂「事有終始」，就是由道德修養而至政治教化，再至實踐至善之理想，此為「大學」之「終始」。
所謂「八條目」，就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朱熹說：「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大學》曰：
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八條目」是實現「三綱領」的八個實踐內容與基本步驟。
從內容上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皆是儒者修身的內容，修身落實於「齊家」，由之推擴出去，則是「治國」與「平天下」的事業。
從步驟上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因此，「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這是一個從修身而實現治國與平天下的過程。還需要指出的是，這樣的實踐內容與步驟，儒家認為是從天子到普通人皆可以去做的。
具體地看，關於「格物」與「致知」，有不同的理解。
鄭玄認為，「格，來也，物，猶事也」，「致知」就是「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因此，在鄭玄這裡，格物致知就是對事物的善惡加以判斷以使善從而惡去。顯然，這種解釋是著眼於道德判斷與道德修養而做出的。朱熹則指出：「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因此，在朱熹這裡，所謂格物致知，就是即物窮理。其所謂「物」，包括自然之物，但主要是倫理之事。其所致之知，包括物理之理，但主要是倫理之理。因此，朱熹的解釋較之鄭玄更為豐富，在朱熹的「格物致知」解說中包含著對客觀物理的探求。朱熹在註解《大學》時，根據自己的判斷增加了對「格物致知」的解說：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可見，朱熹的解釋較之鄭玄更有包容性，在朱熹的「格物致知」解說中，包含著對客觀物理的知識論探求，也展開了關於人的認知能力與認識過程的認識論思考。
「誠意」與「正心」，孔穎達疏曰：「總包萬慮謂之心，情所意念謂之意。若欲正其心使無傾邪，必先至誠，在於意念也。若能誠實其意，則心不傾邪也。」朱熹注曰：「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誠意」與「正心」主要是指在道德修養的過程中的自律與自覺。《大學》中也以「慎獨」、「無自欺」來對這種修養加以說明。
「修身」與「齊家」，《大學》中解釋說：「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闢焉，之其所賤惡而闢焉，之其所畏敬而闢焉，之其所哀矜而闢焉，之其所敖惰而闢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上文所謂的「闢」，乃「偏愛」的意思。常人之情，總有所偏愛，因此修身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克服情感上的偏頗。「修身」是指個體的道德修養與是非觀念的培養，「齊家」是使家庭和睦而有規矩，「修身」是「齊家」的根本。
「治國」與「平天下」，皆為儒家實現道德理想的客觀實踐。「治國」指使國家政治清明，獲得良好的治理。「平天下」意為使儒家的道德教化普施天下，所謂「明明德於天下」。《大學》在說明儒家這一客觀實踐時，明確指出「治國」應以「齊家」為本，「明明德於天下」應以「治國」為本：「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這說明，儒家的客觀政治實踐，皆應落實在孝悌忠信的倫理法則基礎之上。而孝悌忠信的倫理法則，正是建立在農業文明基礎上的宗法社會的觀念核心。
《大學》的「八條目」構成了儒家道德實踐的基本內容與步驟，是儒家「內聖外王」理想的客觀化，也是實現這一理想的功夫與方法。
最後，談一談《大學》所言的「絜矩之道」。《大學》說：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關於「絜矩之道」，鄭玄注曰：「絜，猶結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道，謂當執而行之，動作不失之。」所謂「絜矩之道」，字面的意思就是確立法則而執善固從。《大學》又進一步解釋「
絜矩之道」，稱之為「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因此，所謂的「絜矩之道」就是孔子所言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鄭玄注也說：「‘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治國之要盡於此。」朱熹則稱之為「平天下之要道也」。
《大學》將「絜矩之道」視為儒家政治的基本準則，這一準則的核心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所代表的公平與公正。不過，這一政治上公平與公正的實現，需要依賴在上者的自覺與推行。
二《大學》源流從文獻學的角度看，《大學》有值得說明和討論的問題。
如前所述，《大學》本是《小戴禮記》的一篇，東漢鄭玄曾為之作注，唐孔穎達曾為之作疏。因此，《大學》的內容本應以《小戴禮記》所收錄為準。事實上，在《大學》為宋儒所表彰並抽出單行之後，《大學》的內容刊定與版本流傳就複雜起來了。
朱熹在二程改定的《大學》基礎上，加以註釋，同時對《大學》的內容做出了補充與調整，形成了《大學》的新版本。與此新版本相對，《小戴禮記》中原有的《大學》，就被稱為《大學》古本。雖然朱熹的《大學》新本在後世非常流行，但也有學者據《大學》古本來與朱熹相頡頏，如宋明儒學心學的集大成者王陽明就曾編有《大學古本》，「去分章而復舊本」（《大學古本序》），並留有《大學問》的新解說。下面，我們就對宋以後的《大學》的流傳與刊定加以梳理和說明。
據考證，北宋天聖五年（西元1027年）八月，宋仁宗以《大學》賜新第進士王拱辰。後來，登第者皆賜以《儒行》、《中庸》、《大學》等篇。據陳振孫《直齋書錄題解》，司馬光著有《大學廣義》一卷，是為《大學》別出單行之始。
程顥程頤司馬光之後，最著名的《大學》版本是程顥與程頤兄弟所改定的。程顥所改定的稱為《明道先生改正大學》，程頤所改定的稱為《伊川先生改正大學》。二程的改本皆對《小戴禮記》中的文字次序有所調整，如大程的改本在原本首章之中的「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之後，開始移用後文「湯之《盤銘》」之言加以解說，而小程的改本則在原本首章之後，對後文的章節加以移易。
總之，二程對《大學》原本皆斷以己意，做出了章節次序上的調整。
二程之後，對《大學》的專門研究多了起來。周予同先生在《大學》與《禮運》一文中曾細緻地加以考證，他說：「就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呂大臨、蘇總龜、喻樗的《大學解》，廖剛、何俌的《大學講義》，譚惟寅的《大學解》，張九成的《大學說》，蕭欲仁的《大學篇》等。——雖然這些書多半已經亡佚。到了南宋的朱熹，撰寫《大學章句》和《大學或問》兩書，不僅如司馬光樣將《大學》從《禮記》中抽出單行，也不僅如二程樣將《大學》原文的章節文字加以竄改，而且指明瞭《大學》是曾子和曾子的門人所作。到了朱熹，《大學》才取得儒教經典的最高地位；但到了朱熹，《大學》的真面目更其模糊了。」下面，我們就談一談朱熹對《大學》的改造與發揮。
對《大學》的刊定與註釋是朱熹用力最著的工作。
從形式上看，朱熹的《大學章句》將《禮記·大學》的內容劃分為經傳。由「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始，至「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為經文部分。朱熹說：「上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後的內容，朱熹別之為傳：「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朱熹認為：「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此外，朱熹還對「傳」文部分的編次加以調整，以合經文部分「三綱領」、「八條目」的內容與順序。
從內容上看，朱熹《大學章句》最重要的改定是增補了「格物致知傳」的內容。朱熹認為，如果從經傳相配合看，古本《大學》缺少對「格物」「致知」的解釋。於是朱熹自稱襲取二程的觀點對傳文作出了補充，增加了「補大學格物致知傳」。
朱熹《大學章句》
王陽明朱熹對《大學》形式的調整與內容的增補，從儒家經學的傳統上看，實在是大膽與驚人的。筆者認為，朱熹之改經，與宋代重視義理的學術風氣有關，更重要的是闡發自己格物窮理的理學思想的需要。
此外，對於朱熹來說，可能還有一個原因，這就是《大學》既分經傳，因此傳文的調整與增補也可視為儒家後學彌補缺隙與發揮經義的正當之舉。
朱熹的《大學章句》本由於被收入《四書》而在後世成為官方肯定的經典與教材，流傳甚廣，幾成為定本。雖然如此，後世儒家對《大學》是否闕文以及朱熹的增補都曾提出疑義。王陽明對《大學》古本的恢復就是一個例證。陽明在《大學古本序》中說：「《大學》之要，誠意而已。」在陽明看來，格物是誠意之功，致知是誠意之本，止於至善是誠意之極。因此，王陽明認為：「聖人懼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反對朱熹對《大學》的改造，重新「去分章而復舊本」，恢復《大學》的古本。王陽明與朱熹在《大學》文本上的分歧，實際根源在彼此思想上的不同，陽明主誠意，而朱熹強調格物窮理。
三《大學》與中國文化宋以後，《大學》作為儒家經典被編入《四書》，立於學宮，成為儒者學習的基本文獻及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對中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也有其現代的效應。
首先，《大學》對宋以後儒家的教育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大學》為二程所提倡而被朱熹加以註解並編入《四書》之後，遂成為儒家教育與儒者學習的重要經典。西元1227年，也就是朱熹卒後的第27年，宋理宗下詔說：「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將《四書集註》列為官學教材。元代，經儒家學者趙復、許衡等大力表揚，元仁宗於皇慶二年（西元1313年）將《四書》列為科舉考試的內容，明確規定「用朱氏章句集註」。明清兩代，無論是官學還是私學，包括《大學》在內的《四書》，一直是最重要的經典與教材。科舉考試也以《四書》為重要內容之一。明代科舉以《四書》與《五經》取士，編有《四書大全》、《五經大全》等教材。在清代的科考中，朱熹的《四書集註》仍是最重要的考試內容。
《四書》之所以為後世儒者及國家科舉所重視，從儒家教育的角度看，是由於《四書》內容的獨特性。而在《四書》中，《大學》的地位與性質也相當重要與特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