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晚清至民國時期各種資料可以獲知，在那些敢於以身試法的盜匪中間，排在第一位的出身便是無業遊民，其次是士兵，第三位是苦力，第四位是農民。其中，無業遊民的比例在百分之七十以上。吳思先生認為這種排序，正是生產性收益遞減的次序：農民有地種，只要不鬧天災人禍，就可能有一些生產收益。一旦失去土地或者鬧災荒莊稼絕收，只好「以身為業」，去幹苦力或者當兵，幹苦力掙的工錢還算生產收益，當兵已經被看作「賣命」。如果再失業了，生產性收益徹底斷絕，除了朝不保夕的性命之外，無業遊民一無所有，被迫以性命博取生存資源，有搶劫能力者便淪為盜匪。
自入清以來，廣東地區就活躍著一批打著「反清復明」旗號的地下幫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幫會的政治色彩雖然漸漸褪去，但是它的黑道色彩卻越來越濃。廣東海關就曾經在一份報告中說：「這個著名的三角洲一向擁有無法無天的壞名聲，而且自古以來一直是‘海盜’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土匪出沒的所在。」
打家劫舍的「盜匪」與幫派會黨合流，成為典型的黑社會。他們通過「拜會」等方式，擴充隊伍、收取會費，然後再通過綁票勒索、強收保護費、開設「黃賭毒」等，形成了龐大的「黑色經濟」，儼然成了「二衙門」，讓整個廣東省陷入黑白兩道共通的歷史隧道中。
這幫盜匪是從哪裡來的呢？他們大多數人都是貧苦農民出身。我們知道農民手裡擁有土地，也就等於擁有了活命之資。一旦官府動用公權力將他們從土地上趕走，或者這一年又趕上天災人禍，部分農民就會喪失最基本的生存條件。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為了謀得活命之資，他們只有去出賣苦力或者當兵出賣血酬。如果運氣不好，來個二度失業，他們就會選擇以性命博取生存資源。有一個好身體，膽子再大一點兒就有可能去混「黑社會」。其實這幫遊民身上體現出來的就是一種硬度生存，這種硬度生存表現在兩個層面上：一是生存環境的艱難，二是生存意識的頑強。
當一個人的生存只剩下血與命的資源時，那么他也就只能進入體制外的搏命通道。「黑道」盛行，不稼不穡，成為廣東社會的巨大問題。民眾不僅要供奉穿制服的官吏，還要供奉那些不穿制服的「二衙門」，這兩種「衙門」的界限也隨著內憂外患頻仍而不斷模糊。就拿那些吃朝廷俸祿的軍警來說，他們為了應對列強入侵和維持社會穩定，廣東與全國一樣，不時需要招兵買馬擴充軍警力量。不少遊民和黑道人士因此流入軍中。這雖然有效解決了兵員的問題，卻令軍紀更為敗壞。士兵公然穿著軍服入室劫掠的報道，也時常見諸報端。據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在日記裡記載：人們告訴他，李鴻章在廣東處決的「盜匪」，多達五六萬人。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從1900年1月18日李鴻章到達廣州，到當年7月17日離開廣州北上，只有短短的半年時間，平均每個月的處決人數高達近萬人。
為了能夠儘快撲滅匪患，廣東的許多州、縣都擴充了警力，不斷增加捕盜的胥役編制。有些人口眾多的大縣，其胥役人數更是高達幾千人。隨著警力不斷擴充，其人員構成也越來越複雜。當地的許多江洋大盜也趁機混雜其間，以漂白自己的身份。
既然江洋大盜可以穿上警服冒充官府的僱傭兵，他們也可以白天脫下盜匪裝混到真正的良民中間去充當老百姓，晚上穿上盜匪裝幹些謀財害命的勾當。混入胥役隊伍裡的盜匪可以披上權力的外衣去「坐食」利益；而混入老百姓中間的盜匪則可以用自己白加黑的身份為自己打掩護，逃脫官府的追究。
「匪」與「民」交替轉換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作為亂世中的農業生產者，他們也吃不準這兩項職業究竟哪一個風險性更大。在這場官與匪的博弈中，官府出於自身利益考量，會首先做出讓步，這就等於為盜匪騰出了更大的利益空間。他們不會收斂，只會更加猖獗。廣東盜匪漸漸失控，越來越多的地方士紳，為了自保也不得不加入幫會。黑道勢力壯大，不僅敢於與官軍正面衝突，而且也不放過境內的洋人，西江上不斷發生的劫掠謀殺外籍人士的案件，給了一直謀求勢力擴張的英國人以充分的藉口。
在李鴻章就任兩廣總督之前，廣東歷屆督撫並沒有在打黑問題上掉以輕心。這是兩廣總督李鴻章到任後的第一把火，也是在他短暫的任職期間內唯一的一把火。而最常用的辦法，就是出動正規軍「清鄉」，這成為廣東的社會常態，一直延續到民國。李鴻章動用了陸軍、海軍以及民兵（鄉勇），高密度、大兵力出擊，重拳打擊廣東各地十分猖獗的黑惡勢力，並且從中央要到了特殊政策——「就地正法」的殺人權。一時之間，廣東各地城牆上、要道旁，紛紛懸掛起血淋淋的首級。
這些混進胥役隊伍裡的盜賊還是有自己的職業操守的，正所謂盜亦有道，他們遵守著「兔子不吃窩邊草」盜匪章程。通常情況下，他們會跑到離家數百里外的其他州、縣的地盤上作案。作案所得他們統統要上交匪盜組織的首領處理，由組織上統一分配。有的案子如果碰到官府督促破案抓得緊、難以搪塞過去，他們就會出錢找人為他們頂罪，很容易就矇混過關。而作為當地主管部門的府、縣衙門的領導，大多是接受過他們贓款贓物的。就算沒有接受過賄賂，出於自身安全考慮，在這件事上，往往也是能敷衍就敷衍。
除了組織軍警進行運動式的打黑之外，廣東最常採用的管理方式，是大辦團練與完善保甲制兩種。團練是從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以來時興的辦法，著名的湘軍、淮軍都是團練出身，從民兵升格為國防軍。辦團練的同時，廣東全省大力設立「保甲局」，「將戶口人數造列清冊，仍按十家為一甲，立甲長一人；五甲立黨副一人，十甲立黨正一人，百甲立聯董一人，以次遞加，鈐束村民；一經犯法，以次責成捆送，徇庇者查出同罪，同甲十戶知而不舉發者，按以連坐之科」。
這種源遠流長的「秦王政」，試圖以連坐的威懾力量，形成遍佈城鄉的預警網路，讓黑道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但是，廣東的黑道力量實在過於強大，連坐政策反而逼著他們大力降低入會門檻兒，吸引更多的成員。一般民眾，包括不少地方鄉紳，為了自保，也只好靠向黑道，客觀上令「保甲」成為「黑道」的「保甲」，誰敢通官，倒是一定會被「連坐」。
也曾經在兩廣總督任上待過的譚鍾麟曾經提出過「辦團練以助兵力，查保甲以絕匪蹤」的思路，而在實施過程中，大大促進了廣東的各種地方勢力迅速成為武裝集團。為了供養這些民兵組織，各地不斷出臺土政策、土辦法，向普通民眾強行攤派。民間固有的宗族矛盾、區域矛盾，因為槍桿子的失控而更趨嚴重，在客觀上推動了整個社會的「黑幫化」。
李鴻章接手時的廣東，就是這樣一種亂鬨鬨的情形。沒人能夠說清，這大好河山究竟是誰人之天下。與他的前任譚鍾麟相比，李鴻章並沒有什么更好的招數。只是在細節的落實上，比譚鍾麟更有執行力。
1900年1月，到任只有十天的李鴻章，在爭取到朝廷的支援後，就準備放開手腳大幹一場。他先是全面放開廣東的賭博行業，籌集包括打黑在內的經費。李鴻章的打黑行動，與他的前任們手法相似，整頓團練、保甲，派兵清鄉。而比前任們更進一步的是，他設立了專門的打黑機構——緝捕總局，並在各地開設派出機構，以便就地審判，並分兵五路進行大規模清鄉。而且經朝廷批准，他得到了「暫復‘就地正法’舊章」，以遏制「廣東盜匪日熾」的特殊政策。這意味著，本來要報經中央的死刑審判權，完全下放給地方，下放到打黑第一線——李鴻章的刀因此磨得飛快。
「就地正法」，是大清國刑法中具有相當威懾力的一種刑罰。根據《大清律例》，廣東的「就地正法」權，被嚴格限制在「內河盜劫」，而且有著詳細的條件限制。更重要的是，死刑的稽核主要掌握在皇帝本人手中。每年，所有被判處死刑的人犯名單，都要由皇帝本人親自核準，用紅筆打鉤，才可以處決，這叫作「勾決」。這並非因為皇帝對法律的執行有著興趣偏好，而是因為死刑的核準權不僅是皇權的重要體現，也是中央權威的重要標誌，國家重器，不可輕易下放。如今，李鴻章到任，為了震懾黑道，他再度祭起「就地正法」的舊招，居然還得到了皇帝的批准。可見中央朝廷對廣東打黑的支援力度有多大。
拿到殺人權的李鴻章，究竟為這一次重拳打黑出動用了多少兵力，難以統計。僅在新會、順德及香山交界一帶，負責清鄉的連州代理知州李家焯，手下的兵力就有一千二百名，並有十二艘巡船配合。而此時，早已過了李鴻章打黑的高潮。其打黑高潮時的兵力之大，亦可見一斑。
在這次打黑中，李鴻章究竟「就地正法」了多少人，更是缺乏確切的數字。澳門《知新報》曾報道「半年以來各屬拿獲正法不下數百餘名」，但報道出籠時，李鴻章的打黑才剛剛開始，「就地正法」的權力還沒到手，「數百餘名」這個數字是偏小的。至於瓦德西的日記裡說的五六萬人，似乎又大得比較離譜。具體的數字，在缺乏「數字管理」的大清國，永遠是一個解不開的謎。
17布衣
《鹽鐵論·散不足》中說：「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在中國古代，普通人要到八九十歲才有資格穿上絲綢衣服，在這以前，只能穿布衣（麻衣）。
西漢開國諸臣授官將相的，絕大多數「起自布衣」，稱之為「布衣將相」。他們中間有出身白徒（一般農民）、屠夫、喪事吹鼓手、小商販、戍卒、小吏等。
諸葛亮在《出師表》裡說：「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
朱元璋當了皇帝以後，言必稱「淮右布衣」「江左布衣」。
「布衣」這個詞雖然是平民百姓的代名詞，但這個詞蘊含著一個人內心的驕傲感。一個人承認自己是「布衣」往往是想借此拉近與廣大農民的距離。所謂的布衣精神，不過是古代平民知識分子堅守的一種信念。他們不畏於勢，不惑於神，不棄尊嚴，堅守懷疑、叛逆、自由而曠達的精神。
在這裡我想說的這個不尋常的「布衣」之士是朱元璋，此人雖然進城做了皇帝，可是他的內心深處永遠藏著一個泥腿子，藏著一個比農民身份還要卑微的遊民。他說，自己不過是江左、淮右的一介布衣，而那些和他一起打江山的也大多是自己的「布衣之交」。其實他並不是有意炫耀自己卑微的出身，如果可以選擇去做官二代、富二代，又有誰願意承認自己是穿著粗布麻衣的草根四代、五代呢？朱元璋在當了皇帝以後，曾經也為自己的底層身份感到苦惱。他不是天生貴胄，也不是中產階級，而是徹頭徹尾的布衣階層。古今中外的帝王中，唯獨朱皇帝是含著草棒子來到這個世界。
對於像朱元璋這樣的成功者而言，最初的身份越低微，經過奮鬥所獲得的社會身份越高，卑微與顯赫的落差就會成為他們炫耀的資本。作為一個沒有多少傳統文化教養的遊民，他在用「布衣」界定自己身份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遊民與士人的界限。其實嚴格劃分，朱家的僱農身份只能算是鄉村社會里的赤貧階層。也就是說，他這個皇帝的出身比真正的農民還要卑賤。農民還有屬於自己的土地，而他在雙親亡故後，連埋葬他們的方寸之地都沒有。
朱元璋曾經暗示過身邊那些文臣儒士，看他們能不能給自己想想辦法，讓他與前朝的某位王侯將相或者名士大儒攀上血緣關係，畢竟他是做了皇帝的草根。朱元璋提示，他們老朱家不是出過一個理學大家朱熹嗎？只要能夠與朱熹那樣的大人物攀上關係，自己就成了聖人之後。聖人之後當皇帝，那就是符合天道神意的事。
後來這件事就放下了，原因是有一件事改變了他的想法。一次他接見了一位姓朱的本家，此人是教諭。朱元璋問他是不是朱熹的後代。對方的回答是，自己雖然仰慕朱老夫子，但朱熹並不是自己的祖上，不能亂認祖宗。
這件事對朱元璋的內心觸動很大，連一個小小的教諭都不肯亂認祖先，何況他這個一朝天子。從那以後，朱元璋就打消了先前的想法，坦承自己是一介布衣。這樣一說，自我感覺還是很滿足的。不靠祖宗不靠天，老子憑自己的能耐給老朱家打下這樣一份江山。起點越低，就越說明自己有能耐。朱元璋相信，很多年以後，那些朱姓的後人，都會尋根溯源來爭著搶著認他朱元璋做他們的祖宗。六百多年後的今天，他也的確做到了這一點。
在那樣一個紛亂的大時代背景下，一個農民的命運絕對不會比地上爬行的螻蟻好到哪裡去。一場突發的災難，就會讓整個家族和個人陷入人生絕境。農民是在這塊土地上生根的。一切綱常教義，一切與「安分守己」「安土重遷」有關的大道理都是建立在土地的基礎上。他們一旦因無處不在的壓迫榨取被迫從這塊土地上游離出來，成為社會上的浮浪者、浮食遊民，以前所有的社會思想的羈絆，便不再對他們發生效用。
從至元五年（1339年）到至正四年（1344年），朱元璋在鳳陽孤莊村生活了五年之久。在那些吃了上頓沒下頓的貧寒歲月裡，他從十二歲的少年成長為十七歲的青年。十七歲對於那些富家子弟來說，是花樣的年華；可是對於朱元璋這些窮人家的孩子來說，留在記憶中的只有苦澀和辛酸。
那時候的他已經作為一個家庭的主要勞動力，與父兄一起扛起了生活的重擔。朱元璋要應對所有農活，要熟悉民風民俗、人情世故，甚至要成家立業頂起一個戶頭。如果不出意外，他也將沿著父兄的生活足跡成為一個勤勞、淳樸、忠厚的鳳陽農民。
從來到這個世界上，那一場接一場的人間災難，就好像前世已經彩排好似的，排著隊碾壓過朱元璋的精神與肉體，企圖將他身上所有可以證明自我存在的價值符號都一一擦去。
父母雙亡，兄弟離散，幾乎所有與血緣有關的聯絡都被艱難的世道無情地割斷。對於朱元璋生活的那個時代的農民來說，他們一旦脫離了宗法網路的庇護，會很容易被當時的主流社會所拋棄，成為一名遊蕩於城鄉之間的遊民。遊民是在主流社會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們所託命的空間就是所謂的「江湖」，那裡風波險惡，一飽難求。從鄉村到江湖，讓朱元璋獲得了同齡人不具備的特質——勇敢、精明，適者生存的手段，以及難以預測的未來。
18官·紳·民
在傳統中國，「官—紳—民」的三角關係構成了社會的基本框架結構。而整個帝國也將它的社會控制機制建立在這個框架結構上，通過對「官—紳—民」關係的調節，維持社會秩序的平穩。
當「官—紳—民」的關係達到一種均衡狀態時，社會秩序保持穩定；反之，則將導致原有的社會控制失效，而「民變」無非就是社會失控的烈性反應。在「官—紳—民」三角關係中，士紳階層聯結著社會的頂部與底層。它既扮演著「官府經紀人」的角色，又同時扮演著「民意代言人」的角色。官恃紳力以治民，民也借紳勢以行事。士紳力量的增減消長、官紳關係的疏親趨勢，在它們達到臨界點後，往往預示著社會的原有平衡將被打破，其結果要么是官的「觸角」伸得更長，出現「全能政府」；要么是官的「觸角」收縮得更短，出現社會失控。
太平天國興起時期，清朝地方大吏意識到必須調適與民間士紳的關係，緩和社會矛盾，以有效藉助民間士紳力量與太平軍相抗衡。湖南巡撫張亮基於咸豐二年「尤汲汲以延訪士紳通上下之情為務」。地方大員的深切感受是，在官、紳、民三方力量的構架中，紳、民之間存在著更多的利益共識，並足可形成與官府角力的合力。因此，危機時代必得動員士紳以求抵禦太平天國的破竹之勢。
湖南巡撫駱秉章認識到「官與民不能聯絡，紳為通之」，「務在官紳與民通為一氣，丁胥吏役無所容其奸」。由此，官、紳的利益共謀在團練中得以實現。官為紳用、以紳為主的團練局，其徵派「固然要由官府同意，但實際操作則是士紳自行其是」。而且，「團練局有一大批局董、局紳，均是在地方有勢力的上層鄉紳」。局紳或紳董群體的出現，預示著地方權勢由士紳階層向權紳集團的演變。
隨著團練作用的增大，地方紳士的力量漸強。這就有可能破壞「官—紳—民」社會結構間的力量平衡。作為「官—民」間的中介，紳士是中央政權不可缺少的力量。但如果地方紳士力量過大，官府勢必大權旁落。
鄉村社會秩序的維繫和生活功能的運轉以及鄉村社會的公共組織，如水會、老人會、堤工局等，也多基於士紳私人威望的構建。享有文化權威和社會權威計程車紳階層是這個控制系統的社會基礎。不過，士紳對於地方事務的權力影響或支配作用，儘管不容小覷，卻並不獲得制度化的支援；同時，憑藉私人威望和能力辦理公共事務，也不能做到現代行政所要求的常設化、制度化。
地方社會秩序頻繁動盪與失控，尤其「民變風潮」多以紳民衝突的形式展開。政府不得不再次倚重藉助地方紳士和團練，並使之空前壯大，平民力量受到嚴重打擊。清末十年，民變的主體力量及其首領的身份，與清中期相比截然不同，標示著時代性的差異。
清朝中期，這些人幾乎全都來自貧窮或邊際貧窮的地區，是從土地中游離出去的過剩人口，沒有必要的生產資料，下層社會是「民變」形成的主體力量，而遊民無產者或社會邊緣人在其中佔了很大比重。屬於「中等社會」及其之上的社會階層很少直接捲入罪行，即使參與也只是充任盜匪的接贓者、保護者，或者是助手。
清末民變中，士紳、豪富佔有很大比重，而在民變首領中所佔比例更大。在相對於「新政」的「舊政」體制下，士紳與鄉民的利益關係雖不免等級之別，卻不至於頻繁出現嚴重的利害衝突。民變參與主體的擴大，揭示了社會利益分化的劇烈和普遍，使得「民變」中的力量組合和鬥爭指向也更復雜多變，形成了紳民—官（如1910年2月浙江台州仙居民變、4月河南密縣民變，1911年四川名山縣紳民將縣官轟下臺等）、官紳—民（萊陽民變）、官民—紳（如官府在毀學風潮中對鄉民打紳行為的縱容或騎牆態度）等多模式矛盾衝突的歷史景觀。士紳階層的利益分化也更為突出，所謂「紳分五黨」「皆爭權據利，各不相下」的局面所在多有。
在傳統的「官—紳—民」三角關係中，民的權力分配往往被壓制到最低限度。藉助士紳階層的緩衝，民間也獲得了一個一定範圍的自治空間。這個自治空間通常是穩定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社會的進步恰好體現了官、紳、民的良性互動，使得三方關係可以實現平穩的調整。如此一來，社會的自治空間會變得更大，而「官—紳—民」的三角關係也將變得更加穩固。
在地方社會秩序急劇動盪的主導力量中，居然有「武庠中之舉、秀，仕途中之弟子」。「前聞舉貢生監，以考試既停無所希冀，詩書廢棄，失業者多，大半流入會黨。」「甚至庠序衣冠之輩，亦多為所誘惑。」「士農工商，全民參與」構成獨具的時代特徵。
在官、紳、民的權力結構中，無論對於鄉民還是對於官府而言，地方秩序的穩定和利益調節，通常都倚重於士紳階層。官府甚至將徵稅的權力都轉讓給了紳士，攪亂了租稅關係，「官—紳—民」間的社會結構平衡便被打亂。由此，紳士拋開其名分與職能，變成了寄生階級。鄉里社會或宗族共同體利益相近的「紳—民」關係相對和緩，遠不如官、紳之間利益關係的緊張。同治年間，長江中游地區圍繞漕糧徵收，鄉村社會計程車紳與鄉民藉助於宗族組織結成合力以對抗官府，在某些地區已經演成了這樣一種局面：「鄉村宗族動輒恃眾抗官，逞強凌弱，轉以宗祠為聚眾逋逃之護身符，人命盜案，一入強梁之村落，往往不服拘拿。」
在清末時局中，遊民勢力的崛起打破了社會的權力平衡。長期受壓制的邊緣群體有翻身的願望，有鬥爭的訴求，卻沒有管治的能力與妥協的精神。再加上官方權威流失，社會控制力衰減，士紳離心加速。如此一來，「紳士信官，民信紳士，如此則上下通，而政令可行矣」的「官—紳—民」權力結構制衡關係，已如明日黃花，呈分崩離析之勢。
19清官
歷史上的每個清官廉吏都是有個性的人。因為有個性，才讓他們對所謂的遊戲規則不屑一顧。也正因為如此，只有那些敢於堅持自己內心標準的人才能成為清官。而他們的代價就是被他人所攻擊、所排擠，被官僚群體所厭惡。於是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清官廉吏大多是孤介之士，生前艱辛而死後留名。
歷史對「清官循吏」的含義有進一步的解釋：「吏有不為利回，不為義疚，世稱曰廉。才足以經濟，智足以決斷，世稱曰能。奉法遵職，履正奉公，世稱曰循。明國家之大體，通古今之時務，世稱曰良。」這句話就是告訴世人當一個合格的官員需要哪些條件，要達到什么樣的標準。
我們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清官意識其實是從民本思想那裡派生出來的一個定義。「安民」「保民」「養民」「為民請命」等思想行為，在歷代清官身上體現的都比較突出。包拯說：「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危所繫，當務安之為急。」另一方面，清官還是官家對知識分子完美人格的呼喚，也是儒家正統知識分子的理想與追求。儒家思想中有著明確的政治思想，孔夫子懷抱著「天下有道」「禮治」的社會理想，孟子也同樣憧憬著「仁政」，他們都為自己心中的理想行走在路上。而後世清官作為儒家的信徒，也同樣懷抱著這種理想。其實很多懷揣著政治理想的人在現實面前被撞得鼻青臉腫，甚至搭進去身家性命也依然九死而不悔。
在官家政治結構中的權力信仰實際上是一齣被清官話語遮蔽了的超級悲劇，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經濟學中有個第二假定，被人稱之為資源稀缺假定。如果我們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清官作為古代官場上的一種稀缺資源，當貪者越多，就越發顯得其稀缺與無價。市場上越稀缺的東西，往往想得到的人就會越多，結果就會造成供不應求的局面，包括皇帝老子也喜歡趕這種奇貨可居的時髦。但作為稀缺資源擁有者的皇帝，他對這種稀缺資源的稀罕程度與老百姓的稀罕又是完全兩個不同的概念。
官家集團對清官的喜歡還是有限度的，有時候還不太感冒。清官在皇帝那裡往往會有兩種不同的下場。懂得鑑賞寶物的君主知道自己手裡捧著的是寶，惜用之；而那些不懂的君主則會把寶物當作破銅爛鐵扔在一邊，你不是稀缺嗎？那我就讓你生鏽貶值永遠在權力市場失去買方。
現代經濟學對人的基本假設是，理性人在約束條件下會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說人有趨利性的一面。根據這個定義，我們在觀察一個官員是否願意選擇當清官時，重要的是看他在選擇時是如何做好自己的成本收益分析的。
大明隆慶四年（1570年）春，刑部都給事中舒化、戴鳳翔聯合起來彈劾海瑞拘泥固執，理由是：「不諳吏事」，「庇奸民，魚肉縉紳，沽名亂政」。也就是說海瑞不切實際，不通人情世故，不達政體，不適合處理地方事務，應該安排南京的清閒職務「養起來」。他們還拿海瑞的私生活來說事，海瑞的前兩任妻子先後被休，七個月前，家中一妻一妾同時去世，疑似謀殺。明朝官員大多是文人出身，文人生來要有所擔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連家都不齊，何以治國？
這幫同僚的彈劾之辭，激怒了海瑞。既然同僚們都不理解自己，沒人為自己辯解，他只好上書自辯，稱那些彈劾他的言論純屬虛構，「無一事是臣本心，無一事是臣所行事蹟」。海瑞感到萬分委屈，自己一心報國，兩袖清風，結果卻換來了彈劾。他把一腔怒火燒向朝中眾大臣，怒斥「今舉朝皆婦人也」。首輔李春芳自我調侃說：「滿朝都是女流，那我不就成老婆子了？」
事已至此，海瑞這個巡撫也就沒辦法再幹下去了。海瑞在離開江蘇地界時，沿路百姓歡送；南京的官吏、鄉紳，卻躲在人群中以手加額，彈冠相慶。
在頹風肆意、腐敗橫行的大環境下，像海瑞這樣不參與逐利的官員真正成了異類。而他的同類們，那些飽讀儒家典籍計程車大夫們，早已認為聖賢之事不合時宜。即使那些口碑尚好的公卿大臣，也不過是手伸得不太遠，錢撈得有節制而已。在他看來，舉國上下，已經沒有一個人稱得上正人君子。那些特立獨行的孤高之士，在他看來做得遠遠不夠，而賢士大夫則都是些汙穢之人。他恨這些搖擺不定首鼠兩端之人甚於大奸大惡，因為他們盜用了聖人的名義，對聖人之道為害更大。
其實海瑞所向往的世界，也並不是像我們想象得那樣遙不可及。大明開國之際，太祖皇帝朱元璋已經為這個世界制訂了一幅美好的藍圖，他制訂了一系列夯基固本的祖訓家規，對帝國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做了詳盡的規定，可以說是為自己的子孫定下了萬年之基。在海瑞看來，朱元璋的這些規定接近於完美。從某個角度來說，海瑞的心和朱元璋是相通的。海瑞對朱元璋的殘酷懲貪措施完全贊成：「我太祖視民如傷，執《周書》‘如保赤子’之義，毫髮侵漁者加慘刑。數十年民得安生樂業，千載一時之盛也。」
海瑞所到之處，總是把祖制掛在嘴上，要求大家一絲不苟的執行。他在南京當官時，有位御史在家裡叫堂會，請了一群戲子演戲。這在當時是司空見慣的事。但是海瑞知道此事後，居然要當眾杖責這位御史。官員們大驚失色，苦苦懇求。但是海瑞不為所動，理由是太祖皇帝定下的祖制就是如此。
此時距明朝開國已經兩百多年，而海瑞簡直像一個從洪武年代過來的穿越者。祖制在明朝享有《憲法》一樣的崇高地位，海瑞把它掛在嘴上，就等於佔據了道德制高點。別人沒法兒還嘴，但可以孤立他。海瑞在官場上的人緣是相當差的。一位叫黃錦的太監就對皇帝說過：「這個人脾氣極端乖戾，朝臣沒有不討厭他的。我都看不到有人肯和他說話。」
海瑞認為，所有的錯誤，所有的醜惡，都是因為人們不能嚴格遵守聖人和祖宗的教訓，放任私慾發展造成的。其實今天看來，如果我們用「一根筋」這個詞來形容海瑞，估計也沒有多少人站出來持反對意見。如果換作褒義一點兒的詞，那就是「執著」。
和那些奉行「以德服人」的官僚不同，海瑞並不完全相信治國的根本大計是上層提倡的一個抽象而至善至美的道德標準。這個標準責成下面的人在可能的範圍內照辦，行不通就打折扣。而他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規定的最高限度執行，如果政府發給官吏的薪水微薄到不夠吃飯，那也應該毫無怨言地接受。
這種信念有他自己的行動作為證明：他官至二品，死的時候也就僅僅留下幾兩銀子，不夠殮葬之資。當然由於海瑞的道德人格，他在社會的各個層面都擁有不少仰慕者。但是就連那些仰慕他的人也認為他那套行不通。有一位叫王弘的人在《山志》裡說：海瑞品格高尚，確實無人可及。但他要是掌了大權，「吾不知其竟何如也」。一位叫何良俊的人也誇海瑞：「不怕死，不要錢，不吐剛茹素，真是錚錚一漢子！」然而話鋒一轉，又說海瑞執政，終究會壞了國家大事。
朱元璋為官員們定下了歷朝以來最低的俸祿。低薪制其實是中國基於儒家學說的一種政治傳統，只不過其他朝代沒有低到像這樣讓人吃不飽飯的地步。
帝國的官員們一方面是官俸低得不足以維持正常開支；另一方面是各級官員的權力根本不受制約，他們可以通過各種管道榨取油水。這種「灰界限」的荒悖，正如同「渴馬守水，餓犬護肉」，導致帝國權力集團的整體腐化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在這種制度下，帝國的文官集團也自然化作兩大主流：一種是做清官，一絲不取，結果就是像海瑞這樣甘於正常人無法忍受的貧窮。另一種就是濁流，他們遵照官場慣例，通過灰色管道來維持開支，支撐所建立的關係網。而一旦越限，人們的慾望就會變得一發不可收拾，就像癌細胞遇上了適合的環境就會瘋狂生長，直至吞噬掉一個龐大的帝國。
20貳臣
貳臣，不是很二的臣。忠君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做臣子的也應該要像貞女烈婦那樣，從一而終，不能投敵或造反，否則就會被稱作「貳臣」。若是生了二心，事了二主。不但主子不待見你，同僚不待見你，最主要的是修史官會讓你千秋萬世地「二」下去。
封建文人們一直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視為自己人生的最高境界。如果我們生在皇權社會，一旦置身於官場，就會發現自己處於一種兩難的境地：如果剛直不阿，則為當權者所不容；如果曲阿附勢，則為後世所不齒。特別是在改朝易代之際，你更是惶惶不可終日。到底是忠於舊王朝，還是投靠新王朝？也正因為如此，中國古代文人從政的悲劇便不絕於耳。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有「貳臣」的說法，如《國語·晉語四》中的「事君不貳是謂臣」，《國語·晉語九》中的「委質為臣，無有二心」，還有「臣無二心，天之制也」等。這些說法也僅僅是觸及「貳臣」這一概念的實質而並未成詞。直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皇帝命國史館編纂《明季貳臣傳》，「貳臣」才成為一個獨立的專用名詞。這個所謂的「十全老人」給出的理由是：明清之際，洪承疇等明末諸臣望風歸附，考慮到「開創大一統之規模，自不得不加之錄用，以靖人心而明順逆。今事後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以勝國臣僚，乃遭際時艱，不能為其主臨危授命，輒復畏死刑生，靦顏降附，豈得復謂之完人？」
乾隆在這裡對降清的「勝國臣僚」定了一個總調子，用他的一首詩概括：「兩姓事君王，進退都失據。」如果一個臣子追隨了兩姓君王，他也就成了一個裡外不是人的「貳臣」。身為帝王的他自然是站在忠君的立場上，在上諭中將那一百二十多個降清的明朝官員均稱為「貳臣」。正是以此為標準，他才會覺得這些人「大節有虧」。
乾隆之所以在這時候丟擲他的「貳臣」論，自然有其利弊權衡。不僅如此，他還堂而皇之地表彰那些被其先祖殺死、逼死的明代忠臣，申斥曾為大清效過力、賣過命的「貳臣」。乾隆選擇在他執政中後期丟擲「貳臣論」，也是源於現實的考量。此時的清王朝已從它的巔峰狀態開始下滑，國內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日趨尖銳，各地反清鬥爭風起雲湧，此起彼伏，清廷猶如坐在火山口上。在這種情況下，乾隆皇帝不得不從儒家的思想寶庫中重新摭拾「忠君」「忠貞不貳」等理念，指斥降清漢官、漢將「大節有虧」。
從大中國體系來看，崇禎、李自成、多爾袞的三方爭霸，與三國時期的魏、蜀、吳之爭並沒有太大區別，只因當時的大清政權非屬漢族，使簡單的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化。在漢族中心主義者眼中，清朝入關，具有外族入侵的性質。正因為如此，「反清復明」成為許多人一生的事業，其中不乏大學者的身影，比如劉宗周、黃宗羲、顧炎武。有人對前朝忠心如一，就有人一頭扎進新朝的懷抱，做了識時務的俊傑。
被乾隆點名的洪承疇就是貳臣的代表人物。他是明萬曆年間進士，十數年間連連擢升，官至薊遼總督，崇禎皇帝將其倚為肱股重臣，且是天下士子學習的楷模。與清軍松山一戰，洪承疇被俘投降，而朝野上下天下臣民都認為他是戰死沙場。崇禎皇帝想當然地以為他即使被擒，也必不屈而死，於是旨意頒下，熱熱鬧鬧的，除了必要的慰問家屬、撫卹恩榮之外，還有「予祭十六壇」，皇帝御製「悼洪經略文」明昭天下。祭到第九壇時，訊息傳來：洪承疇降清了，御祭的鬧劇才算結束。
這真是一齣充滿諷刺意味的黑色幽默劇，洪承疇不但活了下來，而且還當了清兵南下的「經略」，帶著八旗子弟入關。本就對中原之地理、物情、民俗、世態瞭如指掌的他，以摧枯拉朽之勢打進了南京城。
與洪承疇同樣居於《貳臣傳》之列的還有一位叫錢謙益的，也是聞名天下的文豪學者，官也做得順風順水。他大半輩子仕明，是「清流」裡的頭面人物，小半輩子又仕清，入了「貳臣」的隊伍。錢謙益曾是東林黨領袖，在朱明王朝官至禮部侍郎。1645年，也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甲申年，清兵進逼南京，他那個「秦淮八豔」之一的愛妾柳如是勸他殉國，一介女流發出鏗鏘之音：「是宜取義全大節，以副盛名。」
按柳如是的想法：倘若自己的男人能成為忠君之臣，她就夫唱婦隨，做一個殉節之婦，如此人生該有多完美？他們結下的一段風流情緣，也會名留史冊，成為千古佳話。可惜就連這風吹雨打的夢想最後也成了泡影。我願隨君去，怎奈君心負妾意。準備投水殉國的錢謙益脫了鞋襪，將腳伸到水裡感受了一下，然後抬起來對著柳如是說：「水太冷，不能下。」他是自己怕水凉，還是擔心冰冷的湖水讓自己的愛妾凍著？總之，活著比死了更重要，死了或許可以明志，但是活著才能做更多的事情。在生與死之間，錢謙益還是選擇活了下來，入了清室。他不但活了下來，而且一口氣活到八十二歲。
張潮《幽夢影》：「江含徵曰：先惡後善是回頭人，先善後惡是兩截人。」對於那些身事兩朝的貳臣來說，改節仕清是他們人生中一次有著決定性影響的重大事件，在其人格結構破碎毀裂與重新組合成型過程中，具有分水嶺式的意義。從選擇屈膝失節的那一刻起，他們的人生就被一分為二，成了徹頭徹尾的「兩截人」。
乾隆還說：「朕思此等大節有虧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勳績，諒於生前；亦不因其尚有後人，原於既死。今為準情酌理，自應於國史內另立‘貳臣傳’一門，將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蹟，據實直書，使不能纖微隱飾。」這些人儘管為大清朝統一中原做出了貢獻，他們的子孫甚至還在清朝做官，但以「忠君」的標準衡量，他們是不完美的。
乾隆指出，王朝更迭之所以會出現貳臣，不能一味責怪臣子不忠。而是因為前朝皇帝太過昏庸，自覆宗室，也是出現貳臣的原因。用他的話說就是「所以至有二姓者，非其臣之過，皆其君之過也」。儘管大多數貳臣在投了新主子後，都以「重腹於其母而再受厥命」的心態，想要與昨日的自己來一場徹底決裂，但都無法真正做到。
這些人在明朝未亡之時，已經走上了自身內聖外王、修齊治平計程車人傳統道路，建立起了相當完整的自我人格。而這個自我的精神指向、政治生命乃至人際關係，都與他們所依託的那個王朝——大明有著難以割捨的聯絡。正因為如此，他們想要像那些未曾仕明的年輕士人那樣，乾乾淨淨心無芥蒂地在新王朝開始自己的人生，幾乎是不可能的。
錢謙益食了清朝的俸祿後，一直遭人非議，尤為士林不恥。於是他假惺惺退隱林泉，築絳雲樓以藏書檢校著述，表面上與清廷保持一致，暗中又與西南和東南海上反清復明勢力聯絡，以掩飾自己卑汙的歷史，企圖獲得世人的諒解。可世人根本不吃他這一套。尤其是那些前朝遺民，他們嘲罵錢謙益「如再蘸之婦而欲掩其失節之事」。不僅前半生的戰友不接受他，就連新朝的滿族權貴們也說他是「既不能捨命，而猶假語言文字以自圖掩飾其偷生，是必當明斥其進退無據之非」。在這種舊我欲棄而不能棄，失節事實欲忘而不能忘的處境下，就連本人也同樣有著進退兩難的無奈與尷尬。身為「貳臣」的他們，必然在前後不一的雙重自我之間掙扎而無所依歸。
朝代更迭之際，有一位憤世嫉俗的詩人方文，曾經寫過一句尖刻的詩，其中有一句，「五倫最假是君臣」（《舟中有感》）。其實「五倫」中哪一倫都可能有假，只不過最有可能假的，似乎的確是君臣這一倫。
21奸臣
「奸臣」是一個相當古老的詞，其實早在戰國時期就有這一說法。《管子》中有言：「奸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這裡已經將「奸臣」定性為一個迷惑君王、敗壞主子的小人。既然是小人，也就失去了做一個時代男主角的機會。
《尚書》中也提到類似奸臣之說，認為「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其害於而家、兇於而國」。也就是說，這種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受賄貪賂的腐敗分子只會給一個家庭帶來災難，讓一個國家陷入兇險。
不過，先秦時代的「奸臣」說僅限於對臣子的道德譴責。國破山河碎，受到討伐詛咒的還是君王，所以有亂君惡君昏君，如夏桀、商紂王、周幽王。這時候的臣子不用擔心身後罵名，他們只需要活著的時候將自己委身於人，道德上不用自決，倒也落得一個省心。我只在乎活著的這幾十年，管他歷史如何裁決。恥辱柱和審判臺，還是留給那些在乎它的人吧！
在君主掌握絕對權力的時代，識奸佞，任君子，排小人，乃是君主的責任所在；孔子有所謂「政者正也」，掌握最高權力者能夠是心憂國家、秉公正直的君子，自然會讓正人君子身居其位，讓邪惡小人不得其位。
一個政權出現所謂奸臣，是最高權力的濫用開啟了所謂奸臣的「潘多拉魔盒」。
後世所謂的「奸臣」，是從治道上給予論證和評判的，這就了不得了。那些被貼上「奸臣」標籤者，他們想要在道德上翻身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十之八九還會被戴上「奸臣誤國」的高帽，忠與奸被提高到國家治亂的層面。一國興亡與否，責任不在國君，而在於臣子。也可惜了那些學帝王術的，他們本就只有一條路可以選擇。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他們面對的只有眼前這一個買家。這么多人圍著一個買家，自然奔走趨奉，用盡手段。
翻閱史書會發現，那些擁有道德話語權的人往往是政治權的所有者，在經歷了晚唐五代「道德淪喪」，北宋「抑武崇文」的幾番顛簸之後，大量貧寒士子進入政治高層。他們強調砥礪道德氣節，將君子小人的道德成分升級為政治上的血統。如此一來，君子、忠臣成了國家昌盛的根本，而小人、奸臣則成了國家亂亡的禍根。
在歐陽修、宋祁修撰的《新唐書》中，首設「奸臣傳」，忠奸理論成了一種新的道德化的歷史解釋模式。這裡提出「木將壞，蟲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產之」這一結論，也就是說奸臣是國家衰亡的結果而不是原因，還未有明確的「奸臣誤國」思想。在那些為生活奔波勞累的平民看來，除了偶然會發現城頭不知何時換了大王旗，其他都沒有改變，風俗依舊，人倫依舊。至於誰是罪魁？誰是禍首？他們還真不是特別關心。
《宋史》中，奸臣被提升到「陰陽天理」的高度，專門的「傳序」說，小人掌握朝廷權力的時候，其象即為陰，他們的狡詐和陰謀也就呈現出來了，國家就會滅亡；君子掌握權力時，其象為陽，國家的禍患很少。按照這個標準，在《宋史》中，列傳裡有四卷奸臣傳，其中包括蔡京、秦檜、韓侂冑等二十一個奸臣名列其中。從此，元代修《宋史》《遼史》，明代修《元史》，清代修《明史》（除元修《金史》外），所有的正史都繼承了這一體例，有了篇幅不同的「奸臣傳」。中國近千年的歷史上一下子跳出了一大堆厚顏無恥禍國殃民的「奸臣」，「奸臣」成了歷史舞臺上的主角。一個只是以忠君為大節，並將其像草標一樣插在頭頂上的人，如果只知吠非其主，不問善惡是非，也難以擔得起一個「忠」字。
如果我們將二十四史中的所謂的「奸臣」都一一排列出來，會驚奇地發現，宋代湧現出的代表人物是最多的。從另一個層面說，這也算是宋代對中國歷史的一大「貢獻」。之所以到了宋朝，史家才將「奸臣」這一概念提出來，是因為中國歷史河流在這個國土面積並不完整的王朝出現了道德大轉折。對外武功最為頹廢之際，文化方向轉為內向的道德重建，國家的希望從外在收縮到存心之上。
既然提出「奸臣」的概念，那么一個嚴峻的問題就擺在王朝君臣的面前：誰是奸臣呢？芸芸眾生，攘攘諸官，一個鼻子兩個眼，人性又複雜多變，在蓋棺之前，大多難以定論，想從中辨出奸臣，從何下手呢？雖然說，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但時間就真的能讓我們認清楚一個人嗎？我看也未必，畢竟人是很會掩飾自己的一種動物。一個表面看上去呆頭呆腦的人就算不是奸臣，但你能肯定他就是忠臣嗎？雖然說，相由心生，但拿一個人的身材長短、五官美醜作為辨忠奸的標準是毫無道理可言的。
今天公務員考試有面試，其實古代也有類似一套標準。比如說，唐代錄取國家公務員有四條標準，稱為「四才」。《新唐書·選舉志》載：「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辨證；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才皆可取，則先德行。」試想一個讓人一見生厭的獐頭鼠目者怎會輕易討得君主的好感，從而獵取高位，得售其奸呢？換句話說，一個人長得讓別人一看就感覺像壞人的話，他怎能做壞事呢？他既然做不成壞事，又憑什么說長得醜就是奸臣呢？
《明史》的奸臣傳序說：「（宋史）論君子小人，取象於陰陽，其說當矣。」其實在任何時代都有小人，不能都稱之「奸」，只有那些「竊弄威柄、勾結禍亂、動搖宗拓、屠害忠良、心跡俱惡、終身陰賊者」，才能以奸臣惡名。這是經乾隆皇帝「欽定」的「奸臣」定義。也是根據這個標準，《明史》入選六名「奸臣」。
傳統修史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為現實社會服務。當中國曆史從唐朝的高潮跌入晚唐藩鎮割據和五代混亂，而後爬出深淵進入宋代，士人通過修史反思前代沉痛教訓，認為正是士人無恥無德，才造成了唐朝中後期和五代時的國家危亡和社會淪喪。五代時臣子視皇帝如過客，半個世紀換了五朝十幾任皇帝，動輒被謀逆砍頭，士人臣子多數如馮道一樣無恥，只求個人安危和仕途，對帝王毫無忠誠可言，對天下更無胸懷格局一說。
從道德視角出發的宋代士人，只要他們做到修正私德，敢於擔當，秉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就能拯救王朝不復舊轍。宋代士人也確實有了前所未有的憂心天下、經世濟民的道德風貌。在如此背景下，與歐陽修同時代的張載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氣壯山河的豪言壯語；范仲淹則發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計程車人心聲。
與承擔「治國平天下」的重擔相應，宋代士人提出要尊王。安史之亂後的社會危機，被認為是帝王地位權威受到挑戰，要將皇帝在道德和觀念上進一步無上地權威化。而國家的弊政禍亂、內憂外患，都應該由臣子來負責。如此，則能保證世道人心的穩定，鞏固統治基礎。
讓士人道德重建新的光榮，承擔治國平天下的任務，也意味著天下出了問題，首先要問責臣子。而道德化的視角終於造就出「奸臣」。他們對上矇蔽君王，對下欺壓百姓，同朝壓制殘骸忠良，他們才是國家混亂的元兇。於是就有了奸臣傳。如此也是宣傳，規勸士人做忠臣。
宋朝看似將為天下開太平的臣子的作用提高了，現實中，大臣們的地位卻在一天天下降。這表現在宰相實權上，宋朝宰相既沒有用人事權、軍事權，也沒有了財權。我們再看看那些前朝宰相享受的皇家禮遇，皇帝任命宰相被稱為「拜相」，宰相享受「劍履上殿，御坐為起」的待遇，宰相有權「獻可替否」等。到了趙宋王朝，趙匡胤在稱帝后的第二天，就耍了個小花招，要求丞相範質把章奏送到他面前，趁機讓宦官把他的座位撤掉，後來成為定製。丞相在朝堂上答話，再也不能「坐而論道」了，而必須恭恭敬敬地站著回答，即所謂「立而陳言」。
這一方面說明了皇權專制的提升，也說明了士人群體地位的滑落。宋之前，多數朝廷官員都是門閥貴族出身，往往有著雄厚的家族政治淵源和文化傳統，他們的家族顯赫史甚至比帝王還顯貴，無論是在朝還是下野，都有著穩定的社會地位。
然而，中國貴族在唐朝之後消失。經過安史之亂至五代一個多世紀的戰亂屠殺，傳統門閥家族屠戮殆盡，而後崛起的是貧寒子弟。宋朝刻意提倡文治國策，唐朝開始的科舉制到宋朝開始真正成為底層人員向上層社會流動的通道，「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普遍的出仕門徑。這些沒有政治文化背景的貧寒子弟在數世的巍巍帝王面前，難以再有傳統的地位和尊嚴。
忠奸理論可謂出身貧寒計程車大夫群體效忠帝王的自我矮化，體現的是大臣地位的下降。從此，愚忠成為士人群體的緊身衣，皇帝成了不能懷疑、不能面爭的一尊大神，而臣子們都成了像後宮中努力爭寵的女人一樣。在皇帝們看來，忠臣奸臣不過此一時彼一時，都是忠順的奴才，這是對臣民的奴才式要求。
忠臣與奸臣的深入人心，讓君臣倫理徹底陷入單向的深淵。這是中國歷史書寫對最高權力表忠心的發明，卻顛倒了君臣邏輯。奸臣之所以能夠為奸，是君主本身昏庸無恥、縱慾為惡，使得人性中惡的被放大。在專制的時代，創造出所謂的忠臣、奸臣對壘，根本上是效忠君王的奴性文化牢籠，都是帝王祭壇上的犧牲品。
22流氓與流民、遊民
《史記》有載，劉邦在當了皇帝之後，向他的父親劉太公敬酒時，不無得意地說：「父親大人早年總認為我無賴，不搞生產，比不上二哥的能力。現在你看我和二哥的產業誰更大？」
劉太公自然無話可說，雖然兒子在他的心目中一直是個「無賴」，但如今贏得天下，做了皇帝，沒有比這更大的榮耀。如果說，中國歷史單獨列出來一部「小人物逆襲史」，劉邦和朱元璋都將榜上有名。而這兩個人身上都有草根習氣、流氓氣質。
魯迅曾在《流氓與文學》中談到「在中國，流氓要是得了時機，也是很厲害的」。他認為劉邦、劉備、朱元璋都是流氓，只不過後來當了皇帝而已。《柏楊版<資治通鑑>》也認為：「劉邦的出身，不過一個地痞流氓。」劉邦就這樣被貼上了「流氓」標籤，想撕也撕不下來。
其實對於「流氓」「無賴」的理解，古今是有差異的。《中文大辭典》解釋稱：「（流氓）今謂擾亂社會秩序安寧、專事不良行為者，亦曰流氓，與無賴同。」顯然，今天的這個詞是有明確的道德指責的，一提起「流氓」，我們馬上就想到的是其品行不端、猥瑣下流之徒。
然而，這個詞開始並不是這種意思。「流氓」，指的是「流民」。《說文》裡稱：「氓，民也。」「氓」與「民」是互通的，以「氓」「民」互文或換用的用法多如牛毛。魯迅所談的「流氓」，更接近於「流民」，雖然也帶著貶義，但並沒有直接取品行敗壞的「流氓」之義。
所以說，「流氓」取「氓」義解之，是脫離了古代社會最基本的生產資料——田地，沒有正當的業務可恃且又愚昧無知的社會底層成員。而作為流氓之「流」的字義解，又可包含或引申出向壞的方向嬗變以及放縱成弊等內容。也就是說，「流氓」詞義的不同，也可視為流氓演變史。開始只是沒有土地，後來連品行也變壞了。不過，這是兩千多年後的作家觀點，雖然影響大，但不能作為歷史的依據。相對而言，司馬遷的原話更接近於他的本意。劉太公說這個二兒子「無賴」，指的是劉邦不能像他的哥哥那樣，踏踏實實地進行務農和從事生產，沒有賴以為生的本事。在我們這樣一個古老的農業國家裡，劉太公在這點上對自己的兒子不滿是不難理解的，但並不含道德批評。
縱觀劉邦的行為，除了娶呂太公的女兒時耍了點兒心眼兒、吹了牛之外，實在沒有什么值得被罵為「流氓」的地方。對於普通人的日常道德來說，劉邦是沒有問題的。中國歷史上的草根皇帝並不多，而在這其中能夠真正算得上「流民」出身的，只有朱元璋。朱元璋的祖籍是沛縣，他有一個同鄉是大大的有名，那就是漢高祖劉邦。其實劉邦的出身也不算高，不過比朱元璋可強多了，不能算是流民。劉邦畢竟幹過泗水亭長，算是地方小吏。當然他和朱元璋最後擁有了同一種身份——皇帝，在這一點上，作為後來人的朱元璋也曾自豪地說過：「惟公與我起布衣而有天下。」這裡的「公」當然指的就是劉邦。
朱元璋的祖父朱初一從沛縣舉家遷至集慶路的句容縣（今江蘇省句容市），後來又輾轉來到洪澤湖南岸的盱眙（江蘇淮安市盱眙縣），此處有大片因戰爭而拋荒的土地，他們便停下來開荒種地，而朱元璋是在父親帶著全家搬遷至濠州（今安徽鳳陽）鍾離太平鄉孤莊村後不久才來到這個世界上的。
歷史學者王學泰曾給「流民」下過一個定義，流民是指離開故土，但可能沒有脫離社會正常秩序的人。比如，大規模的天災人禍都會導致大批農民脫離自己的土地，少則成百上千，多則數萬甚至數十萬，在有領導能力的「渠魁」「渠帥」的帶領下就食於富庶地區。許多人是整個家族和宗族做大規模的遷移，家族的宗法秩序沒有被破壞，只不過是舉族或全家換了一個地方罷了。這樣的流民不同於完全脫序了的遊民。但流民沒有被安置好就極可能變成遊民，他們脫離了「流」，進入了城市，成了混跡社會底層、無固定生活來源的遊民；或者闖蕩江湖、衝州撞府過著漂泊不定的遊民生活。
對於朱元璋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農民來說，他們一旦脫離了祖輩生息之地，往往就意味著脫離了宗法網路的庇護，會很容易被當時的主流社會所拋棄，成為一名遊蕩於城鄉之間的遊民。就像他在《皇陵碑》中用文字所記錄的那樣：「昔我父皇，寓居是方。農業艱辛，朝夕彷徨。」
在一個紛亂的大時代背景下，一個農民的命運絕對不會比地上爬行的螻蟻好到哪裡去。一場突發的災難，就會讓整個家族和個人陷入難以自拔的人生絕境。他們是在這塊土地上生根的，一切綱常教義，一切與「安分守己」「安土重遷」有關的大道理都是建立在土地的基礎上。他們一旦因無處不在的壓迫榨取被迫從這塊土地上游離出來，成為社會上的浮浪者、浮食遊民，以前所有的社會思想的羈絆，便不再對他們發生效用。
遊民是在主流社會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們所託命的空間就是所謂的「江湖」，那裡風波險惡，一飽難求。他們也由此成為在農村之間輾轉，租種土地，以農為生，沒有流入城市的人群。朱元璋的父親和祖父以上數輩人都無力支付稅款，只能到處躲債，勉強謀生。他的兄弟姐妹很多，其中好幾個都因無力撫養而送人或嫁出。在一次瘟疫中，父母和大哥死去，朱元璋和二哥及大嫂等只能各自逃生。其後，朱元璋為了餬口當過和尚，又離開寺院四處流浪，四處乞討。最後，形勢使然，二十五歲他加入了起義隊伍紅巾軍。經過一番努力，他終於由社會地位極低的乞丐、和尚、流民，逆襲成為帝王。也許正因為這種特殊經歷，朱元璋登基後表現出罕見的嚴苛和殘暴，一方面，很善於發動群眾；另一方面，對官僚和文人集團極度警惕並瘋狂摧殘。
按《明史·食貨志》的解釋，「年飢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也就是說，由於天災人禍，為了生存，被迫背井離鄉，四處覓食的百姓是流民。《孟子》曾總結過戰國時期的農民生活，「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凶年的時候逃荒，就成了中國歷史上一種常規的求生手段了。也可以說，流民基本上是社會的最底層組成的，是絕對窮困者。
對照這一標準，朱元璋是名副其實的遊民。而他的同鄉劉邦算不得絕對貧困者。他成年之後，還擔任了泗水亭長，交遊甚廣，經常花天酒地，甚至於還娶了當地富戶呂太公的女兒。在他的朋友圈裡，他也算是一個有頭有臉的人物。娶了富家千金的劉邦，就算是難以達到「土豪」的標準，最起碼也是有產階級。在秦帝國裡，劉邦是按正常人的生活邏輯來過日子的。雖然也有不如意的事，但日子總歸是安寧平靜的。
而朱元璋的社會地位則相去甚遠。他的大姐嫁給了盱眙縣太平鄉段家莊的王七一，婚後不久便相繼而亡。他的上面還有三個哥哥、一個姐姐。大哥朱重四好不容易娶上一房媳婦兒，可是二哥、三哥想要成家立戶，幾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實在沒有辦法，他們只好都入贅女方家做了上門女婿。元至正四年（1344年），一場突如其來的天災，徹底摧毀了相對寧靜的貧寒歲月，也完全改變了朱元璋的人生境遇。朱元璋在《御製皇陵碑》中，痛苦地回憶了這段人生經歷：「俄而天災流行，眷屬罹殃。皇考終於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閤家守喪。」在土地上辛苦勞作了一輩子的父母，死了卻沒有一寸埋骨的土地。如果說，處於社會底層的草根階層還有等級可分，那么朱元璋應該算是居於社會最底層的遊民。他們無家無業、無恆產更無恆心，完全被拋棄於統治者精心編織的網路之外。統治者嚴密與殘酷的控制手段往往會對他們失去效力。對於他們來說，生存是第一位的，而他們的生存往往會以破壞現有秩序為代價，甚至觸犯王法。他們首先要解決的是吃飯問題，搶不到吃的就要餓死，所以他們只有搶。暴力爭奪是他們生存路上的第一選擇。
當然，類似朱元璋這樣身份的還有，建立了大齊政權的黃巢、大順政權的李自成都是典型的流民。中國歷史上的朝代更迭的方式多種多樣，然而底層的流民所建立的政權，除了明朝之外，基本上都很短命，或者很快就被一些貴族或者地方軍閥、外族所竊取，這多少與他們的見識、眼光、學習能力密切相關。
對於這片廣袤土地上的普通百姓來說，最高統治者是誰，也並不是很重要。在中國，極權統治了幾千年，人們還是習慣於認皇帝；王朝換了，皇帝換了，保守的人們哀號幾聲，過了幾年，又認準了新王朝的新皇帝來效忠。茨威格在名著《異端的權利》裡說：「無論誰，如能給予人們一種新的協調和純潔的幻想，就立即能夠激發人類最神聖的情感：自我犧牲和宗教狂熱。成百萬人像是中了邪一樣準備投降，他們允許被蹂躪，甚至甘受強暴。」在這片土地上，只要能有一口氣活下去，大傢什么不公和屈辱都能忍受。
只要皇帝剝削得不是太狠，留給百姓最後一口飯吃，他們就會時時為統治者著想。可一旦統治者殘暴貪婪得超過限度，讓底層百姓一無所有了，那種既不惜自己的命更不管別人的命的兇殘和嗜血就會被釋放出來，陷入非理性的互害叢林當中。
23遊俠
說到「遊俠」，先要了解何謂「俠」。中國人骨子裡都有「俠義」精神。
在春秋戰國時期，「俠」的身份其實並不低，不但不低，甚至能夠擠進社會的精英階層。「俠」的產生源於貴族社會解體過程中一種非制度化的分權，從誕生之日起，就對日益發展的集權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對抗性。貴族階層講究的是身份，而這種高階身份註定了他們生來就是要管公共事務的，管「他人事」。
春秋時代禮崩樂壞，貴族社會體制也逐漸走向瓦解。在這場你死我活的暴力競爭中，權力日益一元化，在諸侯國裡權力向君主集中，而諸侯國之間權力則向強者集中。秦滅六國，權力全部集中到秦始皇一個人的手裡。
貴族原本是那個垂直等級制度的一部分，而他們自身所具備的「俠」的權力也是通過橫向聯合積聚起來的力量。當時的魏國信陵君、趙國平原君、齊國孟嘗君、楚國春申君四位公子，他們都是出身貴族的俠。他們登高一呼，從者如雲，揮一揮衣袖就能煽起一股遊俠之風，成為萬千人追逐的偶像。
秦滅六國，讓本就嚴酷的秦國政風與法家理論相互結合，就此形成了極端的皇權專制制度。大秦以法為教，以吏為師；權出一孔，都來自天子。六國貴族也走下高臺成為一介平民，再想像戰國時期那樣搞橫向結合，積累和發展個人權力去做俠是不可能了。雖然往日的榮耀已不復存在，但是六國殘餘仍未消除，當年「戰國四公子」煽起的俠風也不會完全泯滅。
俠，雖然是一種身份符號，但表現出來的卻是一種俠士精神。所謂的「俠士精神」，也就是貴族精神向社會層面的延伸，體現在任俠上就是「忠敬勇死」四個字。誠如司馬遷在《遊俠列傳》中所言：「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在司馬遷看來，遊俠精神表現在「為他、反主流、敬事、謙遜」四個方面。漢初的俠與戰國時期的俠有所不同，這時候的俠身份更為複雜。他們可能是士人，但大多是布衣平民。
俠與俠，不同時期自然有著不同的解讀，做遊俠的目的也會有所區別。戰國時的俠利用其地位及社會資源，發展個人權力，實現個人的政治目的。身為「俠」應有「俠風」，也就是形式上的那一套：有人追隨，為人謙卑敬業和幹些最高統治者不喜歡的事。
在司馬遷看來遊俠的本質即在於「為他」。「為他」是注重公義，也就是後世俗語所說的「路不平，有人鏟；事不平，有人管」。當時俠的「為他」與後世的「為他」是有區別的。後者是由於道德感的激發，站出來打抱不平；而前者是出於一種職業習慣，像是俠士個人應盡的職責和義務。
先秦的俠大多來自「大夫」「士」兩個階層。用今天的話說大夫多是執政者，士多是行政人員。自西周以來，這是一個相對固化的圈子，他們世代相承，幾百年來逐漸養成了處理公共事務的責任感與榮譽感。雖然經過了世事的變動，公共事務早就交到了各級官僚手上，但由責任和榮譽形成的習慣不可能一下子被皇權專制掃蕩得乾乾淨淨，必然還會殘留在一些早已沒落的貴族身上，只要機會合適還是會冒出頭。
那些貴族的俠，他們在體制內有權力、在社會上有勢力，可謂名利皆有。而那些身處閭巷的布衣之俠，也就是所謂的「遊俠」，他們靠的是自己的打拼和修行，得到世人的認可，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遊俠與遊民的地位相去無幾，或許只是比一般遊民具有更強的暴力指數，更豐富的人生閱歷和指揮人的才能。遊民的特徵是赤貧，而遊俠則算不上。翻閱《漢書》就可略知一二。遊俠張良，本為六國的舊貴族；遊俠郭解，雖然資產沒有達到漢武帝的遷徙令的要求，但光是送行者為他出的錢就達到一千多萬；遊俠樓護，官至九卿，封侯。而細數有漢一代，不就有許多公卿號稱「任俠」嗎？
班固在他的《兩都賦》裡說：鄉間的豪俊和遊俠中的佼佼者，名節上追慕平原君、孟嘗君，名聲上僅次於春申君、信陵君，他們互相聯合交往，馳騁遨遊於其間。由此可以看出，那些遊俠在當地都是略有點兒人脈和勢力的，不然，怎么會有後來「新豐美酒鬥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那種風流倜儻呢！
如此少年風流，遊俠自然成了那些居無定所的遊民所仰慕崇拜的物件，遊民從他們身上汲取了敢於反抗、勇敢不怕死的精神。尤其是在進行大規模的反社會活動時，「有賊心沒賊膽」的遊民更是將那些自由來去、肆意妄為的遊俠視為自己闖蕩江湖的榜樣。司馬遷說，這些俠都是「名不虛立，士不虛附」。人們認識了俠，也給俠帶來無窮的麻煩，甚至是滅亡的厄運。
遊俠的特徵是豪爽好結交、輕生重義。社會的每個階層都有自己的道義，而遊俠之義是他們苟活於亂世所憑依的手段。他們共同的特點是交遊遍天下，有眾多的朋友。《遊俠列傳》記載的第一位大俠朱家就是秦末漢初人，與劉邦同時。身處社會動亂時代，他勇於救人，光是士人就有百十人，平民百姓不可勝數。朱家無錢無勢，但「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也就是說，人們都願意與他交成過命的朋友。
遊俠手中沒有握住權力之柄，卑賤的性命如草芥一般任人宰割。但他們對生命的自由和精神的獨立也充滿了渴望，不希冀恐懼擔憂的陰霾時時籠罩在心底。為了生存，小人物開始反抗命運之枷。武器只能是血和劍，而不是虛無縹緲的訴求王法和正義。為什么他們能以救助別人為自己的義務，僅用同情心是不能解釋通的。其中必有一種責任意識起作用，或是宗教信仰，或是職務規範。
遊俠中的大部分處於社會末端，往往會讓人與地痞、流氓混同。這些所謂的「遊俠」雖然無害，並有娛樂價值，但也不能見容於主流意識形態，也為一切的正派人士所不滿、體制所不容。《左傳》中說「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大一統時期是小人無罪，有勢力則有罪。比如說遊俠郭解就是司馬遷眼裡的真正「遊俠」。司馬遷見到過這個人，在他眼中，這位遊俠是「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
漢武帝時，為了把關外「豪富」全部控制起來，把他們遷徙到首都長安附近的茂陵，被遷徙的名單中也有郭解。可是郭解家貧，不夠「豪富」（應有三百萬的家資才夠格）的標準，於是衛大將軍在漢武帝面前說：「郭解家貧不中徙。」漢武帝說：「一個平民百姓，竟有將軍替他說話，他家不窮。」於是郭解必須遷徙，但把郭解列入遷徙名單的縣吏也被郭解的「粉絲」殺了。對此，郭解居然毫不知情。到了郭解搬遷那天，「諸公送者出千餘萬」。朋友送給他的錢超過千萬。也就是說，走上遷徙之路的郭解才完成了自己的財富積累，真正符合了被遷居茂陵的資格。郭解名滿天下，真是「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到了茂陵，無論認識不認識的，紛紛以能與他交往為榮。後來，漢武帝終於藉故「族誅」了郭解。
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以交遊郭解為榮，願意為他出力甚至為他殺人？除了郭解本人的名望和魅力外，還有社會因素。此時剛剛從貴族社會轉入皇權社會，人們，特別是日漸平民化計程車人對於權力高度統一還是不習慣的。因此蟄居地方計程車人以及原來的貴族，總愛捧出一些傑出人物或特異人物作為領袖，有意無意地削弱或抵制朝廷的權力。郭解本身固然就有影響力，但一些地方豪強也在有意無意地捧他，希望他能成為民間領袖。郭解大約也感到這一點，人們越捧，他越謙卑，越退縮，但最終還是被捧殺。
比如劉邦，在他年輕的時候，也曾經有過一段當遊俠的日子。他曾經幾次跟著外黃的張耳當遊俠，「客居數月」。張耳年少時，曾經是魏國信陵君的座上客，後來娶了外黃的一位富家女。張耳在傍上富有的孔雀女之後，也像當年的信陵君那樣，疏財仗義，網羅天下游俠之士。劉邦就是這個時候追隨張耳的。
要知道，劉邦家在豐邑，即今天的江蘇豐縣。張耳在外黃，即今天的河南民權。這個距離，可以說明兩個問題：第一，張耳的影響力已經相當大了，輻射很廣；第二，劉邦做遊俠的決心很大，足以支撐他長途跋涉。
年輕的劉邦在此時的遊俠隊伍中並無突出之處，不管是在經濟上、武力上，還是在社會地位上。很快就碰到了秦朝滅掉魏國，張耳也被通緝。劉邦僅僅跟從了幾個月，在如此形勢下不得不離開。隨著秦國把六國逐一翦滅，遊俠們生存的土壤也不復存在了，再也不能像戰國時代那樣，遊走在不同的諸侯國當中見縫插針地攬起自己的利益了。因為天下的主子只有一個，更因為秦朝建立起了嚴密的戶籍制度。《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秦獻公十年，秦代「為戶籍相伍」，每五家編成一個「伍」，十家又組成一個「什」，戶籍制度還與連坐制度並行，讓你的一舉一動徹底暴露在眾人面前。在秦帝國建立起來之後，這套戶籍制度也逐步在全國統一，當然也包括劉邦所在的沛縣。如此一來，本來還算年輕、還算自由、還算熱血沸騰的劉邦，就只能乖乖地回自己的家裡了。
遊俠歷史沒落於西漢。班固在《漢書》中批評司馬遷歌頌遊俠是「退處士而進奸雄」。但是他在《漢書遊俠傳》中所說的許多遊俠是「藉王公之勢」，「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確實也是事實。不僅在漢代如此，後世許多有廣泛影響的遊俠也都與權貴相勾結，甚至為權貴效勞。
魯迅曾說：「漢代大俠，就已和公侯相饋贈，以備危急時做護符之用。」那些本來就沒有什么超越精神，純粹靠遊俠之名以獲取個人利益的遊民，可以為任何人所用，「有奶便是娘」成了他們的人生信條。於是就出現了許多名為遊俠，實際上是統治階級鷹犬的人物。如初唐時期，太子李建成在戰功和屬下將領都遠遜於其弟李世民的時候，為了保住其位置並順利接班，便大量招收遊俠。安史之亂後，地方勢力壯大，一些藩鎮馴養遊俠刺客，謀害朝中力主削平藩鎮的大臣。他們在對抗朝廷和分裂國家的活動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在不同政治派別的鬥爭中，遊俠也往往充當殺手，從肉體上消滅政敵。
24大內總管
小時候看武俠電影，朝廷派出去最厲害的那個人，往往就是大內總管。這傢伙權力無限大，功夫也特別好，非等到男女主角共同出場，上演一齣雙劍合璧，才能給他來個人道毀滅。想要通過體制內的正常渠道，往往制伏不了這頭怪獸。
大內屬於皇帝的私人空間，與朝廷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一個主內，一個主外。往更為久遠的時代追溯，王家即政府，政府即王家，而大內總管則相當於政府首腦。正因為如此，大內總管的身份就顯得格外特殊化。有人說，它是開啟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大門的一把鑰匙。只要你掌握了大內總管的身份解碼，就可以看清一個帝國權力執行的脈絡走向。
這話說得並不為過，如果說一個王朝的核心是珠寶，那么大內總管則是裝珠寶的盒子。開啟盒子，才能看見珠寶的真實面目。錢穆說過，「宰職雖高，實兼治膳。」也就是說，宰相雖然是高階別的官員，但他們同樣也是皇家食堂裡烹羊宰牛的大師傅。宰相的「宰」字，就有宰殺牲畜之意。發展到後來，政府和大內雖然漸漸區分開來，但外朝和內朝一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東漢時期，朝廷的權力版圖被分作三大塊。一是外朝，三公九卿屬於外朝；二是內朝，內朝以大將軍為首，皇帝的秘書機構尚書檯屬於內朝；三是後宮大內。外朝呈上的奏章，皇帝下發的旨意，都要通過內朝的尚書檯。也就是說，三公領著一幫官僚在外朝瞎忙活，大將軍領著尚書檯在內朝胡作非為，而皇帝則領著一幫太監在大內任逍遙。
翻閱這段歷史，我們會驚奇地發現這段歷史陷入一種死迴圈，講來講去是同一個橋段。故事的開始是一個小皇帝哭哭啼啼地登基，他的嫡母讓孃家哥或孃家爹來當大將軍。多年後，小皇帝翅膀硬了，就跟身邊的宦官聯合起來殺掉大將軍。然後，宦官們蹬鼻子上臉風光一陣子。接著皇帝駕崩，故事倒回去再重新來一遍。
唯一能打破這個死迴圈的辦法，是讓皇帝不要死得那么快，別讓兒子太小登基。但頗為神奇的是，東漢中後期的所有皇帝，除了嬰兒期早夭的以外，他們都死在了二十七歲到三十五歲這個年齡段，只有亡國的漢獻帝打破了這個局面，但已經沒有用了。
東漢名義上的大內總管是少府，這是一個外朝的文官職位。而在帝國高層之間的鬥爭中，少府是沒有參與資格的。也就是說他是擔事不幹事的傢伙，是名義上的大內總管。而實際上的大內總管是中常侍。中常侍是宦官的頭兒，而且這個頭兒不是一個，經常有幾個或十幾個之多。這幫中常侍通過一種複雜的方式分享權力，往往會有兩個中常侍做他們的總首領。
隨著利益格局的一分再分，帝國的政治經濟體結出了一朵看上去很美的奇葩，我們姑且將其稱之為「豪族」。他們不僅僅是土豪一族，更通過經學或聯姻為自己贏得政治權利。他們並不限於物質世界的自我滿足，更是通過宗法血緣和投靠者的結合，以及門生故吏和恩蔭擴大自己的影響力。
不知什么時候起，豪族也有了清、濁之分。清者以太學生為代表，這幫國家供養的高階知識分子喜歡端著架子，自比高潔之士，不願與濁者相提並論。在他們的世界觀裡，真理不在大內、不在朝堂，而在民間，在農民兄弟的手裡。他們對於另一支只知道盤剝農民的豪族很是不屑。濁者當然也不願承認自己的濁，甚至於他們還認為自己是真正的「豪族」。這幫人以宦官和外戚為代表，沒有經學的支撐，只有利益的考量。他們認為自己是帝國的關鍵少數派，居於帝國權力的核心地帶，常常以皇宮大內的代言人自居。
東漢桓帝年間，太學生已達三萬多人，或許是有感於家世的零落和政治前途的暗淡，他們對外戚和宦官當政感到極度的不滿和怨恨。
他們喊著口號，舉著旗幟，在太學中進行反宦官政治的組織和宣傳，還吸收社會上的高素質人才入太學，以擴充自己陣容。於是乎，在野處士，在朝中下級官吏和太學生三股力量平行發展，交相輝映，拉開了與大內叫板的序幕。如此一來，外戚、宦官、朋黨擠作一堆，公事與私事混淆。宦官與外戚不是旁人，他們是皇帝身邊最親近的人。大批清流人士被罷官歸田，被一腳踹出體制的大門。誰也不曾料到，這幫體制內的失敗者到了體制外，搖身一變成了社會上的成功人士，他們得到了比官員更為榮寵的社會敬仰。清流人士範滂出獄歸鄉，家鄉人迎接他的車多達數千輛。名將皇甫規自認為是西部豪傑，可他也覺得自己未能進入清流的行列是一種奇恥大辱。
這時候，文官系統和大內總管的鬥爭變得讓人難以理解。按理說，太監沒有子嗣，沒有複雜的社會關係。可漢朝的宦官好像是個例外，這幫無根之人居然能養得兒孫滿堂，香火繚繞，社會關係比一般人家還要複雜。正因為如此，宦官與官員的鬥爭模式也就有了一種新的詮釋：官員們在地方上整理罪狀，殺宦官的家屬；宦官們跑到皇帝面前一通哭訴。不明就裡的皇帝龍顏大怒，就去找官員算賬。
官員們對大內總管好像並不畏懼，只要讓他們逮著懲治宦官家人的機會，他們就會出手。有的時候犯罪是在大赦之前，可照樣將人一刀宰了。不殺則已，一殺就是上百人地殺。這其中的原因很複雜，一方面是東漢計程車大夫有不要命的抱團精神；另一方面則是宦官勢力終究是有限的。宦官集團得勢，也不過是在大內佔據優勢而已。既然在大內佔不到便宜，咱們就廟堂恩怨江湖見了。
太學生雖然在這場來勢洶洶的「黨錮之禍」中遭到打擊，但他們終究為自己贏得了響亮的名頭。當新舊制度交替碰撞，亂世來臨，他們又充當起農民救星的角色，反而形成了一個新的社會組織——門閥士族，成為魏晉南北朝那段歷史天空中最閃亮的星辰。經過一個漫長的混亂時期，中國歷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隋唐時期。政治體系在這時候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不甘於寂寞的尚書檯從內朝走向了外朝，而中書、門下兩省成了新的內朝。唐朝早期，宰相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頭銜，控制著內朝，同時又有對外朝的指揮權，集兩朝權力於一體，搶盡了風頭。相比之下，大內總管的權力反而被裝進了制度的籠子。
進入中唐以後，動盪的帝國讓執政者們產生了強烈的不安全感。在敵我難辨的情況下，皇帝們的本能反應只能是將權力交給自己最信賴的人。誰是最可信賴的人？自然是那些穿梭於自己身邊的太監。經過改組內朝，設立了兩個樞密使，他們與宰相共同執掌內朝權力。分權而治是皇帝常用的手段，到唐末甚至創造性地發明了「貼黃」，也就是中書門下的檔案需要樞密使「貼黃」，才能生效。這就是明朝「批紅」制度的雛形。
此外，唐德宗還做了一件讓所有人跌破眼鏡的事，他居然將禁軍的指揮權也交到了太監的手上，由太監來掌管，這支禁軍叫神策軍。原來在德宗心目中，太監是神一樣的存在，真是一個有德無心的君王。不管怎樣，太監繫統從此又多出兩個神策軍中尉。當人們將唐朝滅亡的責任一股腦兒全推給唐德宗的時候，他們又何嘗會想到那個飽嘗了戰亂和家國之痛的君王，面對棄他而去的文官，那種天地蒼茫的無助感。在那個時候，留在他身邊的居然是宦官。他根本就沒有意識到，這種信任的選擇讓他避開一個危險，又走向更大的危險。他一手組建起來的神策軍，就這樣被他作為禮物送給了太監。
大內出了四個總管，兩個樞密使，兩個神策軍中尉，他們成功分享了內朝的權力，同時又掌握了禁衛軍的軍權。其權勢之大，達到整個宦官史上的巔峰。最親密的人，帶來的往往是最致命的傷害。從唐德宗之後，宦官們先後殺了兩個皇帝，廢了一個皇帝，立了八個皇帝。在歷代大內總管裡，一個叫仇士良的宦官算是一個異數。他總共打倒了一個皇帝，立了一個皇帝，前後殺了二王、一妃、四宰相。這傢伙臨到退休又總結出一套「迷龍術」的理論，大意是怎樣迷惑皇帝，從皇帝手裡分權。
到了明朝，帝國的權力中樞再次發生變化。農民出身的朱元璋索性廢掉了宰相，萬事一肩挑。後來雖然產生內閣，但內閣大學士不同於宰相。大學士只負責內省，理論上並不能直接指揮外省六部。這就導致了內省和外省出現了永久性的斷裂，難以彌補。還有一點就是帝國運轉越來越自動化、越來越公文化，皇帝的作用有所削弱。嘉靖皇帝二十五年不上朝，萬曆皇帝二十七年不上朝，大明王朝不還是運轉如常。每天的太陽照常升起，各地的公文彙總到內閣，然後由內閣做票擬起草處理意見，司禮監按票擬審閱批紅，檔案就生效發回。不過他們這么乾等於是在體制內埋雷，有後世子孫踩了。
有人說明朝的皇帝懶（不包括朱元璋、朱棣和朱由檢），而清朝的皇帝勤快，其實這裡不光有性格問題，更多是制度問題。明朝太監有批紅權，而清朝沒有。清朝皇帝如果懶惰，他的官僚系統就會陷入崩潰的邊緣。
明朝管理宦官的機構是二十四衙門，其中最重要的是司禮監。司禮監掌印太監相當於大內總管，其副手是司禮監秉筆太監。兩者有著不同的分工，秉筆太監負責批紅，而掌印太監則負責稽核，在上面蓋個印。按制度規定，他們只能按皇帝的意思批紅，主動權還不如內閣的票擬。
如果恰巧遇上懶惰的君王，宦官的權力會變得異常驚人。在外省、內省、大內這幾個體制鏈中，他們身為大內總管，控制著內省權力架構的最上游，所以才會培養出魏忠賢那樣差一步到萬歲的九千歲。魏忠賢之所以能壓倒文官系統，是因為他遇上了明朝最懶惰、最無知的皇帝，他也因此獲得最完整的代理權。靠著無縫對接的權力掌控，魏九千歲完全可以對王朝體制鏈進行日常性的細密掌控。
說千道萬，還是因為明朝沒有能夠指揮外朝的宰相，內省和外省的體制鏈出現斷裂，失去與其抗衡的資格。魏忠賢集聚了數量龐大的文官黨羽，也就是後來說的閹黨。清朝依舊沒有設立宰相，卻取消了司禮監，皇帝的工作量變得非常大。清朝皇帝真命苦，不斷批讀奏摺，不斷接見軍機大臣。不是他們生來龍筋虎體，而是制度讓他們根本停不下來。
清朝的大內總管並不是太監，而是內務府大臣。這個官職類似於漢朝的少府，實際權力要更大一些。理論上來說，他有對所有太監的管轄權，比如他手裡的慎刑司就有對太監的司法權。內務府大臣如果由權臣兼任的話，確實可以凌駕於太監之上。這時候的總管內務府大臣是正二品官員，管理著皇室的財務、庫貯、警衛扈從、山澤採捕、禮儀、皇莊租稅、工程、刑罰、畜牧等事務。和珅就曾經當過內務府大臣，也為自己掘下了腐敗的第一桶金。內務府這個機構本身權力並不算大，就是皇帝生活秘書而已。不過它也有一個好處，就是能撈錢。皇上要花錢都必須通過內務府，很快就將內務府養成了一個貪腐窩。大內總管成了皇家錢袋子的實際掌管者，而這裡面究竟有著多大的油水，實在是我們這些窮人無法想象的。
25士大夫
古代政治體制內有先做官後做文人的，這種情況不多；先做文人後做官的，卻大有人在。一般說來，適應力強的文人，做官對他們來說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一夜之間他們將自己的文骨狠狠地甩掉，天亮後重新出發，混跡於仕途。從那一刻開始，他們像換了個人似的，將權力視為膜拜的圖騰，將官家利益視為個人命途。他們將官場作為文人唱和的遊戲場所，就像他們曾經以一個成功文人的形象為世人所接受。
既然說到遊戲，那么任何遊戲都會有它相對固定的規則。無論是怎樣的規則，只有遵守了，才有可能被其他玩家所接納，否則就會有被排擠出局的危險。這些規則可以說經過了千錘百煉，而且不斷成熟、完善並被預設和遵守。所有為官者大多是心照不宣，認為只有遵守它才會達到自己所需求的彼岸。
在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內心深處，始終有一個揮之不去的情結。它曾經像水面下的蓮藕一樣悄悄萌芽生長，不被世人所察覺，卻又在悄無聲息地模塑著中國文人士大夫的標準形象。這就是屈原情結，每個文人或多或少都會有的一種情結。
古代做官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請記住：永遠是利益。那么屈原為什么做官？答案也當然逃不開「利益」二字。不過屈原的利益是建立在忠君基礎之上的，這也是官家的正統利益。君、國這兩個範疇，在屈原的思想裡，基本上是沒有多大區別的，甚至有可能是君重於國。他先是遭楚懷王貶斥，又遭襄王放逐，但他仍然抱著一顆「九死而未悔」的決絕之心，就像一個不能自拔的單相思情人，除了收穫內心的痛苦還是痛苦。
在當時那樣一種歷史背景下，政治結構發生變革，西周以來由官家倡導的傳統政教正在失去市場。面對這種失衡的社會變革，「士」這一階層也正在由無條件地奉行官家那一套逐步走向覺醒。他們持「道」不屈，敢與王侯直接叫板；他們對責任的擔當、對真理的追求激發了生活在這一熱情時代的精英分子們的心頭之志。對於處在世族權威（家長制）統治之下的楚國，屈原首先需要服從並忠誠於權威（楚王）和宗族中的長輩（父子關係的擴大和投射），他始終生活在宗族圈內，並欣然接受了這種圈裡圈外的生活狀態。
其實屈原心裡比誰都要清楚，要實現自己的完美理想，只有一條路可以讓自己選擇，那就是通過楚王手中的王權，除此之外別無他途。屈原認準了這條路，並準備一條道走到黑。但這條路又是完全不靠譜的，用現代人的話說，就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現。因為他把國家的前途繫於君王一人，這本身就是士大夫認識上的一個誤區。
作為這個時代的高知，屈原們擅長思考，但在思考的過程中他們始終在迴避一個很現實的問題。那就是假如有一天皇帝倒臺或者死掉，他們到底該怎么辦？歷史已經無數次地證明，當這一刻來臨時，這些「九死而未悔」計程車大夫除了陷入一種世紀末的茫然狀態，就是用一廂情願的回憶來溫暖現實的冰冷。
說到屈原，我們怎么也繞不開他的忠君思想。屈原的忠君只是一種有償服務，忠君和戀家對他來說是捆綁式的，不是單一的。在屈原的眼裡，家、君、國是三位一體。屈原上可與比干、微子，下可與朱耷相比，他們都與皇室是同姓同族。在他們的眼中，國就是家，君就是那個一家之長；因此，國仇等於家仇，家仇無限放大就會成為國仇。對於屈原到底是該捨生取義地去赴死還是該明哲保身地活下去，千餘年來一直爭論不休，成為一樁公案。我們姑且拋開他的死到底合理與否不說，僅從戀家（也就是戀楚國的王室）角度指出其侷限性與狹隘性。
屈原的愛國，集中體現為忠君；為什么忠君，又因為他戀的是同姓之家。我們前面說過屈氏是當時的三大家之一。不然的話，他為什么不能砸碎束縛自己的枷鎖，像百里奚、吳起、蘇秦那樣，離開自己的生養之地楚國跑到其他國家去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呢？屈原的痛苦是因為他想離開卻無法離開，外面的世界再精彩，那也是別人的地盤、別人在做主，而他的家永遠在楚國。
他寧願選擇在自己的國度裡痛苦到死，也不願意跑到別人的地盤上逍遙昇天。有人說，屈原的自戀是一種有毒的自戀，他就像希臘神話裡那位愛上自己水中倒影的厄洛斯王子。
從現代心理學的角度講，屈原的自戀就是將自己內心的痛苦放逐於現實世界，然後自己以局外人的姿態慢慢去咀嚼並審視它。不客氣地說，屈原根本就不是在發洩痛苦，而是在顧影自憐，欣賞自己的痛苦。痛苦可以說已經成為屈原精神生活中的奢侈品，就如同那些經常唉聲嘆氣，把滔滔不絕地向人訴說煩惱當成享受的人一樣。心理學家一致指出，這是一種精神傳染病；越敏感，越容易患。不幸的是，封建社會里具有文人氣質的官員大多屬於敏感者。他們寧願把直面、改革現實的衝突轉化為內心的現象，自我消化，自我陶醉，也不願（或不屑）參與對醜惡勢力的直接交鋒。從這一點說，屈原的痛苦是因為他無法排遣內心的毒，他寧願喝下那樣一個時代為他藏好的毒。
過去的官員基本上都是從士大夫堆裡選拔出來的。既然是士大夫，那就要懷揣著文人的情懷，除了屈原式的家國大情懷，更多的則是來自個人的權色小情懷。對於傳統中國士大夫們來說，「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是其一生中最重要的兩個時刻。或者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兩件大事就是結婚和做官，兩者構成了中國古代士大夫「成家立業」的人生理想。說到做官，那我們就繞不開科舉制度。經過隋唐時期的不斷發展，宋朝成了封建科舉制度最完善的時代。
考試取士成為官家選拔官吏的主要途徑，能夠在這條路上笑到最後往往名利雙收待遇豐厚。這樣一來，人們把趕考走仕途作為個人奮鬥的終極目標，「不及第不成家」便成了一些文人對著高天厚土放出的一句狠話。就連做了皇帝的趙恆（宋真宗）都在自己寫的詩裡表達了士大夫們這種人生理想：「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無車毋須恨，書中有馬多如簇。娶妻無媒毋須恨，書中有女顏如玉。男兒欲遂平生志，勤向窗前讀六經。」這首詩道破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文人處世哲學，告誡那些讀書的青年人為了一朝登第，何必急著討老婆呢！你難道不知道書裡既有財富，還有美人。
連皇帝都這么認為，那些士大夫們痴迷也就可想而知了。「十年寒窗無人問，一日成名天下知。」當時看一個家族的興衰表現，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看在這個家族裡到底有幾人登科或幾個女子嫁給士子。這樣的話，那些金榜題名的讀書人就成為豪富之家擇婿的首選。但官家能夠提供的崗位畢竟是有限的，經不起天下士子們這般瘋搶。崗位是有限的，搶號頭的人卻是無以計數的。
朝廷只有不斷抬高門檻兒，不能讓這些讀書人蹦一蹦就摘到蘋果，只有其中的佼佼者才有可能笑到最後。所以大家只有咬緊牙關，頭懸梁錐刺股寒窗苦讀，期望在書中找到屬於自己的「顏如玉」和「黃金屋」。這種先立業、後成家的觀念造成當時社會上出現了大量的剩男剩女，男的苦讀功名，女的就苦等金榜題名的鳳凰男，就這樣等來等去等到花也謝了。
在這樣一種社會背景下，「顏如玉」和「黃金屋」成了激勵士大夫們前進的動力，權色之戀也成為名副其實的傾城之戀。而在這兩件人生大事上，司馬相如都為之提供了一個神奇而浪漫的經典範例。在我們的印象中，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的婚姻是反傳統模式的，因為它完全拋棄了社會使命和家族責任，是情與情的交融，也就是傳說中的才色之戀。
司馬相如的成功除去個人的才華，還有一點被人忽視，那就是他的家族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但這個實力只是相對來說，並不是說他的家族屬於當地的鉅富，他更算不上富二代。他和卓文君婚戀之後，過著窮困潦倒的生活，已經充分證明了他家的餘糧也不是很多的。也就是說司馬家族以自己家族的資財幫助司馬相如進入官場，已經算是盡了最大的努力。他們只希望有朝一日司馬相如能夠出人頭地，為整個家族帶來榮耀。
在漢景帝時期，司馬相如為武騎常侍。作為一個郎官，雖然是侍奉在皇帝身邊，但他的職責就是整天訓練馬匹，供皇帝躍馬馳騁。這和他所擅長的文學專業完全不對口。皇帝狩獵的時候，他要奔跑在皇帝的前面，尋找狩獵的目標，以便讓皇帝能夠百發百中，彰顯其天賦的膽識和武功。這樣一個整天和馬匹牲畜野獸博弈的武騎常侍，對於自以為滿腹經綸，希望有朝一日能有所作為的司馬相如來說無疑是痛苦的。正是在這種痛苦心理的驅使下，梁孝王來朝的時候，司馬相如與梁孝王身邊的說客鄒陽、枚乘一見如故，隨後假託有病，辭去了武騎常侍這個皇帝身邊的官職，跑到梁孝王那裡做了一名混吃混喝的食客。
在梁孝王那裡，司馬相如作為食客雖然沒有一官半職，但是能夠和鄒陽、枚乘等文人整天賞花賞月廝混一處，也算是找準了自己的人生定位。一群文人泡在一起，激昂文字，指點江山，倒也過得逍遙快活。也就在這個時期，司馬相如寫出了令他受益終生的《子虛賦》。但是這種幸福的生活並沒過多久，梁孝王就死在了自己的封地。如此一來，梁地也隨之被瓜分為五個小國，分封給梁孝王的五個兒子。司馬相如也就此結束了讓他戀戀不捨的「北漂」生活，回到了自己的家鄉，繼續一個文人的創業之旅。
司馬相如回到家鄉面對著的是家徒四壁，官場走一遭，又做了幾年的食客卻還是一無所有。此情此景，可以說是西漢王朝普通文人的真實寫照。按照司馬相如出生的年代（西元前179年）計算，這個時候的他已經是一個三十五歲的中年男人。古人講究三十而立，三十五歲依然功不成名不就，他內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也就是在這時候，司馬相如在官場上結交的朋友王吉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王吉，人如其名，為司馬相如帶來的是大吉大利的人生。
司馬相如在王吉的協助下，不僅如願娶到了卓文君，抱得美人歸，而且還為打造自己的個人品牌進行了一系列的宣傳活動。宣傳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讓當地的名門望族都知道，我司馬相如是這個時代最有才華的儒生。在那個報紙、電視、網路要什么沒什么的年代，想把自己炒熱、炒紅、炒成文化名人，還真不是容易的事。劉徹登基之後，蒐羅了一批出身草根的文人跟隨在自己的左右，作為自己的參謀。蜀人楊得意就在這時候向漢武帝推舉了司馬相如，並拿出了那首流傳千古的《子虛賦》。當時的漢武帝剛剛十七歲，需要文人為他搖旗吶喊。司馬相如寫了很多賦，幾乎篇篇都是漢武帝的心頭所好。
隋朝開創科舉取士之先河後，一批又一批學子經過十年寒窗的苦心經營後，想要進入官場，實現兼濟天下和光宗耀祖的宏願，參加科舉考試成了他們人生的不二選擇。客觀地說，科舉制度在封建國家的人才選拔中的確發揮過重要作用，那些厚厚的經史子集為官場輸送了多少奸佞小人，多少功臣良將。但是另一方面，它那種日趨規範化、程式化的考試模式，又反過來束縛了人的創造性，限制了人的自由發揮，桎梏了社會文化的發展。千餘年來若干文人學士投身其中，頭懸樑，錐刺股，備嘗艱辛苦難。但是在其內心深處則有一種強烈的反感與叛逆，特別是個性精神和主體意識比較強烈的文人。要不然就像李白那樣的天縱奇才，乾脆拒絕去玩這種折騰讀書人的高階遊戲。如果說科舉考試是文人入仕的主渠道，那么「終南捷徑」只能算是一個可遇而不可求的入仕通道上的小小補充。千萬人擠獨木橋的科舉考試成功率太低，這時候「終南捷徑」就對文人學士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
26八旗
明末那出天翻地覆的歷史大戲的結局實在出人意表。誰也沒有想到，穿著樹皮鞋的女真人從斜刺裡衝上舞臺，從演得如醉如痴的兩大主角李自成和崇禎皇帝手裡奪走了權杖。
進入中原地區後，清太祖努爾哈赤卻走完了自己的一生，而他完成的最後一項任務就是「立儲」。大多數中原王朝都將「嫡長繼承製」奉為「萬世上法」。這種以出生順序而不是個人能力為標準的選擇方式無異於把天下人的幸與不幸寄託於撞大運，如果這個嫡長子一旦無才或者缺德，則天下很容易陷入混亂紛爭，給百姓帶來深重災難。努爾哈赤在嘗試了各種「立儲」方式後，都沒有找到令自己滿意的結果。在這種背景下，只好實行「八和碩貝勒共議國政」體制，說白了也就是滿族貴族分權制。這種體制最大的弊端，就是限制了汗（王）的權力。
在這種分權制的權力結構中，所謂的「汗」，擔的只是名，卻並不是利，其手中所掌握的權力值無異於一個主旗貝勒。努爾哈赤這么做等於是給自己的繼承者出了一道權力分配的難題，在這一點上他不如明朝開國者朱元璋。朱元璋是恨不得把所有威脅到自己「家天下」利益的枝節都削得一乾二淨，所以才取消相權，分散官僚集團的權力。
後金佔領遼瀋地區之後，八旗各自分得了大量的土地、人口與財物。隨著各自實力進一步增強，後金權力系統內部就產生了嚴重的分權傾向，而且這種傾向隨著各自實力不斷擴張而愈加強烈。
分權意識的強化，讓八旗內部原本靠著家族血緣關係結成的權力紐帶變得越來越脆弱。這就好像一個大集團公司，剛創業的時候，股東們都非常團結，擰成了一股繩。隨著公司業務不斷做大，股東們手裡的財富也不斷翻番，當這些股東覺得自己有本錢出去創造更大利潤的時候，分權就成為每個人的心頭所盼。
這種來自權力集團內部的分權意識，不僅給努爾哈赤的絕對專權造成了一定壓力，同時也對後來的繼承者們造成了巨大的威脅。它對於後金汗權向皇權的轉換，造成了致命的傷害。努爾哈赤有過兩次立嗣的失敗經歷。褚英身為努爾哈赤的長子，戰功無人可及，可以說是諸貝勒中名副其實的大哥，成為汗位繼承人也是實至名歸。在確立為接班人後，他對不服從他的四大貝勒及努爾哈赤所重用的五大臣，強行壓制，並以即汗位後將予誅殺相威脅。
後來褚英還是從接班人的權力臺上一頭栽了下來，原因是他有了叛逆之心，被努爾哈赤處死。事實上，努爾哈赤立嗣失敗的原因，主要來自八和碩貝勒，特別是四大貝勒。他們在後金權力這塊大蛋糕中，佔據了大部分的利益。作為既得利益者，他們既相互依賴，又相互制約。他們只想保持這種均衡狀態。強烈的分權意識，讓他們已經無法接受有人再將八旗的權力攥在一個人手裡的結果。也就是他們不希望在後金的權力系統內部再產生出新的汗（王）。
他們嚮往著能分得一塊固定的地盤，永遠做一個既得利益者，自己做自己的國王，自己的地盤自己做主。在四大貝勒中，有著強烈分權願望的當數努爾哈赤的侄子阿敏。他在努爾哈赤去世皇太極被推選為嗣汗之際，曾經找到皇太極與他有過一番權力分配的討價還價，他說「我與諸貝勒議立爾為主，爾即位後，使我出居外藩可也」。就是說，我擁你為王，等到將來你分割利益的時候，你允許我帶著所執掌的鑲藍旗另立門戶。
這是赤裸裸的分權主張，皇太極當然不會同意這種分權主張。如果皇太極按照這個分權要求，將諸貝勒都一個個分離出去。那么他這個「汗」，可就成了真正的虛「汗」了。
後金的最高權力結構是依託八旗構造起來的。只有當具備至高無上權威的父家長努爾哈赤在位時，這種權力結構才能保持暫時的穩定。努爾哈赤一旦離世，他的那些繼承者們，根本沒有辦法控制八和碩貝勒。
「八和碩貝勒共議國政」的提出，可以說這是努爾哈赤沒有辦法的辦法。他已經意識到，八旗壟斷權力將成為自己接班人所要解決的最大難題。八和碩貝勒共議國政，共同承攬後金的各項權力。而後金的一切收入，也由八王來共同分享。
這是努爾哈赤保證八王實力均衡、權力平等的做法。事實上，八王也只有真正處於權力平等的地位，才能做到相互牽制和相互監督，在推選新汗時，不會受到某一強有力者的控制與操縱。然而，這只是努爾哈赤的一廂情願，與後金的權力現狀卻相去甚遠。
八王共治制的部分實施，並未能使八和碩貝勒達到真正意義上的實力均衡。其實「八和碩貝勒共議國政」又何嘗不是努爾哈赤的私心所在。他從自己家族的長遠利益考慮，可以說這是他為了家族集團利益所實施的權力分配製度。他並沒有逃脫歷代王朝君主的權力「血統論」，還是依靠血緣關係將八旗的權力板塊連線起來。努爾哈赤試圖在自己百年之後，後金汗國的權力結構能夠形成明暗結合的複式結構。明結構就是後金汗與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的分權政治體制；暗結構就是後金汗與八和碩貝勒之間，以及八和碩貝勒之間互相監督與牽制的方式。
努爾哈赤希望通過明暗兩條線，以集體權威來取代個人專斷，將趨於分權狀態的八旗重新黏合成鐵板一塊。任何時候，想法都比現實來得妙不可言。在這種形勢下，皇太極接過權柄的第一件事就是將自己老子分出去的權力再給它收回來。
皇太極不斷變換措施來調整共議國政體制，先是從四大貝勒，然後再到「三尊佛（代善、阿敏、莽古爾泰）」，最後才落實到一統獨尊的正題上來。直到天聰六年（1632年），皇太極才算將自己老子出的這道難題部分擺平。也就是說，直到這時候，他才算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權力之主（皇帝）。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皇太極突然駕崩。他和他的父親努爾哈赤一樣，生前沒來得及立儲位，確定接班人。後金歷經兩代都沒有確立汗位的傳承製度，這就為王權的歸屬留下了巨大的可供操作的空間。
一邊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子弟（皇太極的兄弟輩）；一邊是清太宗皇太極的皇子。兩大派系虎視眈眈，皇位爭奪戰一觸即發。參與權力博弈的雖然都是努爾哈赤的後世子孫，但一方是父輩的血親，一方是兄弟的血親。
父輩子弟的領袖人物是努爾哈赤的第十四子，睿親王多爾袞。他的支援力量主要是同母兄弟英親王阿濟格、豫親王多鐸。此時的多爾袞正值盛年，無論是在生理上還是個人權勢上，都達到了巔峰狀態。多爾袞參與權力角逐，不光有個人的先天優勢，還有更重要的歷史原因。
努爾哈赤去世後，諸皇子爭奪汗位的餘波並未得到平息。努爾哈赤晚年將親統的兩黃旗的大部分授予同母的三個幼子：阿濟格、多爾袞和多鐸。這種分配方案使得同母三兄弟的軍事力量佔有很大的優勢，沒有任何其他兄弟可以與多爾袞集團的力量相抗衡。但反之，這也使得努爾哈赤其他的兒子們團結起來對抗三兄弟。
皇太極繼位後首先奪取了鑲白旗，以自己的長子豪格為旗主。女真人以黃色為尊，皇太極就將原來的正黃旗和鑲黃旗改旗號為鑲白旗和正白旗，而他所領的兩白旗就成了兩黃旗。多爾袞和他的同母兄弟對皇太極用兩白旗替換父汗留給他們的兩黃旗，乃至稱汗，都是非常不滿的。多爾袞兄弟也多次放出話，皇太極的汗位「系奪立」。這也就是說，在多爾袞一方看來，皇太極的皇權來路不正。皇太極的突然離世，給了他們重新理順皇權歸屬的藉口和機會。阿濟格、多鐸等人趁機攛掇多爾袞奪回皇位繼承權。在多爾袞猶豫之際，多鐸說：「若不允，當立我！我名在太祖（宗）遺詔。」
多爾袞的回答是：「肅親王（豪格，太宗長子）亦有名，不獨王也。」多鐸又說：「不立我，論長當立禮親王（代善，太祖次子）。」
在福臨即位前夕，阿濟格、多鐸兩兄弟仍心有不甘，跪求多爾袞，一定要奪回本該屬於己方的天下。他們期待多爾袞能夠上位，這樣就可以抬高兩白旗的地位，釋放多年來被皇太極打壓的內心苦悶。
另外一派是擁戴皇長子肅親王豪格的一方。這一集團的構成主要以禮親王代善（太祖次子）、鄭親王濟爾哈朗及兩黃旗大臣為主。這些人相互串聯並立下盟誓，擁護豪格，維護兩黃旗的優勢，以此捍衛大清皇權的正統。
豪格也四處放出風聲：「睿親王多爾袞病怏怏的，怎么能夠繼承大統？」並拉攏一幫實力派，擴充自己的權力地盤。而代善、濟爾哈朗的明確支援，無疑使得整個天平倒向了豪格一方。兩黃旗大臣等又同心合力，誓死擁戴皇子為帝。一切看上去很美，似乎懸念並不大。
不到最後一刻，一切皆有可能。人們只把眼睛盯向多爾袞和豪格。可他們卻忽略了參與這場權力博弈的第三支力量，那就是以孝莊文皇后牽頭的「五宮」博爾濟吉特氏集團，欲立幼子福臨，以維繫其家族在權力結構中的顯赫地位。
說到孝莊皇后，她來自後金的外戚集團博爾濟吉特氏集團。對於作為政治同盟的後金和蒙古科爾沁部落來說，聯姻無疑是他們結成權力同盟最好的手段。說不定下一個後金的皇帝，將會是科爾沁首領的嫡親外孫，血緣關係向來是權力集團之間最為可靠的契約書。皇太極改國號大清，在後宮實行的是「五宮制」，當時五宮的嬪妃全部是來自蒙古博爾濟吉特氏的女子。
就在皇太極駕崩後的第六天，即八月十五日，多爾袞集團與豪格集團到了最後攤牌的時刻。可事情的發展走向了另一端，兩大集團戲劇性地議定皇太極的第九子福臨登基。六歲的褔臨榮登大寶，由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兩位叔王共同攝政。
多爾袞為什么會突然放棄帝位，去擁立一個不懂事的孩童？代善、濟爾哈朗及兩黃旗那些手握重權的大臣又怎會突然轉變風向，甘心垂首去輔佐幼主福臨？六歲的福臨能夠登上皇位，有一個人不能不提，那就是他的生母孝莊文皇后。
年過而立的孝莊利用代善的懦弱，籠絡住他；再與三十三歲的多爾袞聯姻，使之傾心於她。儘管史書在這裡用了隱晦的筆法，但透過那些迷霧般的文字依稀可尋蛛絲馬跡。「太后下嫁」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聯姻關係。它只能是一種政治行為，藉著婚姻來尋求權力庇護。在這裡起決定作用的是權力與利益的嵌合，而非情投意合。「太后下嫁」在這裡只是一種手段，託舉著自己的兒子福臨直上權力巔峰。
經過一番利益權衡，雙方如果都能放棄自己的利益，共同去成就第三方利益，不失為一種最佳的選擇。其實這種權力格局內部的求穩心態，是各方經過權力博弈後所產生的結果。福臨繼承大統可以說是各方經過一番明爭暗鬥才定下來的。立福臨，可以說是各權力集團之間達成的妥協，這種妥協來自八旗分權制衡的具體表現。而豪格一方的支援者，並不是只認豪格一人。只要符合皇子繼位的正統權力交接制度，代善、濟爾哈朗和兩黃旗大臣都是能夠接受的。
這種退一步海闊天空的做法，挽救了大清政權，也將滑向分裂邊緣的八旗拉了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