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十年前動筆寫作這本書時，我對本書的主題有兩種不同的想法。首先，我想要解釋冷戰後美國外交政策為何如此容易失敗，有時甚至是災難性的失敗。我尤為感興趣的是解釋美國在大中東地區的慘敗——這些慘敗還在持續積累，以及美俄關係的不斷惡化——到2014年因烏克蘭問題出現嚴重破裂。由於20世紀90年代初人們對美國的世界角色如此樂觀，這個主題就變得更加有趣了。我想弄清楚到底出了什么問題。
其次，我想寫一本關於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和現實主義如何互動，從而影響國家間關係的著作。我一直認為，民族主義在國際政治中是一股異常強大的力量，但我從未詳細研究過這個話題。當然，我寫了很多關於現實主義的文章，並在之前的幾部作品中探討了它與自由主義的區別。我認為寫一本比較和對照這三個「主義」的書會很有趣，特別是自從我知道還沒有文章或著作這樣做過之後。
當我思考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的關係時，我開始意識到這種三分法提供了一個用來解釋1989年以來（特別是2001年以來）美國外交政策為何失敗的理想模板。那時，我寫這本書的兩個理由恰好融合在一起。
我的基本論點是，美國在冷戰結束後如此強大，以至於它可以採取一種極端自由主義的外交政策，這種政策通常被稱為「自由主義霸權」（liberalhegemony）。這一雄心勃勃的戰略旨在將盡可能多的國家轉變成自由民主國家，與此同時培育開放的國際經濟，建立強大的國際制度。從本質上講，美國一直試圖根據自己的意象重塑世界。這項政策在美國外交政策界被廣泛接受，支援者們認為它可以讓世界變得更加和平，並且可以緩解核擴散和恐怖主義的雙重問題。它能夠減少侵犯人權的行為，讓自由民主國家更加安全地抵禦內部威脅。
然而，從一開始自由主義霸權就註定會失敗，事實也是如此。這項戰略總是會產生一些讓這個國家背離民族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政策，但後者最終對國際政治的影響遠遠大於自由主義。這一基本的生活事實對於大多數美國人來說是難以接受的。美國是一個具有濃厚自由主義傳統的國家，外交政策精英對民族主義和現實主義都抱有近乎下意識的敵意。但這種思維只能導致外交政策上的麻煩。美國決策者應該明智地放棄自由主義霸權，基於現實主義奉行更加剋制的政策，恰當地理解民族主義如何對大國形成約束。
這本書更深層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我在康奈爾大學讀研究生的日子。1976年秋天，我參加了艾薩克·克拉摩尼克（isaackramnick）教授講授的政治理論專題研討。這門課向學生們介紹了柏拉圖（plato）、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盧梭（rousseau）和馬克思（marx）等開創性思想家們的作品，對我的影響比我參加的任何其他課程都要大。事實上，我仍然留著這門課的筆記，這么多年來我至少查閱過五十次。
這門課有三個方面對我的學術發展至關重要。第一，我學到了各種主義，包括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和現實主義，而且這門課對它們作了相互對比。第二，這門課教會我理論對於理解世界的運作方式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我之所以反覆參考課程筆記，是因為我記得那些理論家所提出的一些論斷對當代政治問題有重大影響。第三，我認識到，人們可以用非專業人士可以理解的簡明語言來討論和書寫重要的理論問題。雖然通常很難弄清楚我們閱讀清單上的著名理論家究竟在說什么，但克拉摩尼克教授能夠用直截了當的語言講解他們的理論，不僅使它們易於理解，而且還明確了它們為什么重要。
《大幻想》旨在以理論為核心。本書的基本前提是，理論對於理解政策問題至關重要。但是本著艾薩克·克拉摩尼克的精神，我已經盡力清楚地闡明我的論點，以便任何受過良好教育和感興趣的讀者都能夠掌握它們。坦率地說，我的目標是成為一名不錯的溝通者，而不是一個模糊不清的人。當然，只有讀者才能確定我是否做到了。
如果沒有許多智者的幫助，我不可能寫成這本書。我最想要感謝的是四個人，他們的印跡遍佈全書。他們分別是伊麗莎·格奧爾基（elizagheorghe）、瑪麗亞·格林伯格（mariyagrinberg）、塞巴斯蒂安·羅薩託（sebastianrosato）和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walt）。他們不僅提出了極其重要的觀點，使我改變了一些特定論述，而且還發現了我忽略的矛盾之處，並就如何重新組織章節以及書的整體結構提出了明智的建議。
在我提交耶魯大學出版社之前，書稿歷經五次重大修改。
2016年11月，在第二份重大修改稿完成之後，我參加了一次書稿研討會，其中有來自芝加哥大學以外的六位學者——丹尼爾·德德尼（danieldeudney）、馬修·科克（matthewkocher）、約翰·歐文（johnowen）、塞巴斯蒂安·羅薩託、斯蒂芬·沃爾特和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wendt）——他們非常友好地閱讀了完整書稿，花了八個小時進行詳細批評。他們在研討會以及隨後的電子郵件和電話交流中的反饋促使我作出了大量修改，其中一些是根本性的。
那次書稿研討會的其他參與者，包括我的好朋友托馬斯·德金（thomasdurkin），給了我關於追求自由主義霸權如何威脅國內公民自由並推動國家安全體制（nationalsecuritystate）發展的明智建議。我還有幸邀請到芝加哥大學的全體國際關係同事——奧斯汀·卡森（austincarson）、羅伯特·古洛蒂（robertgulotty）、查爾斯·利普森（charleslipson）、羅伯特·帕普（robertpape）、保羅·波斯特（paulpoast）、邁克爾·里斯（mi-chaelj.reese）和保羅·斯塔尼蘭（paulstaniland）參與討論。他們也提出了極好的評論，幫助我收緊了一些論點，也迫使我修改了其他的論點。
我非常感謝肖恩·林恩瓊斯（seanlynn-jones），他通讀了書稿並給了我一套詳細的評論，幫助我完善了手稿的最終版本。我特別感謝耶魯大學出版社的編輯威廉·弗魯赫特（williamfrucht），他在編輯最終版本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他推動我努力收緊某些論點，同時他還精簡了所有這些論點，讓這本書更易讀。在約翰·多諾霍（johndonohue）的幫助下，利茲·許勒爾（lizschueler）做了很好的編輯工作，卡倫·奧爾森（karenol-son）高效而愉快地處理了後勤事務。
還有許多其他人幫助我——有些在小的方面、有些在大的方面——完成這本書，包括塞納·阿克蒂爾克（senerakturk）、澤伊內普·布盧特吉爾（zeynepbulutgil）、喬恩·卡弗利（joncaverley）、邁克爾·德施（michaeldesch）、亞歷山大·唐斯（alexanderdownes）、查爾斯·格拉澤（charlesglaser）、布拉克·卡德肯（burakkadercan）、布賴恩·萊特（brianleiter）、珍妮弗·a.林德（jenniferd）、加布裡埃爾·馬雷斯（gabrielmares）、馬克斯·米爾斯海默（maxmearsheimer）、尼古拉斯·米爾斯海默（nicholasmearsheimer）、拉詹·梅農（rajanmenon）、努諾·蒙蒂羅（nunomonteiro）、弗朗西絲卡·摩根（francescamorgan）、瓦萊麗·莫克維希斯（valeriemorkevicˇius）、約翰·米勒（johnmueller）、桑卡爾·穆圖（sankarmuthu）、戴維·尼倫伯格（davidnirenberg）、林賽·奧羅克（lindseyo'rourke）、約瑟夫·帕倫特（josephparent）、唐·雷諾（donreneau）、瑪麗伊芙·雷尼（marie-evereny）、邁克爾·羅索爾（michaelrosol）、約翰·許斯勒（johnschuessler）、詹姆斯·斯科特（jamesscott）、盛玉冰（yubingsheng，音譯）、湯姆·斯威策（tomswitzer）和耶魯大學出版社的兩位匿名審稿人。
我要感謝耶魯大學麥克米蘭國際與地區研究中心主任伊恩·夏皮羅（ianshapiro）和亨利·r.盧斯（henryuce），他們邀請我參加2017年的亨利·l.史汀生（henryl.stimson）講座。我在耶魯大學的三個講座實際上是本書的核心要素。我還要對芝加哥大學表示感謝，35年以來它一直是我的學術之家，並且為我的研究提供了慷慨的支援，這些研究不僅產生了這本書，而且實際上幾乎產生了自1982年我開始在那裡擔任助理教授以來所寫的所有東西。此外，我要感謝查爾斯·科赫（charleskoch）基金會資助我的研究和書稿研討會。我特別感謝其研究副總裁威廉·魯格（williamruger）的支援。
多年來，我一直很幸運擁有一流的行政助理，他們不僅幫助我處理作為教授和學者的日常後勤需求，而且還為我作了大量的研究。梅甘·貝蘭斯基（meganbelansky）、埃瑪·奇爾頓（emmachilton）、索維克·德（souvikde）、伊麗莎白·詹金斯（elizabethjenkins）和邁克爾·羅利（michaelrowley）都為我提供了很好的幫助，併為這本書作出了重要貢獻。我也很感謝我從我的家庭得到的所有支援，尤其是來自我的妻子帕梅拉（pamela）的支援，她從未抱怨過我花在寫作和重寫書稿上的無盡時光。
最後，我想把這本書獻給我多年來教過的所有學生，我的教學生涯可以回溯到1974年我在紐約州北部的莫霍克山谷社群學院教授的第一門課程。我在這裡在最為廣義的意義上使用「學生」這個詞，包括那些沒有正式上過我的課程，但對我說我的工作有助於塑造他們的思維的人。我喜歡教學，因為通過向學生傳授知識，幫助他們提出自己關於世界運作方式的理論，我感到非常滿足。
與此同時，多年來我從與學生的互動中學到了很多東西。尤其是討論課，我經常在課堂上以一種方式思考課程提綱裡的一篇文章或一本書，離開課堂後卻因為學生們說的話而以另一種方式去思考它。主講大課也是一項重要的學習經歷，因為它迫使我去組織對宏大主題的思考，並弄清楚如何以清晰易懂的方式呈現它們。
所有這一切都說明，多年來與學生一起教學和工作有助於塑造我對國際政治的思考，這些都反映在本書的每一頁中。我對此永遠感激不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