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存在這些差異，但這三種主義有一個重要的共同特徵：對生存的深切關注。我認為，各個民族都致力於擁有自己的國家，因為這是確保其生存的最佳方式，而生存永遠不是理所當然的。國際體系中的國家也受到生存問題的強烈影響，這就是為什么它們密切關注權力對比並最終尋求霸權。最後，生存是自由主義的一個關鍵方面。畢竟，這個理論的前提是相信個體有時會對第一原理持強烈不同意見，以至於互相殘殺。國家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充當警察，最大限度地維護每個人的生存可能。
政治自由主義
目前為止，我還沒有詳細定義自由主義這個概念。給它下定義很重要，因為它對不同的人來說有不同的含義。民族主義和現實主義也是如此。確定所有這些術語的明確定義至關重要，因為這是對這些概念如何相互關聯以及它們如何相互作用從而影響國際政治作出一致論斷的唯一途徑。精確定義使得學者們可以讓混亂繁雜的事實變得有序。它們還可以幫助讀者判斷某個作者的論斷是否令人信服，如果不是，那么哪兒以及為何不可信。
在真或假的意義上，定義並沒有對錯之分。我們可以自由地定義我們認為合適的核心概念。然而，這並不是說沒有辦法辨別不同的定義。評價任何定義的價值的首要標準是，它對於理解研究的現象有多大的幫助。我所選擇的定義是我希望能夠實現這個目的的定義。
在我的詞典裡，政治自由主義是一種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意識形態，特別重視不可剝奪的權利的概念。對權利的關注是其普世基礎——地球上的每個人都擁有相同的與生俱來的權利——這正是促使自由國家追求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的動力。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關於自由主義的公共和學術話語極其強調通常所說的人權。這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不僅是在西方。塞繆爾·莫恩（samuelmoyn）指出：「人權定義了社會運動和政治實體——國家和國家間——最崇高的願望。它們喚起希望，激發行動。」
政治自由主義也建立在這樣的假定之上：個人有時會對基本的政治和社會問題產生強烈分歧，這就要求國家在爭端有轉變成暴力的危險之時能夠維持秩序。與之相關，自由主義者非常重視寬容，這是一種鼓勵人們即便存在根本性分歧也要互相尊重的規範。但是，雖然他們就所有這些問題達成一致，但自由主義者仍被一些根本分歧所分裂。
事實上，政治自由主義有兩種型別：有些人稱之為權宜自由主義（modusvivendiliberalism）和進步自由主義（progressivelib-eralism），這是我在本書中使用的術語。它們之間基本上有兩個重要區別，第一個區別在於如何看待個人權利。權宜自由主義者幾乎完全以個人自由的方式考慮權利，他們認為個人自由是指免於擔心政府幹涉的行動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財產權是這些權利的典型例子。政府的存在是為了保護這些自由免受來自更廣泛的社會或外部的威脅。進步自由主義者同樣珍視個人自由，有時稱之為消極權利，但他們也堅定地致力於由政府積極推動一系列權利。例如，他們相信每個人都有平等機會的權利，這隻有在政府積極參與的情況下才能實現。權宜自由主義者強烈反對這種積極權利的概念。
對個人權利的討論引出了權宜自由主義與進步自由主義之間的第二個重要區別。除了在國內維持和平之外，它們對國家應該承擔的角色有著巨大差異。權宜自由主義者，堅持認為國家應該儘可能少地介入社會，這與他們對保護個人自由的強調和對積極權利的懷疑一致。毫不奇怪，他們對政府開展社會工程的能力不屑一顧。進步自由主義者則持相反觀點。他們更偏好能夠促進個人權利的積極國家，對政府開展社會工程的能力更有信心。
毫無疑問，儘管兩種政治自由主義在思想界中都受到極大關注，但在實踐中，進步自由主義戰勝了權宜自由主義。現代世界生活的複雜性和需求使得各國別無選擇，只能深入參與社會工程，包括促進積極權利。這並不是否認一些國家比其他國家更多地參與到這項事業之中，或者一個國家的介入深度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儘管如此，我們仍處於干預主義國家的時代，沒有理由認為這種情況很快就會有所改變。因此，總而言之，本書所說的政治自由主義是進步自由主義的同義詞。
我想進一步指出關於自由主義定義的三點看法。首先，另外兩種主義有時被歸為自由主義政治意識形態：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和自由理想主義（liberalidealism）。當然，人們可以自由地將它們視為政治自由主義的變體，但我不這樣做，因為它們有著不同於權宜自由主義和進步自由主義的邏輯。特別是，功利主義和自由理想主義都不重視個人權利，但這是自由主義的核心。功利主義的思想之父傑里米·邊沁（jeremybentham）稱自然權利是「修辭上的無稽之談，堂而皇之的廢話」。
e.h.卡爾（arr）的名著《二十年危機》寫於20世紀30年代末，被公認為是對將自由主義應用於國際政治領域的經典批判。事實上，他批評的物件並不是我在這裡討論的基於權利的自由主義。卡爾既不關注權宜自由主義，也不關注進步自由主義，這兩種主義在當時並不受到重視。相反，他的矛頭對準自由理想主義和功利主義，這兩種思想在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更有影響力。因此，當我們討論自由主義時，卡爾和我的意思是不同的，我們的批評沒有多少重合之處。
這並不是說自由理想主義和功利主義不重要，或者它們對於理解國際體系下的生活毫無用處。但它們是不同於政治自由主義的理論，評估它們對於國家行為的相關性需要單獨研究。
其次，自由主義和民主這兩個術語經常互換使用，或者用「自由民主」一詞將二者結合起來。但這兩個概念並不相同，對它們加以區分並解釋它們之間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我把民主定義為一種具有廣泛選舉權的政府形式，公民可以在定期選舉中選擇他們的領導人。這些領導人進而制定並實施管理政體的規則。另一方面，自由主義是完全關於個人權利的。自由主義國家賦予公民權利以特權，並通過法律加以保護。
有可能存在不自由的民主國家，在這些國家中民選的多數人踐踏少數人的權利。這種情況有時被稱為多數人的暴政，人們可以肯定地指出現實世界中的例子。然而，自由主義國家卻幾乎總是民主的，因為不可剝奪權利的概念顯然意味著有權通過選舉對自己的治理髮表意見。馬庫斯·費希爾（markusfis-cher）明確指出：「自由主義與民主之間的關係是非對稱的：自由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民主制度，而民主只在最低程度上意味著自由權利。」
然而，有人可能會爭辯說，當少數人提出以權利為基礎的主張，且這些主張妨礙了多數人的決定時，自由主義國家是反民主的。雖然毫無疑問這種情況有時會發生，但我並不認為這種行為是反民主的，因為這種情形的結果是以公民經民主程式通過的法律或規則為基礎的。因此，本書中使用的自由主義國家一詞意味著自由民主的國家。
最後，一些讀者可能會認為本書是對自由主義的全面攻擊，並且得出結論認為我對這種政治意識形態懷有敵意。這是錯的。我們必須將自由主義在一個國家內部的實施與其在國際體系中的功能區分開來。我對自由主義在這兩個領域的看法並不相同。
在國家內部，我認為自由主義是一種真正的善的力量，生活在一個尊重和保護個人權利的國家是極為令人滿意的。我認為自己特別幸運能夠在一個自由的美國出生並度過一生。但是，自由主義在國際層次上是另一回事。正如美國近年來所做的那樣，一個國家追求雄心勃勃的自由主義外交政策最終會使世界變得不那么和平。與此同時，它們冒著破壞國內自由主義的風險，這種結果應該讓每個自由主義者的內心都感到恐懼。
本書概要
我在第二章中詳細闡述了對人性和政治的看法。我提出了我的基本政治理論，並將在後續章節中利用它來分析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和現實主義。在第三章中，我描述了政治自由主義，重點關注了權宜自由主義和進步自由主義之間的異同，解釋了為什么今天的政治自由主義主要是進步自由主義。我還簡要地考察了功利主義和自由理想主義，解釋了為什么我不認為它們是自由主義理論。
在第四章中，我討論了政治自由主義的關鍵問題。我還考察了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以及自由主義對於普遍權利主張的侷限性。到此為止，我幾乎沒有把注意力放在自由主義與國際政治的關係上。本書上半部分的目的只是為了理解什么是自由主義。
我從第五章開始聚焦於自由主義如何影響國際體系，在此我詳細考察了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關係。我的核心論點是，在一個國家能夠採取自由主義霸權立場的極少數情況下，它通常會導致失敗的外交和失敗的戰爭。我還解釋了民族主義和現實主義——而非自由主義——如何在建立一個幾乎完全由民族國家組成的現代國際體系過程中發揮主要作用。最後，我評估了世界國家的可能性，如果它成為現實，將深刻改變自由主義在國際政治中的相關性。
第六章的核心論點是，追求自由主義霸權的國家不只會招致失敗，而且這么做會付出慘重代價。這樣的國家總是會打無休止的戰爭，而這將會增加而不是減少國際衝突。我還描述了這種自由軍國主義通常如何給物件國帶來巨大代價，同時危及國內的自由主義。
我在第七章中提到，即使自由主義外交政策想要實現其主要目標——廣泛傳播自由民主、建立開放的世界經濟、創設許多令人矚目的國際制度，這也不會帶來一個更加和平的世界。安全競爭仍然存在，很有可能會導致戰爭。原因在於，為自由主義霸權會從根本上改變國際政治預期作支撐的三種理論——民主和平理論、經濟相互依賴理論和自由制度主義——都存在根本缺陷。我在第八章總結了對美國外交政策未來發展軌跡的一些看法。我評估了美國放棄自由主義霸權並採取基於現實主義的剋制外交政策的前景，同時強調了民族主義嚴重限制了大國直接干預其他國家政治的能力這一事實。我還對特朗普總統在白宮任職期間對美國外交政策可能產生的影響提出了一些謹慎的看法。
總而言之，第二章關於人性的討論側重於個體特徵，第三章和第四章對政治自由主義的分析集中於它與一個國家的國內政治之間的關係，第五章到第八章的討論涉及這種主義與國際政治如何聯絡起來。當然，這個基本模板反映了所有國際關係學者都關注的三個分析層次——個人、單位和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