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章著重描述和分析了政治自由主義在國內政治中的應用。現在是時候改變方向，來解決本書的核心問題：當一個強大的國家採取自由主義外交政策時會發生什么？換言之，當一個致力於個人權利和實行社會工程以促進這些權利的國家在更廣泛的世界中採取這種模式時，會發生什么？
這個強大的國家最終會擁抱自由主義霸權，這是一種高度干涉主義的外交政策，涉及在世界各國進行戰爭和開展重大的社會工程。它的主要目標是傳播自由民主，在這個過程中推翻獨裁政權，最終目標是創造一個完全由自由民主國家組成的世界。實際上，一個追求自由主義霸權的國家的目標是在以自身的形象重塑國際體系。它還將致力於培育開放的世界經濟，並且建立國際制度以應對經濟和安全問題。
當一個自由主義國家發現自己有能力推行這項雄心勃勃的政策時，它幾乎總是會這樣做，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所感知到的利益是如此巨大。這一政策不僅兌現了保護全世界人民權利的承諾，並且還使世界更加和平，保護國內自由主義不受敵人的侵害。此外，自由主義霸權為外交政策精英提供了許多誘人的職業機會，因為試圖統治全球是一項勞動密集型事業。最後，精英們可能會認為，他們擁有有效干預其他國家政治的訣竅。感知到的利益與對實現這些利益的能力的信念結合在一起，必然導致強大的自由主義國家追求自由主義霸權。
自由主義強調不可剝奪或普遍權利的觀念，這意味著基於自由主義原則的外交政策需要密切監視其他國家的人權表現。當外國人的權利受到威脅時，一個追求自由主義霸權的強大國家可能會不得不干預，以保護這些個人的權利。這個國家傾向於得出這樣的結論：改善甚至消除對個人權利的威脅的最好方法，是確保儘可能多的人生活在自由民主國家，在自由民主國家中對個人權利的尊重十分重要。這種邏輯直接導致了一種旨在推翻獨裁政權並用自由民主取而代之的積極的政權更迭政策。
自由主義者認為，傳播自由民主還有另一個重要原因：它促進了和平。按照這種觀點，自由主義推動了對超越國界的個人權利的堅定承諾，而這反過來又培育了生活在不同國家的人民之間的寬容，並激勵他們和平解決衝突。各國開始將自己視為基於跨國界尊重權利的國際社會的一員，這種強大的社會意識限制了民族主義的有害影響，幫助各國超越均勢政治。所有這些都使世界變得更加和平，在這個世界中，諸如核擴散和恐怖主義等問題得到有效應對。一些自由主義者認為，自由主義通過促進經濟繁榮也有助於進一步和平，當然這本身就是目的。
讓自由民主國家走向一個由志同道合的國家組成的世界的最後一個動機是，這將有效地消除它們的主要意識形態競爭對手，這些競爭對手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威脅到自由民主的生存。用伍德羅·威爾遜的名言來說，它將「建立一個讓民主安全存在的世界」。儘管毫無疑問，在世界各地傳播民主是一項非常雄心勃勃的事業，但自由主義者認為這是可行的。在他們的敘事中，人們天生就重視個人權利，大多數自由主義者對他們在國內外開展社會工程的能力充滿信心。
我對這個敘事提出兩點質疑。第一，自由主義大國很少有能力追求自由主義霸權。它們通常別無選擇，只能根據現實主義原則行事，因為它們通常與一個或多個其他大國競爭。這一論斷與自由主義的基本邏輯是一致的，它實際上表明，在沒有世界國家（worldstate）的情況下，致力於生存的國家除了爭奪權力之外別無選擇。自由主義要想奏效，就必須有一個守夜人：它需要一個等級政治體系，就像存在於國家內部的一樣。但是，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的，而不是等級制的。只要自由主義國家在兩極或多極體系下活動，它們就別無選擇，只能按照現實主義的邏輯進行互動。
第二，有時會出現某些情況，實力對比對自由主義國家是如此有利，以至於自由主義國家能夠自由地追求自由主義霸權。這種情況最有可能發生在單極體系中，即體系中只存在一個超級大國，因此導致超級大國之間的安全競爭變得不可能。隨著冷戰結束、蘇聯解體，美國發現自己處於這種地位，並且毫不驚奇的是，它擁抱了自由主義霸權。正如美國這個案例所表明的那樣，這項政策總是出現嚴重錯誤，有抱負的自由主義霸權結果通常會為追求這一政策付出慘重代價。
把一個國家改造成自由民主國家是非常困難的，不僅因為外國文化根深蒂固、難以操縱，而且因為世界上許多人並不崇尚個人權利。與此同時，民族主義——關乎自決——導致各國抵制外國干涉其內政。最後，即使一個國家正在追求自由主義霸權，其他國家也可能按照均勢的邏輯行事，這意味著自由主義國家會遭遇來自它們的強大阻力。簡言之，將自由主義作為外交政策是麻煩的根源。
在涉及國家間政治的問題上，自由主義無法與民族主義和現實主義相提並論。這兩種主義在塑造現代國際體系中發揮了主導作用，它們的影響可能還會持續下去。當然，一個世界國家的出現——將使國家體系等級制化——可能讓自由主義成為國際政治中一股更強大的力量。但這種情況幾乎不可能發生。無政府狀態將繼續存在，而且只要無政府狀態存在，自由主義就不能為國家的外交政策提供一個可靠的基礎。
自由主義霸權的論據
在政治自由主義對外交政策的樂觀敘事中，關鍵行為體是個人，而不是國家。自由主義鮮明的個人主義使其成為一種普世的意識形態，它深刻地影響著自由主義者對國際關係的看法。特別是，自由主義關於每個人不論生在何處都生來具有同樣的一套權利這一核心假設，必然導致自由主義者以普世主義眼光看待世界。
當然，自由主義國家在保護和促進公民權利方面開展了重要的國內社會工程。但是，由於這些權利是普遍的，如果看到其他國家人民的權利遭到侵犯，這個國家感到真的有責任代表他們進行干預，也許甚至是軍事幹預。邁克爾·多伊爾（michaeldoyle）甚至認為，「非自由主義政府正處於對其人民的侵略狀態」，這種觀點似乎是在呼籲對每一個非自由民主國家的政治進行干預，這將會導致一項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
自由主義賦予個人權利以重要性必然會導致這樣一種信念：保護這些權利的最佳方式是讓每個國家都成為自由民主國家。在促進和保護個人權利方面，沒有哪種政治制度比得上自由主義，甚至很難想象在一個沒有多少自由主義的政治秩序中，權利如何會被賦予特權。因此，我們應該預期一個自由主義國家奉行強調推進自由民主的外交政策。很明顯，這項任務涉及政權更迭，有時通過軍事力量，以及以改造物件國為目標的大型社會工程。當你認為最終目標是在全世界傳播自由主義時，自由主義外交政策顯然是極其雄心勃勃和高度干預主義的。
當然，自由主義國家也是民族國家，這意味著民族主義有助於塑造它們與世界打交道的重要方式。民族主義的一個特殊方面——相當於其他民族根深蒂固的優越感——有助於強化自由主義國家對自己可以影響全世界根本變革的信念。這種民族沙文主義和自由理想主義的結合，顯然反映在美國決策者們頻繁的宣言之中，他們認為美國具有特殊的品質，能夠指導和改造其他不那么幸運的國家。
促進和平
自由主義者希望傳播自由民主，不僅是為了保護個人權利，而且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一項促進和平的完美策略。原因很簡單：自由民主國家不會互相打仗。在自由主義的敘事中，國家與生活在國家內的個人很相似：它們有時有不可調和的差異。考慮到任何兩個國家都可能在某個時刻就一個雙方都非常關心的問題產生根深蒂固的分歧，那么如何才能構建一個和平的世界呢？在國際體系中，沒有更高的權威來維持秩序，而在自由主義國家內部則存在更高的權威。在沒有守夜人的世界裡，自由主義怎么能成為和平的締造者呢？
答案可以在所有重要的個人權利概念中找到。每個人不僅都享有這些權利，而且（至少在自由主義社會）對他人的權利也有著根深蒂固而又廣泛的尊重。這種尊重——與寬容密不可分——超越了國界。自由主義國家明白，不僅它們自己的人民，外國人也有不可剝奪的權利，這些權利必須始終受到尊重。
這種對個人權利的跨國界尊重在自由主義國家中培養了強大的共同體感，它們之間存在著普遍的信任。令人驚訝的是，「共同體」這個詞在自由主義話語中出現的頻率如此之高。除了熟悉的「國際共同體」一詞外，人們經常聽到有關大西洋共同體、歐洲共同體和安全共同體的說法。當伍德羅·威爾遜談到權力這個自由主義者通常回避的概念時，他有時會使用「權力共同體」一詞。自由主義者也使用類似國際社會、民族大家庭、共同人性和集體安全等同源詞。
自由主義社會發展出和平解決衝突的強大規範。它們之間的爭端——甚至是激烈衝突——並不是通過武力威脅或戰爭來解決的，而是通過仲裁和妥協來解決的。克勞塞維茨的名言「戰爭是政治通過其他方式的延伸」並不適用於自由主義世界，因為這些國家並不認為戰爭是解決分歧的合法途徑。然而，戰爭仍然是在國外保護人權和在世界各地傳播自由民主時可以被接受的工具。多伊爾指出，自由民主國家傾向於用「輕率的暴力」來發動對非民主國家的戰爭。正如託尼（tawney）所說，對於自由主義者而言，「戰爭要么是犯罪，要么是十字軍東征。沒有中途站」。
因此，現實主義邏輯在一個自由主義國家構成的世界裡遭到嚴重削弱。由於它們沒有攻擊對方的意圖，它們不再需要擔心自己的生存，也不需要為了權力而相互競爭。正如約翰·伊肯伯裡（johnikenberry）所指出的：「自由國際主義潛藏著一個樂觀的假設，認為各國可以克服約束，合作解決安全困境，採取集體行動，建立一個開放而穩定的體系。」
自由主義也支配著民族主義，後者對個人權利有不同看法，更不用說具有導致國家相互仇恨和鬥爭的黑暗面。一個堅定的民族主義者會認為另一個民族的人沒有資格享有與其同胞一樣的權利。自由主義者自然反對這種特殊主義的觀點，而是強調權利平等地適用於無論身處何處的人們。他們談論的是人權，而不是民族權利，前者勝過後者。這種觀點實際上批判了極端民族主義。
例如，約翰·羅爾斯在其關於國際關係的主要論著中明確強調「萬民」，表明他所理解的世界被分為不同民族（在他的敘事中，萬民是民族的委婉表述）。然而，當自由主義的萬民彼此相處時，民族主義的骯髒一面幾乎全然消失。他寫道：「正義的萬民已經完全準備好平等對待其他萬民，給予同樣的適當尊重和承認。」構成正義萬民的個人受到「普遍同情心」的驅使，克服了任何對其他民族的民族優越感。這種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觀體現在伯特蘭·羅素（bertrandrussell）對這兩種主義之間關係的思考中：「我從小就是樂觀自由主義的狂熱信徒。我既希望也期盼看到，在全世界範圍內，議會民主、人身自由和自由逐步地傳播給當時受歐洲列強（包括英國）主宰的國家。我希望每個人都能及時領會科布登（cobden）主張自由貿易的智慧，民族主義可能會逐漸消失在普世的人道主義之中。」
自由主義破壞民族主義和現實主義這一論斷的最後一個維度涉及主權這一重要概念。毫無疑問，國家在政治自由主義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甚至是在像羅爾斯這樣的人筆下，他主要關注的是萬民或民族。然而，國家並沒有一個硬殼圍繞著它。現代自由主義對主權的態度似乎比民族主義或現實主義更為寬鬆。在自由主義的敘事中，國家邊界是薄弱的，是可以被滲透的，因為權利超越了這些邊界，這不僅意味著生活在不同國家的人們有著深厚的聯絡和共同利益，而且自由主義國家在其他國家侵犯其公民權利時有權利和責任進行干預。在一個自由主義國家組成的世界裡，個人權利的規範壓倒了主權規範。
自由主義國家組成的充滿活力的國際社會必然會彼此寬容，致力於和平解決它們之間的爭端，它們會破壞民族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安全競爭和戰爭。各國幾乎不需要核武器。威懾是一個無關緊要的概念。考慮到自由民主國家在本國人民中自然享有巨大的合法性，恐怖主義不會成為一個問題。那些志同道合的國家應該很容易協調它們的努力，以應對任何確實出現的恐怖主義威脅。因此，自由主義國家越多越好，理想的世界也只能由自由主義國家組成。
在國內保護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者喜歡政權更迭的第三個原因與自我保護有關。正如我在第三章提到的，自由主義的核心弱點在於，在任何自由主義社會中，總會有一些人反對自由主義，如果可能的話會推翻政治秩序。一個自由主義國家總會有內部敵人，儘管威脅的嚴重程度各不相同。當一些非自由主義國家與國內的反自由派聯合起來，增加對自由秩序的威脅時，這個問題就顯得更加嚴重。當國內外的敵人之間有著密切的意識形態聯絡時，這個問題就格外突出。這種威脅給了自由主義國家強大的動力，通過將外部敵人轉變為自由民主國家來消滅它。當然，如果所有的國家都是自由主義國家，這個問題就不復存在。
國際關係學者約翰·歐文（john）堅持認為，內外敵人之間的這種聯絡不僅促進自由民主，而且在被敵對意識形態統治的國家中，促使所有國家追求「強制的政權推廣」。他寫道：「正是因為這種威脅是跨國的，政府可以通過在國內外對其進行攻擊來降低它的威懾力。通過在國外壓制敵人的意識形態，它可以消除國內敵人意識形態擁護者的道德和物質支援來源。」雙方都理解這一邏輯，這給了雙方一個額外的動機，試圖儘快推翻對方的政權。
歸根結底，自由主義國家採取政權更迭政策有三個原因：保護外國人的權利、促進和平，以及維護國內自由主義。但是，這項雄心勃勃的戰略往往遙不可及。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一個國家必須特別強大，有足夠的資金以合理的低成本推翻外國政權，有時還需要動用軍事力量。它還必須有專業知識和耐心，來處理建立穩定的自由民主制度以取代被推翻的政權這一艱鉅任務。然而，現代自由主義深深地致力於社會工程，不僅是為了促進和保護個人權利，而且因為當代生活的複雜性迫使國家深入參與社會管理。許多自由主義者認為，政權更迭是一項可行的政策，會獲得巨大的收益。
雖然一個追求自由主義霸權的國家主要致力於保護個人權利，在世界各地傳播自由民主，但它還會謀求另外兩項值得注意的任務：建立國際制度和促進各國之間的經濟往來。這些目標源於國際制度和經濟相互依存促進和平的雙重主張。在第七章中，我會詳細探討這些理論以及自由民主國家不相互對抗的主張，重點是確定它們中的任何一種是否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案例。在此，我將聚焦於解釋建立制度和促進開放的國際經濟是如何被視為自由主義外交政策的關鍵要素的。
實際上，這兩項任務都是對這種政策的補充。國際制度是確定國家行為的權利和義務的根本規則。各國應當遵守這些規則，即使它們認為這樣做不符合自己的利益。除了高度重視法治和權利的維護，各種國際制度還致力於和平解決國家間爭端。所有這些努力都是自由主義教義的一部分。
自由主義的外交政策有利於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體，要求進一步促進國際貿易和投資，這一點並不令人驚訝。財產所有權和交換權是政治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之一，經濟全球化為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提供了充分機會。此外，自由主義者竭力用經濟學來限制政治分歧所造成的損害。他們認為，開放的國際經濟不僅增進繁榮——繁榮本身就是一種讓人們傾向於和平和自由主義的善，而且使各國在經濟上相互依賴。這些貿易和投資關係強烈地抑制了鬥爭：人們為什么要與一個自己的繁榮所依賴的國家開戰呢？
在此，我有必要提一下一個我較少關注但經常與自由主義外交政策聯絡在一起的使命。一些自由主義者和其他人認為，各國應採取減少各國之間嚴重的經濟不平等的再分配政策，以促進全球正義。正如一位倡導者所說，它們應該「設法影響資源和財富的全球分配」，從而惠及較為貧窮的國家。這一目標是對致力於促進自由主義國家內部個人平等機會的自由主義使命的補充。沒有哪個自由主義國家對犧牲自身利益幫助其他國家獲得對抗全球不公正的經濟優勢表現出濃厚興趣，而且也沒有理由認為任何國家會有這種興趣。
精英、公眾和自由主義霸權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義霸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由精英驅動的政策。自由主義國家的外交政策界通常比其公眾更加國際主義，後者往往更加民族主義。特別是，外交政策精英往往比普通民眾更致力於在國外捍衛個人權利。這並不是說這些公眾沒有自由主義的天性，也不是說精英們不是民族主義者。但毫無疑問，外交政策精英們比更廣泛的公眾更加關心在國外實現自由主義目標。
這種現象有多種原因。首先，自由主義精英往往比普通公民受到更好的教育。他們通常花數年時間攻讀大學，近幾十年來，這些大學已經變得非常國際化。如今，大多數學校都有大量的外國學生以及在其他國家出生和成長的教員，而土生土長的學生也有機會出國留學。頂尖大學已經完全成為自由主義的領地，民族主義情緒很少在那裡得到展現。
其次，現代社會的精英們經常花大量時間與來自其他國家的精英們交往。學術界人士、專業人士、商界領袖、記者、決策者和智庫成員都會出國旅行，結識外國同行，經常與他們建立密切的友誼。因此，當今世界的外交政策精英們顯然是世界主義的。這並不是說他們都符合塞繆爾·亨廷頓對參加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男男女女的諷刺：「他們幾乎不需要國家忠誠」，並且「將國家邊界視為謝天謝地總算在消失的障礙」。但是，有些人離這種諷刺不遠。
最後，外交政策是為國家服務的，一般在沒有太多公眾參與的情況下開展。當然，公民群體可以在特定問題上持強硬立場，組織抗議活動，或者迫使他們的代表在外交政策相關的問題上以某種方式投票。但總體而言，公眾直接參與日常外交政策是有限的。精英們掌控一切，他們對推行自由主義霸權等激進政策有物質上的利益。試圖管理世界會在政府內外產生大量的高層職位，而更節制的外交政策會減少工作。正如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walt）所說，自由主義霸權「是外交政策界的一項充分就業戰略」。
綜上所述，自由主義霸權致力於在世界各地保護個人權利、防止戰爭、挫敗國內的非自由因素，以及承諾提供有趣、重要和高薪的就業機會，這兩點好處有助於解釋自由主義精英為何如此堅定地致力於擴張性外交政策，即使遭遇到嚴重的麻煩。
考慮到外交政策精英們如此熱衷於追求自由主義霸權，並不令人驚訝的是，他們構建了一套全面的敘事，羅列出聲稱會有的收益，通過智庫報告、公開演講、專欄文章和其他形式的大眾宣傳進行傳播。他們熱切地相信這項雄心勃勃的使命，認為這是一項崇高使命，並且非常出色地將其兜售給廣大公眾和那些渴望加入外交政策界的青年男女。正如沃爾特所指出的，在那些培養為公眾服務的未來領袖的公共政策學院，他們對自身理念的宣傳特別有效。
總之，自由主義外交政策主要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世界上自由民主國家的數量。它還涉及建設國際制度和促進開放國際經濟的配套任務。但是，國家採取這種政策的前景如何？如果採取了，它能取得成功嗎？
自由主義遵循現實主義
當體系中至少還有另外一個大國時——事實通常如此，任何大國都不能追求自由主義霸權。只要體系是兩極或多極的，強國就必須按照現實主義原則行事。它無法承擔起外交政策中倡導個人權利的重任，因為世界太過危險，不能以犧牲自身安全為代價來保護他人的權利。事實上，敵對大國除了爭奪權力外別無選擇，以便在一個充滿威脅的世界中最大化它們的生存前景，只有承認這一點才能正確地理解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只有在像國家這樣的更高權威能夠維持秩序的情況下才有效，但在國際體系中沒有更高權威。一旦沒有守夜人，自由主義就變成了現實主義。
我將首先闡述現實主義的核心邏輯。我的主要目標是說明，為什么在沒有世界國家的情況下國家會爭奪權力，有時還會發動戰爭。我將解釋為什么自由主義依賴於等級制度，以及為什么它在任何存在兩個或更多大國的世界中實際上會變成現實主義。然後，我會探討在體系中只存在一個超級大國而這個唯一的極國家擁抱自由主義霸權時會發生什么。
現實主義入門
現實主義者堅信，國際政治是一項危險的事業，國家之所以爭奪權力是因為擁有的權力越多，生存的可能性就越大。有時，競爭變得如此激烈，以至於會爆發戰爭。這種進攻背後的驅動力是國際體系結構，它幾乎沒有給各國提供選擇的餘地，只能以彼此為代價追求權力。
現實主義基本理論建立在五項假定之上，這些假定描述了體系的基本結構。第一，國家是世界舞臺上的主要行為體，不存在凌駕於它們之上的中央權威。諸如國際聯盟或聯合國等國際制度是次要的（如果不是第三位的話），因為它們對國家幾乎沒有強制影響力。國家就像檯球桌上的球，儘管有大小差異。因此，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狀態的，不是說它是混亂的或無序的，只是沒有最終的仲裁者。
第二個和第三個假定與意圖和實力有關，國家在相互評估時會考慮這兩個關鍵因素。所有國家都有一些進攻性軍事能力，儘管超級大國明顯擁有更多。現實主義者傾向於關注大國，因為它們對國際政治的影響最大；不過，即使在超級大國中，有些國家的實力也比其他國家更強。第三個假定是，各國永遠無法確定潛在競爭對手的意圖是善意的還是惡意的。它們有時能夠作出合理的猜測，但它們永遠無法確定。
這種不確定性的原因是，意圖在決策者的頭腦中，因此不可能看到或衡量。另外，能力通常是可見的，相對容易測量。例如，在冷戰期間，美國可以檢視和計算蘇聯的坦克、攻擊潛艇和核武器導彈庫存，但不可能洞察約瑟夫·斯大林（josephstalin）或尼基塔·赫魯曉夫（nikitakhrushchev）的想法。有人可能會認可蘇聯的情況，並反駁說，至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就肯定知道英國有和平的意圖。毫無疑問，美國的決策者長期以來都把英國視為一個友好的國家，但這是因為它的能力：它太弱了，以至於無法對美國構成威脅。它依靠華盛頓來幫助保護自己免受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和冷戰期間蘇聯的傷害。如果過去的75年裡英國的實力是實際的三到四倍，那么美國就會非常擔心它的意圖，而這是很難辨別的。在這樣的情形下，意圖是根據能力來進行推斷的。
有人可能會認為，決策者可以通過他們的言辭來明確他們的意圖，但說話是廉價的。領導人有時會歪曲自己的觀點，或者其實就是撒謊。即使一個人確信他知道另一個國家當前的意圖，也不可能知道它未來的意圖。我們不知道未來幾年誰將管理任何國家（包括我們自己的國家），無論如何，這些未來的領導人行事的處境與當前情形並不相同（也許截然不同）。這倒不是說領導人有或者會有惡的意圖，只是你無法確定。
第四，生存是每個國家的首要目標。國家總是會有其他目標——這也是無法確定其意圖的一個原因，但生存始終是優先的。如果一個國家無法生存，它就不能追求任何其他目標。生存到底意味著什么？它顯然意味著國家的物理存在。沒有一個國家願意被征服和消滅。它也意味著各國希望維護自己的領土完整和主權。它們不希望另一個國家像蘇聯在冷戰期間對東歐國家那樣，支配其內政外交的重要方面。
第五，國家是理性行為體。它們有能力設計出使其生存前景最大化的戰略。換言之，國家是工具理性的。由於國際政治是一個複雜的行業，戰略有時會失敗，甚至是災難性的，但關鍵是它們會有意識地進行設計，從而推進某些目標。現實主義理論並不對一個國家的目標是否理性作出評判，只有生存是一個例外。
這些假定本身並沒有描繪出通常與現實主義聯絡在一起的競爭性的、危險的世界。當把這些假定放在一起時，麻煩就會隨之而來。這五個假定綜合起來告訴我們，國家會表現出三種行為。首先，它們傾向於彼此恐懼。恐懼的程度各不相同，但大國之間總是有一些殘留的恐懼，部分是因為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確定另一個國家不會有強大的進攻能力和敵對意圖。想想今天美國如何看待正在崛起的中國，或者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幾十年如何看待正在崛起的德國。美國領導人不能高度確定地知道中國未來的意圖，就像英國決策者在1914年之前無法確定德國的意圖一樣。這種情況會讓人對未來的麻煩感到恐懼。更為複雜的是，中國也擔心美國可能會對其有進攻性意圖，就像德國在大戰之前不信任英國的意圖一樣。
各國互相恐懼還有另一個原因：如果它們遇到麻煩，沒有更高的權威可以求助。當一個受到威脅的國家撥打911時，另一端無人接聽電話並提供幫助。由於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結構，各國總是強烈地擔心可能會出現嚴重的麻煩。
考慮到911問題，各國意識到它們處於一個自助的體系中，它們必須盡其所能為自己提供安全。它們總是可以與其他國家結盟，但永遠不能完全確定這些盟友是否會在面臨困境時提供支援。即使是親密的盟友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分道揚鑣：國家沒有永遠的朋友。帕默斯頓勳爵在1848年對英國議會說：「將某個國家認定為英國的永恆盟友或永久敵人，是一項狹隘的政策。我們沒有永遠的盟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我們的利益是永恆的和永久的，而追求這些利益是我們的責任。」
最後，各國理解，在一個無政府體系中，它們永遠無法確定其他國家的意圖，所以生存下來的最佳方式是儘可能比競爭對手更強大。因此，各國的目標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其所控制的軍事資產，確保其他國家不以犧牲它們為代價獲得權力，同時尋找機會讓實力對比朝著對自己有利的方向轉變。這種權力的零和競爭有時會導致戰爭，使得國際政治成為一項殘酷而又危險的事業。
變得強大並不能確保生存，但它顯著提高了一個國家威懾潛在攻擊者並在威懾失敗的情況下贏得戰爭的可能性。擁有強大的戰鬥力也很重要，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大國可能會被迫發動戰爭，要么是為了加強自身安全，要么是出於其他原因。任何一個國家的理想狀態都是成為霸權國，這實際上意味著成為體系中唯一的超級大國。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任何其他國家有軍事實力在戰爭中強制或擊敗主導國。
簡言之，大國被困在一個鐵籠之中，它們除了爭奪權力之外別無選擇，因為在永遠存在著衝突可能性的無政府體系中，權力是生存的手段。
現實主義的廣泛相關性
儘管現實主義與大約500年前開始出現的歐洲國家體系密切相關，但也可以用來解釋古代和中世紀的國際政治。修昔底德被普遍視為現實主義之父，他所撰寫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西元前431年—前401年）遠遠早於16世紀初開始在歐洲出現的第一個國家。馬庫斯·費希爾展示了現實主義如何解釋中世紀時期歐洲各種政治實體之間的政治的許多重要方面。現實主義是一個永恆的理論，僅僅是因為國際體系一直處於無政府狀態，而且從來沒有一種方法可以確切地判斷其組成單元的意圖。
現實主義邏輯也適用於國際政治之外的其他領域。只要行為體之間存在著對彼此使用暴力的危險，而且沒有更高的權威來強加秩序和提供保護，那么現實主義邏輯就可以解釋這種情況下的行為。比如，這一理論可以用來解釋世界上任何地區非法販毒者的行為，以及禁酒時期美國酒販子之間的非法交易。無論是販毒者還是販酒者，如果被欺騙，都不能報警或上法庭。毫不驚奇的是，他們通常會在相互打交道時把槍放在桌上，而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現實主義邏輯也適用於國家鞭長莫及的邊疆地區，因為如果一個人受到暴力威脅卻無法撥打911。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有人以威脅的方式接近他們，那么武裝到位、首先開槍、然後再問問題就是明智的。自人類歷史開端以來，存在於地球上的各種政治實體越來越廣泛，這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世界各地的暴力活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穩步減少。正如史蒂芬·平克所指出的：「對人類學家而言，在政府的控制下殺人案的下降是如此明顯，以至於他們很少用數字記錄下來。」
最後，托馬斯·霍布斯在《利維坦》中所講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與結構現實主義相一致。處於自然狀態（無政府體系）中的個人無法知道彼此的意圖，他們都有能力互相殘殺。這種基本結構給了他們互相恐懼的強大動力，有時甚至殺死其他人來增強他們自己的生存前景。對於霍布斯而言，防止個人互相殘殺的關鍵是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一個可以自上而下強加秩序的利維坦。如果沒有這樣的國家，「沒有一種共同的力量使所有人敬畏」，無政府世界的生活就是「孤獨、卑鄙、骯髒、野蠻和短暫的」。
現實主義、權利與國際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