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國家為了確保生存可以做任何自認為必要的事情，權利並不是現實主義敘事的一個重要部分。現實主義當然無法容納不可剝奪權利的概念，儘管各國可以在賦予所有國家特定權利的問題上達成共識。然而，在實踐中，權力最大化總是優先於尊重這些權利。大國通常只有在符合其戰略利益或者幾乎沒有戰略後果的情況下才會尊重權利。它們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會與獨裁國家聯合起來，在民選領導人被視為威脅的情況下將其推翻。
人們可能認為現實主義的敘事包含一種不可剝奪的權利，即生存權。畢竟，生存假定是現實主義的核心。但各國傾向於認為，只有它們才擁有生存的權利。它們不會將這項權利適用於其他國家。這並不是說各國致力於威脅敵對國家的生存，但如果認為有必要，它們會這么做。現實主義不同於自由主義，它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特殊主義理論。它沒有關於自然權利的敘事。
出於這一原因，現實主義者並不重視所謂的國際共同體——基於對不可剝奪權利的深切尊重。對他們而言，共同體是強大國家在追求自身利益時彰顯其高尚品格的修辭工具，也是弱國在沒有其他倚靠的情況下所藉助的修辭工具。各國當然可以合作以形成軍事聯盟，併為其共同利益建立其他型別的國際制度。但它們這么做是出於利己的原因，而不是因為它們認為與其他國家有著共同的價值觀或高尚的動機。
鑑於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對個人權利有著如此不同的看法，自由主義怎么可能在國際層次上無法與現實主義區分開呢？主要原因是自由主義需要一個更高的權威或守夜人才能運轉，而國際體系中卻沒有。不存在世界國家，只有無政府狀態，這使得個體國家別無選擇，只能爭奪權力。
自由主義與國際無政府狀態
政治自由主義始於這樣一個假定：個人認為自然狀態是一個危險的、可能致命的場所，主要是因為這些個人總是在第一原理上存在不可調和的差異。自由主義者應對這個問題的方式是，主張每個人都有一套應該被其他人尊重的無可爭議的權利，推動和平解決衝突和容忍的規範，這一點從邏輯上講源於他們對普世權利的信仰。但是，權利和寬容不足以維持自然狀態下的和平。個人生存仍然處於危險之中。解決方案是社會契約，它會導致一種能夠維持秩序的狀態。
當政治自由主義被應用於世界政治時，焦點從個人轉移到國家間互動。當國家而不是個人成為分析單位時，相同的基本邏輯也適用。
自由主義敘事中的國家與現實主義敘事中的國家有著顯著的相似性。支撐現實主義的五個關鍵假定同樣適用於自由主義。兩種理論都假定國家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中活動，生存是它們的主要目標。它們都認為，所有國家都有一定的進攻性軍事能力，並且各自都假定國家是工具理性的行為體。此外，意圖的不確定性是現實主義中的一個關鍵假定，也是自由主義的一個基本特徵。具體而言，各國永遠無法確定其他國家不會為實現其目標而制定敵對計劃，特別是在這些目標或第一原理存在爭議的情況下。
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強調自然權利、寬容以及和平解決衝突的規範，所有這些據說都會為讓世界變得更加和平提供必要的條件。但是，這一公式並不符合自由主義本身的邏輯——只有這些因素不足以產生和維持和平。個人也必須團結起來，拋棄自然狀態，創造出國家。他們必須走出無政府狀態，建立等級制。在國際層次上，這意味著政治自由主義不能像宣傳的那樣起作用，除非存在一個世界國家。只要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的，自由主義在這個領域中就與現實主義沒有區別。如果沒有一個世界國家，即使自由主義談論的是權利、寬容以及和平解決爭端，它也無法提供超越均勢政治的途徑。
少數著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確實提到了這一點。比如，約翰·洛克在《政府論》（下篇）中概略地闡述了這一點：「一個國家內部的成員就彼此之間的關係而言是獨特的個人，受到這個社會的法律所支配，但是，就他們與其餘的人類之間的關係而言，他們構成一個整體，與其餘的人類仍處在自然狀態之中——就像它的每個成員從前那樣。」他補充說，這個國家「因此包含了戰爭與和平、聯合與聯盟以及同國外的所有人和社會開展往來的權力」。當代的自由主義思想家斯蒂芬·霍姆斯提出了基本相同的觀點，他寫道：「自由權利只有在早已存在的被領土所限定的國家範圍內才有意義，也只有在存在強制執行權利的地方才有意義。國家之間或跨越國界沒有強制執行的權力，自由權利是無效的。」這一點是戈茲沃西·洛斯·迪金森（gold-sworthylowesdickinson）的核心主題，他將無政府狀態一詞引入國際關係文獻，也是德博拉·布科揚尼斯一篇關於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的重要文章的主旨。
國際無政府狀態本身就讓一個國家追求自由主義外交政策在戰略上是愚蠢的，除非它比體系中的其他國家強大得多。但是，這項政策毫無意義還有另一個原因。正如我在前一章中所解釋的，自由主義的敘事誇大了權利。幾乎沒有證據表明，大多數人將個人權利視為不可剝奪的，或者它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著重大意義。權利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很重要，但自由主義者誇大了它們對政治的影響，這使得傳播民主成為一項特別艱鉅的任務。
正如我在前一章中所指出的，人們賦予個人權利以重要性，這對寬容、和平解決衝突的規範以及國家的作用有直接影響。對不可剝奪權利的重視越少，促進寬容和勸說人們和平解決分歧就越困難，維護秩序也就越需要一個強大的國家。如果自由主義的普世主義力量不像大多數自由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強大，那么擁有一個強大的世界國家就顯得更加重要了。然而，國際體系仍然是無政府的。
總之，自由主義可以說並不壓倒現實主義。在我們擁有一個世界國家之前，任何一個頭腦清醒、對自由主義原則深信不疑的思想家都應該像現實主義者一樣對待國際政治。自由主義可以在國家內部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但在國家與更廣泛的世界打交道時卻不行。
民族主義與社會工程的限度
儘管按照現實主義的指令行事是不可避免的，自由主義國家有時會發現自己是如此安全，以至於它可以在不必擔心均勢的情況下擁抱自由主義霸權。在單極世界中，體系中唯一的超級大國不必害怕其他的超級大國對其構成威脅，因為不存在其他的超級大國。較弱的自由主義國家可以沒有顧慮地與自由主義的單極一起在全球傳播民主。冷戰結束後，美國及其西歐盟國——特別是英國——發現自己恰好身處這種有利的戰略環境之中，這讓它們得以聯合起來追求自由主義霸權。
值得注意的是，單極國家——無論是不是自由主義的——可以奉行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努諾·蒙泰羅（nunomonteiro）指出，主導國有三種基本選擇：它可以退出世界舞臺，使其既強大又安全；可以在國際政治中保持核心地位，尋求維持現狀；或者可以嘗試以有利於自身的方式改變現狀。國際體系結構並不能決定哪一種戰略是最優的；這種決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內政治的函式。一個強大的自由民主國家發現自己處於單極地位，至少最初會條件反射式地追求自由主義霸權，因為以自身的意象改造世界這一戰略被植入了它的基因之中，而且成本看上去是可控的。
一個身處兩極或多極體系的自由主義大國，由於其他大國的存在，不能追求自由主義霸權。然而，它可能偶爾會無視均勢政治，反而有選擇地奉行自由主義政策（它本不應該這樣做）。這種有限形式的自由干涉主義與單極國家追求自由主義霸權的結果是相同的：失敗。促進個人權利和將其他國家轉變為自由民主國家是一項極其困難的任務，很少取得成功，而且往往適得其反。
一個原因是，任何這樣的物件國都會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秩序很難被操縱和改變。如果沒有社會革命，即使是當地的精英也很難對自己的社會作出根本性改變。對於外國人來說，要進入一個他們不太瞭解的國家，將其轉變為自由民主國家，甚至僅僅是讓它停止踐踏其公民權利，都顯得格外困難。大多數人對個人權利的脆弱承諾加劇了這一問題。在政治動亂中，他們更可能關心促進穩定。如果存在十分強大的民族主義力量，會讓傳播自由主義的任務更加複雜化。我之前指出過，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可以在一個國家內有效地共同運作，儘管民族主義幾乎總是佔據主導地位。一旦焦點轉向國際體系，民族主義幾乎在每一個轉折點上都會壓倒自由主義。
民族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涉及認同。個人看到世界由各種各樣不同的人民和民族組成，總是對自己的人民有一種特殊的依戀。他們通常覺得與外國公民的聯絡要少得多。正因為此，比起尊重外國公民的權利，大多數人更傾向於將本國同胞視為享有權利的平等者。外國人在對待人民的方式上有著明顯不同，有時即使不是仇恨，也會被視為輕蔑。生活在國際體系之中加劇了這一問題。國家間的安全競爭和偶爾的戰爭不僅增強了這種差異感，而且助長了極端民族主義。即使外國人受到尊重，他們也很少被認為是平等的。
有充分的證據表明美國（作為自由主義國家的典範）的這種想法。比如，奧斯汀·薩拉特（austinsarat）在研究美國人對權利的看法時發現，他們「沒有意識到自身自由與他人自由之間的關聯性；他們重視自身的自由，而不是他人的自由」。很難讓美國人僅僅為了保護其他民族的權利（包括最重要的生命權）而戰鬥和死亡。美國軍隊為人道主義目標作戰的唯一例項是在1993年索馬利亞的摩加迪沙。18名美國人在戰鬥中喪生後，克林頓總統迅速撤出了所有美國作戰部隊。他和他的助手們對索馬利亞發生的情況深感不安，以至於他們拒絕在第二年派遣軍隊阻止盧安達的種族滅絕，儘管這項行動不會造成多少美國人傷亡。
與外國人互相殘殺或者殘殺其他國家的人相比，普通美國人更關心外國人謀殺美國人。2014年，當「伊斯蘭國」（isis）斬首兩名美國記者時，美國國內的強烈抗議是導致歐巴馬總統向「伊斯蘭國」開戰的一系列事件之一。美國人對「伊斯蘭國」造成的大規模屠殺和破壞感到震驚，但他們更關心的是美國同胞的死亡。與此同時，殺害外國人（尤其是非白人）的美國人很少被視為與殺害他們同胞的美國人同樣惡劣。比如，中尉威廉·卡利（williamcalley）曾於1968年3月在越南指揮美國士兵發動了可恥的「美萊村屠殺」，在獲釋前僅被軟禁了3年半，在媒體曝光他的角色後，他得到了公眾的壓倒性支援。他所在部隊中沒有其他人被判犯有刑事罪行，儘管有350名至500名平民被謀殺，其中大部分是婦女和兒童。如果他們屠殺了這么多手無寸鐵的美國平民，卡利和他手下的人肯定不會得到如此寬宏大量的對待。正如約翰·米勒（johnmueller）所指出的：「儘管美國人對美國人的傷亡極其敏感，但他們似乎對外國人（包括毫不相干的無辜平民）遭受的傷亡特別不敏感。」約翰·蒂爾曼（johntirman）對這一問題作了一項重要研究，他也贊同：「美國的戰爭最令人矚目的一面是，我們很少討論非美國的受害者。」當然，這種想法不是美國所特有的。所有民族都這樣思考，而這直接有悖於自由主義的普世主義維度。
世界被劃分為獨特而又相互猜忌的民族，對處於自由主義外交政策核心的社會工程事業有重大影響。民族主義關乎自決，生活在民族國家中的人民希望在不受外部勢力干預的情況下塑造自己的政治。他們不希望外國人告訴他們該如何生活，即使干預勢力有高尚的意圖。在大多數情況下，物件國會強烈抵抗自由主義的十字軍征伐，這種抵抗甚至可能以恐怖主義的形式出現。在異國他鄉，推廣自由主義絕非易事。
除了在物件國內面臨的困難之外，自由主義國家也可能遇到來自其他國家的阻力。一些國家可能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來阻止自由主義國家傳播其意識形態的努力。大多數其他國家會受到現實主義的驅動，因為與自由主義國家不同，它們面臨的是一個不太寬鬆的威脅環境。因此，它們可能擔心，如果自由主義國家成功地將其他國家轉變為自由民主國家，它可能會獲得新的盟友，使實力對比轉向對它有利的方向。比如，俄羅斯對美國領導的所謂「顏色革命」來促進東歐民主的努力深表懷疑。2014年2月22日的烏克蘭政變——在美國支援下推翻了一位親俄領導人——在莫斯科和西方之間引發了一場重大危機。
可能至少還會有一些國家——羅爾斯稱之為「非法國家」——反對自由主義的傳播，因為它們原則上對自由主義有深深的敵意。羅爾斯承認，世界上「很多人」都反對自由主義。「對他們而言，」他寫道，「政治自由主義所設想的社會世界，即使不是絕對的邪惡，也是社會分裂和錯誤教條的夢魘。」所有這些原因意味著，在世界各地傳播自由民主遭遇失敗比成功的頻率要高得多。
作為自由主義外交政策一部分的兩個附屬任務——建立國際制度和促進開放的國際經濟——的遭遇又如何呢？這兩項任務更有可能取得成功，因為與促進民主不同，這兩項任務既符合現實主義外交政策，又符合自由主義外交政策。
現實主義者認為制度是重要的戰略工具。例如，美國在發動冷戰時嚴重依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歐洲共同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以及其他機構。推動經濟交往總體上與現實主義相一致。現實主義者在冷戰期間積極支援全球化，這無疑對美國有利。自由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之間關於制度和經濟相互依賴的核心分歧與它們是否促進世界和平有關。自由主義者相信它們能緩解衝突，現實主義者則不相信。
如果是權宜自由主義會如何？
到目前為止，我認為進步自由主義壓倒了權宜自由主義。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這種情況會發生改變。這意味著，權宜自由主義幾乎不可能為自由主義國家的外交政策提供樣板。
但是，這個結論可能過於悲觀。正如我將在第八章中指出的，隨著追求自由主義霸權產生各種失敗，美國有機會（較小但並非完全沒有）轉向更加剋制的外交政策。這種更加有限和明智的戰略會以現實主義邏輯和對民族主義如何影響大國行為的充分理解為基礎。它與建立在權宜自由主義基礎上的外交政策有著明顯的相似之處。因此，我們應該稍微討論一下權宜自由主義的外交政策會是什么樣的，不僅因為它與剋制存在交集，而且因為它不同於自由主義霸權。
以權宜自由主義分支為核心的自由主義外交政策，與其說是基於進步主義的，不如說是干預主義的。可以肯定的是，它會崇尚不可剝奪的權利，當外國人的權利受到嚴重威脅時會產生海外干預的動機。但是，這種干預主義的衝動會被權宜自由主義者強烈反對社會工程這一事實所抵消，他們在原則上不喜歡社會工程，而且他們認為這種社會工程經常會失敗。他們認為，激進的政府不能在國內做很多好事，更不用說在外國；這使得權宜自由主義者反對自由主義國家應該在世界各地促進政權更迭以拓展自由民主的觀念。畢竟，這種政策涉及大規模的社會工程。相反，他們強調關注自決原則的重要性。
考慮到這一點，權宜自由主義者不願意批准對另一個國家的人權干涉，除非政府或反叛組織進行了大規模屠殺。在這些罕見的情況下，他們的目標是儘快解決問題，然後撤回國內，而不是陷入重組物件國政治的困境。當然，快速撤出是困難的。存在著繼續留在物件國並清除由干預造成的混亂，然後著手修復緊迫的潛在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強烈誘惑。權宜自由主義者意識到了這條下坡路，這強化了他們對海外干預的反對。
權宜自由主義者傾向於反對干預主義外交政策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在本國，他們支援一個主要用來維持秩序和保障個人自由的國家。他們不希望一個強大的國家干涉自己的日常生活，正因為此，他們非常厭惡社會工程，尤其是出於促進積極權利的目的。一個奉行干預主義外交政策的自由主義國家最終會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而這個國家極有可能干預公民社會。權宜自由主義者對這種國家安全體制深感恐懼，因此他們傾向於建立一個小型的軍事機構，採取高度剋制的外交政策。儘管他們認為自由主義是最佳的政治秩序，但他們更傾向於對世界其他地區採取和平共存政策，這也是他們被稱為權宜自由主義者的一個原因。
然而，一個多世紀以來，進步自由主義一直是政治自由主義的主導形式，是自由主義霸權背後的驅動力。無論如何，民族主義和現實主義對塑造國際政治有著更深遠的影響。也許把握民族主義和現實主義為何比自由主義更為強大的最佳方式是，考察過去五百年間國際體系基本架構的顯著轉變。
現代國際體系的生成
西元1500年以前的歐洲沒有國家。相反，這一地區有各種政治實體，包括帝國、城邦、公爵領地、公國、城市聯合會和各種宗教組織。歐洲的主權與許多不同型別的政治單元聯絡在一起。在歐洲之外，也沒有國家。
第一批國家——英國、法國和西班牙——在16世紀初開始形成，在接下來的300年裡，王朝國家在歐洲成為主要的政治行為體。1800年後，這些王朝國家慢慢地讓位於民族國家，這種政治形式最終傳遍全世界，今天的國際體系幾乎完全由民族國家構成。正如戴維·阿米蒂奇所指出的：「過去500年來，全球歷史的重大政治事實是一個由國家構成的世界取代了一個由帝國構成的世界。這一事實超越了民主的擴張、民族主義、權利語言甚至是全球化等等，從根本上定義了我們所有人棲息的政治世界。」
從一個異質的世界體系到一個同質的世界體系，這種非同尋常的轉變顯然有許多原因。然而，民族主義和現實主義是兩種主要的驅動力，它們以重要的方式互動，創造了現代國家體系。每種主義都強調的國家和生存的重要性，以促進民族國家擴散的方式聯絡在一起。
現實主義與現代國家的興起
要想理解民族主義和現實主義如何結合在一起塑造了國際體系，一個好的方法是解釋對生存的關注——均勢政治的核心——如何創造了民族國家，並將這種政治形式傳播到世界各地。在國家出現之前，存在於歐洲的政治實體幾乎一直在進行安全競爭，時而爆發戰爭。在16世紀初，國家開始出現，當然也深深地捲入到那場無休止的衝突之中。歐洲所有的政治單元都非常關心它們的生存，因為它們始終面臨著在地圖上被抹去的危險。
在這個殘酷的世界裡，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軍事表現，毫不奇怪最強大的行為體往往佔上風。查爾斯·蒂利講述了國家在建立軍事力量和贏得戰爭方面如何優於所有其他組織形式的故事。軍事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擁有資金來資助陸軍、海軍以及足夠的人員，組建一支龐大而有效的戰鬥部隊。但是，這些資源必須從人口中獲得，這意味著擁有大量人口比擁有少量人口更好。事實證明，在從常住人口中汲取資源並將其轉化為軍事實力方面，國家優於所有其他政治形式。因此，國家最終將其競爭對手趕出了歐洲體系，因為其他競爭對手無法建立足以在戰場上與之較量的軍事力量。結果，生存取決於是否擁有國家。
這一邏輯深刻地反映在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之中。在他寫作此書的16世紀初，義大利並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義大利半島上存在著許多小的城邦，它們之間相互爭鬥，經常成為奧地利和法國侵略的犧牲品。「這種野蠻的統治」，他寫道，「人人都厭惡」，使義大利陷入「奴役和恥辱」的狀態。他認為，問題的根源在於義大利被分裂了：「因為我不相信分裂會有任何好處。相反，當敵人迫近時，分裂的城市必然會立刻喪失，因為較弱的一方總是加入外部力量，而較強的一方將無法統治。」
馬基雅維利明白，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辦法是超越義大利的城邦體系，建立一個能夠與奧地利和法國相抗衡的單一的義大利國家，並且牽制它們。他為未來的義大利君主提出了殘酷而坦率的建議，目的是幫助領導人統一義大利，「把她從這些野蠻的虐待和侮辱中解救出來」。義大利人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須模仿他們更龐大且更強大的鄰居，建立自己的國家。然而，統一直到1870年才實現。
馬基雅維利寫作此書時，王朝國家剛剛在歐洲出現。雖然國家早期形態有利於從其人口中汲取資源，但它並沒有獲得其境內居住的人們的忠誠。主權屬於王權，而不是人民，這就是馬基雅維利遊說君主並且指導他如何操縱人民的原因。1789年法國大革命後，這種情況發生了巨大改變，當時法國變成了歐洲第一個民族國家。民族主義在法國的出現意味著，許多法國人開始感受到對自己國家的強大忠誠，甚至願意為之戰鬥和犧牲。民族主義是一種巨大的力量倍增器，它使得法國在革命時期和拿破崙時期建立了一支十分強大的人民軍隊，規模超過歐洲大多數軍隊。從1792年至1815年這23年中，六大國聯合起來才將其擊敗。
其他歐洲國家最終意識到，如果它們想在歐洲舞臺上生存下來，除了效仿法國成為民族國家之外別無選擇。普魯士在拿破崙戰爭期間的行動為這一現象提供了一個明確的例子。1806年10月，拿破崙的軍隊在耶拿會戰和奧爾斯塔特會戰中決定性地擊敗普魯士軍隊之後，普魯士領導人意識到，克服對民族主義的恐懼，利用它把軍隊變成一支更強大的戰鬥力量，是他們擺脫拿破崙束縛的唯一希望。他們採取了必要的步驟，普魯士隨後在幫助打敗拿破崙軍隊、結束其殘酷侵略的統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到了20世紀初，歐洲的每一個國家實際上都是民族國家。主權不再屬於王權，而是屬於人民。權力政治的邏輯強調的是生存，它在幫助王朝國家超越其競爭對手以及後來幫助民族國家擺脫王朝國家的過程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民族與國家
民族主義在建立現行國際體系的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個敘事的大部分已經在第四章中講述過，這裡只需要簡要提及。由於在本書討論範圍之外的各種原因，18世紀後半葉，民族開始在歐洲和北美出現，當時王朝國家是主要的政治單元。國家之所以如此特殊，是因為它們是當代世界最高形式的社會群體。它們發揮了生存工具的作用，促使它們的成員一起工作，以確保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但是，各民族也擔心自己的生存，因為它們生活在一個敵對民族的世界之中，這些民族可能有動機傷害它們。
對一個民族而言，保證其生存的最好方法是擁有自己的國家，這不是說如果它們不控制一個國家，民族就註定要毀滅。但是，國家確實最大程度地提高了它們的生存前景。因此，民族從一開始就有不可抗拒的動機去擁有自己的國家，這最終導致了民族國家的崛起。此外，考慮到這些國家生活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中，每個民族都希望自己的國家特別強大，以確保民族的長期生存。在本質上，民族主義強化了現實主義的基本邏輯，這本身以深刻的方式塑造著現代世界。
這一邏輯也適用於歐洲以外的地區，很多帝國主義的受害者對他們文化的長久生存深表關切。隨著時間的推移，被統治的民族越來越清楚，對付這種威脅的最好辦法就是起義，脫離控制他們的帝國，建立自己的國家。這一程式在20世紀的許多地方都發生過，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什么所有的歐洲帝國最終走向衰落，以及為什么今天的世界完全由主權民族國家組成。
民族不僅想擁有自己的國家，而且國家也有強烈的動機來確保它們的人民組成一個民族。如上所述，國家傾向於民族主義，因為它已經成為軍事力量不可或缺的來源。但是，中央政府也會出於與安全無關的其他原因培育自己的民族國家。擁有一個具有共同語言和教育體系的民族文化不僅具有良好的經濟意義，而且在行政上也具有一定的意義。如果一個國家的公民是標準化的文化的一部分，與國家有著牢固的聯絡，那么管理這個國家就容易得多。國家需要民族，民族需要國家，由此導致的結果是民族國家成為地球上主導的政治形式。
見證民族主義強大力量的一種方式是，考察當它與除自由主義之外的其他普世意識形態發生衝突時會發生什么。比如，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正如約翰·格雷所說：「這兩種意識形態都是進步性的，都期待一個普世文明。」階級分析是馬克思的普世主義背後的驅動力：馬克思及其追隨者堅信，社會階級超越族群和國家邊界。最重要的是，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的剝削導致不同國家的工人階級之間存在著強大的聯絡。這種思路讓一些馬克思主義者相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整個歐洲的工人不會拿起武器相互對抗。當然，他們錯了。這些工人為各自的民族國家而戰鬥，付出了巨大代價。
蘇聯是20世紀最典型的共產主義國家。但是，它包含了很多不同的民族，儘管政府努力削弱這些民族，但它們仍然保持不變，民族主義最終在蘇聯解體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此外，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指出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每一次成功的革命都是從民族的角度來定義的」，包括中國和越南等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的革命。安德森還強調，在許多情況下，共產主義國家彼此交戰，「沒有一個交戰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對流血事件進行解釋」。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這些戰爭本不應該發生，但是它們卻發生了。安德森接著引用了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湯姆·奈倫（tomnairn）的話，他認為「民族主義理論代表了馬克思主義的重大歷史性失敗」。
總之，當代民族國家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主義與均勢政治相互作用的產物，兩者都崇尚國家，並且由對生存問題的關注所驅動。自由主義在創造現代世界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它的影響充其量只是次要的。
一個世界國家是可能的嗎？
你也許同意我反對將政治自由主義作為外交政策的觀點，但卻主張解決辦法是顯而易見的：我們需要一個世界國家。一些學者認為，我們正朝著一個世界國家邁進，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國家無法應對當今世介面臨的諸多經濟、監管、安全和環境等方面的挑戰。一旦新的政治秩序建立起來，現實主義將不再重要，民族主義的陰暗面會被掩蓋，世界國家將會擁有一個自由主義的政治制度。
現實主義將會失效，因為國際體系不再是無政府狀態的，而是等級制的。制衡邏輯在等級制下不再適用，因為有一個守夜人來保護弱小國家。國際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會轉變為國內政治，自由主義得以無拘無束地發展。世界各地的大多數人肯定會對他們當前的民族保持一定的忠誠，但根據定義，這些民族都不會擁有自己的國家。只會有一個超大型國家，據說世界各地的人們都會產生某種與這個國家聯絡在一起的普世認同，這將推翻或者至少壓制他們長期存在的民族主義。但是，即使事實證明並非如此，這個「超國家」仍會努力阻止這些敵對民族之間的戰鬥。
世界國家在任何時候都不會很快出現。首先，幾乎沒有機會讓任何擁有自己國家的民族自願放棄國家。很難想象那些努力爭取建立國家的民族會放棄這種渴望。各民族都沉迷於自決，因此不太可能願意把自己的命運交到一個它們至多能有限控制的世界國家手中。
有人可能會認為，全球化正在讓各民族走向趨同，接受可以作為世界國家基礎的普世文化。幾乎沒有證據支援這種觀點，而且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即使在網際網路時代，根深蒂固的文化仍然以被廣泛認可和經常讚許的方式保持著獨特性。此外，創造一種普世文化意味著，讓大多數人就何謂美好生活達成廣泛共識。考慮到這種共識不可能達成，普世文化是不可能出現的，這意味著不可能出現一個實行自由主義政治制度的世界國家。
另一條可以想到的通往世界國家的途徑是征服。一個特別強大的民族國家必須採取攻勢，征服其他國家。但這也不會發生。地球如此之大，一個國家無法征服它的全部甚至大部分，特別是當你考慮到跨洋投射軍事力量的難度時。征服者或將面臨潛在被征服者的強烈抵抗，他們將有強大的動力相互結盟，遏制並最終摧毀侵略者。美國是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國家，它甚至從來都沒有暗示過要使用武力來建立一個美國主導的世界國家。原因很簡單：這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如果我的分析是錯誤的，一個世界國家成為現實，它可能也不會是一個自由主義國家。自由主義不僅對許多國家而言是陌生的，而且在新的地方發展起來既費時又困難。為了壓制所有世界國家內部的離心力——肯定會有很多，中央就必須用鐵拳來統治。即便如此，可能也無法阻止暴力的大爆發。這就是為什么很多自由主義者對世界國家缺乏熱情的一個原因。比如，康德和羅爾斯都反對這種觀點，因為他們認為這個世界國家要么是專制國家，要么就是像羅爾斯所說，「一個被頻繁內戰撕裂的脆弱帝國」。
無政府狀態會持續下去
如果在未來我們沒有世界國家，這意味著國際無政府狀態將繼續存在，並且大國別無選擇，只能按照現實主義的指令行事。國家對生存的需求同樣如此。不過，有利的實力對比偶爾會讓一個國家追求自由主義霸權，在這種情況下，失敗是很可能發生的。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制度有許多優點，但當它被運用於國際政治時，由此產生的政策卻並不成功。
我們可以把這種對自由主義的批評更進一步，提出追求自由主義霸權不僅會令自由主義國家，而且會令物件國付出巨大代價。此外，一個按照自由主義指令行事的強大國家最終可能導致整個世界的不穩定。換言之，自由主義的外交政策不僅可能失敗，而且可能適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