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霸權的代價始於自由主義國家為保護人權、在全世界傳播自由民主而進行無休止的戰爭。一旦在世界舞臺上得到釋放，一個自由主義的單極國家很快就會沉溺於戰爭。
這種軍國主義源於五個因素。第一，在全球推廣民主是一項偉大使命，提供了大量的作戰機會。第二，自由主義決策者相信他們有權利、有責任、有經驗去使用武力來實現他們的目標。第三，他們經常以傳教士般的熱情執行他們的任務。第四，追求自由主義霸權削弱了外交的作用，導致更加難以和平解決與其他國家的爭端。第五，這項雄心勃勃的戰略也破壞了主權觀念——旨在限制國家間戰爭的國際政治核心規範。
存在著一個傾向於不斷髮動戰爭的強大國家增加了國際體系中的衝突，造成了不穩定。這些武裝衝突通常以失敗告終，有時是災難性的，主要是以犧牲據說是被自由主義的巨神所拯救的那些國家為代價。人們可能會認為自由主義精英會從失敗中吸取教訓，規避在國外使用軍事力量，但這種情況很少發生。
自由主義霸權也以其他方式導致了不穩定。強大的自由民主國家也傾向於擁抱除了戰爭以外的雄心勃勃的政策，而這些政策往往適得其反，並且破壞了它們與物件國之間的關係。比如，它們經常干預其他國家的政治。在與一個威權國家進行外交接觸時，它們也傾向於無視它的利益，並且認為它們知道怎么做對它最有利。最後，對外的自由主義傾向於破壞國內的自由主義，因為軍國主義的外交政策總是會培育一個強大的國家安全體制，而這樣的體制容易侵犯公民自由。
我的論斷是，一個擁抱自由主義霸權的國家最終對自己和其他國家——尤其是它打算幫助的那些國家——造成的傷害大於好處。我將以1992年11月克林頓入主白宮以來的美國外交政策為例來說明這一論斷。隨著1989年冷戰結束和1991年蘇聯解體，美國成為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不出所料，克林頓政府從一開始就接受了自由主義霸權，經過小布什政府和歐巴馬政府，這項政策得到了堅決貫徹。
毫不奇怪的是，美國在這期間捲入了許多戰爭，幾乎在所有衝突中都沒有取得實質性成功。華盛頓在破壞大中東地區的穩定方面也發揮了核心作用，對居住在那裡的人民造成了極大傷害。自由主義的英國是華盛頓在這些戰爭中的忠實夥伴，也要承擔一部分由美國造成的麻煩所引起的責任。美國決策者在圍繞烏克蘭問題與俄羅斯產生重大危機方面也起到了主要作用。在本書寫作過程中，這場危機沒有任何緩和的跡象，也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更不用說烏克蘭的利益了。回到美國，美國的公民自由已經被一個日益強大的國家安全體制所侵蝕。
自由主義的軍國主義
因為自由主義者經常談論戰爭的罪惡，以及超越強權政治、創造和平世界的重要性，所以把他們描述為軍國主義者似乎很奇怪。但許多人就是軍國主義者，他們深深地致力於一項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議程，並不羞於使用軍事力量推進這一議程。
自由主義的核心任務之一是保護那些權利受到嚴重侵犯的人。當大量外國人被殺害時，對其他國家進行干預的動力尤其強烈。這種承諾顯然反映在「保護的責任」（responsibilitytoprotect）這一概念上，這是由於所謂的國際共同體在1994年未能阻止盧安達種族滅絕和1995年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而形成的一種規範。「保護的責任」要求各國不僅有責任保護本國人民免受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的侵害，比如種族清洗和大規模屠殺，也有責任保護其他國家的人民免受這些罪行的侵害。本質上，各國被要求密切關注全球範圍內主要的侵犯人權行為，一旦出現，要迅速採取行動制止這些行為。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擁有軍事幹預能力的強大自由主義國家有強烈意願發動戰爭來保護受害者。
捍衛個人權利的任務很容易演變成一項更加雄心勃勃的戰略：通過在其他國家積極促進自由民主來消除問題的根源。根據定義，自由主義國家致力於保護其公民的權利，而這一戰略也將促進一個更加和平的世界，有助於保護自由民主制度免受其內部敵人的破壞。自由主義也被認為能促進經濟繁榮，這不僅本身就是一個積極的目標，而且有助於和平。簡言之，傳播自由主義被認為是為了使世界更安全、更和平、更繁榮。
正如我們從美國自由主義者的無數評論中看到的那樣，這種世界觀的支援者傾向於對其深信不疑。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任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時期的國務卿和戰爭部長的伊萊休·魯特（elihuroot）表示：「為了安全，民主國家必須儘可能地殺死其敵人。世界不可能是一半民主、一半獨裁。」越南戰爭期間，國務卿迪安·拉斯克（deanrusk）宣稱：「在整個國際環境在意識形態方面是安全的之前，美國不可能有安全。」正如克里斯托弗·萊恩（christopherlayne）所指出的：「這些並不是孤立的評論……美國政治家經常表達這樣的觀點。」
這種傳教士般的熱情並不侷限於決策者。比如，約翰·羅爾斯寫道：「自由而正派的人民具有的特徵就在於，他們尋求建立一個所有民族都擁有秩序井然的政權的世界……他們的長遠目標是最終帶領所有社會都尊重萬民法，並使之成為由秩序井然的人民組成的社會里具有良好聲譽的正式成員。」這一雄心勃勃的議程並不會不言自明地導致戰爭，羅爾斯也謹慎地表明，他不提倡用十字軍武裝征伐的方式在全球範圍內傳播自由民主。儘管如此，毫無疑問，戰爭經常被視為一種促進自由主義的可行的甚至是可取的選項。這種使用武力來實現自由主義目標的傾向反映在著名的自由干預主義者約翰·歐文的著作中，他評論說：「自由主義思想導致自由民主國家傾向於遠離彼此之間的戰爭，而……同樣的想法促使這些國家與非自由主義國家開戰。」此外，他寫道：「所有人都對和平感興趣，並且希望戰爭僅僅是作為一種實現和平的工具。」
小布什主義形成於2002年，並被用來為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辯護，它可能是這種自由干預主義的最佳範例。在「9·11」恐怖襲擊之後，小布什政府得出結論認為，要贏得所謂的「全球反恐戰爭」，不僅必須擊敗「基地」組織，而且必須對付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這些所謂的「流氓國家」政權被認為與像「基地」組織這樣的恐怖組織有著密切聯絡，全力以赴獲得核武器，它們甚至可能把核武器交給恐怖分子。簡言之，它們是美國的死敵。小布什提議用軍事力量把中東的這些國家和其他國家變成自由民主國家。2003年初，就在美國襲擊伊拉克之前，他簡明扼要地提出了這一點：「通過美國以及我們的朋友和盟國的決心和目標，我們會把這個時代變成一個進步和自由的時代。自由人民將決定歷史程式，自由人民將維護世界和平。」
毫無疑問，小布什總統和他的副手們也有動力推翻薩達姆·侯賽因的政權，因為薩達姆·侯賽因是一個踐踏公民權利的殘暴獨裁者。但是，這個由來已久的問題本身不會導致美國推翻薩達姆，並且以一位民選領導人取而代之。促使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是美國認為有必要處理核擴散和恐怖主義問題。小布什團隊認為，實現這一點的最佳途徑就是把大中東地區的所有國家都變成自由民主國家。這將使這一地區成為一個巨大的和平區，而且會徹底解決以上兩個問題。「世界顯然對民主價值觀的傳播有興趣，」總統說道，「因為穩定和自由的國家不會滋生謀殺的意識形態。它們鼓勵和平地追求更好的生活。」
這些行動顯示了自由主義霸權的所有特徵。擁有強大軍隊的自由主義國家強烈傾向於發動戰爭，不僅是為了保護其他國家的個人權利，而且是為了傳播自由民主，它們認為這是維護權利和抵禦重大安全威脅的最佳方式。考慮到我們的星球不缺乏獨裁者、嚴重侵犯人權者，或者是展示出軍事威脅的國家，一個像美國這樣強大的國家——可以無拘無束地追求自由主義霸權——很可能會永遠處於戰爭狀態。
自由主義使外交更艱難
促使自由主義單極國家軍事化的另一個因素是，自由主義霸權使得與獨裁國家之間開展外交更加困難，這進一步增加了戰爭的可能性。外交是在重要問題上意見相左的兩個或多個國家之間討價還價的過程。它的目的是達成和平解決爭端的協議。為了取得成功，每一方都必須作出一些讓步，儘管它們不必是對等的。這就是為什么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堅持認為「外交是一門限制權力使用的藝術」。雙方不必平等對待彼此。但是，要讓外交發揮作用，即使是死敵也必須對彼此表現出一定的尊重。
戰爭和外交是不同的治國工具，它們彼此互為替代。一個依靠對話和談判來解決爭端，另一個依靠軍事力量。外交通常被認為是一種更安全、成本更低的選項：正如1954年溫斯頓·丘吉爾在白宮所說：「吵吵總比打打好。」然而，外交和戰爭往往是同時進行的。比如，有軍事力量威脅作後盾，外交通常更有效。在戰爭中，外交經常被用來尋找結束戰爭的方法。儘管如此，「大棒外交」的目的還是避免或終止戰爭。如果一個國家在面對敵手時放棄外交，戰爭會變得更可能發生，一旦戰爭開始就更難終止。
當它們按照現實主義的指令行事時，自由民主國家與非自由主義國家開展外交在大多數情況下幾乎沒有困難。在這種情況下，自由民主國家會做任何必要的事情來使它們的生存可能最大化，包括與威權領導人展開談判。它們有時甚至會支援威權領導人或與他結盟，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曾與約瑟夫·斯大林合作打敗納粹德國。有時它們甚至會推翻它們認為有敵意的民主政權。自由民主國家極力用自由主義的言辭來掩飾這種行為，但事實上，它們的行為違背了自己的原則。這就是現實政治的影響。
然而，當一個單極國家能夠拋開均勢邏輯，採取自由主義的外交政策時，外交就變得具有欺騙性了。出於到目前為止應該已經很熟悉的原因，這樣一個國家強烈傾向於避免與非自由的敵人進行外交。儘管寬容是自由主義的核心原則，但當一個自由主義國家面對一個侵犯公民權利的對手時，它往往會被拋到一邊。畢竟，權利是不可剝奪的。由於獨裁國家往往具有欺騙性，有時會踐踏人民的權利，因此擺脫現實主義束縛的自由國家很可能將其視為有嚴重缺陷的政體，不值得與其開展外交接觸。
追求自由主義霸權的國家往往對非自由主義國家產生根深蒂固的反感。它們傾向於認為國際體系是由善良國家和邪惡國家組成的，雙方之間幾乎沒有妥協的餘地。這種觀點產生了一種只要有機會就通過任何必要手段剷除獨裁國家的強有力動機。這種厭惡的後果之一是，自由主義國家很難與非自由主義的敵人進行有限戰爭，反而傾向於尋求決定性勝利。無條件投降成為常規指令，因為幾乎不可能容忍與邪惡國家進行妥協。當然，民族主義——通常會導致交戰國家彼此仇恨——強化了使戰爭升級到極致的趨勢。
這種根除心態也許在伍德羅·威爾遜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關於如何處置德國和其他戰敗國的思想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反映。他認為，由於和平不能通過「利益的安排、妥協或調整」來實現，因此不可能「與中央帝國的政府達成任何形式的談判或妥協」。威爾遜將妥協與均勢政治聯絡起來，他輕蔑地稱之為「國際政治的舊秩序」，認為必須被「徹底摧毀」。他的目標必須是「戰勝邪惡，通過打敗所有曾經破壞和平並使之變得不可能的邪惡力量」。1919年底，當他談到《凡爾賽條約》時說道：「我聽說這項條約對德國而言是非常沉重的。當個人犯下罪行時，雖然刑罰很重，但這並不是不公正。國家在不道德的統治者領導下，對人類犯下罪行，就應該接受懲罰。」
歸根結底，當一個自由民主國家無拘無束地根據其基本原則在國外行動時，它發現很難與一個非自由主義的對手開展外交，這提升了雙方試圖通過暴力解決分歧的可能性。自由主義的不寬容——有時伴隨著自由主義的憎恨——導致一個自由主義的單極國家從均勢政治中解放出來，陷入無休止的戰爭。
自由主義與主權
追求自由主義霸權的國家變得好戰的最後一個原因是：自由主義破壞了主權。尊重主權是國際政治中最重要的規範，其目的是減少戰爭，促進國家間的和平關係。比如，試想一下《聯合國憲章》。第一條第一句宣告，聯合國旨在「維護國際和平及安全」。第二條第一句說：「本組織系基於各會員國主權平等之原則。」
主權意味著國家對其境內發生之事擁有最高權威，外國勢力無權干涉其政治。從這個角度看，所有國家都是平等的，這意味著弱國和強國都應該可以自由地制定本國的對內和對外政策，不受其他國家的影響。國家主權的概念已成為國際法的基石，這意味著各國不應互相侵略，至少不應未經聯合國安理會的批准而互相侵略。
不過毫無疑問，規範對國家行為的影響是有限的。主權已經遭到無數次侵犯。正如任何現實主義者都會告訴你的那樣，在涉及重大安全問題時，各國會按照它們認為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行事，不論這樣做是否違背現行規範或國際制度的書面規則。儘管如此，幾乎所有領導人都關心合法性，密切關注已建立的規範，因為它們不希望被其他國家認為肆意踐踏廣泛尊重和支援的規則。主權規範尤其如此，因為它在國際政治中居於核心地位。至少在一些決策者不確定入侵另一個國家是否具有良好戰略意義的情況下，主權規範可能會影響其最終決定。
16世紀初，當國家開始在歐洲形成時，主權開始成為一種規範，但直到《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署，主權才取得了突出地位。這一條約有助於結束1618年至1648年這場極其血腥的三十年戰爭，據估計，這場戰爭殺死了德國三分之一的人口。在那個時代，歐洲的大部分衝突都是由宗教分歧所引起的。天主教和新教國家互相入侵，希望改變物件國。主權規範的目的是通過在法庭外裁定這類武裝干預來結束這種行為。主權或許有助於結束那些致命的宗教戰爭，但它並沒有阻止歐洲國家參與均勢政治，使得它們一旦認為自己的重大利益處於危險境地就會違反這一規範。主權概念也不適用於歐洲以外的國家，這個例外使得歐洲大國可以在全世界自由地建立帝國。因此，在威斯特伐利亞和平之後大約200年裡，主權對歐洲國家的行為幾乎沒有影響。
隨著民族主義在19世紀的歐洲和20世紀的殖民帝國中興起，主權成為一個更有意義的概念。民族主義是關於自決的，它意味著生活在一國境內的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沒有任何外部勢力有權將自己的意見強加給另一個國家。因此，主權與民族和國家是密不可分的。本質上，民族主義邏輯強化了威斯特伐利亞主權。但民族主義對歐洲以外的主權影響最大，它通過高度關注自決和不干涉的原則，在20世紀推動了非殖民化程式。實際上，它讓帝國變得非法。並不令人驚訝的是，那些曾經是歐洲帝國主義受害者的國家如今堅定地支援主權概念。
主權的影響可能在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冷戰結束達到頂峰。全世界的國家都擁抱這一規範，它與試圖擺脫蘇聯統治的東歐國家產生了共鳴。一旦冷戰結束，蘇聯的許多加盟共和國就開始討論獲得自己的主權，而且它們最終做到了這一點。但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這一規範逐漸遭到破壞，主要是因為美國對其他國家的政治干預比過去更為嚴重。唯一的極國家不僅擁有一支真正令人敬畏的軍隊，能夠在全球範圍內投射力量，而且作為一個自由主義國家，它有動機干預其他國家的事務。英國和西歐大多數國家都渴望幫助華盛頓推行其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議程。
當然，自由主義就是關於干預其他國家的政治，不論其目的是保護外國人的權利還是尋求傳播自由民主。其實，自由主義和主權存在著根本矛盾。這一點在決策者和學者中間幾乎沒有爭議。比如，1999年4月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tonyblair）在芝加哥一場廣受關注的演講中說：「在新千年前夕，我們如今進入了一個新的世界……我們面臨的最緊迫的外交政策問題是確定我們在哪些情況下應該積極介入其他民族之間的衝突。不干涉一直被認為是國際秩序的一項重要原則。我們不想太輕易地放棄它。一個國家不應認為自己有權改變另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或煽動顛覆，或奪取其認為應該擁有的領土。但是，不干涉原則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必須是適當的。」
五年後的2004年3月，布萊爾在試圖為伊拉克戰爭辯護時，再次提到了他在芝加哥的演講：「因此，在9月11日之前，對我而言，我已經在尋求一種不同於傳統哲學的國際關係哲學，這種傳統哲學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來就一直佔據主導地位；也就是說，一國內部事務由該國負責，除非威脅到你，或違反條約，或觸發聯盟義務，否則你不能干涉。」2000年5月，德國外交部長約施卡·費希爾（joschkafischer）對一群柏林聽眾說道：「1945年後歐洲的核心概念過去是而且仍然是，拒絕歐洲均勢原則和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平後出現的個別國家的霸權野心，這種拒絕以切身利益的更緊密聯絡以及將民族國家的主權權利轉讓給歐洲超國家制度的形式出現。」這一主旨在學術界引起廣泛的共鳴，就像一些書名所體現的那樣，比如《超越威斯特伐利亞？——國家主權與國際干涉》和《主權的終結？——日漸萎縮和破碎世界中的政治》。
考慮到它的權力以及對自由主義原則根深蒂固的承諾，美國在冷戰後率先發起了對主權的攻擊。當然，它精心維護自己的主權。雖然華盛頓偶爾採取單邊行動，但它通常會不遺餘力地讓其他國家參與其干預行動，從而宣稱「國際共同體」賦予其行動合法性。然而，破壞主權的一個後果是，美國領導人更容易對其他國家發動戰爭。主權受到侵蝕是一個奉行自由主義外交政策的強國最終陷入無休止戰爭，以及促成國內軍國主義的另一個原因。
不穩定與代價高昂的失敗
自由主義霸權也帶來了其他的成本。首先，儘管它的目標是使世界更加和平，但它卻使體系內部更加不穩定。換言之，可能會有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戰爭。考慮到自由主義國家的相對實力和固有的好戰性，這一結果並不令人驚訝。此外，當一個大國可以自由地奉行自由主義外交政策時，它總會給自己、盟國、物件國以及最終捲入交火的無關國家帶來嚴重麻煩。
引起主要大國的對抗
一個自由主義的單極國家不可能對一個大國動用軍事力量以保護個人權利，或者促進政權更迭，主要是因為成本太高。然而，它很可能以其他方式干涉這個國家的政治。它的策略可能包括依靠非政府組織支援物件國內部的某些機構和政治家；將援助、國際機構的成員資格以及貿易與主要大國的人權記錄聯絡起來；公開報告其侵犯人權的行為來羞辱物件國。然而，這種做法不太可能奏效，因為主要大國總是將自由主義大國的行為視為對其內政的非法干涉。它會認為自己的主權受到侵犯，導致這項政策適得其反，並且會破壞兩國關係。
這種行為模式出現在美國最近對中國和俄羅斯採取的行動中。自1989年以來，華盛頓一直在中國更廣泛地關注人權和自由民主。自1991年俄羅斯聯邦成立以來，華盛頓在俄羅斯一直在這樣做，儘管自21世紀初弗拉基米爾·普京成為總統後，美國決策者變得格外關注俄羅斯的人權。美國領導人經常告訴中國和俄羅斯聽眾，他們的國家需要變得更像美國。
在俄羅斯的案例中，美國人不僅關注俄羅斯，還關注其近鄰國家。華盛頓在喬治亞（「玫瑰革命」）、烏克蘭（「橙色革命」）和其他地方大力推動所謂的「顏色革命」，希望把它們變成自由民主國家。當然，這些國家對莫斯科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因為它們與俄羅斯有共同邊界。美國也暗示要鼓勵俄羅斯自己進行「顏色革命」。比如，2013年9月，由美國政府資助、致力於促進世界各地政權更迭的國家民主基金會負責人在《華盛頓郵報》發表的一篇專欄文章中警告普京，他執政的日子可能會屈指可數。
2012年1月至2014年2月，在邁克爾·麥克福爾（michaelmcfaul）擔任美國駐莫斯科大使期間，他通過行動和言辭明確表示了對促進俄羅斯民主的長期承諾。可想而知，俄羅斯政界對麥克福爾的行為作出回應，導致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的關係遭到破壞。正如他所承認的，他的行動導致俄羅斯媒體將他描述為「歐巴馬派來領導另一場‘顏色革命’的代理人」。誰能責怪他們？美國人痛恨外國干涉本國政治的想法，關於俄羅斯捲入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的巨大爭議清楚表明了這一點。當他們發現自己是物件國時，美國人就變得堅決維護自決原則了。毫不奇怪，俄羅斯人也是如此。
中國領導人在維護本國主權方面並無不同。他們憎恨美國經常對人權發表的高談闊論，將此視為隱藏議程的一部分，這種議程的最終目標是政權更迭。他們對美國的意圖深表懷疑，確信美國在背後支援中國香港的抗議活動。中國人通過發表自己的年度人權報告對美國在人權問題上的批評作出回應，他們在報告中嚴厲批評美國的人權紀錄。簡言之，華盛頓推動北京自由化的努力使兩國關係惡化，正如他們對俄羅斯所做的那樣。沒有證據表明任何一個國家很快就會成為自由民主國家。
美國針對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大國內部所能開展的社會工程有很大限制。美國當然不能通過入侵來阻止「侵犯」人權或促進政權更迭。經濟制裁和其他外交手段也不能起多大效果，部分原因是主要大國不容易受到強制，而且通常可以進行報復。弱國缺乏自我防衛的物質能力，因此更容易成為目標。並不令人驚訝的是，奉行自由主義霸權道路的大國在弱國開展社會工程最為積極，認為這樣做成本低、收益大。
甚至弱國也很難破解
然而，對小國的干預也經常遭遇失敗。美國努力推翻大中東地區的獨裁統治者，用民主政權取而代之，這項行動從「9·11」事件後開始進行，一直延續到小布什政府和歐巴馬政府，這是社會工程侷限性的典型案例。美國瞄準了五個國家：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它動用自己的軍隊幫助推翻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亞的政權，但在埃及或敘利亞卻沒有這樣做。儘管如此，埃及發生了兩次政權更迭，但情況沒有變得更好。在敘利亞，這導致了一場血腥的、災難性的內戰。
在每個案例中，美國決策者都認為他們可以建立一個對美國友好的、穩定的民主制度，幫助美國應對核擴散和恐怖主義等嚴峻問題。令人驚訝的是，華盛頓的領導人對改變這五個國家政治以及更廣泛地區政治的能力有如此大的信心。但是，他們每次都以失敗告終，給大中東帶來了殺戮和破壞，讓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和敘利亞等國陷入了似乎沒有休止的戰爭。
2001年10月中旬，大約在「9·11」恐怖襲擊發生一個月後，美國對阿富汗開戰。到12月初，美國軍隊似乎贏得了一場壯觀的勝利。塔利班被擊潰，一位似乎致力於民主的領導人哈米德·卡爾扎伊（hamidkarzai）在喀布林掌權。這一明顯的成功讓小布什政府認為，它可以在伊拉克產生同樣的結果，最終也會在這一地區的其他國家產生同樣的結果。這就是小布什主義的起源。2003年3月，美國入侵伊拉克，並迅速將薩達姆·侯賽因趕下臺，這讓華盛頓看起來好像找到了將這一地區轉變為一片穩定的民主國家海洋的神奇公式。但是，到了這一年夏末，伊拉克陷入了內戰，美國軍隊開始面臨一場大叛亂。
當小布什政府全神貫注於2004年失控的伊拉克之時，塔利班開始從死亡中恢復過來。阿富汗也發現自己被內戰所吞噬。為了確保塔利班及其支援者不會推翻卡爾扎伊政府並再次掌權，美國向這個國家派遣了大量軍隊。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經歷了大規模作戰。與之前的預期相反，華盛頓並沒有找到實現大中東地區和平的辦法，反而是在試圖挽救兩國的局勢。
然而，這兩場戰爭現在看上去都是失敗的。2011年12月，歐巴馬政府將所有美國戰鬥部隊撤出伊拉克，留下了一個支離破碎的國家，伊拉克很快陷入了在巴格達由什葉派主導的政府與「伊斯蘭國」之間的內戰，小布什政府推翻薩達姆並導致伊拉克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的內戰，從而助長了「伊斯蘭國」這個強大而好戰的遜尼派組織的發展。「伊斯蘭國」最初在伊拉克和敘利亞戰場上是如此成功，以至於它宣佈自己是事實上的國家；2014年8月，美國對其開戰，儘管主要動用的是空中力量。此外，伊拉克庫爾德人不想成為統一的伊拉克的一部分，他們在北方建立了事實上的國家。考慮到伊拉克庫爾德人和遜尼派的明顯實力，以及巴格達政府的脆弱，2003年的伊拉克已不復存在。美國依舊回到這個破碎和失敗的國家進行戰鬥。
在2009年1月就職一個月後，歐巴馬總統宣佈，他將向阿富汗增派1.7萬人的軍隊，當時在阿富汗已經有3.6萬人的軍隊。當年晚些時候，他決定再投入3萬多人。與此同時，歐巴馬承諾，到2017年1月離任時，這些部隊將不會無限期駐紮，而是會完全撤離阿富汗。由於塔利班站穩腳跟，甚至在美軍撤軍過程中征服了更多領土，這一計劃出現偏差。此外，在喀布林由親美政權指揮的軍隊被證明無法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對抗塔利班，而「伊斯蘭國」如今在這個國家日益壯大。在歐巴馬離開白宮時，美國駐阿富汗軍隊有8400人，特朗普總統在軍方將領的壓力下增加了美軍人數，這已經成為美國曆史上耗時最長的一場戰爭。
無論特朗普政府在阿富汗推行什么樣的政策，都不可能打敗塔利班，將這個國家轉變成一個穩定的民主國家。它所能做的至多是推遲塔利班重新控制其餘地區的那一天，塔利班現在控制著全國大約30%的土地。簡言之，儘管美國軍隊作出了巨大努力，並且在重建方面投入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馬歇爾計劃對歐洲承諾的更多的資金，但美國在阿富汗註定會失敗。
利比亞代表著改變弱國政治努力的又一個失敗案例。2011年3月，美國及其歐洲盟國發動了一場旨在推翻穆阿邁爾·卡扎菲（muammargaddafi）的空襲。利比亞領導人當時正在應對一場可怕的暴動，西方勢力利用他即將展開大規模屠殺的虛假借口來結束其統治。當年7月，30多個國家承認反對派領導的全國過渡委員會是利比亞的合法政府。2011年10月，卡扎菲被殺，利比亞從此被一場血腥的內戰所吞噬，而且看不到任何結局。沒有理由認為，它在不久的將來會變成一個穩定的民主國家。
在美國推翻利比亞卡扎菲政權之時，敘利亞爆發了反對其獨裁統治者巴沙拉爾·阿薩德（basharalassad）的抗議活動。政府過度反應，使用暴力鎮壓抗議活動，使衝突變成了一場致命的內戰，今天仍在繼續。但是，美國在衝突升級過程中也發揮了核心作用，儘管它並沒有直接干預。2011年8月，在麻煩產生幾個月後，歐巴馬政府站在反政府力量一邊，要求阿薩德下臺。在阿薩德拒絕之後，華盛頓與卡達、沙烏地阿拉伯和土耳其聯合起來，努力推翻阿薩德。美國向「溫和」的反對派提供支援，中央情報局（cia）和五角大樓最終在武器和訓練上花費了超過15億美元。
這項戰略完全失敗了。阿薩德仍然掌權，在敘利亞內戰中有超過40萬人（其中很多是平民）死亡，幾乎一半的人被迫逃離家園。但是，即使阿薩德政府垮臺，一個像努斯拉陣線（nusrafront）這樣的激進反叛組織——與「基地」組織有關聯——也幾乎肯定會取而代之。如果這個組織或其他類似的組織上臺，幾乎肯定會對阿薩德政權的許多成員和支援者發起血腥清洗。此外，新政權將對美國深惡痛絕。然而，敘利亞政府不太可能垮臺，因為俄羅斯、伊朗和真主黨直接干預，以支援阿薩德政權。內戰可能會拖上幾年，造成更多的混亂和破壞。
敘利亞衝突還有另一個可怕的後果。大量敘利亞人逃離家園，試圖在歐洲定居，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亞衝突中的難民也加入其中。起初，大多數歐洲國家都歡迎這些流亡者，但流亡者的數量最終增長到如此之大，以致一些國家——以及歐盟本身——都設定了巨大的障礙將他們拒之門外。這些舉動違背了歐洲所珍視的開放邊界原則，也違背了歐洲在庇護難民問題上的開明政策。難民的大量湧入推動了歐洲極右政黨的發展，這些政黨致力於將移民和難民趕出他們的國家。簡言之，在美國推波助瀾下開啟的敘利亞戰爭，除了給敘利亞人民造成可怕的損失外，還可能對歐盟造成嚴重損害。
最後一個例子是埃及，2011年1月，埃及爆發了針對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muhammedhosnimubarak）總統的抗議活動。隨著這些抗議活動的勢頭越來越強勁，歐巴馬政府介入並幫助推翻了埃及領導人。歐巴馬歡迎埃及走向民主，支援2012年6月上臺的新當選政府，儘管執掌權力的是穆斯林兄弟會。但在執政一年後，埃及軍方和許多公眾都強烈要求，穆斯林兄弟會成員埃及總統穆罕默德·穆爾西（mohamedmorsi）辭職。從未對穆爾西表示過熱情的歐巴馬政府捲入了這一混亂局面，溫和地暗示埃及領導人應該下臺，這加速了穆爾西政權被推翻。他被具有穆巴拉克風格的軍事強人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fattahel-sisi）將軍所取代。
在實施這一步的過程中，美國幫助促成了一場政變，反對一個對美國沒有威脅的民選領導人。這個新的埃及獨裁者後來轉而反對兄弟會及其支援者，殺害了一千多人，並判處穆爾西死刑，儘管他在本書寫作期間仍被監禁。歐巴馬政府試圖阻止這場血腥鎮壓，但以失敗告終。儘管美國法律規定，對於任何「經正式選舉產生的政府首腦遭到軍事政變或法令推翻」的國家，所有的對外援助都要被削減，歐巴馬政府也不願意暫停美國每年給埃及的15億美元援助。
華盛頓在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的表現令人沮喪。美國不僅未能在這些國家保護人權和促進自由民主，而且在大中東地區傳播死亡和混亂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如今在這一地區，恐怖主義是一個更大的問題，而且儘管有伊朗核協議，但面對美國的強力政權更迭政策，世界各國購買或保留核武器的動機有所增強。與美國有嚴重分歧的國家的決策者們肯定記得，卡扎菲在2003年12月放棄了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計劃，換取華盛頓不尋求推翻其政權的承諾。8年之後，歐巴馬政府在將他趕下臺上發揮了關鍵作用。在那之後不久，他遭到殺害。如果擁有核威懾力量，他今天很可能仍然統治著利比亞。
社會工程的侷限與危險
這種糟糕的失敗記錄應該是可以預見的。在任何社會，包括在本國社會中開展大規模的社會工程，都是一項極其複雜的任務。令人驚訝的是，如此多的美國決策者和專家相信，他們可以從根本上改變中東國家的政治格局，將其轉變為民主國家。美國對其所幹預的國家知之甚少——甚至很少有政府官員會說阿拉伯語或知道遜尼派和什葉派是伊斯蘭教的不同分支——而違反這些國家的自決權必然會引起不滿。此外，這些國家都被各個派系所分裂，一旦政府倒臺很可能會陷入混亂。在外國開展社會工程，同時要努力控制它，是一項非常艱鉅的任務。
當美國入侵另一個國家時，這個問題尤為嚴重，因為佔領這個國家的美國軍隊最終不可避免地要承擔起建立一個有效的自由民主國家所必需的民族和國家建設的任務。然而，在民族主義時代，佔領幾乎總是會滋生叛亂，正如早在進入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前，美國很久以前在菲律賓以及後來在越南所發現的那樣。佔領者隨後必須進行反叛亂活動，這意味著要以很高的失敗機率進行一場漫長而血腥的軍事行動。美國陸軍和海軍陸戰隊2006年12月版《反叛亂現場手冊（3—24）》明確指出了贏得反叛亂戰爭的困難性。它不僅警告說「叛亂是由自然造成的」，而且警告說「政治、軍事領導人和規劃者永遠都不應低估它們的規模和複雜性」。
從歷史記錄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把民主強加給另一個國家的努力通常是失敗的。例如，安德魯·恩特萊恩（andrewen-terline）和j.邁克爾·格雷格（greig）研究了1800年至1994年間強加民主政權的43個案例，發現近63%的案例都失敗了。傑弗裡·皮克林（jeffreypickering）和馬克·佩斯尼（markpeceny）考察了從1946年到1996年自由主義國家干預的民主化後果，得出結論認為，「自1945年以來，自由主義干預在民主化程式中很少發揮作用」。正如亞歷山大·唐斯（al-exanderdownes）和喬納森·蒙滕（jonathanmonten）所指出的，「如果存在有利的內部先決條件，將民主強加給另一個國家可能會奏效。不幸的是，在干預成本較低的國家，這種情況相對較少」。然而，像美國這樣的大國，除非成本較低，否則不會入侵以試圖改變政權，這意味著自由民主的必要先決條件是不存在的。
可想而知，美國有著向其他國家強加民主並受挫的豐富歷史。紐約大學教授布魯斯·布林諾·德·梅斯奎塔（brucebuenodemesquita）和喬治·唐斯（georgedowns）報告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2004年之間，「美國對世界各地的發展中國家進行了超過35次干涉……其中只有一個案例取得成功，即1989年美國決定參與禁毒戰爭後，哥倫比亞在10年內成為了一個成熟而穩定的民主國家，成功率不到3%」。皮克林和佩斯尼發現，只有曼努埃爾·諾列加（manuelnoriega）倒臺後的巴拿馬這一個案例表明，美國的干涉明顯導致了一個鞏固的民主國家的出現。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easterly）和紐約大學的兩位同事在考察美國和蘇聯在冷戰期間的干涉如何影響自由主義形式的政府的可能性之後發現，「在超級大國干涉之後會出現民主的大幅滑坡，其實質性影響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