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能會認為，大約在1989年，東歐發生的事件提供了一個令人振奮的先例。但這種說法是錯誤的。隨著蘇東劇變，民主在這個地區萌芽，但這些案例與美國在大中東地區所作的努力毫無關聯。民主不是外部強加給東歐國家的。在每一個案例中，民主都是在本國產生的，這些國家已經具備了民主化的許多必要先決條件。毫無疑問，美國幫助培育了這些新生的民主國家，但這並不是華盛頓成功地將民主出口到外國的案例，而這正是小布什主義的全部內容。
美國不可能在海外強加自由民主。但是，成功只是例外，而不是常規，它們通常發生在具有一系列特定內部特徵的國家。比如，如果物件國在種族和宗教上都是同質性的，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繁榮水平相當高，也有一些民主經驗，這會有很大的幫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和日本——經常被作為美國可以向中東出口自由民主的證據——符合這些標準。但它們是極不尋常的。
忽視地緣政治的代價
拋開成功干預別國內政的困難不談，還有一個更多與現實主義而不是民族主義有關的問題。當一個強大的國家追求自由主義霸權時，它就冒著其他國家將服從現實政治指令的風險。這大大提高了誤判的可能性，可能導致危機甚至戰爭。比如，一個自由主義國家可能真誠地認為它的政策是善意的，甚至是高尚的，而另一個按照現實主義原則行事的國家，可能將同樣的政策視為威脅性的。自由主義國家很可能無法理解這一點，僅僅因為它根據一種不同的主義行事。
導致這種情況對自由主義大國如此危險的原因，是大多數國家在大多數時候都遵循均勢邏輯。自由主義大國通常也如此行事，尤其是對其他大國。但有時它們可以自由地擁抱自由主義霸權。如果它們忘記自己身處一個高度現實主義的世界之中，它們可能會給自己和其他國家帶來很多麻煩。烏克蘭目前的危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根據西方盛行的智慧，這個問題很大程度上是俄羅斯侵略的結果。有人認為，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統致力於建立一個類似於蘇聯的更大的俄羅斯，這意味著控制其「鄰近」國家的政府，包括烏克蘭、波羅的海國家以及其他東歐國家。2014年2月22日針對烏克蘭總統維克托·亞努科維奇（viktoryanukovych）的政變為普京提供了吞併克里米亞以及在烏克蘭東部發動戰爭的藉口。
這種解釋是錯誤的。美國及其歐洲盟國應該對這場危機負主要責任。問題的根源在於北約的擴張，這一更大戰略的核心內容是，將包括烏克蘭在內的整個東歐地區移出俄羅斯軌道，納入西方。有人可能認為，這項政策是一項經典的威懾戰略，旨在遏制具有潛在威脅的俄羅斯，但事實並非如此。西方的戰略主要基於自由主義原則，其主要設計者認為莫斯科不應該將其視為威脅。這一戰略的目標是將烏克蘭納入一個在冷戰期間的西歐發展起來並在冷戰結束後不斷東擴的「安全共同體」。但是，俄羅斯人遵循的卻是現實主義的劇本。由此導致的重大危機讓許多西方領導人感到措手不及。
瞄準烏克蘭
使烏克蘭成為西方國家一部分的戰略包括三個相互關聯的組成部分：北約東擴、歐盟擴員，以及「橙色革命」——旨在在烏克蘭促進民主和西方價值觀，由此可能使基輔出現親西方領導人。從莫斯科的角度來看，這一戰略最具威脅性的方面是北約東擴。
冷戰結束時，蘇聯明確表示，它傾向於美國軍隊留在歐洲並維持北約。蘇聯領導人意識到，這種安排使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德國保持了和平，並且會在德國統一、變得更加強大之後繼續保持和平。但是，莫斯科強烈反對北約擴大。蘇聯人相信他們的西方對手理解他們的恐懼，這個聯盟不會向蘇聯擴張。但是，克林頓政府卻不這么認為，而是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推動北約擴張。
1999年第一次擴員，波蘭、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國加入這一聯盟。第二次是在2004年，包括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和三個波羅的海國家。俄羅斯領導人從一開始就怨聲載道。比如，鮑里斯·葉利欽（borisyeltsin）在1995年北約轟炸塞爾維亞期間說：「這是北約抵達俄羅斯聯邦邊界時會發生什么的第一個跡象……戰火可能會在整個歐洲爆發。」然而，俄羅斯人過於軟弱，無法阻止任何擴張。此外，除了波羅的海的小國，北約的新成員國沒有一個與俄羅斯有共同邊界。
真正的麻煩開始於2008年4月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北約峰會，當時開始討論烏克蘭和喬治亞的成員國的身份。法國和德國之所以反對，是因為擔心承認這些國家會過度激怒俄羅斯，但小布什政府承諾將這些國家納入北約。這次對峙的結果是，北約沒有啟動將烏克蘭和喬治亞納入北約的必要程式，但峰會的最終宣告包括：「北約歡迎烏克蘭和喬治亞加入北約的歐洲—大西洋願景。我們今天一致認為，這些國家將成為北約成員國。」莫斯科立即作出憤怒的反應。俄羅斯副外長警告稱：「喬治亞和烏克蘭加入北約是一個巨大的戰略錯誤，這將對泛歐安全造成最嚴重的後果。」普京指出，承認這兩個國家將對俄羅斯構成「直接威脅」。據一家俄羅斯報紙報道，普京直接對小布什「非常明顯地暗示，如果烏克蘭加入北約，它將不復存在」。
2008年8月的俄格戰爭應該打消了對俄羅斯阻止烏克蘭和喬治亞加入北約的決心的任何懷疑。喬治亞總統米哈伊爾·薩卡什維利（mikheilsaakashvili）堅定致力於讓本國加入北約，他在布達佩斯峰會後決定，將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這兩個分離主義地區重新合併，它們佔喬治亞領土的20%左右。北約成員國要求解決這些突出的領土爭端，但普京不會讓這種情況發生。他寧願讓喬治亞保持弱小和分裂，決定羞辱薩卡什維利。喬治亞和奧塞梯的分離主義者之間爆發衝突後，俄羅斯以「人道主義干涉」的名義進入喬治亞，控制了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西方對此反應甚微，導致薩卡什維利陷入困境。俄羅斯已經表明了自己的觀點，但北約拒絕放棄將烏克蘭和喬治亞納入北約。
將烏克蘭納入西方也涉及歐盟，就像冷戰結束後北約一直向東擴張一樣。奧地利、芬蘭和瑞典於1995年加入歐盟，8箇中東歐國家（捷克共和國、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斯洛伐克和斯洛維尼亞）於2004年5月與塞普勒斯和馬耳他一起加入歐盟。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於2007年加入歐盟。2009年5月，就在北約宣佈烏克蘭成為北約成員國一年多之後，歐盟公佈了其東部夥伴關係倡議，它被描述為「歐盟與東歐鄰國關係的一個雄心勃勃的新篇章」，目標是促進東歐國家的繁榮與穩定，促進它們「全面融入歐盟經濟」。並不令人驚訝的是，俄羅斯領導人將東部夥伴關係視為對其國家利益的敵視。俄羅斯外長謝爾蓋·拉夫羅夫（sergeilavrov）抱怨歐盟試圖在東歐建立一個「勢力範圍」，並暗示歐盟正在進行「敲詐」。事實上，莫斯科將歐盟擴張視為對北約擴大的掩護。歐盟領導人否認這些說法，認為俄羅斯也將從東部夥伴關係中獲益。
使烏克蘭脫離俄羅斯的最後一個工具是努力促進「橙色革命」。美國及其歐洲盟國堅定致力於在此前由蘇聯控制下的國家促成社會和政治變革。它們的目標是傳播西方價值觀，促進自由民主，這意味著支援這些國家的親西方個人和組織，這種努力得到了官方政府機構和非政府組織的資助。當然，俄羅斯領導人擔心烏克蘭的社會工程，不僅因為它對烏克蘭意味著什么，而且因為他們認為俄羅斯可能是下一個目標。
北約東擴、歐盟擴員和民主推廣是一攬子緊密結合的政策，旨在將烏克蘭融入西方而又不激怒俄羅斯。但它們無意中將莫斯科變成了敵人，直接導致了烏克蘭危機。
直接原因
這場危機始於2013年11月底，當時亞努科維奇總統拒絕了已經與歐盟開始談判的一項重大經濟協定，決定接受俄羅斯的出價。這一決定導致了反政府的抗議，並且在隨後3個月裡逐步升級。2014年1月22日，兩名抗議者遭到殺害，2月中旬又有超過100人死亡。西方使節匆忙飛往基輔解決危機，並在2月21日達成一項協議，允許亞努科維奇繼續執政，直到年底前的某個時間舉行新的選舉。但是，抗議者要求他立即離任，第二天他逃到俄羅斯。
基輔的新政府完全是親西方、反俄羅斯的。此外，新政府中還包括4個可以被合理地稱為新法西斯主義者的成員。最重要的是，美國政府支援這場政變，儘管目前還不清楚它的參與程度。比如，負責歐洲和歐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維多利亞·紐蘭（victorianuland）和參議員約翰·麥凱恩（johnmccain）參加了反政府示威活動，而美國駐基輔大使在政變後宣稱這是「載入史冊的一天」。一份遭洩露的電話談話記錄顯示，紐蘭提倡政權更迭，希望親西方的阿爾謝尼·亞採紐克（arseniyyatsenyuk）成為新政府的總理，而且他做到了這一點。毫無疑問，不同政治派別的俄羅斯人都認為西方的煽動者——特別是中央情報局——幫助推翻了亞努科維奇政府。
對普京而言，是時候採取行動了。在2月22日政變後不久，他派兵從烏克蘭奪取了克里米亞，將其併入俄羅斯。這並不困難，因為俄羅斯已經在位於克里米亞塞瓦斯托波爾港的海軍基地擁有數千名士兵。這些部隊得到了另一支俄羅斯軍隊的增援，其中許多人沒有身著軍裝。克里米亞是一個輕而易舉的目標，因為當地居民中大約60%的人口是俄羅斯族，他們寧願成為俄羅斯的一部分。
普京還對基輔政府施加了巨大壓力，阻止其與西方站在一起對抗莫斯科。他明確表示，在讓西方勢力強硬地出現在俄羅斯家門口之前，他將摧毀社會正常運轉的烏克蘭。為此，他向烏克蘭東部的俄羅斯分離主義者提供武器和秘密部隊，促使該國陷入內戰。他還主張在俄烏邊境部署大量地面部隊，並且威脅說，如果基輔鎮壓叛軍，俄羅斯將會入侵。最後，他提高了俄羅斯向烏克蘭出售天然氣的價格，要求立即支付逾期的款項，甚至還一度切斷了對烏克蘭的天然氣供應。正如他對喬治亞所做的，普京正在與烏克蘭打硬仗，如果烏克蘭不放棄加入西方國家的計劃，他有能力無限期地顛覆該國。
自由主義的有色眼鏡
任何對地緣政治有初步瞭解的人都應該看到這一點。西方正在進入俄羅斯的後院，威脅到其核心戰略利益。烏克蘭是拿破崙時代的法國、德意志帝國和納粹德國橫跨攻打俄羅斯的一塊巨大平原，它是俄羅斯一個極其重要的戰略緩衝區。沒有俄羅斯領導人會容忍從前的敵人的軍事聯盟進入烏克蘭。當西方幫助在基輔建立一個決心加入這一聯盟的政府時，任何俄羅斯領導人都不會袖手旁觀。
華盛頓可能不喜歡莫斯科的立場，但它應該理解背後的邏輯。大國總是敏感於本國領土附近的威脅。比如，按照門羅主義，美國不能容忍遙遠的大國在西半球任何地區部署軍事力量，更不用說在其邊界部署軍事力量。想象一下，如果中國建立一個驚人的聯盟，試圖在加拿大和墨西哥支援想要加入這一聯盟的政府，華盛頓會感到憤怒。拋開邏輯不談，俄羅斯領導人多次告訴西方國家，他們不會容忍北約向烏克蘭和喬治亞擴張，也不會容忍任何試圖使這些國家反對俄羅斯的努力——2008年俄格戰爭應該已經十分清楚地表明瞭這一資訊。
西方官員聲稱，他們努力緩解俄羅斯的恐懼，莫斯科應該理解北約對俄羅斯沒有敵意。除了否認其擴張是為了遏制俄羅斯之外，北約還沒有在任何新成員國的領土上永久部署軍事力量。2002年，為了促進與莫斯科的合作，它甚至成立了一個名為北約—俄羅斯理事會的機構。為了進一步安撫俄羅斯，美國於2009年宣佈，新的導彈防禦系統將部署在歐洲海域的軍艦上，至少在最初不會部署在捷克或波蘭領土上。這些措施都沒有奏效，俄羅斯仍然堅決反對北約東擴，尤其是擴充套件到烏克蘭和喬治亞。最終決定是什么對他們構成威脅的是俄羅斯人，而不是西方。
西方精英對烏克蘭發生的事件感到驚訝，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對國際政治有著錯誤的理解。他們認為，在21世紀，現實主義與地緣政治學變得無關緊要，一個「整體自由的歐洲」可以完全建立在自由主義原則之上。這些原則包括法治、經濟相互依賴和民主化。按照這種敘事，美國非常適合領導這個新世界的建立，因為它是一個仁慈的霸主，不會威脅俄羅斯或任何其他國家。
把歐洲變成一個巨大安全共同體的宏偉計劃在烏克蘭問題上出現了偏差，但這場災難的種子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克林頓政府開始推動北約擴張時就已經播下。專家和決策者們提出了各種支援和反對擴大的論斷，但他們從未達成共識。美國的大多數東歐移民和他們的親屬強烈支援擴張，因為他們希望北約保護波蘭和匈牙利等國。一些現實主義者贊成這項政策，因為他們認為遏制俄羅斯仍然是必要的。但大多數現實主義者反對擴張，因為他們認為不需要遏制一個人口老齡化、經濟單一的衰落國家，他們擔心擴張會強烈刺激莫斯科從而製造麻煩。在美國參議院批准北約第一輪擴張後不久，喬治·凱南（georgekennan）這位美國傳奇外交官和戰略思想家在1998年接受採訪時說：「我認為俄羅斯人將逐漸作出對立的反應，這會影響他們的政策。我認為這是一個悲劇性錯誤。這完全沒有理由。沒有人對其他人構成威脅。」
大多數自由主義者，包括克林頓政府的許多主要成員，都贊成北約東擴。他們認為冷戰終結改變了國際政治，在新的後國家秩序中，幾個世紀以來指導國家行為的現實主義邏輯已經不再適用。在這個新世界裡，美國不僅是國務卿瑪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albright）所說的「不可或缺的國家」，而且是一股永遠不會讓任何理性領袖感到恐懼的力量。2004年2月，美國之音記者評論說：「大多數分析人士同意，北約和歐盟的擴大應該不會對俄羅斯的利益構成長期威脅。他們指出，擁有穩定和安全的鄰國可能會增強俄羅斯的穩定和繁榮，有助於克服冷戰時期的舊恐懼，並鼓勵蘇聯的衛星國以更積極、合作的方式與俄羅斯接觸。」
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克林頓政府內部的自由派贏得了北約擴張的鬥爭。隨後，他們很容易地說服歐洲盟國支援擴大。事實上，考慮到歐盟在20世紀90年代取得的成功，西歐精英們可能比美國人更傾向於認為地緣政治不再重要，一個相容幷包的自由主義秩序可以維持歐洲的長期和平。在20世紀結束時，美國及其自由主義的歐洲盟國的共同目標是促進東歐國家的民主，增進東歐國家之間的經濟相互依賴，將其嵌入國際制度之中。其最終目標是讓整個歐洲大陸看起來像西歐。
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自由主義者如此徹底地控制了關於歐洲安全的討論，以至於北約的進一步擴張在西方几乎沒有遭到現實主義者或任何人的反對，即使這個聯盟在未來成員國問題上其實採取了敞開大門的政策。自由主義的世界觀主導了小布什和歐巴馬政府的思想。比如，在2014年3月一次關於烏克蘭危機的演講中，歐巴馬總統反覆談到了激勵西方政策的「理想」，以及這些理想「常常受到更古老、更傳統的權力觀的威脅」。國務卿約翰·克里（johnkerry）對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的回應也反映了同樣的觀點：「在21世紀，你不能以19世紀的方式行事，以完全捏造的藉口入侵另一個國家。」
總之，俄羅斯和西方國家始終根據不同的操作手冊行事。普京和他的同胞一直像現實主義者一樣思考和行動，而西方領導人則堅持教科書中的自由主義國際政治思想。由此導致的結果是，美國及其盟國無意中引發了一場沒有結束跡象的重大危機，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自由民主國家發現很難與獨裁國家開展外交。
國外的自由主義破壞了國內的自由主義
國外的自由主義破壞了國內的自由主義，那些追求自由主義霸權的國家總是破壞自己國內的自由主義結構。主要原因很簡單：一個在國外推行這項雄心勃勃的戰略的國家別無選擇，只能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安全官僚機構，以開展無休止的戰爭，並以自己的意向監控和塑造世界。但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安全體制幾乎總是威脅到國內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和制度。開國元勳們完全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正如詹姆斯·麥迪遜所說：「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在持續不斷的戰爭道路上保持自由。」
軍事化的自由主義國家必須依靠保密，甚至在國家利益需要時必須欺騙自己的人民，這一點在它們的國家安全特工看來是習以為常的。當這些特工認為讓自由主義的外交政策發揮作用必須要這么做的時候，這種本能也會破壞個人權利和法治。頻繁發動戰爭的自由主義國家通常也會以與自己的法律和自由主義價值觀相沖突的無情政策來對待對手。
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已經打了七場戰爭，從「9·11」事件發生之後的那個月以來一直在打仗，而且戰爭絲毫沒有停止的跡象。所有這些衝突使得1991年蘇聯解體時存在的強大國家安全體制如今變得更加強大。
保密與欺騙
在國內層次上，要使自由民主有效執行，透明是必不可少的。它不僅要讓選民作出明智的決定，還要允許媒體和外部專家評估政府政策，參與到有效運轉的思想市場之中。這是任何成功的自由民主國家的基本要素。它有助於公民在決策者犯錯或參與犯罪行為時追究其責任。從定義上講，保密就是限制透明，這意味著太多的保密很容易破壞自由民主政權。
毫無疑問，每個國家的外交政策都需要保密。然而，對於一個自由民主國家來說，最大限度地減少秘密和最大限度地提高透明度是必要的。但是，追求自由主義霸權有著相反的效果，部分原因是任何這么做的國家都有強有力的動機去限制對手獲取其政策、戰略和武器的相關資訊。有時甚至對盟國隱瞞資訊也是有必要的。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越雄心勃勃，就越有理由對朋友和敵人隱瞞秘密。自由主義國家也喜歡保密，因為它有助於保護領導人免受國內批評，使其更容易推行可能引起爭議的政策。對於記者和學者而言，如果他們對一項政策一無所知，對其提出批評以及最終加以制約就很困難。最後，如果決策者選擇的政策出錯，或者奉行一項政策導致他們違法，他們就希望規避責任。要做到這一點，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公眾不知情。
並不令人驚訝的是，小布什政府和歐巴馬政府對保密表現出濃厚興趣，因為它們非法地或至少是可疑地監視美國公民，試圖向公民、國會和法院隱瞞情況。這也是歐巴馬總統如此決心懲罰布拉德利·曼寧（bradleymanning）和愛德華·斯諾登（edwardsnowden）的原因之一，而且更一般而言，這也是他懷著前所未有的熱情向記者和洩密者開戰的原因。他還不遺餘力地掩飾美國參與敘利亞內戰的程度，儘可能少地洩露有關無人機打擊的資訊。歐巴馬聲稱他管理著「歷史上最透明的政府」，如果這是真的，那么應該歸功於那些違揹他堅守政府秘密承諾的記者和告密者。
高度干預主義的外交政策的另一個有害後果是，在試圖激勵公眾支援海外軍事行動時，它給領導人提供了許多說謊的機會，或者至少是歪曲事實的機會。這種行為明顯地表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威爾遜政府發動了一場全面的宣傳運動，以動員公眾支援抗擊德意志帝國的情緒；冷戰時期，誇大蘇聯威脅是司空見慣的；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前夕，小布什政府發起了一次非常有效的欺騙行動。
欺騙行動包括三種行為：說謊、推銷和隱瞞。說謊是指決策者作出一個他明知道是虛假的宣告，希望別人會認為這是真的。推銷是一種更常見的欺騙形式，它是指領導人講一個只強調某些事實的故事，或淡化或忽略其他事實，目的是推銷或捍衛某項政策。沒有提供完全準確的解釋。換言之，推銷涉及誇張和扭曲，但不是說謊。隱瞞是指抑制可能會損害或削弱其所偏好政策的資訊。顯然，這種形式的欺騙與保密的關係最貼切。
具有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議程的自由主義國家傾向於從事欺騙行動，因為在戰爭中激勵人們戰鬥和犧牲並不容易。像國家一樣，個人有著強烈的生存動機。推銷自由主義戰爭尤其具有挑戰性，因為這最終不是為了打擊對一個國家生存的威脅，而是為了保護外國人的權利或傳播自由民主。讓人們為這些自由主義的目標去戰鬥和犧牲並非易事。領導人總是試圖欺騙他們的公眾，讓他們選擇參加戰爭。
政府在試圖隱藏非法或者在憲法上可疑的活動時，也會欺騙公眾。比如，2013年3月12日，國家情報局局長詹姆斯·克拉珀（jamesclapper）在國會被問及：「美國國家安全域性（nsa）是否收集了任何形式關於數百萬或數億美國人的資料？」他回答說沒有。很快就表明他說謊了，他在6月被迫向國會承認：「我的回答顯然是錯誤的，為此我道歉。」後來，他說他以「至少不真實」的方式回答了這一問題。儘管向國會撒謊是重罪，但克拉珀並沒有被指控，也沒有被解僱。
普遍的混淆不可避免地會造成一種不誠實的有害文化，這會嚴重損害任何一種政體，尤其是自由民主政體。說謊不僅讓公民難以就候選人和議題作出明智的選擇，而且還會破壞決策制定。如果政府官員不能彼此信任，處理公務的交易成本就會大大增加。此外，在一個歪曲或隱瞞真相習以為常的世界裡，法治遭到嚴重削弱。任何有效執行的法律體系都要求公眾的誠實和信任。最後，如果說謊在自由民主中變得普遍，它可能會疏遠公眾，使公眾對政治秩序失去信心，為獨裁統治開啟大門。
破壞公民自由
一個不斷備戰和作戰，並且宣稱使用武力的好處的自由民主國家，最終可能會侵犯處於自由主義社會核心的個人權利和法治。在諸如戰爭等國家緊急情況下，領導人可能認為他們有充分的理由通過限制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來壓制對其政策的批評。他們往往對內部的敵人深感憂慮，其中可能包括不忠誠的公民，甚至是外國人。恐懼是主旋律。懷疑的氣氛總是導致政府以限制個人權利和以非自由的方式監視公民，通常會得到廣泛的公眾支援。
領導者不會這樣行事，因為他們是邪惡的。一旦危急時刻（或者人們所認為的危急時刻）要在安全與公民自由之間作出權衡取捨，決策者幾乎總是會選擇安全。一個國家的最高目標必然是生存，因為如果它無法生存，它就不能追求其他任何目標。在美國曆史上，這種行為的充分證據包括：林肯在美國內戰期間的非自由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壓制反戰聲音，這場衝突後立即爆發的聲名狼藉的「紅色恐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關押日裔美國人，以及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麥卡錫主義。
考慮到自「9·11」事件以來美國外交政策界對外國威脅的過度恐懼，並不令人驚訝的是，小布什總統和歐巴馬總統都奉行削弱國內公民自由的政策。在此依次討論三個案例。第一個案例涉及隱私權，因為它與憲法第四修正案的授權要求有關。一般而言，如果沒有法官授權，政府不能收集有關美國公民的資訊。通常，為了獲得搜查令，調查人員必須出示認為某個人可能從事非法活動的理由。即使政府認為某人是危險的或有違法行為，通常也不能在沒有司法批准的情況下采取行動。
毫無疑問，從「9·11」事件後不久到2007年1月，小布什政府對美國公民實施了未經授權的監視。由於愛德華·斯諾登，我們才知道，政府（主要是國家安全域性）也搜尋和儲存了大量電子郵件和基於文本的資訊。雖然法律限制了出於外國情報目的而對國際通訊進行監聽，但國家安全域性仍然收集了美國公民之間的國內通訊。政府還定期收集數百萬美國人的電話記錄，跟蹤「電話後設資料」，其中包括通話方的電話號碼、通話時間、地點和時間。我們很難不同意參議員羅恩·懷登（ronwyden）的評論：「政府收集守法美國公民資訊的權威本質上是無限的。」
為了進行這種監視，政府經常從一個被稱為外國情報監視法院（foreignintelligencesurveillancecourt）的秘密法庭獲得授權。但這一過程存在明顯的透明度和可信性問題。外國情報監視法院是一個虛擬的橡皮圖章：在1979年至2012年期間，它收到了近3.4萬個在美國進行電子監控的請求，拒絕了其中11份。此外，幾乎不可能挑戰外國情報監視法院的裁決，不僅因為這些裁決是秘密的，而且因為除了政府之外，沒有任何人參與訴訟。而且，當外國情報監視法院的證據被用於聯邦刑事訴訟時，如果司法部長按照慣常做法證明，披露這些證據會危害國家安全，被告及其律師都無法獲得授權申請。當聯邦上訴法院裁定國家安全域性收集大量資料是非法的時候，歐巴馬政府指示外國情報監視法院忽略這一裁定。
第二個涉及破壞公民自由的政策的案例與正當程式有關，它是美國憲法保護的核心，也是法治的支柱。毫不誇張地說，由於正當程式在全球反恐戰爭中同樣適用於所謂的「敵方戰鬥人員」，傳統的正當程式概念已經變得荒唐可笑。2002年1月，當美國在「9·11」事件後開始掃除阿富汗和其他地方的可疑恐怖分子時，小布什政府在關塔那摩灣建立了一個事實上的古拉格集中營，強烈抵制被拘留者爭取正當程式的努力。自古拉格集中營開辦以來，有779人被監禁在那裡。歐巴馬總統誓言要關閉它，但並沒有這么做，而且它仍然是一個正當程式的泥潭。截至2017年1月，仍被關塔那摩監禁的41人中有5人已被批准釋放，但仍然受到監禁，這是該監獄的常見模式。由於證據不足，26名囚犯不能被起訴，但是政府拒絕釋放他們，因為政府將他們視為安全威脅。這種肆意的、史無前例的無限期拘留政策公然違反了最常見的正當程式理念。
更糟糕的是，小布什政府制定了一項臭名昭著的特別引渡政策，將高價值囚犯移送到那些不關心人權的國家，比如埃及和敘利亞，接受酷刑和審訊。中央情報局似乎也在其歐洲的「黑點」以及阿富汗的巴格拉姆空軍基地和伊拉克的阿布格萊布對囚犯施以酷刑。這項政策顯然違反了禁止酷刑的美國法和國際法。並不令人驚訝的是，正如在開放社會司法倡議（openso-cietyjusticeinitiative）負責國家安全和反恐專案的阿姆裡特·辛格（amritsingh）所說：「秘密拘留計劃和特別引渡計劃是高度保密的，在美國境外進行，目的是將被拘留者的審問置於法律所能觸及的範圍之外。」總之，非法拘禁和非法酷刑的政策不僅顛覆了法治，而且共同阻止了未來法治的恢復。
這種可恥的情況讓人聯想起第三個案例。因為歐巴馬政府既不能起訴也不能釋放關塔那摩的在押人員，所以它對抓獲新囚犯和對他們進行無限期拘留沒有興趣。因此，歐巴馬和他的顧問們顯然決定在發現可疑敵方戰鬥人員的地方暗殺他們。雖然殺死嫌疑犯肯定比把他們帶到關塔那摩並使其長期處於法律泥沼更容易，但這項新政策的影響可能更加有害。
當然，無人機在這些暗殺行動中發揮了核心作用。歐巴馬有一份被稱為「處置矩陣」的殺戮名單，每週二在白宮都會舉行一次會議，從名單中選定下一名受害者（被稱作「恐怖星期二」）。歐巴馬政府對這一戰略的重視程度反映在從2002年11月開始到2013年5月的無人機打擊分佈上。邁卡·曾科（micahzenko）報告稱：「大約有425起非戰場目標殺人事件（95%以上是無人機殺人事件）。大約50次發生在小布什總統任期內，375次（數量還在上升中）發生在歐巴馬總統任期內。」正如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所說：「曾經，名單之外的暗殺是總統試圖否認的一種罕見的國家行為。現在，它是白宮和中央情報局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總統主要作為刺客的角色幾乎已被公開宣傳為一種政治優勢。」
根據法律，這種暗殺策略幾乎沒有為正當程式留有任何餘地。中央情報局甚至被授權殺害那些不被認為是恐怖分子但只是表現出可疑行為的年輕人，不管這種行為是什么。從數千英尺以上的高空很難清楚地識別目標。因此，並不令人驚訝的是，有許多無人機殺死無辜平民的案例。雖然很難得到確切數字，但至少10%到15%的受害者似乎是平民。中央情報局前局長邁克爾·海登（michaelhayden）在2012年發表的一篇評論中披露了歐巴馬暗殺戰略的誤區：「目前，地球上沒有一個政府認同我們進行這些行動的法律依據，除了阿富汗和以色列。」個人權利和法治在一個擁有強大軍隊並且沉溺於戰爭的國家並不走運。
高度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
在《國家的視角》一書中，詹姆斯·斯科特試圖確定「為什么這么多旨在改善人類狀況的專案最後卻犯了如此悲慘的錯誤」。他的重點是災難性的國內計劃，比如蘇聯的集體化（1928—1940年）。但是，我相信斯科特的論點也適用於國際政治。有人可能會認為，自由主義霸權失敗的機率更高，因為它涉及的社會工程是在外國，而不是在國內。
斯科特主張，現代歷史上的許多重大災難都是由「烏托邦式的偉大社會工程計劃」造成的，這種計劃依賴於「高度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自由主義霸權似乎在這兩個方面都符合條件。它尋求在全球範圍內開展社會工程，這完全是烏托邦式的。斯科特說，一個高度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最好被視為一種強大（甚至有人會說是肌肉發達的）自信：科學和技術進步，生產的擴張，人類需求的日益滿足，對自然（包括人性）的控制，以及最重要的是與科學認識自然規律相適應的對社會秩序的理性設計」。再次，自由主義霸權——帶著對自由民主和開放經濟市場優點的信心，以及利用國際機構來提供各國更容易理解的標準程式碼——是最佳人選。
根據斯科特的說法，災難性失敗需要兩個額外的因素：「一個願意並且能夠充分利用其強制力實現這些高度現代化設計的威權國家」和「一個缺乏抵抗這些計劃的能力的孱弱的公民社會」。自由民主國家和威權國家代表著根本不同的政治形式，但這種區別在國際領域基本上是沒有意義的。一個強大的自由主義國家如果認為這不僅在道德上是正確的，而且有利於自身的安全，那么它可能會專注於強迫其他國家。當自由民主國家感到嚴重威脅時，它們很可能宣佈進入緊急狀態，讓自己呈現出威權國家的許多特徵。
此外，公民社會在國際上根本沒有對應物。人們聽到的關於「國際社會」的所有言論——意味著全世界公民團結起來抵抗一個強大的國家——都只是空洞的言辭。國際社會從一開始就沒落了。民眾的抵抗幾乎不會阻止一個自由主義的大國將高度現代化的意識形態強加於弱國。當然，十字軍式的國家可能會遭到其他國家的反對，但這不足以阻止它試圖實現建立一個對民主國家而言安全的世界這一雄心壯志。
隨著「9·11」事件塵埃落定，斯科特提到的所有要素在美國都穩固地存在。小布什政府採取了利用美國軍隊推翻政權並將民主帶到大中東地區的政策，但這個地區幾乎沒有民主經驗。小布什主義是一種激進的戰略，在美國曆史上沒有先例。儘管歐巴馬總統比上一任總統更加謹慎，但他仍然延續布什推翻非自由主義政權的政策，試圖促進整個中東地區的民主。這兩位總統不僅在每個關頭都遭遇失敗，而且他們的政策給這個地區造成了廣泛的殺戮和毀滅。
我們已經看到，自由主義外交政策可能會失敗，而且失敗的代價非常高昂。然而，即使是那些認識到風險的人有時也會認為這種努力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