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殺人不眨眼的盜匪心中都有良知，因此王陽明堅信人人心中皆有良知，人人皆是聖人。教育個體的時候，致良知是指每個人發現良知；面對社會群體的時候，就是良知致人。王陽明在縣令的任上，知行合一發揮了那麼強大的作用，就因為他的「知」就是「致良知」。
事上見良知
俗話說，光說不練假把式，光練不說傻把式。
王陽明講知行合一、事上練，結果到廬陵縣任知縣，雖說此前沒幹過這個職務，但上任第一天就免了葛布稅，直接就跟宦官鬥在一起了。最後成功免了稅，為老百姓免了災。憑著事上練的智慧，一切難題迎刃而解。
有人可能不理解，王陽明這一齣手就大俠風範，他怎麼就煉成了這個功夫呢？怎麼就這麼厲害呢？而且他是不是就止於這個境界了呢？
我們會發現，他其實越到後來越厲害，境界一層一層向上。先是鬥宦官，後來南贛剿匪，平寧王之亂，然後再平廣西匪患，在他手上似乎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他，一介書生，身體羸弱，跨界去打仗，卻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武將大多都比他這個儒生出身的儒將差遠了。難道只是因為他氣場強大，運勢好？其實成功的背後總有深刻的道理，那就是智慧層面的原因了。
陽明心學的偉大就在這裡。王陽明說，心學，不僅可以讓王陽明成為王陽明，還可以讓每個人，你、我、他，每一個普通人成為王陽明那樣的人。這背後的關鍵是什麼？事上練的背後有一個關鍵的地方，也是陽明心學的總綱與核心，堪稱總綱中的總綱、精華中的精華，那就是三個字，叫做「致良知」。
王陽明曾經有個學生叫周道通。周道通是江蘇宜興人，曾師從過王陽明，也師從過湛若水，做過知縣。周道通經常講王陽明事上練的智慧，就寫信跟老師切磋。
周道通在信上先引了一段王陽明教他們的話：「事上磨練，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事，只一意培養本原。若遇事來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覺，安可謂無事？但因事凝心一會，大段覺得事理當如此，只如無事處之，盡吾心而已。」（《傳習錄》）這段話周道通引述的是王陽明對他們的教導，是說先生總是教導我們，修養要在事上練，每日不管有事無事，只要心有所感觸，其實就是事了。依著事理用心去體悟，就覺得道理都在其中，據此就容易找到本心了。
周道通接下來就問，先生講的這個道理我都懂，但是生活中這個事真不是我們想的那個樣子。你看我做行政官員，知縣的工作紛繁複雜，這件事還沒處理完，那件事又來了。這件事還沒掰扯清楚，那件事又來了。老百姓的事還沒解決呢，上級的事又來了。上級剛剛應付完，老百姓又有不滿了。真的是焦頭爛額，應接不暇。我也按照先生教的事上練的智慧去做，但是每覺精神疲憊，虛弱不堪。而且按您所說，每件事還要總結，還要靜坐反思、總結，然後才能昇華。這樣，人的精力怎麼夠呢？遇到這種情況，我想應該按照您的教導，從事情裡抽身出來反省，寧可不把事做完，也不能不培養我的心。您說對吧？
王陽明自己也做知縣，他處理的難事、煩事成堆，後面還會遇到更大的麻煩。他的事上練同樣不輕鬆。當週道通這麼問的時候，王陽明就解釋了，他說：「事物之來，但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這就是「致良知」之說。
「所謂‘忠恕違道不遠’矣。」「恕」就是孔子說的「吾道一以貫之」的「恕」。關鍵是「恕」這個字，就是我們講的道心惟微的那個道心。「凡處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頓失次之患者，皆是牽於譭譽得喪。」就是說，為什麼你在事情中總覺得疲於奔命，覺得有些事做得還可以，有些事做得真難，是因為你心中整個「牽於譭譽得喪」。譭譽得喪是什麼？就是在做利益判斷。你的出發點，你的終極追求不是致良知，「不能實致其良知耳」。你的那個譭譽得喪和致良知根本不是一回事。因此，「若能實致其良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所謂未善者，卻恐正是牽於譭譽得喪，自賊其良知者也。」為什麼會困惑其中，是因為出發點以及最終的歸宿其實都是一個：你在做利益判斷，不是在做價值判斷，不是致良知。這就錯了！
王陽明知行合一背後的大智慧，也就是心學的總綱，就是這個「致良知」。
王陽明不只是這麼講，他在廬陵任上的繁忙、困難兇險是許多地方沒法比的。因為當時廬陵這個地方的老百姓那可不得了。江西吉安府廬陵縣，是一個神奇的地方，一個出人才的地方。我們簡單數數，唐宋八大家的歐陽修，廬陵人；宋詩四大家的楊萬里，廬陵人；南宋名相周必大，廬陵人；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廬陵人；大明第一才子解縉，廬陵人；大明五朝元老、內閣首輔楊士奇，廬陵人……你看廬陵出了多少牛人！
自隋文帝開皇二年以來興科舉，廬陵歷史上總共出過三千多個進士，前前後後出過二十一個狀元。科舉考試，其實是我們華夏文明對人類文明的一大貢獻，因為科舉打通了社會上下層，使得上層社會不斷得以補充新鮮血液，社會才會良性發展。廬陵這個地方的文化底蘊、文化素養應該說是不得了。但另一方面，廬陵當時也是收稅的重災區。尤其到了明代，社會壓迫嚴重導致世風日下，加之劣幣驅逐良幣，造成廬陵訟棍成群，就是替人打官司、告狀的訟師特別多。一點點事都要吵架，都要告狀，都要告到縣衙。
廬陵前任知縣叫許衝，最後走的時候已經奄奄一息。許衝在給上級寫報告的時候說，這個廬陵的老百姓太奇葩了，每天接到的狀紙就有上千份，每天上千個官司要打，實在累得受不了了。他說如果在地獄和廬陵知縣之間二選一，自己寧肯選地獄。聽說王陽明來接任，許衝簡直高興壞了。因此，雖然說葛布稅這件事不合理，但第一天上任，就遇到上千廬陵鄉民湧入縣衙告狀的場面，王陽明也沒料到。王陽明雖然敢於擔當，取消了葛布稅，但接下來發生的事，他也沒有料到。
縣衙依然每天收到大量狀紙，王陽明本來身體就不太好，結果一看這些狀子，告狀的內容全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大多數就是鄰居之間的矛盾，你拿了我一棵蔥，我拿了你一瓣蒜；朋友之間什麼當年他結婚的時候我送了份子錢，我結婚他不送份子錢……就都是這樣一堆莫名其妙、亂七八糟的事。王陽明一看，這再有精神、再有精力，也處理不了每天上千份的狀紙啊。但是，他是縣令啊，古代知縣的職責除了徵收賦稅，就是審理案件，責任在此，不能不受理啊。
對這些官司，王陽明不能像免葛布稅那樣，別人不敢做他敢做。不接受狀紙，不許告狀，顯然不可以的，於情於理都是絕對不可以的。面臨這種情況，這種習氣，事上練的大智慧有效用嗎？周道通在其他地方就覺得這純屬疲於奔命，完全應付不了。而廬陵則更是典型中的典型。王陽明又會怎麼做呢？
為政以開導人心為本
我們來看王陽明解決這個問題的智慧，由此尤其可以看出他知行合一的智慧。
首先一個就是調查研究。王陽明這一點很厲害。雖然早在五百多年前，但王陽明已經有了大資料的思維模式。他「蒞任初，首詢裡役，察各鄉貧富奸良之實……」管轄地區的貧富奸良、經濟情況、文化情況以及當地的人性，都摸得清清楚楚。有了調查研究，就有了發言權。王陽明「知行合一」思想的這一特點經常被人忽視。他後來打仗，也是如此。到任何一個地方去，哪裡有座山可以埋伏兵力，哪裡有條溝可以作為憑藉，初來乍到的王陽明都事先了解得一清二楚。這就是背後的功夫。
調查清楚，心裡有譜之後，王陽明具體解決的辦法分三步走：要一限、二拖、三改變。
第一個是限制。
你絕對不能不許他告狀，這於情於理不合，作為朝廷命官就是違法。但是王陽明對告狀做了限制。
大家告狀可以，這是你的權利。但是，告狀有告狀的告法。廬陵當地文化水平高嘛，每個狀紙一寫都是上千言，洋洋灑灑不得了，半天也說不到正事。王陽明規定，告狀只許一事一告。一份狀紙只許說一件事，不許說其他的事情。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公文應用原則，一事一公文，我們後來的公文都學習這種規定，必須得是這樣。
王陽明又規定，每份狀紙不許超過兩行，每行不許超過三十個字。也就是說，一份狀紙加起來不許超過六十個字。六十個字必須把這事說清楚。我允許你告狀，但狀紙必須短而精悍，別再把那個狀紙寫得又臭又長。這就叫限制。其實這是一個量變，但限住了這個量，量變就會引發質變。
第二個是拖。
王陽明的見識的確過人。後人經常講他具體處理事物的時候手法千奇百變，令旁人無論如何都想不到。
王陽明說，本大人當年貶官龍場驛，貴州那是個九死一生的地方，瘴癘之地，結果我在那兒好幾年，身體很差。又是哮喘，又是咳嗽。王陽明的身體確實不好，他也不是假裝，而是把自己的身體狀況告知全縣老百姓。彼此坦誠相待嘛。他說，我的身體實在不太舒服，只能帶病堅持工作。有些重要的我就處理，有些不是特別重要的不能立刻處理，你們可以往後放一放。
王陽明還寫了一個告示，告訴老百姓，你們不要急，該辦的案子我都會辦的；一般的案子就不要急。
第三個是改變。
碰到最重要的案子，拖也不是一個辦法，拖只是小伎倆，不能當成一個終極辦法。王陽明不像有些官僚主義的官員，什麼事都踢皮球，他們不貪汙、不腐敗，但卻是個庸官、懶官，凡事都是一個拖字。王陽明的拖只是緩兵之計，然後更重要的是改變。
他要改變什麼呢？改變制度和人心，這才是最重要的。
王陽明的改變首先是從制度層面開始，「稽國初舊制，慎先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勸諭」。恢復洪武年間的舊制，而且有理可循、有據可查啊。王陽明下令復建兩個亭子，叫做「申明亭」和「勸善亭」。這一制度的改變非常重要。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這個勸善亭就是光榮榜，樹立好人好事，評比年度感動廬陵人物。申明亭是幹什麼的呢？也不簡單，就是壞人榜，申明亭是古代儒家社會鄉制中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家有一老，賽似一寶。每個家庭是這樣，每個鄉也是這樣。鄉有三老，選出德高望重的鄉老，讓他們對於民間的一些糾紛，尤其是民事糾紛，進行審理和評判。注意，不是審案，但是有一個評判的權利；然後勸諭，在民間勸諭。
這一點很重要，這在中國古代儒家文化裡叫做鄉賢文化，也叫三老文化。錢穆先生考證過，儒家社會的鄉村是一個自理的社會，主要靠鄉紳文化支撐。鄉紳裡頭百分之九十都是大家公認的良紳。中國古代社會，鄉村裡大多是宗族自治。這種自治靠的是什麼？靠的是一種教化和引導。
王陽明設立勸善亭和申明亭，效果明顯。而且這個制度不是他憑空閉門造車想出來的，而是有據可查的。這樣一來，就無人可說什麼了。這個制度一出來，頓時解放了王陽明，那些民事上的糾紛都可以在申明亭處理了。
申明亭的建立還解放了老百姓。通過勸善亭和申明亭的復建，一個是德治，一個是法制，二者結合就使得大家漸漸形成一種趨善向良的風氣。古代儒家社會其實不是我們以為的沒有法制，是有法制的，是德治與法制的結合。就人類文明社會層面的制度設計而言，儒家擅長個人的修身，修身要靠個人，而社會層面要靠制度。但制度永遠面臨著一個問題，就是德治與法制結合的問題。如何結合？度又在哪裡？這是體現真正大智慧的所在。
王陽明通過制度的設計，選拔里正三老來改變社會風氣。王陽明還親自來教化鄉民。作為縣令，王陽明工作很忙，身體不好，但我們知道他最大的愛好就是講學。他在廬陵這個地方也經常講學。廬陵有個白鷺洲書院，江南四大書院之一，此外還有一個青原書院，王陽明在這兩個地方都講過學。
我們來看看，對於教化社會，王陽明都做了什麼？王陽明任廬陵知縣七個月不到，總共寫了十六份告示，「在縣七閱月，遺告示十有六，大抵諄諄慰父老，使教子弟，毋令蕩僻」。（錢德洪《陽明先生年譜》）就是說，王陽明親自實行教化的任務。文化、教育、司法、稅收，你看，王陽明無所不包。這些事務，他都得做，因為他是父母官嘛。
這個任務量已經大得不得了了，還能做其他的事嗎？能。王陽明用實踐告訴我們，他就是一個超人。他知道改變社會風氣還需要一個根本，什麼是根本呢？便民，惠民。不能解決實際問題，老百姓就不能幸福地生活。當時社會風氣不好，社會價值觀、底線被突破，聚訟成風。那麼最根本的問題就是，作為一個父母官要身體力行，要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解決實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