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成功的全部秘訣在於騙自己，讓我們相信自己能改變世界——畢竟從統計學上講，我們成功的可能性不高。
——湯姆·彼得斯（tompeters），美國管理學家
2014年4月底，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做出了一項幾乎史無前例的決定：開除一名終身教授。這名教授提出要退休，但校方拒絕了他。想體面地辭職？不行。校長卡羅爾·伏爾特強調，他是被開除的。「您的行為使您不再配得上本校教職人員的身份。」她在通知他校方聽證委員會的決定的信中寫道。這名教授當時在校內擔任物理與天文學特聘教授。他發表過271篇學術論文，被引用高達7000餘次，全美有近百位終身教授對他表示支援。到底是什么讓校方做出了這么嚴厲的處理決定呢？
保羅·弗蘭普頓（paulframpton）在熱門約會網站上認識了丹妮絲·米蘭妮。弗蘭普頓當時68歲，離婚獨居，是一位理論粒子物理學家。工作佔據了他生活的大部分時間，但他想要更多：孩子、幸福的家庭生活和愛情。這時米蘭妮出現了，真是天作之合。
丹妮絲·米蘭妮是個大美女。她是一名來自捷克的模特，32歲，比他小了近40歲。她曾在幾年前獲得世界比基尼小姐的桂冠。像她這樣的人怎么會愛上他呢？在弗蘭普頓看來，這再自然不過，因為她對他說自己喜歡年紀大的男人。到處拍照的工作越來越無趣了，人們總對她品頭論足，認為她是個花瓶。這一切讓她受夠了。她已經準備好，要做出改變。
弗蘭普頓和米蘭妮在接下來的11周裡互相通訊。根據《紐約時報》一篇長文報道，他們通訊頻繁，內容親密而富有激情。她對他說過很多次她愛他。他們雖然從未謀面，但愛情有時就是沒來由的。不管愛以什么形式來臨，你都必須接受。他要給她打電話，她拒絕了。為什么不乾脆見面呢？她對他說，自己正要去玻利維亞拍攝一組照片。他可以到那兒和她見面。終於，這對有情人要團聚了。
弗蘭普頓出生於英國伍斯特郡的基德明斯特。他來自一箇中下層家庭，家人深以他的學術成就為傲，並在鄰里間大力宣揚。他以兩門學科優等的成績畢業於牛津大學佈雷齊諾斯學院，於1968年獲得了博士學位。後來，他又遠赴芝加哥，跟隨學科領軍人物、日本物理學家南部陽一郎進行博士後工作。1985年，他成為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教授，並在這個職位上工作了近30年。
這已經不是弗蘭普頓第一次被婚姻的誘惑吸引到國外了。他在與前妻安妮–瑪麗離婚後，曾飛到中國與在網上認識的一名20多歲的女子見面。她曾說過願和他結婚，但在見面後改變了主意。弗蘭普頓說，那是因為兩人沒有緣分。不過丹妮絲可不一樣——她也許就是他命中註定的另一半。
2012年1月13日，弗蘭普頓抵達了玻利維亞。他在夏娃宮酒店等待愛人的到來。不巧的是，她必須去布魯塞爾拍攝另一組照片。但匆忙之下，她忘記了自己的行李箱——這種快節奏的工作會讓人暈頭轉向，這也是她想要拋開一切到北卡羅來納的羅利開始新生活的原因之一。他能帶著箱子去看她嗎？弗蘭普頓當然樂意效勞。當天晚上，在夏娃宮酒店外的昏暗街道上，一個男人給他送來了一個平凡無奇的黑色行李箱。弗蘭普頓把箱子拿到房間裡，發現裡面空空如也。他往裡塞了幾件髒衣服，就上床睡覺了。
第二天，他乘飛機到了布宜諾斯艾利斯。丹妮絲向他保證，會幫他買好去布魯塞爾的機票。在接下來的36個小時裡，弗蘭普頓一直坐在埃塞伊薩國際機場，等著未來的妻子發來下一步指令（他在此期間計算過兩人成婚的可能性，結果發現幾乎是板上釘釘）。但說好的機票遲遲不來，倒是一位朋友幫他買了回家的機票。弗蘭普頓雖然滿心失望，但仍然肯定自己和丹妮絲一定能在北卡羅來納相聚。他把行李託運到新航班上，等待登機。當時是1月23日，他在玻利維亞已經待了10天。
廣播裡響起了他的名字。他後來對《紐約時報》說，他以為自己被升級到了頭等艙。不是他還是誰呢？傑出的學者自然應該受到特別優待。結果等待他的不是頭等艙，而是警察。那個平凡無奇的行李箱一點也不平凡：箱子的內襯裡是足足兩公斤的可卡因。在接受短暫審訊後，弗蘭普頓被暫時羈押，關進了監獄。丹妮絲怎能如此背叛他？也許交給他箱子的男人才是背叛者。他滿心妒火地在箱子裡塞了毒品，讓他們過不上好日子。事到如今，任何事都是可能的。弗蘭普頓被投入了維拉德沃託監獄。
他花了一段時間才明白事態的嚴重性。他認為自己和丹妮絲還是未婚夫婦。「保羅是個有魅力的男人，但他的情感太不成熟，像個小孩子。」這是前妻對他的評價。她在離婚後也一直是弗蘭普頓的好友。弗蘭普頓即便身陷囹圄，在電視上看到米蘭妮登臺時還是會開懷大笑。「這時，其他犯人會大聲喝彩，把保羅當成英雄。」安妮–瑪麗說。他還認為自己是犯人中的異類。他說，其他人都有罪，唯有他一人無辜。「有些人聲稱自己沒犯罪，但我在和他們深入交談後就發現他們其實都不清白。」他說，「我想，裡面像我這樣的人還不到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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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詐遊戲進行到這一步，獵物已選好，好戲已開演，圈套也已佈下。我們不再進行抽象的、自己也並不在意的行動。我們已經投入了感情。圈套已經以極富說服力的形式展現在我們面前，似乎我們將以最好的形式得到最想要的東西。因此，當故事開始講述——也就是我們被告知自己將如何從中獲利——這時其實不是別人在講故事了，我們成了講故事的人。騙子一路走來都在等待這一時刻，讓「好得不像真的」變成「其實這很正常」，讓我們相信自己是與眾不同的，並理應得到獎賞。這不是飛來橫「福」，而是命中註定。可能性也許不到百分之一，但我就是那個百裡挑一的人。
我們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就是自我肯定：我們需要感到有價值，感到被需要，感到自己有意義。我們要如何實現這一點呢？在20世紀前半葉，心理學家認為人的自身是一個現實的整體。他們認為，對我們來說，準確找到自己的價值和在世界上的位置是一件無比重要的事。人本主義心理學派的創立者、以提出需求層次理論聞名於世的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maslow）在其1950年發表的重要論文《自我實現的人：心理健康研究》（「self-actualizingpeople:astudyofpsychologicalhealth」）中指出，全面實現的，或者說「自我實現」的人必須「有效地」感知現實，並接受自身的一切不足，無論這種現實與其自身的理想相差多遠。只有這樣，人們才能發揮自己全部的潛能。
八年後，積極心理學與精神健康基礎實證研究的先驅之一、紐約大學人類關係研究中心的創辦者——瑪麗·雅霍達（mariejahoda）將健康心理定義為能夠正確感知自身在現實中的定位，而不是扭曲這種感知、使其符合某種想象或慾望的心理狀態。她為全面心理健康提出了六項標準，對現實的正確感知是其中之一。1967年，歸因理論（attributiontheory）——我們如何為各種事件找出原因的理論的創立者之一、心理學家哈羅德·凱利（haroldkelley）指出，人類就如同執著的科學家，通過不帶偏見的、系統性的研究追尋真理。他寫道，準確地感知現實，是追尋真理的最有效的方式。
然而，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這種對準確感知的強調開始發生了動搖。事實證明，我們在認識自身時並不準確，而且這種準確性其實也並不利於我們自己：殘酷的真相併不會讓我們取得成功。我們最想要肯定的那個自己，和一個陌生人通過一小時甚至一分鐘的觀察後認識到的我們，是不一樣的。我們想要肯定的是那個最好的、最應得到獎賞的自己：是那個經過扭曲的、理想化的自己，而不是完全真實、未經修飾的自己。因此，我們會有意以符合我們理想的方式描述我們自身和我們的現實。在對我們真正重要的事上，在我們自視為自我身份的核心特質方面，我們會展現出最大的偏見。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都會成為弗蘭普頓口中的「不到百分之一」。在我們自己的心目中，我們總是與眾不同的。而與眾不同的人不會是笨蛋，與眾不同的人是要發號施令的，他們不會受騙上當。這就是騙子的故事總能獲得成功的原因。我們已經做好準備，甚至躍躍欲試地相信我們會獲得好處。畢竟，與眾不同的人理應得到好東西。
熱斯萊娜∙德∙維德林（ghislainedevédrines）出身於法國的名門望族，是巴黎一所成功的私立學校的校長。她首次遇到蒂埃裡·提利（thierrytilly）時，萬萬想不到在未來幾年內，這個聲稱自己將要獲得法學學位並具有一些專業資格認證的人將主宰她和她整個家族的生活。他的計謀之錯綜複雜，不遜於美國懸疑作家丹·布朗的小說中的情節。2012年11月，提利與一名同夥因「奪取」德·維德林家族財產並「使他們喪失了十年的生活」被判入獄。此時，德·維德林家族的祖孫三代11名成員已經將超過600萬美元的財產、300年曆史的家族地產和不計其數的個人物品拱手獻給了這兩名騙子。提利讓德·維德林家族相信，他們是一個古老秘密的守護者，正在遭到共濟會、猶太人和其他「邪惡力量」的追殺。他們就這樣一點一點地把自己的生活交到了提利的手上。到最後，這家人移居到了英格蘭，從事著卑微的工作，靠餅乾和白水度日。他們的財富、接受的教育和貴族血統早就被拋諸腦後。
真相大白後，公眾感到無比震驚。這些智力過人、受過教育的成功家族成員，怎么會前赴後繼地被這樣一個聽上去像天方夜譚的故事騙倒？他們怎么會只因為這個毫無證據、完全站不住腳的故事，就讓自己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捱餓受窮？這就是騙子故事的力量：這是一個關於「與眾不同」的故事。
提利可謂老謀深算。他不是僅僅編造一個華麗的故事。在他編造的故事裡，這個貴族家庭還成了一段珍貴歷史的守護者。他知道，這家人以家族傳統為傲——他們的朋友總是這么說——於是他便將傳統作為獲取他們信任的敲門磚。他對他們說，他自己也出身貴族，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後代。因此，他掌握著這家人因為年代久遠而不為人知的貴族秘聞：他們家族的名號是開啟古代寶藏的鑰匙，而這把鑰匙正是共濟會密謀奪取的目標。他們不僅是一個貴族家庭，還是一個與眾不同的貴族家庭，擁有一份旁人做夢也無法想到的遺產。這份遺產目前岌岌可危。他們的職責——不，他們的使命——就是要保護這份遺產。這樣才能證明這一家人的與眾不同，證明歷史對他們的信任是值得的。
這聽上去就不可信，但提利的口才實在太厲害了。他堪稱洗腦大師，是操控人心的高手，對編造最具說服力的故事有著超乎常人的直覺。「我在廣播裡聽到有人評論我們，說我們是有文化、受過教育、聰明的人，這理應讓我們對提利有所防備。」克里斯汀·德·維德林在提利獲刑後對《觀察家報》（citetheobserver/cite）表示，「但事實並非如此。我們根本沒有辦法防備這樣一個撒下彌天大謊的人。」
2013年6月，法庭審理了提利的上訴。他請求法官的寬容。他聲稱自己沒有力量影響德·維德林這種有分辨能力的家族，所以他們才應該對此負責。法官認真聽取了他的上訴，然後對他宣佈了新的判決：十年徒刑。這刑期比他原來的八年還要多兩年。
這種現象有很多名字：「烏比岡湖效應」（lakewobegoneffect）、「優於平均效應」（better-than-averageeffect）、「優越性錯覺」（illusorysuperiority）、「優越性偏見」（superioritybias）等。無論被冠以什么名稱，指的都是同一種現象：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相信自己是非凡的。這種非凡可能來源於我們的吸引力或是才華，比如弗蘭普頓的例子，或是我們的家族在歷史上的獨特地位。無論何時何地，我們都堅定不移地相信自己是特別的——不僅特別，而且比其他任何人都特別。
1976年，一百萬名學生接受了一項調查，70%的人認為自己的領導能力超過平均水平；60%的人認為自己的運動能力超過平均水平；58%的學生認為自己的人際交往能力超過平均水平——其中四分之一的人甚至把自己放在最好的1%裡。1977年，內布拉斯加大學的教職人員中，95%認為自己的教學能力超過平均水平；超過三分之二認為自己屬於最好的四分之一。行為經濟學家理查德·塞勒對自己的學生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發現只有不到5%的人認為自己的能力低於平均水平，而有超過一半的人認為自己屬於最好的五分之一。當然，幾乎所有人都認為自己的駕駛水平高於平均水平，比一般人的技術高，也不愛冒險。研究者曾對出過車禍並住院的駕駛者進行調查（超過三分之二的車禍是這些駕駛者的責任），讓他們對自己的駕駛技術打分。結果人人都說自己的技術高於平均水平，打分結果和從未出過事故的駕駛者一模一樣。
在專業方面，我們也認為自己比同事強，無論他人怎么說（我們可不是隔壁比爾那種吹牛大王）。準備晉升的職員和管理者們也都認為自己的公司或者自己要去的公司很快就能在競爭中勝出。在自我評價報告中，我們會在對專業重要的技能上給自己打高分。如果一定要說出哪些地方還有待提高，我們會傾向於與專業關係不強的地方。（比如作為作家，我可能會對我的編輯說，我在公共演說方面還有些不足——這樣一來就能避免談及對寫作才能的自我批評。當然，這只是個假設，我的公共演說才能可非同凡響。實際上，我是最好的演說家。）
好好想想吧。如果有人問起你最大的缺點，你會說什么呢？你可能要努力想上很久才能準備好答案。這並非因為你完美無缺，而是因為你認為自己就是比他人強。你很可能說出「我是個完美主義者」這種噁心的話——以此聰明地（至少自己這么認為）將其偽裝成缺點——而不願意承認真正的業務上的不足。而如果你的工作出了差錯呢？怪在老闆身上。團隊太差勁。市場亂套了。反正不是你的錯。
這正是為什么「電報欺詐」和「百貨商店騙局」的祖師爺——弗雷德和查爾斯·貢多夫（fredandcharlesgondorf）兄弟能夠長期矇騙大量受害者的原因：每一個受害者都願意相信自己是得到大獎的幸運兒，沒人把自己當成傻瓜。在長達15年的時間裡，這對兄弟把獵物騙到一個看上去很氣派的賭馬下注室，對他們說自己找到了電報系統的內線：一名心懷不滿的僱員，他能侵入電報線路，在賽報公開前幾秒鐘得到訊息（其實根本沒這回事）。貢多夫兄弟手段太過高明，以至於百貨商店騙局一度被稱為「貢多夫騙局」。不計其數的可憐蟲深信這對兄弟給他們開了後門，自己的投資是深思熟慮的結果，一旦錯過將後悔終生。一名受害者威廉·奧萊利（williamo’reilly）甚至在被警方告知真相後還無法相信自己被騙。在1915年6月5日，弗雷德·貢多夫終於被捕後，《紐約時報》寫道：「他不願相信那兩兄弟其實不是內線。」截至那時，這兩兄弟已經騙取了大約1500萬美元。
此外，我們還認為自己是比他人都出色的好市民。研究優越性心理對行為影響的社會與認知心理學家讓–保羅·柯多爾（jean-paulcodol）通過20多項實驗發現，人們認為自己的行為比其他人更符合社會標準。我們比一般人更能落實垃圾回收。我們比一般人更樂於助人。我們比一般人更能做到隨手關燈、綠色出行。我們比一般人更樂於向慈善機構捐款——當然啦，今年我只捐了10美元，但我敢打賭大多數人一毛錢也沒捐。
坦率地說，我們認為自己比絕大多數人都強得多。我們更善良，更討人喜歡。實際上，談到幾乎所有優秀品質時，我們都認為自己比周圍大多數人強。而在幾乎所有的壞習慣方面，我們則認為自己不如其他人差。康奈爾大學的心理學家戴維·鄧寧（daviddunning）和他的同事們通過6項實驗證明，人們會高估自己受到社會認可的品質，如對社會規範的接受程度、求知慾、閱讀廣度、想象力和在重大事件上表明立場的勇氣等。而遇到一些潛在的負面傾向，如冷漠和順從等，他們就會把自己撇清。此外，即使在積極屬性方面，他們對那些符合自己之前自我描述的屬性的評價，也要比那些他們沒有提過的高。
如果讓我們從諸多關鍵詞中選擇一些來形容我們的個性和關鍵品質，那么在結果中，褒義詞一定會比貶義詞多得多。我們更善於記住自己做的好事而忘記壞事，記住自己的優點而忘記缺點。我們對具體事件的印象也同樣經過扭曲：我們經常遺忘失敗的細節，對於成功則不然。騙術高手正是利用了這一點，才能輕易地「植入」虛假的記憶。騙子讓我們認為，我們的行動始終是我們自己決定的：是我想到要進行投資或是下賭注的；是我要決定去南美洲和我未來的妻子見面的。沒人逼我這樣做，全是我自己的主意。當然是這樣了。故事就這樣自行鋪開了：我們知道自己會從中獲益，因為我們就是如此聰明。
對於已經發生的事件來說，我們會把其中好的一面歸功於自己的才能，而把壞的一面歸咎於環境的影響——這被稱為「控制點理論」（locusofcontrol），即我們對控制生活的力量來源的認識。在一項研究中，參與者兩人一組進行工作，並被告知他們的工作成績低於、高於或正好處於平均水平。如果成績很好，兩名成員都會認為是自己的功勞。如果成績低於平均，每個人都會指責另一個人。而如果成績正好是平均值，每個人又會強調自己的表現很好，是另一個人拖了後腿。我們還容易認為自己不擅長的技能本身就無足輕重——騙子很喜歡利用這一點，因為大多數人並不擅長財務管理和資料的精密分析等技能。
當我們把自己和他人進行比較時，自己總能佔據上風，原因很簡單：我們更注重自身的優秀品質。但實際上，不可能人人都是出類拔萃的。在一項實驗中，一群外界觀察者觀摩了學生參與的一場團隊互動活動，然後給每個學生的不同方面打分，包括熱情、自信和友善程度等。同時，這些學生也要給自己打分。結果不出意外，外界觀察者的分數比學生給自己打的分要低得多。
當然，大多數人都是一般人，儘管沒人願意承認這一點。在虛構的烏比岡湖鎮，所有的孩子都有超過平均水平的智商和外貌。他們的運動才能也超乎尋常。他們的藝術才能同樣出眾——這並不是說他們數學不行，他們數學也很好。儘管他們不會成為莫札特——其中一些還是可能的，有的父母暗想——他們的音樂才能也超過普通人。他們長大成人後離開烏比岡湖鎮闖蕩世界時，也會繼續優秀下去，成為最好的人。
騙子會使盡渾身解數，讓我們感覺自己優於常人。騙子會利用我們的虛榮心，利用我們對自己最重視的事情的虛榮——他們在料敵機先階段就把我們的心理摸透了。弗蘭普頓教授，您真是才華橫溢，我最看重男人這一點。您的才華和我的美貌真是完美的搭配。您可真是個有眼光的投資者，科法克斯先生。您真是慧眼識人，巴雷特先生。騙子的故事總是著眼於我們的非凡才能。
而我們對此深信不疑。並非因為故事天衣無縫——超級模特還需要上婚戀網站，而且還看上我了？——而是因為我們希望故事是真的。我們越是覺得自己出類拔萃，就越容易被騙。一個騙子經營的是一種被稱為「輕擊」的小型騙局，手法是在擲骰子的最後關頭用一個四面是五點、兩面是六點的作弊骰子換掉正常骰子。他告訴大衛·毛雷爾：「紐約人是最好下手的目標。這種人覺得自己什么都懂，你根本難不住他們。他們自作聰明，最容易上當。」紐約人認為自己見多識廣，飽經世故，因此是最容易上鉤的群體。
故事會自行鋪開：很多騙子會為自己的罪行找藉口，是因為被自己的故事迷惑了，他們至少在某些時刻忘記了自己在說謊。畢竟，對例外性的信念對騙子和獵物來說都是一樣的：我可以這樣做，因為我可以成為社會規範的例外。我們的老朋友德馬拉在一次騙局中偽裝成了本·w.瓊斯，一位體面的南方紳士。他決心打擊犯罪，於是來到得克薩斯州做起典獄長。得州刑罰系統一向不以仁慈寬容著稱，對自己的員工也是如此。在被僱用之前，德馬拉被要求提供三名前僱主的推薦信和八名熟人的私人推薦信。如此苛刻的證明總該讓他知難而退了吧？不，德馬拉完全沉浸在角色裡，真心對那個職位志在必得，並相信一切難題都會迎刃而解。而在他成功之後（德馬拉自己杜撰了大多數推薦信），他對自己例外性的自信——即使在這裡他也不會被抓到——讓他遭遇了失敗。他太過自信，甚至把刊登著他本人之前被捕的文章和照片的《時代》週刊拿給一名囚犯觀看。那名囚犯立即揭發了他，本·w.瓊斯被不事聲張地解僱了。
這種自我感覺例外的想法可見於所有型別的騙局中。邁克爾·舍默指出，喬納·萊勒和蘭斯·阿姆斯特朗都有這種想法：「萊勒的自白和蘭斯接受奧普拉訪談時的表現差不多——都言不由衷。」兩人都沒有愧疚感，有的只是自鳴得意和被揭穿後的不甘。「斯蒂芬·葛拉斯和喬納·萊勒這種人，就像一個危害性不那么大的麥道夫，但本質是一樣的。正如蘭斯所說——這個圈子裡所有的腳踏車手都服用興奮劑。我被抓是因為我倒霉——他唯一後悔的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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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蘭普頓並不適應監獄生活。他患有肺病，在滿是灰塵的空氣中咳嗽不已。同時，他還有高血壓，壓抑的監獄生活對此也有害無益。但是他說，儘管「入獄是段極不人道的體驗」，他和其他犯人被「像牲口一樣對待」，但他還沒放棄科學，用監獄的電腦繼續自己的研究，並關注物理學方面的進展，如希格斯玻色子的發現。
他繼續在arxiv網站上發表研究成果，這是一個網路資源庫，登載未正式發表的數學和科學文章。他還堅持通過電話指導兩名研究生的學業，甚至還擠出時間來審閱論文。
2012年10月，弗蘭普頓獲准離開監獄，在一位老朋友家接受軟禁。他的律師說服法官相信他的肺病十分嚴重，並在監獄中進一步惡化。
與此同時，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不再對他發放高達106835美元的年薪。弗蘭普頓對此提出了抗議，80多名教授聯名寫信對他表示支援，稱這是對終身教職體系的威脅。但校方沒有更改停薪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