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持續了三天。檢方一樣一樣地拿出了對弗蘭普頓不利的證據。情況開始顯得不妙了。證據包括與「丹妮絲」的通訊，他在通訊中對「緝毒犬」表示了擔憂。同時，他還照料著那個「特殊的小行李箱」。他還在一條資訊中寫道：「在玻利維亞它一文不值，但到了歐洲就價值百萬。」另一條是：「週一抵達的計劃改變了。你一定不能告訴那些吸可卡因的暴徒。」另一條是：「我得知道，你是忠於那些壞人——經紀人和玻利維亞的朋友，還是忠於好人——你的丈夫？」弗蘭普頓解釋說，這都是笑話。他說，事後看來這些笑話頗為無聊，但在當時顯得非常好笑。此外，他當時嚴重睡眠不足。證據還包括寫在紙巾背面的計算過程，算的是那些毒品價值多少。但他辯解說是在被捕之後寫的。他只是習慣計算自己看到的每樣東西而已。
2012年11月21日，在被捕近一年後，弗蘭普頓被判犯有走私毒品罪，須入獄56個月。「我對此感到十分震驚，難以置信。」他在被判刑後的第二天告訴羅利的《新聞觀察報》（citethenewsandobserver/cite），「這是嚴重的錯判。如果這一切發生在美國，陪審團一定會認定我無罪的。」
在被判刑後不久，他又收到了壞訊息：時任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教務長的布魯斯·卡尼告訴他，他將被學校開除。弗蘭普頓當即要求教務聽證會委員會就此進行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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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弗蘭普頓堅信自己是無辜的呢？在外人眼中看來如此明顯的欺騙與利用，為什么他卻毫無察覺呢？他真的相信自己的行為會被當成一場惡作劇——然後期待大學法外開恩，為他保留位置嗎？這種看上去像是故意裝無辜，至少是愚蠢透頂的行為，如果結合當時的情境，其實並不難理解。故事的力量並不在於其邏輯的嚴密，而在於在講述故事的當下，我們已經無力進行理性思考。這種偏見不僅讓我們更容易相信在旁觀者眼中顯得誇張的故事，還會對我們看待事實和做出決定的方式造成影響。
吉瓦·昆達（zivakunda）是一名致力於研究動機認知（motivatedcognition）的心理學家。動機認知指的是我們自發的認知偏見成為我們對世界看法的動機這一過程。昆達在一項早期研究中發現，當個人的得失處於危險狀態，人們的邏輯思考能力就會蕩然無存。昆達讓參與研究的學生們閱讀了一些人的檔案，其中有的人和這些學生經歷很相似，有的則截然不同。結果學生們對這些人的個人生活和事業是否成功的預測出現了很大差別。對越和自己相似的人，學生們就越無法客觀地衡量證據，只是傾向於得出一個積極的結果——成功的婚姻、傑出的學術生涯等，雖然這一切都沒有什么根據。昆達指出，這些學生正在用被她稱為「自我認知偏見」（self-servingbias）的心理機制對外部世界做出解讀。
而且，這種偏見不僅僅會在假設性預測中顯露。在另一項研究中，昆達讓學生們閱讀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講述的是攝入咖啡因會增加女性患纖維性囊腫的風險（她對學生們說這是《紐約時報》科技版刊載的文章，但實際上文章摘自一本醫學雜誌，而且其中的觀點後來也受到了質疑）。隨後，她讓學生們評估自己在未來15年內患病的風險，並評價這篇文章的可信度有多高。很快，學生們的評價出現了一個有趣的模式：喜歡喝咖啡的女生承認自己患病風險較高，但她們也對文章表示了高度懷疑。她們表示，希望看到更多證據。對她們來說，這篇文章不太站得住腳。但其他學生，無論是男生還是少喝或不喝咖啡的女生，都認為文章是可信的。
這說明了什么？簡單來說，當事情與自己有關時——關乎我們的性格、生活和決定——我們的個人情結就會對客觀認知造成影響。我們會系統性地對以我們個人特質為基礎的證據進行錯誤的評估。如果我們發現證據，證明我們自身出了問題，那么我們就會直接對這個證據進行質疑，而不是思考去如何改變我們自己的行為。這么說吧，如果我在書中描寫了一個受害者的種種特點，而你發現自己正符合這些特點，那么你更可能認為我是個不稱職的研究者，而不會認為你自己是騙子的好獵物。你會說，得了吧，那些人被騙不是因為他們有這些特點，你根本什么研究也沒做，只是拍拍腦袋就寫了這本書。
事後看來，弗蘭普頓得到的資訊確實非常可疑，但在當時呢？「我不是多疑的人。」他對《電訊報》說，「所以儘管事後看來很奇怪，就連我也承認這一點，但當時在我眼裡這些都是非常合理的。在被捕之前，我真的沒起一點兒疑心。」這番話其實不無道理。我們無法客觀看待問題。我們只能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東西。因為騙子的故事講的都是我們將如何獲得利益，因此就成了整個騙局中最容易被我們接受的部分。在這一點上，我們和騙子是一致的，我們咎由自取。
弗蘭普頓在計算自己迎娶米蘭妮的成功率時忽視了幾個事實：他根本沒見過她；每次他一接近，她就消失不見；跟他打交道的不是一個可愛的未婚妻，而是一個心懷不軌的傢伙。他一心只想著愛慕與崇拜，憧憬著未來。當他被這種想法衝昏了頭，任何有關毒品的笑話在他眼裡就真的只是笑話而已。
我們具有自我認知偏見，所以我們傾向於將事件合理化，把注意力集中到能證明我們的選擇正確的理由上，而不是那些證明我們錯誤的理由上。這是一種逆向確認：我們想要做某事——比如為丹妮絲拿箱子，而且我們想要認為自己的決定是對的——一個好丈夫就應該這么做，所以我們就會整理出那些讓我們的決定看上去合理的證據，即使我們在開始做出決定時根本沒有考慮過這些證據。這個行李箱沒有任何問題，雖然它是一個陌生人在深夜的玻利維亞街頭交給我的。為一個從未謀面的女人拿一個空箱子也是完全正常的。她總是喜歡和我開玩笑，因此有關可卡因的簡訊也是玩笑——而且我希望她能喜歡我，能認為我「很酷」「有眼力」，開得起玩笑。我的夢中情人絕不會真的傷害我。就算她想要栽贓，別忘了我是個天才，我一定會察覺的。我知道真愛是什么樣的。真愛我的人怎么會給我可卡因呢？於是我就發了簡訊。畢竟，不存在真正的危險。她看到我這么懂玩笑，一定會更愛我的。我雖然比她年紀大，但我像年輕人一樣愛開玩笑。我會通過所有考驗的。
保羅·斯洛維奇致力於研究我們做決策的心理，特別是在風險環境下——也就是在我們下某種賭注的時候。這種賭注可能是金錢方面的，也可能是個人方面的。斯洛維奇指出，一旦我們想要去做某件事，無論出於什么原因，支援這件事的理由在我們心裡就會顯得比反對的理由重要得多。反之，如果我們不想去做某件事，那么反對的理由就會突然顯得更加重要。我們會更注重能夠證明我們選擇的正當性的理由，而不會基於最適當的理由做出選擇。如果弗蘭普頓覺得丹妮絲長得不漂亮，他很可能會帶著否定的心態評估網上的同一份個人資料。他甚至會直接發現這是一場騙局，只不過是婚戀網站上千千萬萬所謂「甜心騙局」中的一個罷了。他會說自己的結論是基於證據做出的，但其實根本不是這樣。他會在一開始就認定自己不喜歡她，然後再去尋找理由，以合理化這個結論。
即使在鋃鐺入獄後，弗蘭普頓還是不相信丹妮絲騙了他。據《紐約時報》報道，他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都堅稱他們兩人都被陷害了。「他開始給我打電話的時候，還以為自己幾天內就能回家。」安妮–瑪麗·弗蘭普頓對《電訊報》說。不過她可不這么想。她直截了當地說：「我知道，對不認識保羅的人來說，很難想象一個人能夠如此聰明卻又如此不通常理……他的朋友都會告訴你，他完全是個笨蛋。他是個天真的傻瓜——他真的是個白痴學者。」她最後說：「他的愚蠢毀了他的人生。」
故事之所以有這樣大的力量，原因之一就是，儘管我們用有利於自身決定的方式思考，但我們意識不到自己在這樣做。我們以為自己很理性，但其實我們不知道自己到底為什么要這樣做。理查德·尼斯貝特（richardnisbett）和蒂莫西·威爾森（timothywilson）在一篇以社會和認知心理學歷史為主題的論文《你說的比你知道的更多》（「tellingmorethanwecanknow」）中指出，人們所做的決定往往受到自己意識範圍之外的微小因素的影響——但如果告訴他們這一點，他們是不會相信的。他們會給你列出一系列冠冕堂皇的理由，解釋他們為什么做出這樣的決定。但是，真正的原因其實在他們的認知範圍之外。甚至當尼斯貝特和威爾森明確指出具體原因時，大多數人還是堅持錯誤的解釋。比如一名實驗的參與者需要解開一道謎題，這時有人走過窗簾，讓窗簾像鐘擺一樣前後擺動，這名參與者由此得到靈感，利用繩索當鐘擺解決了這道謎題。但當尼斯貝特和威爾森指出是窗簾提醒了她後，她還堅稱自己沒有受到暗示，解決問題是她經過深思熟慮和反覆權衡的結果。
20世紀70年代，一種新興的藝術形式在紐約的藝術品市場上紅極一時：19世紀的美國油畫。當然，這些油畫存世已經超過百年，但它們從未特別流行過。突然，這些油畫成了市場的寵兒。到70年代末，這些油畫已經成為大拍賣行的搶手貨，被最時髦的藝術收藏家掛在牆上，一幅畫要價數十萬美元。眾所周知，藝術品的世界變幻無常，潮流來來去去，默默無聞的藝術家可能一夜爆紅，炙手可熱的藝術家也可能重歸寂寞。但這次流行不屬於這種原因，而是出自一名非凡的騙子之手。故事大師的名頭非他莫屬。
肯·派雷尼（kenperenyi）曾是一名藝術品偽造者，他曾成功地向畫廊、收藏家和拍賣行出售他偽造的19世紀油畫。他對此毫無愧疚，說起此事時顯得非常愉快。「我很喜歡自己的工作。」一個冬日午後，他在佛羅里達州家中的客廳裡對我說，「這是一項智慧的比試。我對此毫不後悔——唯一的遺憾就是被聯邦調查局識破了。」他對自己各項本事中最驕傲的一點，就是他在幾個同夥的配合下讓很多人相信他們的藏品中正需要添一幅巴特沃斯的畫作。「當時新市場正開始迅速發展。」派雷尼回憶道。沒有人知道自己期待的到底是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於是，派雷尼就積極提出建議，並偽造出完美符合其建議的油畫。與此同時，派雷尼還讓畫廊主人和收藏家們相信他們自己才是決策者，相信是他們自己決定要買什么樣的畫作，相信派雷尼被他們耍了，以低價賣給他們這些油畫。到1978年，蘇富比拍賣行的商品目錄上有整整兩頁的巴特沃斯畫作待價而沽。這兩頁畫作中每一幅都炙手可熱——當時正是19世紀畫作的流行期。而實際上，每一幅都是派雷尼在最近幾年內畫出來的。
派雷尼從未受到正式指控。聯邦調查局找到他以後，他只是被警告不要再犯就被釋放了（現在他畫的是「合法贗品」，即言明是仿作的畫）。他不知道這是為什么，但他估計是因為大拍賣行無法承擔揭露真相的代價。「19世紀的美國油畫是蘇富比的重中之重。是他們開啟了這股風潮，並推波助瀾。這些畫從未沾染過任何醜聞。」他推測說，「如果我的事被公開了，他們就不得不查：‘天哪，這件事到底有多嚴重？我們賣出了多少幅假畫？’」派雷尼不只涉足了19世紀油畫的市場，他還是市場的創立者之一。他先讓目標想象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後又出色地實現了他們的想象。畢竟，他們配得上最好的藝術品，不是嗎？
我們對自身特殊性和優越性的錯覺不僅會讓我們對事件與決策的解讀發生誤差，還會在事件發生後很久再次對我們造成影響。因為這種影響，我們會改寫過去發生的事，這會讓我們很難從過去的經歷中學到東西。我們會有選擇地回憶起好事，忘掉壞事。我們會改寫正面事件，讓我們自己在事件發展中的作用顯得更加重要。至於負面事件，有時我們甚至會徹底忘記它們曾經發生過。換句話說，像弗蘭普頓這樣的人被釋放之後，很可能無法從過去的行為中學到任何東西。
記憶是個微妙的東西。我們一旦受騙一次，就很可能再次上當。很多騙子會說，最好的目標就是那些被騙過的人。格式塔學派（gestaltschool）的心理學家布魯瑪·蔡格尼克（blumazeigarnik）發現了後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蔡格尼克效應」——我們對尚未處理完的事情比對已處理完的印象更深刻。我們的思維還沒有放棄思考，而且我們會感到一種需要看到結局的強烈渴望。她還指出，這種效應有一種例外，但這一點很少被提起：我們其實不會對所有未完成的事情記憶深刻。蔡格尼克發現，對某些人來說，會出現完全相反的現象。如果這種人感到他們在某件事上表現很差，那么他們就會很快忘掉這件事。一旦事件本身是一件壞事，那么對未完成這件事的記憶就不會在腦海中佔據優先地位了。對騙子來說，這種效應簡直是黃金機會：目標會盡力忘掉自己被騙的不愉快經歷，認為那不過是因為運氣不佳。所以下次再碰到同樣的故事，他又會認為這是個好機會了。
1943年，克拉克大學與伍斯特州立醫院的心理學家索爾·羅森茨威格（saulrosenzweig）進一步研究了蔡格尼克提出的這一例外——如果這個未完成的事件代表了失敗，而完成它就意味著成功呢？羅森茨威格召集了一批學生進行拼圖遊戲，圖案都是日常物品，如船、房屋、葡萄等，每幅正方形拼圖的邊長都為30釐米左右。按照蔡格尼克此前設計的實驗步驟，每名學生只能拼好半幅拼圖，在拼另一半時會被打斷。然而，並非所有人都用同樣的方式完成了拼圖。
在一次實驗中，羅森茨威格從學生職業介紹所中召集了一些學生，並按小時付給他們少量費用。他告訴這些學生，他們的職責是協助評估拼圖在一項未來研究中的作用。研究者們希望發現這些拼圖是否會對他們的研究目的起到良好作用。每位學生都被明確告知，拼圖實驗絕不是為了測試他們的能力或其他任何關於他們的事情。「不要著急，也不要感到受任何約束，」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在你完成之前就打斷你，不要感到奇怪，」他說，「如果我在你完成之前就發現了我想從你那幅拼圖中獲得的資訊，我肯定會這樣做的。」
另一組學生則要進行一項完全不同的實驗。這組學生並非招募而來，他們是門診部負責人指導的學生，負責人親自逐一邀請他們來參加實驗。這次，拼圖被當成了測試智力的考題。「你們每個人都要互相競爭。」最後計算總分的時候，每幅拼圖的分值都一樣，但由於不同的拼圖難度各不相同，因此留給每幅拼圖的時間也不一樣。「如果你在時間限制之內沒有拼出任何一幅圖，我將不得不打斷你，」更重要的是，「你的成績會作為評判你工作能力的唯一標準，所以請努力拼好。」說得就好像他們還不夠努力似的。
在拼完最後一幅拼圖後，參與研究的每名學生都要立即列出自己記得的所有拼圖，不用說明順序。羅森茨威格將兩組學生列出的清單進行對比後，發現結果與預測的一模一樣。第一組學生完美地展示了蔡格尼克效應：他們對被打斷拼圖的印象遠比完成的拼圖深刻。然而，在第二組學生中，這一效應完全反了過來。在這一組中，學生們對完成的拼圖的印象遠比未完成的深刻。羅森茨威格指出，兩組學生分別體現了興奮與自尊的作用：第一組體現的是進行工作帶來的興奮，第二組體現的是完成工作帶來的自尊。（儘管在1943年，社會實驗的道德標準並不高，但第二組的學生們在實驗後被立即告知了實驗的真正目的。他們並未因為這個實驗而感到自己的智力下降。）
騙子的數量往往會被低估，因為很多受害者到最後都堅持自己沒有受騙。我們的記憶是會進行選擇的。當我們感到某件事意味著自身的失敗，我們就更可能去忽視它，而不是從中學習。因此，很多受害者堅稱自己不過是境遇不佳，而絕非被人矇騙。2014年6月，一份記載著多次受騙者名字的所謂「笨蛋名單」在英格蘭出現了。這份名單在非法組織中流傳，被出售給別有用心的人。後來，執法部門掌握了名單的內容，裡面有多達16萬個名字。當局開始聯絡名單上的人時，卻意外地遇到了阻力。受害者堅稱自己從未被騙過，一定是哪裡搞錯了。
當然，回憶那些令我們的能力或品格蒙羞的時刻並不能讓人感到愉快。我們更願意假裝那些事從未發生過。即便我們記得，我們也更傾向於去推卸部分責任。比如，那場考試是暗箱操作，並不公平；都是她的錯；都怪他太兇了；她沒給我機會；都是他自找的；我太累/太餓/壓力太大/不堪重負/太渴/太無聊/太擔心/太忙/運氣太差了。不幸的是，由於這種忽視和推脫，我們也就無法吸取教訓了——在騙局中，這意味著我們將不能正確地評估我們受騙的風險。我們被故事騙倒，就是因為我們想要相信騙局能為我們帶來的收益，並不願找任何理由去證明騙局不過是一場鏡花水月。
實際上，卡耐基梅隆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家、研究決策機制的巴魯克·費什霍夫（baruchfischhoff）為這種錯誤解讀過去經歷的心理起了一個名字：「早就知道」效應。它還有一個更廣為人知的名字——後視偏差（hindsightbias）。我早就知道上次是個騙局。所以我不認為這次的計劃是騙局，這就更能證明這次的計劃是正當的。到這一步，騙子甚至不用說服我們了，我們自己就把自己說服了。
我們看不到證據體現的東西，我們只能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東西。正如普林斯頓大學的心理學家蘇珊·費斯克（susanfiske）所說：「不同於科學家尋找真相的赤子之心，我們發現的卻是這樣一幅不堪的圖景：一個江湖騙子試圖讓證據以最有利於其已有理論的形式出現。」這個江湖騙子指的不是那些欺騙我們的人，而是正在自我欺騙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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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嘆的是，我們對自身優越性的信念，會在最具諷刺性也最為不幸的地方得到體現，那就是對這種信念根深蒂固程度的判斷。當然，我們知道有些事看上去太好，所以一定不是真的。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這種老生常談我們都明白。但我們會有一種錯覺，認為自己對上面提到的各種偏見具有一種獨特的免疫力，而這種錯覺是很難打破的。我們壓根就想不到，在一些具體情境下，我們也會產生這些偏見。1986年，伊利諾伊大學的心理學家琳達·佩洛夫（lindaperloff）和芭芭拉·費茨爾（barbarafetzer）發表了一系列研究結果，這些研究的目的在於發現我們對自身弱點的認識是否會與我們對其他人弱點的認識有所不同。研究結果反覆證明，人們會低估自己在生活中受到傷害的程度。他們受傷害的風險要遠低於「一般人」，至少他們自己是這樣估計的。
佩洛夫和費茨爾讓研究的參與者把與自己的比較物件從「一般人」換成他們熟悉的人，比如朋友或家人，希望能讓參與者認識到自己的風險。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結果事與願違。這完全沒有讓參與者感到自己更容易受到傷害，反而讓他們認為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也一樣不會受害。當然啦，這種事是會發生，但不會發生在我或者我的親友身上。換句話說，他們沒有調整對自己風險的評估，而是把自己的這種過度自信擴大到了親友身上。兩位學者得出結論：我們總是會低估自己和身邊人的風險，無論這種風險是患心臟病還是犯罪。
這一點對幾乎所有優於平均效應來說都成立。當事情發生在我們的朋友、親人、同事甚至是陌生人身上時，我們都可以準確地看出他們的偏見，卻無法發現我們自身的。在一項研究中，參與者是斯坦福大學的學生和在舊金山機場隨機挑選的旅客。他們能夠在一系列主觀評價方面準確地指出普通美國人或自己同學的弱點，但他們對自己的評價卻完全是盲目的，甚至看上去是有意為之的，就好像弗蘭普頓或德·維德林家族一樣。就連研究者向他們說明這種偏見，並指出人們傾向於誇大自己的優點、掩蓋自己的缺點後，絕大多數人還堅持自己開始的評價是準確的——其中13%的人甚至表示自己的評價太謙虛了。他人都帶著主觀的有色眼鏡看世界，但我自己的判斷肯定沒問題。不謙虛地說，我最客觀了。
2014年夏天，我採訪到了一個不尋常的家庭。這家的兩兄妹是兩樁相互獨立的騙局的受害者。戴夫是在克雷格列表網站上交換演出票時被騙的。他原本買好了票要去看演出，結果有事去不了，於是刊登了一則廣告，想換成另一天的票。幾天之後，他收到了回覆：一個名叫阿什莉的女人想要換票，但不巧的是，她買的是電子票（為防止被騙，戴夫宣告只換紙質票）。戴夫有點擔心，但沒有其他人要和他換，而他又實在很想去看那場演出。再說，阿什莉看上去挺可靠。他用谷歌簡單查詢了一下，發現了她在領英（linkedin）上的賬戶，她在上面有一份看上去很正當的職業。於是他們交換了演出票。一切似乎都挺順利，但他和女朋友去看演出時出了問題：保安告訴他們，他們手裡的電子票已經被使用過了。他們就這樣成了常見的票務騙局的受害者。騙子通過正當途徑購買了電子票，但轉手賣給了很多人。
與此同時，在美國的另一邊，戴夫的妹妹黛比訂了一份不存在的雜誌，被騙了50美元。一個男人來到她家門前，對她講了一個關於救贖的故事：他自稱曾犯罪入獄，如今正努力改過自新。她本不想訂什么雜誌——雜誌已經夠多了——但他的故事打動了她，而且他還提到，訂這份雜誌能幫她減稅。她曾決心多行善事，而現在就是個好機會。結果，她上網查詢這份雜誌時，卻發現網站消失了。當然，那份雜誌也一直沒有送來。
這兩次都是無傷大雅的小騙局，但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這兩兄妹都能輕鬆地發現對方被騙了，但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時，他們卻當局者迷，確信自己是例外的。當然，戴夫明白克雷格列表網站上充斥著騙局，但他非常想去看演出，而且他那么小心，讓他上當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黛比則絕不會從陌生人手裡買電子票——多傻的人才會那么做啊？另一方面，黛比知道有很多人會謊稱自己歷盡苦難只為騙取錢財，但她想為值得的理由獻出一點愛心，而且那個男人的故事聽上去挺真實的。對她個人來說，被那種人騙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但戴夫則會在掏錢之前先調查明白——小心一點總沒錯。事情落在對方身上時，他們看得一清二楚。而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時，他們只看得到自己想看的東西。
瑪麗·雅霍達——人們叫她米琪——對偏見十分敏感。她是不得已的。雅霍達1907年冬天出生於維也納的一個猶太家庭。1936年，她被捕入獄——不是因為猶太人身份（當時奧地利尚未被希特勒佔領），而是因為她社會民主黨的政治身份。她後來越獄逃亡，來到倫敦。但她的第一部著作卻被查抄，幾乎全部被付之一炬。這一次，是因為作者是猶太人。
後來，她來到美國，在紐約大學任教。她不僅研究精神健康，還研究社會性偏見。在那裡，她取得了與自己早年觀點差異很大的發現。她曾經認為，對現實的準確認識是精神健康的首要條件。她曾在一份針對研究人員的報告中寫道：「歧視他人者都不願意承認這一點。」這些研究人員用帶有偏見的問題去檢測他人是否有偏見。當時，她沒能意識到，人們不願意承認的不僅有反猶思想。如果你看不到一項缺點，那么你很可能看不到任何缺點，至少是其中的大部分。如果你說別人心懷偏見，他們會嘲笑你，並給出一堆理由來解釋自己沒有偏見。如果你對他們說，他們自以為在很多事情上都很優秀，但這種想法其實是錯誤的——他們並不客觀，並不出眾，他們的世界觀充滿了偏見——他們會立即對你的說法嗤之以鼻。或者換句話說，在讀過這章以後，你雖然會對這些自我感覺良好的事例感興趣，但你仍然會堅信你個人早就想到了這些。你現在對自身和世界的瞭解是非常客觀的，而其他人都可能受騙上當。
騙局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因為我們希望這樣。我們想要相信騙子的故事，迫切想要相信那些天上掉餡餅的好事。騙局與金錢無關，也與愛情無關。騙局關乎我們的信念。我們相信自己是精明的投資者，相信自己能慧眼識人，相信自己德高望重。我們相信好事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我們相信我們所在的世界充滿了奇蹟，而非不確定性和消極的事。在這個世界上，好事會發生在耐心等待的人身上。講故事的騙子就是靠這些信念讓我們上鉤的。
1835年8月，天文學家威廉·赫歇爾爵士之子約翰·赫歇爾（johnherschel）爵士公佈了一項驚人的發現。他用最新的望遠鏡在月球上發現了前所未見的奇景。那是怎樣一番景象啊：白色的沙灘、藍色的湖水與海洋，形如水牛的野獸腳踏著光潔的石子路，漫步於茂密的森林之中。上面還有一種很像獨角獸的生物，它們有一副如羊似馬的外形和一隻尖角，但通體湛藍。還有一種像水獺的動物，和人一樣用雙腳行走。最棒的是，那上面還有一種和人類相似的生物——後背上長著半透明翅膀的蝙蝠人。這些蝙蝠人的生活方式看起來也和我們差不多。赫歇爾看到，有些蝙蝠人在水中沐浴，還「像鴨子一樣」扇動雙翅。他還看到一些蝙蝠人從奇異的樹木上摘取果實食用。這些生物的生活看起來非常快樂、繁榮、和平。理查德·亞當斯·洛克在《紐約太陽報》（citethenewyorksun/cite）上發表文章，報道了赫歇爾令人難以置信的發現。
這個發現確實令人難以置信。整件事是一齣精心策劃的騙局，為的是給那些容易上當的讀者提供刺激。結果比預想的還要成功。不僅讀者完全相信了這個騙局，連其他媒體也信之不疑。《紐約時報》稱這個故事「可能且可信」。耶魯大學的教授和學生們也紛紛討論起了這個新聞。當真相大白後，很多人還拒絕相信。他們說，這不是騙局，這是一場陰謀。那些蝙蝠人真的存在，但訊息走漏後，政府就開始行動，企圖掩蓋真相。事件的走向並不令人陌生：聳人聽聞的新聞被聳人聽聞地報道，讀者對騙局的接受程度也聳人聽聞。但至少，這只是一齣為博讀者一笑的假訊息，沒有受害者，也沒造成不良影響。但讀者們不顧明顯的破綻、對騙局堅信不疑的事實證明，講得好的故事具有影響人心的巨大力量。我們的世界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方，會發生奇妙的事情。
喬治·奧威爾（georgeorwell）寫道：「統治的秘訣就是對自己一貫正確的堅信和從過去錯誤中吸取教訓的能力的結合。」騙術高手們都明白這一點，我們也應該好好領會這句話。
保羅·弗蘭普頓最後還真成了一個例外。2015年1月，在距刑期還有兩年半時，他獲准離開布宜諾斯艾利斯，前往倫敦——這種慷慨的條件可不是所有犯人都有。現在他在尋找另一份學術職位，你如果有資源，可以推薦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