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僅會愚弄自己，認為當下的成功意味著未來更大的成功，還會把自己的慾望投射到對某件事成功率的判斷上。換句話說，我們傾向於認為未來會按照我們的預期發生好事，在重要的事情上尤其如此。於是，保羅·弗蘭普頓確信丹妮絲·米蘭妮會成為他的妻子，小拉爾夫·萊恩斯確信自己能和「家人」愉快地生活，奧斯卡·伯格斯特龍確信自己把所有的錢都交給威廉·米勒，就能靠著源源不斷的投資收益過上好日子。
1935年，哈佛大學的心理學家傑羅姆·弗蘭克（jeromefrank）讓一些志願者完成三項不同的任務，每項任務要重複多次。這些任務很簡單：第一項是儘可能快地寫出一組單詞；第二項是向一根棍上扔套環（就是套圈遊戲）；第三項是在限定時間內在頭腦中對一系列形狀進行排列組合。每次，當一位參與者完成了某項任務後，弗蘭克就會告知其表現如何，並詢問對方在下一輪任務中會表現如何。結果弗蘭克發現，參與者越想表現好，就越會對自己在未來的表現做出樂觀預期，即使這種表現與參與者過去的表現毫無關係。我們希望自己的計劃獲得成功，投資獲得回報，愛情開花結果，好運常在，身體健康，外貌變美，並把這些慾望化為對未來的預期。這很容易理解——但這也正是「取信於人」這一步驟會令人深信不疑的原因。騙子就是靠這一點才把短期騙局發展成長期騙局的。我們和騙子一起說服了自己。
我們不僅會對騙局產生積極性錯覺，對騙子本身也會產生這種錯覺。一旦我們開始信任某個人，認為一切都萬無一失，就會相信，因為這個人直到現在都是誠實可靠的——只有我們這樣想——那么他在未來也必然是誠實可靠的。
維克多·拉斯蒂格1890年出生於布拉格。他在孩提時代就早早顯現出了非凡的語言天賦。十幾歲的時候，他就掌握了捷克語、英語、德語、義大利語和法語。這一天賦在後來發揮了巨大作用：拉斯蒂格的三寸不爛之舌成了他發家致富的法寶。他後來自稱伯爵，成為20世紀早期的騙術大師。他曾把埃菲爾鐵塔賣給了腦筋不靈光的投資者——不止一次，而是兩次——他讓他們相信，鐵塔很快會被拆除，當成廢鐵賣掉。他還發明瞭著名的「印鈔箱」，可以完美複製20美元鈔票——只需4000美元即可購買（對有錢人收費更高，據說曾有一名銀行家花10萬美元買了一臺）。他在錢箱中裝了一個活動底板，並在裡面放了一些真錢，這一手幾乎從未失敗。他甚至還成功地把一隻印鈔箱賣給了一名警長，而後者本來是奉命來逮捕他的。
拉斯蒂格的聲望與日俱增。他到芝加哥後，甚至驚動了當地的黑幫教父阿爾·卡彭（alcapone）。他對這位販賣私酒的大亨說，如果卡彭給他5萬美金，他能在兩個月之內讓這筆投資翻倍。當然，卡彭並非沒有懷疑拉斯蒂格，不過他手下兵多將廣，諒對方也不敢耍花樣。「好啊，伯爵，」卡彭說，「就像你說的，60天翻倍。」做不到的話，下場自然不必多說。
拉斯蒂格不但足智多謀，而且小心謹慎。他喜歡過奢華的生活，但更喜歡活著。他不敢冒著賠錢的風險，把卡彭的錢用於投資，一分也不行。他壓根沒動過這個心思。他只是把所有的錢都放入了保險箱，然後就回到了紐約的大本營。接下來的兩個月裡，拉斯蒂格照常經營自己的生意。到了約定的那天，他回到了卡彭的辦公室。
卡彭急切地向拉斯蒂格要他的雙倍回報，但伯爵卻滿懷歉意地低下了頭：「請接受我最深的歉意。我很抱歉地告訴您，計劃失敗了。我失敗了。」隨後，他把手伸進自己的口袋，拿出卡彭交給他的錢，還給了這位黑幫大佬。他接著說，自己真的努力想讓計劃成功，他也很需要賺錢，但失敗了就是失敗了。
一時之間，卡彭有些語塞。他說，他早知道拉斯蒂格是個詐騙犯。他本以為對方不是靠著坑蒙拐騙給他賺來10萬美金，就是卷錢走人了。但現在，伯爵展現出了性格的另一面，這讓他印象深刻。「上帝啊，你竟然這么誠實！」卡彭嘆道。他給了拉斯蒂格5000美元，幫他「渡過難關」。這正中拉斯蒂格的下懷。他利用了卡彭的「識人之明」。
羅德里克·克萊默（roderickkramer）每年都會在斯坦福大學商學院教授談判課程。每次面對新學生時，他都會提出一個問題：你判斷他人是否誠信的能力有多強？他反覆發現，大約95%的人都認為自己這方面的判斷力在平均水平之上——這可不是一般的平均水平，而是斯坦福商學院學生的平均水平。在這些學生眼裡，別人也許看不準人，但他們自己不但能看出他人是否可信，還能看出他人是否可靠、誠實、公正。班上超過四分之三的學生都認為自己屬於識人能力最強的前四分之一，有五分之一的學生認為自己絕對屬於最好的前10%。我們都很有自信，覺得自己能看出他人的人品有多可靠。而一旦對方證明了我們的眼光是正確的，基本上就不可能再失去我們的信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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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11月24日，富蘭克林財團募集到120萬美元投資的當天早上，另一件大事發生了：《紐約時報》在頭版頭條刊載了關於這個財團的文章——貨真價實的文章，不是米勒花錢做的廣告。這篇文章的標題只有幾個字，直截了當地勸誡讀者「拋棄米勒的公司吧」。
文章稱，金融界的專家對這個企業產生了許多疑問：擔保人是誰？資金都投到哪裡去了？持續不斷的高額回報從何而來？投資者們發現，四天前，確實有一家名為「富蘭克林財團」的企業在新澤西州申請成立，但它與米勒毫無關係。「我對米勒先生一無所知，包括他的商業活動或報上刊載的他在布魯克林的動向，我全不知情。」新澤西的這家企業的秘書霍華德·伍德這樣告訴媒體。事情變得越來越可疑了。「他們沒有領導，沒有總經理。他們只能在新澤西州以外通過董事會投票進行商業活動，但這個董事會從未召開過，因為根本就沒有董事。」
米勒的高額回報已經吸引記者們的注意幾個月之久。在財團愈發炙手可熱的同時，圍繞著其投資、具體操作和財務安全的媒體調查也越來越密集。記者們反覆來到米勒的門前刺探訊息，要求米勒答疑解惑，給出財務宣告。11月24日的文章是這一切努力的結果。於是，在那個星期五的晚上，市場因週末休市，投資者也去度週末時，米勒北上逃亡，在週末結束前就到了加拿大。
米勒北逃的同時，警方開始收網。他逃跑幾小時後，警方來到了弗洛伊德大街上的辦公室，發現裡面已經空無一人。塞西爾·萊斯利——米勒的外聯負責人和新聞發言人——也已經不知所蹤。同樣去向不明的還有米勒的合夥人施萊辛格。看上去房間的主人似乎走得匆忙。桌上還有4500美元現金和價值400美元的粘好郵票的信封。房間角落裡有一個未開啟的大型保險櫃，大約45名職員和秘書站在房間裡，顯得困惑而不知所措。他們是來領工資的，該給他們的支票上哪兒去了呢？
當天晚上，上千人——有人說是2000人——擠滿了辦公室內外。他們並不特別著急，更多的是好奇。6點後，他們又開始存錢了。這個存50美元，那個存100美元。當天早些時候，確實有人來要求公司還錢，但後來起了戲劇性的變化。有幾個男人對公司職員大吼大叫，要求退錢。很快，他們拿回了自己的全部本金，卻在不久後又紅著臉回來，詢問能否再次把錢存上。他們為自己的草率和多疑道歉。很快，要求還錢的人——大約有100人——又開始存進更多的錢。這股熱潮越演越烈。「米勒先生從未讓我們失望，」在門外徘徊的一名女性說，「他從來都按時付息。我六個星期前投入了100美元，現在已經拿回了60美元。製造麻煩的是那些報紙和銀行家。沒人相信報上說什么。」她繼續說：「都是嫉妒。他們想自己賺錢。」當地的一名藥劑師h.m.尤利格表示，投錢給米勒是「最英明的決定」。
一名年輕女子勸說自己的三位朋友共同投資，她也同意上面的說法。她當天下午來到辦公室，想要加大投資。有人警告她這是在犯傻，但她自信地答道：「那不可能。米勒先生從來都言出必行。」街角馬房的所有僱員都投資了米勒的財團。其中一名年長的德國人對旁觀者做著保證。「米勒沒問題，」他對《紐約時報》說，「他在這裡無所不能。如果他願意的話，我們會投票讓他進國會。」當地的裁縫阿道夫·佈雷曼投資米勒的生意後乾脆關了張——連續兩週，每週都拿到了75美元。他確信這筆錢會源源不斷地進入自己的腰包。
星期六，大約200～400人又來到了米勒的辦公室。門外的告示上寫著「週六休息」。一直是這樣的，這群人看上去很安心。米勒先生畢竟從未在週六來過，今天也不會例外。查爾頓女士來自布魯克林的一家血汗工廠，每天辛苦工作12小時，只能掙56美分。她緊張地和周圍人談論著。兩週前，她把160美元——她的畢生積蓄——交給米勒先生保管。她收回了32美元，這是兩週的利息。她的錢會不會保不住？她焦急地問著周圍的人。不會的，他們對她說。這只是針對「可憐的米勒先生」的一場陰謀。聽了這些，她安心地離開了。
當天下午，來了更多投資者。跛腳的卡爾·普羅伊斯驕傲地向周圍的人展示他昨天存入450美元的存單。他可不緊張，一點兒也不。他只是來看看大家在吵什么。星期一一早他還會來——保準不會遲到——來拿第一週的回報。很多人都和他一樣充滿信心。比如h.d.斯特倫克（投資額500美元），他是同一條街上的雜貨商，相信米勒先生永遠說到做到。還有糖果店老闆弗蘭克·韋恩斯坦，他投資了50美元，還在前一天勸自己的表兄投資了200美元，擔保說這裡是最安全的地方。熟食店老闆奧古斯特·韋伯對米勒的回報也極有信心，勸說自己的老婆和丈母孃也投了錢。這筆錢數目太大，他拒絕像周圍人一樣透露具體數額。「這與你無關，」他說，「但我可以告訴你，如果米勒先生想讓我星期一再拿500美元來，肯定沒問題。」
還有沃爾福德小姐，她來追加投資50美元，讓自己的存款和回報都翻倍。她不怎么讀報紙。米勒先生逃跑了，不再收錢了？胡說八道。她可不要聽這些。
不僅僅是當地居民，還有警察、消防員、探長和郵遞員，直到當時為止，所有人都從米勒處得到了回報。人群中有人抱著僥倖心理說：「如果警官都不怕，咱們還怕什么？」
星期一早晨，焦急的投資者前來領取利息時，發現辦公室已經被警方查封了。
直到此時，他們還沒有開始驚慌。米勒的手段太高，他們的態度又太樂觀，這種樂觀來自他們的經驗和需求。因此，他們對米勒的回報保持著類似對宗教的信仰。他們說，最後一定會證明，這只是一場誤會。小商人、家庭主婦、米勒所在教會的成員……所有人都來到了弗洛伊德大街，等著他的歸來。他們反覆強調，報紙才是真正有罪的一方。他們惡意造謠中傷，米勒當然只好被迫出走了。「昨日聚集在弗洛伊德大街144號門外的人似乎在等待他回來，」11月27日，米勒逃亡四天後，《紐約時報》刊文寫道，「等著他宣稱財團會立即恢復營業，他將打敗所有敵人。」
當地警察局的一名副巡長李斯是最先懷疑米勒的人之一。他想找人站出來指證米勒的罪行，結果只是徒勞。「我還沒聽到任何客戶說米勒不好。他們都相信他是誠實的，拒絕相信他的業務是非法的。」布魯克林的探長詹姆斯·雷諾茲補充道，「當地人都對他深信不疑。直到現在還有很多商人接受他的支票。這些人都對報紙感到憤怒，認為報紙毀掉了他們的‘好事’。」11月28日，米勒消失五天後，報道鋪天蓋地，警方的調查也逐漸深入，投資者們仍舊不為所動。裝滿現金的信件雪片般地飛向布魯克林的郵局——投資者希望米勒歸來，財團恢復日常業務之後（必然會的）照常接受投資。在百老匯大街和格雷厄姆大街交會處的郵局裡有1200多封這樣的信件，等待著從史上最偉大的操盤手那裡得到回報。附近的郵政總局裡，還躺著超過1萬美元的郵政匯票。十幾名探長在紐約各處撒網，搜尋來自歐洲的貨船和通往新澤西的火車，不放過任何可能透露米勒去向的線索。與此同時，大批人群聚集在弗洛伊德大街，等待著富蘭克林財團重新盛大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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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未來不切實際的樂觀情緒不僅會讓我們覺得如果當下一切順利，以後也會一帆風順，還會讓我們產生自滿心理，過度自信，導致機會來臨時也不能及時脫身。就像米勒的投資者們，他們本意是來撤資，結果卻投入了更多的錢。其中的邏輯其實很清楚。當你在猶豫不決時——「也許事情沒有那么好」——卻發現了使你安心的跡象：米勒的托兒假裝來撤資，卻很快又把錢投了進來（這是騙子慣用的招數：找一群同夥，收買足夠的人，讓他們看上去像目標，用他們來帶領真正的目標）。這時你的內心開始交戰了：哪種情形會讓我更後悔呢？是確保安全但錯過潛在的黃金投資機會，還是冒險一搏，如果持續高額回報就會大發橫財？
預期情緒（anticipatedemotion）——也就是我們預料自己如果採取某種行動就能感受到的情緒——會讓我們強烈傾向於保持現狀。預期後悔情緒會讓我們繼續做正在做的事；預期緊張情緒會讓我們避免做任何會導致緊張的事情；同樣，預期愧疚情緒也會讓我們盡力去避免愧疚產生。
在一個著名的思想實驗中，丹尼爾·卡內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描述了兩位股票投資人。兩人都在某隻股票上損失了1200美元，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損失的方式。第一個人原本買進了某隻股票，在經過考慮後又換成了另一隻，導致了損失。第二個人則是因為一直持有的股票跌了，他沒有經歷過換股票這一步。誰的感覺會更差呢？幾乎所有的實驗參與者都認為第一個人——原本拿著賺錢的股票卻換成虧錢的股票的人——會感到更多的悔意。一想到自己本來是對的，再堅持一段時間就能大獲全勝，結果卻功虧一簣，這種感受對大多數人來說太痛苦了。
上述實驗完成後十多年，瑪雅·芭–席勒爾（mayabar-hillel）和埃弗拉特·內特爾（efratneter）發現，同樣的行為也適用於存在真實金錢的情況中。他們進行了一項實驗，開始時交給參與者每人一張彩票，然後用另一張同樣可能獲獎的彩票外加一塊可口的松露巧克力做代價去交換最初的彩票。五分之三的人拒絕做交換。兩名心理學家又加大了交換的籌碼：除了用彩票換彩票，再直接給願意交換的人一些現金。即便如此，仍然只有不到40%的人願意交換。得知後悔的可能性會進一步加大時，願意交換的人又下降到了27%：他們被通知，最後會公開抽獎，最初的擁有者將明確知道自己原先的彩票是否得獎。即便知道彩票其實被做過手腳——怎樣都不可能贏——仍然僅有不到一半的人願意放棄最初的選擇。
芭–席勒爾和內特爾總結道，出現上述現象的原因不僅是所謂的「稟賦效應」（endowmenteffect），即我們更加珍視自己已經擁有的東西。放棄中獎彩票的可能性帶來的預期性後悔被強烈放大，戰勝了一切理性思考。實際上，如果把彩票換成鋼筆——完全不存在價值不確定性的物品，超過90%的人會選擇交換。問題不在於放棄擁有的東西，而在於放棄獲勝的希望，不得不帶著悔意離場。
2007年，一項跟蹤研究發現，人們不僅不願交換彩票，還認為如果進行了交換，那么交換過的彩票更可能獲獎。真相是，如果一切按照計劃進行，我們會更願意相信計劃本身是可靠的。如果我們猶豫不決，半途而廢，也許以後都會為此後悔。那時誰是輸家呢？正如常言所說：沒有風險，就沒有收益。
這正是騙子在取信於人階段的法寶：你腦海中喋喋不休的聲音。萬一你抽身而去，結果發現根本沒人騙你，你會不會感到後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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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的行跡開始在美洲各地出現。12月初，墨西哥蒙特雷的希拉格酒店的一名職員發誓說，看到米勒帶著兩個大行李箱辦理了入住手續，隨後又去了坦皮科，並從那裡乘船去了中美洲。隨後，這個人被逮捕並押送回紐約，結果人們發現他根本不是米勒，只是當地的一名記者。
投資者們終於開始坐不住了。伊麗莎白·蒂蒙斯曾將價值1000美元的債券委託給米勒。現在她想要回這筆錢，並不想再與米勒有任何瓜葛。伯格斯特龍，米勒的首位受害者，將米勒告上了法庭，要求對方退回自己前後投入的共計150美元。2月8日，真正的米勒被詹姆斯·雷諾茲探長在蒙特利爾逮捕了。在那個週二的晚上七點鐘左右，他和另一名男子走在街上，雷諾茲在人群中認出了他。「你好，米勒。我是紐約的雷諾茲探長。」他邊說邊走近這名逃犯。米勒摘下了帽子。「你好啊，探長。」他答道。兩人握了手，米勒面帶微笑。探長對他說，自己即將回到美國，如果有米勒隨行就再好不過了。當晚八點，兩人乘上一列火車，疾馳通過美加邊境。第二天下午兩點鐘以前，雷諾茲和米勒到達了紐約中央車站。
「好了，米勒，我們現在到紐約了。」雷諾茲對他說，「我要逮捕你了。」米勒笑了：「當然，我明白。」這場不幸遭遇似乎絲毫沒有影響他寡廉鮮恥的態度。
「任何有常識的人都明白我不在（加拿大）。」他對一名記者說。這名記者偷偷混進了看守所。米勒剛被拘留，一名律師就到場了。「自從我被和這家企業聯絡起來以後，我就像個足球一樣被警察、律師和記者踢來踢去。」他覺得自己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他什么也沒幹，除了幫成千上萬的人賺錢。
下午四點剛過，威廉·米勒來到了布魯克林市政廳。他像往常一樣衣冠楚楚，頭戴常禮帽，身披灰色短外套，外套下面穿著黑色切維厄特羊毛西服。一大群人正等在那裡。米勒低頭走上臺階，旁邊的雷諾茲讓他顯得格外矮小。人群在他身後聚攏，緊跟著他的腳步。此時，法庭已經擁擠不堪，所有座位都被佔滿，過道里也擠滿了觀眾。米勒站在庭上，聽取了法官赫德宣讀的起訴：兩項一級大盜竊罪，一項二級大盜竊罪。
根本就沒有什么財團，也沒有什么股票。米勒壓根沒在股市投資，他甚至不是股票交易所的成員。實際上，這么說也不對。他確實投資過一回。富蘭克林財團剛成立時，米勒似乎相信了自己的謊言，花1000美元買了幾隻他認為一定會漲的股票。畢竟，他有內幕訊息，是華爾街的天才。一週之後，這筆投資的價值確實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跌到了5.36美元。
米勒的所作所為就是歷史上最早也最成功的龐氏騙局——只不過當時查爾斯·龐茲不過還是個17歲大的少年——拿彼得的錢給保羅當利息。只要你資金來源穩定，就不會出問題。但如果來源沒了，一切就都完了。米勒賺取的財富在今天價值超過2500萬美元。法庭判決書宣佈，整個騙局是「欺騙性的、罪大惡極」。米勒的動機是「矇騙和欺詐」。他犯下了大盜竊罪和「欺詐罪」。
米勒則辯稱自己無罪。
法庭上的人們離開後，米勒被帶到隔壁的一間小屋裡。在接下來的一小時內，他安靜地坐在角落，讀著報紙，和守衛開著玩笑。六點鐘剛過，他被帶回了位於雷蒙德大街的看守所二層的6號監房。
4月30日，米勒被判在紐約新新監獄服刑10年。這是當時法律規定範圍內最長的刑期。米勒崩潰了。他的律師懇求法庭高抬貴手，但法官的態度很堅決。「這個男人建立的公司是否應該依法受到最嚴厲的懲罰，是個重要的問題。我的意見是，應該。」
法官詹克斯·赫施貝格爾表示，的確，受害者都「無知且不會思考」。誰會相信一個因為宣稱能獲取暴利而被人稱作「520%」的傢伙呢？這簡直是擺明了的詐騙。但米勒的罪行是嚴重的，他必須為此付出代價。
時間來到1903年6月，現在站在法庭上的這名男子不再是那位衣冠楚楚的紳士了。他從上千名受害者身上騙走了數百萬美元的財產。如今的他長期受疾病折磨，憔悴不堪，咳嗽不止——不久之前，他在監獄裡還經歷了一次大出血，這幾乎要了他的命——米勒在為期三天的作證期間，需要竭盡全力才能保持站立。此次，他在為針對他的合夥人和律師羅伯特·亞蒙上校的指控作證。他希望以此換取提前釋放的機會。
在前往最後一次公開露面的路上，跨過所謂的嘆息橋時，米勒垮了下去。兩名獄警牢牢抓住他的胳膊，才沒讓他摔倒。「我對亞蒙先生的任何怨恨之心都已經被我所瞭解的監獄的苦難抵消了，」他在證詞結尾表示，「我在這裡說的全部是真話，無論這些話會導致亞蒙先生被判有罪還是無罪。」
1905年2月10日星期五，米勒因配合有功而被赦免。他在新新監獄的位置被亞蒙取代。
在接下來的十年中，米勒在紐約的洛克維爾中心過著平靜的生活。他化名「威廉姆斯·施密特」，成了一名雜貨商。施密特這個姓來自他的姐夫。他的罪惡歷史一直被隱藏得很好，直到他和姐夫發生了爭吵，後者因攻擊他人而被捕。作為報復，他的姐夫向鄰居和媒體說出了米勒的真實身份。「我必須使用化名。」米勒後來說，「否則我絕不可能過上正常的生活。沒人會相信米勒，但作為施密特，我過得不錯。」
與此同時，米勒的騙局還在上演，只是換了行騙者。比如華盛頓財團公司，這家公司同樣許諾每週10%的高額回報。投資者難道還沒有從米勒案中吸取教訓嗎？一名資深記者質問這家公司的經理：「您作為一名商人，難道不知道，任何人從華爾街或是其他任何地方每週穩定獲取10%的利潤都是不可能的嗎？」
「我不知道這有什么不可能，」對方答道，「我聽說有人在華爾街一天就本金翻倍了。我也見證了這樣做的方法，但我自己不會做，因為我完全不瞭解股票。我想拉蒙特先生知道該怎么做。」
這家公司和米勒的公司宣稱的投資計劃完全一樣，這怎么解釋？「也不能說完全一樣，」對方答道，「但就算一樣，又能說明什么呢？沒人知道米勒還會不會回來繼續營業。我今天還聽到有人說願意半價收購米勒的投資證明，所以我想還是有人寧願相信他也不願相信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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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觀偏見是最難以避免的偏見之一。因此，正如目標難以抗拒騙局一樣，騙子自己也會因為這種偏見而落入法網。成功的誘惑就是如此強烈。很多騙子行騙的歷史都長達數年，甚至數十年。的確，米勒只是曇花一現，但他精神上的夥伴——伯尼·麥道夫卻把龐氏騙局經營了十年，這還是最保守的估計。我們的老朋友弗雷德·德馬拉行騙的歷史貫穿20世紀的50、60、70年代，直到環境所迫才不得不金盆洗手。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騙子行騙的時間越長，就越可能玩過火。
我們初次聽說一個騙局時，可能會覺得不可思議。我們很難相信，有人會真的認為這種事行得通。但「取信於人」的邏輯讓很多騙子陷入其中。騙子往往需要經過很長時間才會變得肆無忌憚，米勒的例子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這個騙局在開始時規模很小，但隨著受騙的人越來越多，規模也變得越來越大。」古德里奇法官在反駁米勒上訴時寫道。10美元算不上肆無忌憚，120萬美元就是了。喬納·萊勒，因抄襲和故意歪曲事實而被出版社召回兩本書的那位記者，最終露餡的原因是他捏造了美國搖滾歌手鮑勃·迪倫（bobdylan）的語錄。迪倫還健在，而且他的歌迷十分忠誠，熟知偶像的每一句話。謊言被戳穿後，人們的反應都是難以置信：怎么可能有人如此膽大妄為？答案和米勒案一樣。萊勒沒有一開始就捏造迪倫的話。他也是從10美元開始的。但年復一年，都沒有人拆穿他。到迪倫事件時，他可能已經認為自己再也不會失敗了。騙子會變得像他們的獵物一樣盲目自信，相信自己能永遠騙下去。我本領高強，一切順利，所以今後也會如此，有本事就來抓我啊。有時，正是這種心態導致他們落網。假如他們低調一點，也許就永遠不會被人發現。
米勒在長島的日子幾乎稱得上貧困潦倒。怎么會呢？那些錢都去哪兒了？大部分資金都沒能追回，投資者也沒能全部拿回自己的錢（作家米切爾·扎科夫稱，投資者平均拿回了大約28%的錢）。
米勒變得太過自大，最終落入了自己的騙局。在逃往加拿大之前，他簽字把財團的所有收入轉交給了他的律師羅伯特·亞蒙，包括價值20萬美元的債券。他後來對法官說，總共有25.5萬美元。亞蒙讓米勒相信他，因為律師與客戶享有保密特免權，這筆錢是安全的。亞蒙說他會處理好一切。
最終，米勒只拿回了5000美元。據亞蒙所說，有5000美元花在「修理」一些鬧事的人身上，另外5000美元則用來賄賂陪審團。為了「守護」基金，亞蒙還同時答應照顧米勒住在布魯克林的妻子：他每週慷慨地給她5美元生活費。
開始時只是一個詞，一句話，一個場景，一個被修改過的事實，或一個經過加工的資料。有誰注意到了嗎？沒有？那么就繼續吧。很快，詭計自己就有了生命，騙子再新增更多的謊言，編織出一個虛假的世界。騙子不是精神病患者，甚至可能也不是病態說謊者。騙子只是騙子，太過陶醉於自己的詭計，太確信自己會成功，不相信會有失敗的那天。
被抓住了又怎樣？一切還是令人難以相信——正如米勒的受害者直到最後還拒絕相信，他們再也見不到自己的錢了。這一切簡直太匪夷所思了。取信於人的伎倆就是這么厲害。風險太大了，之前一切又這么順利，一定只是因為出了什么岔子——而不是一切都完了。人們堅持相信米勒是誠實的，同樣，作繭自縛的騙子也相信自己是誠實的。他會一直抗議說，自己是無辜的，直到這種抗議變成脫離現實的最後一擊。
因為贏利並不只意味著賺錢，它還意味著獲取優勢。的確，有時是金錢方面的優勢，但也可能是認知上、名譽上或私人方面的優勢。我們看到自己能掌握這種優勢時，就會牢牢抓住它，永遠不想放手。1英尺約合0.3米。——編者注
近年來，也有很多研究指出「熱手效應」確實存在，只是其影響被過分誇大了。——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