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這一事故是否原本可以避免呢？1976年8月，美國國會眾議院就提頓大壩事故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國會議員里奧·瑞安被任命為委員會主席，並開始就事故啟動聽證會。一些關鍵性證據由此浮出水面。有人對大壩的選址、本身結構以及建造過程提出了質疑。蒙大拿州立大學的地質學家羅伯特·克里（robertcurry）指出，1961年，美國農墾局對建造大壩的調研報告中幾乎沒有提到滲透性問題，而當地地質材料的高滲透性與大壩的崩塌有很大關係。在他看來，大壩選址的根據至少「不夠充分」。美國地質勘探局的地質學家哈羅德·普洛斯卡（haroldproska）則直言，大壩建在了一塊「年輕且不穩定」的土地上。他強調，早在1973年1月，即潰壩事故的三年前，美國地質勘探局就向美國農墾局發出了一份備忘錄，指出「提頓大壩專案的安全問題迫在眉睫」。然而此時，建設工作已經啟動，那份備忘錄被扔在了一邊。大壩的設計與建築負責人哈羅德·亞瑟（haroldarthur）承認，當時「填充巖體裂縫或潛在裂縫」的過程中出現了問題。但這些問題被認為不足以暫緩建造過程。
調查委員會主席瑞安提出了一個理論，來解釋人們在面對問題的情況下仍然推進行動時的想法。他稱之為「動量理論」（momentumtheory）。他認為一旦建設開始，就沒有任何事情能使其停下來——「在開始建設大壩後，即便在建設過程中出現了危險，農墾局也會傾向於繼續建設工作」。亞瑟堅決否認這一觀點。他指出，無論是提頓大壩還是其他專案，安全問題永遠被放在第一位考慮。但當瑞安進一步質詢時，亞瑟承認了一件事：在農墾局歷史上，從未有破土動工後又停工的先例出現。
提頓大壩事故似乎與騙局的世界毫無交集，但有一個關鍵問題卻是相通的：一旦我們對某事投入過多，就會當局者迷，即使我們將為此付出代價。那些事後看來是危險訊號的事情，往往在當時被我們認為無足輕重，因為我們已經投入了過多的資源——金錢、時間、名譽，等等。無論我們面對的是藝術品，還是那種會導致多人喪命、造成數十億財產損失並讓當地環境狀況倒退數十年的嚴重事故。人們一般會認為，這樣龐大的基礎社會專案造成危害的可能性也是同樣巨大的，因此，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些人為什么就不明白這一點呢？他們為什么對危險訊號視而不見？他們之所以這樣，其原因和得寸進尺能屢屢得逞的原因如出一轍：投入過多會讓我們當局者迷，讓我們一直保持投入，直到一切崩塌的那一刻。無論這種崩塌是實際意義上的（大壩）還是比喻意義上的（畫廊）。
提頓大壩事故和羅薩爾斯藝術品欺詐案的受害者似乎早就應該發現問題。看看ifar和代達羅斯基金會的報告，想想那位神秘的x先生，如果還意識不到自己面對的是個騙子，那一定是腦筋出了問題；看看那些地質學報告和警告信，早該終止大壩的建設了。就算安·弗裡德曼沒能在一開始就識破騙局，至少也該在畫作不斷出現的時候發現有什么不對了。因為那些危險訊號一直出現，紅燈閃個不停。難道這些人都看不見嗎？還真是這樣。他們投入得越多，看到的就越少。
20世紀80年代早期，保羅·斯洛維奇和理查德·塞勒對人們在做出買進賣出、投資和撤資等決定時的種種不可理喻的舉動進行了研究。在旁觀者眼中，這些行為是完全不合邏輯的。比如，一家人在暴風雪中驅車60英里，只為了去看一場他們本來就不太喜歡的籃球賽，這是為什么呢？斯洛維奇指出，這和提頓大壩的事故原因如出一轍。這家人為買票花了錢。如果票是免費的，也許他們就會踏踏實實待在家裡，不會在路上花幾個小時受罪了。但買票花的錢讓球票的分量變重了。他們不得不開上三小時的車，因為他們已經投入太多。提頓大壩的建造者也是一樣：如果為建設計劃開綠燈的不是他們，那么他們見到那些警告時自然就會喊停。但一旦破土動工，大壩的分量就驟然增加了。一名參議員在田納西–湯比格比水道（tennessee-tombigbeewaterway）專案的討論過程中曾說：「終止一項已耗資11億美元的專案，是揮霍納稅者稅金的可恥行為。」塞勒稱這種現象為「沉沒成本謬論」（sunk-costfallacy）。
沉沒成本謬論讓我們有一種持續的、強烈的意願，去相信那些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的事情，只因我們已經對這些事投入了太多資源。從理論上講，我們應該只關心新增的投入，那些已經投入的東西不再重要，不管是時間、金錢、精力還是別的什么，都追不回來了。只有在有新證據證明這些投入有價值的情況下，我們才應該堅持下去。如果我們在開工建設後發現資訊發生了變化，就應該放棄那個大壩。沒錯，資金是投出去了，但如果我們的所見準確的話，那么我們就是在加速衝向災難，為什么還要繼續投資呢？同樣，如果我們發現那個收藏家和我們一開始想的不一樣，就應該結束與他/她的關係。沒錯，之前從他/她那裡得到的畫已經賣掉了。但如果我們的所見準確的話，那么我們的名譽就會遭到更加嚴重的打擊。為什么就不能承認自己是錯誤的，在不可避免的醜聞到來之前就抽身而去呢？
可惜，我們的思維從來不會這樣工作。我們對一件事的投入越多、越長，沉沒成本就越可能會矇蔽我們的理智和知覺。並不是我們忽視了危險訊號，而是這些訊號對我們來說根本就不存在。也許它們就在我們眼前，但我們真的看不到任何危險。在一項關於無意識盲點的著名實驗中，丹尼爾·西蒙斯（danielsimons）和克里斯托弗·查布利斯（christopherchabris）要求參與者記下在一場籃球賽中某幾個球員之間互相傳球的次數。結果大多數人都沒有發現有一頭由工作人員扮演、捶打著自己胸口的大猩猩混進了球場。他們過於專注，結果對如此明顯的場景視而不見。在得寸進尺這一步，我們也會犯同樣的錯誤：在本該轉身逃跑的時候，我們卻對危險視而不見，反而越陷越深，直到身敗名裂。在沒有投入也沒有先入為主的想法的旁觀者眼裡，大猩猩就在那兒，一清二楚。但對於已經投入很多並身處騙局之中的人來說，大猩猩就是隱形的。
1985年，哈爾·亞克斯（halarkes）和凱瑟琳·布盧默（catherineblumer）釋出了十項實驗的系列報告，展示了沉沒成本謬論在實際中的效應，併發掘了那些看上去毫無道理的行為背後的原因。把所有的危險訊號和錯誤都清楚地展示出來會怎么樣呢？沉沒成本謬論在現實場景中意味著什么呢？這就等於把大壩可能出現事故的每一樣證據都擺在農墾局局長的面前，並指出潛在的危險性，或者是把所有的證據和檔案擺在安·弗裡德曼的面前，指出格拉菲拉·羅薩爾斯可能在說謊，然後看看局長和弗裡德曼的行為是否會有什么改變。研究者們從一個典型的行為經濟學問題入手，開始進行試驗。參與者被告知他們獲得了兩張滑雪之旅的門票，一張在密歇根，價值100美元，另一張在威斯康星，價值50美元。他們同時被告知，去威斯康星很可能會更好玩。但可惜的是，這兩張門票的日期是同一個週末，而且都不能退票。參與者會留下哪張呢？結果，超過一半的人選擇去更貴的那一場，儘管他們知道，去另一場會更好玩。儘管沒有人真的花了錢，票都是廣播推廣活動的禮品，結果也是一樣的。
亞克斯和布盧默還獲得了俄亥俄州立大學劇院的幫助。他們去詢問劇院是否願意向一些隨機選擇的季票購買者出售打折季票，以幫助他們進行一項實驗。劇院很痛快地答應了這項請求，並把它當成了一項促銷專案。在那個演出季，一些季票購買者拿到的是通常價格的季票，15美元一張，另一些人得到了2美元的折扣，還有一些人則獲得了7美元的折扣。不同價格的季票顏色也不同。這樣一來，在每場演出後，就能知道每種票各有多少張被使用了。
亞克斯和布盧默把1982—1983年演出季中被使用的票據數量製成了表格。那些花更多錢買票的人是不是來看了更多的演出呢？事實證明，確實如此。在買票後的半年時間裡，那些花全價購票的人比用折扣價購票的人來劇場的次數多得多。他們平均在每5場演出中就要出現4.1次，而另外兩組人則只出現了3.3次。
如果實驗中的錢變成幾百萬美元，結果會怎樣呢？答案是，沒有什么不同。在另一項實驗中，參與者被要求想象自己是一家航空公司的總裁。這家公司已經花費了1000萬美元來研製一種能夠躲避雷達探測的飛機，結果在專案只剩10%就要完成時，卻發現競爭對手已經推出了一種效能更強的機型。然而，參與者仍然大力建議公司繼續完成自己的專案，而不是把剩下的經費用在其他專案上。足有85%的人建議把研發工作進行到底。此外，不但堅持繼續投資，他們還認為這個專案能夠成功贏利的可能性高達41%——這比毫無利益關係的旁觀者給出的可能性要高得多。研究者又設計了一種情景，讓參與者給別的公司或者一項尚未啟動的專案提意見。結果，對成為第三方觀察者的他們來說，一意孤行的愚蠢與失敗的可能性就變得非常明顯了。但在身處局中的當事人眼中，成功的機率卻高得多。
亞克斯和布盧默在一次次的實驗中重複觀察到了這種效應，他們甚至還對經濟系的學生們進行了類似的測試。這些學生已經對沉沒成本謬論有所瞭解，然而他們的測試結果卻和那些對此一無所知的參與者沒有明顯不同。在兩名心理學家看來，結果已經很清楚了：止損意味著承認錯誤，而承認錯誤的心理成本太高了。「要一個人承認自己的投資都被浪費了，這是一件很令人反感的事。」他們寫道，「要避免承認這件事，就要持續表現出自己認為之前的投資是合理的。而表現這種信念的最佳方式就是繼續投入更多。」實際上，在另一項與此無關的實驗中，西北大學的心理學家巴里·斯托（barrystaw）發現，直接告訴人們某項投資決定是錯誤的，並不足以讓人收回這項決定。經濟系的學生們在發現一項投資是壞主意後，選擇持續投資的人比採取其他措施的人要多得多。
問題是，和大多數謬誤一樣，沉沒成本背後的心理活動——無視一連串的損失，繼續等待成功——並不總是非理性的。在類似的效應中，人們在等待一個終極目標時會承受穩定的小損失——比如已經等了一個小時公交車的人不願叫計程車，因為公交車隨時可能會來。而事實上，公交車也真的會來。我們願意承擔越來越大的風險，只為獲得更大的回報，比如在一個正有需求的地方建設大壩——帶來數十億美元的經濟效益，或者為一筆藝術遺產尋找買家——讓你成為一大批抽象表現主義重要畫作的發現者。唯一的問題是，我們看不到事情的真實面貌，因此低估了風險，又高估了成功的可能性。我們在騙局中的時間越長，投入越多，甚至是損失越多，我們就越會堅持相信我們最終會獲得成功：在欲擒故縱這個階段，我們損失慘重，看上去應該及早退場了。但是我們卻仍然出現在了「得寸」階段，再度付出，「進尺」階段也就毫無困難地進行了。
我們不但對風險視而不見，還會覺得在事後看來，過去的事情無比美好。1897年，尚未成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奧利弗·溫德爾（oliverwendell）在《哈佛法律評論》（citeharvardlawreview/cite）中寫道：「人們的本性如此。如果你長時間地喜愛或者使用屬於自己的某樣東西，無論這樣東西是財物還是某種想法，它都會紮根在你的身上。你會切齒痛恨想要把它奪走的行為，並試圖保護自己，無論你是如何得到這樣東西的。人類最深刻的本能，是法律所需的最正當的理由。」這就是塞勒於1980年首先提出的「稟賦效應」的寫照。我們的行為、思想、財產和信念是屬於我們的，因此，它們就會在我們對其進行投入後煥發出一種此前不曾有過的光彩。沉沒成本謬論會讓我們討厭發現問題，並不願離開自己選擇的道路。而稟賦效應則會誇大現狀——也就是我們已經在做的事——讓它們擁有過分積極的光明色彩。它會讓我們更想保持現狀。一旦那些來源不明的畫掛到了你家牆上，它們就會顯得更加真實——弗裡德曼本人就買了兩幅，並把它們永久性地懸掛在自己家一進門的走廊上。你的眼光當然不會錯了，看看它們多美。畢竟，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1991年，丹尼爾·卡內曼、理查德·塞勒和傑克·尼奇（jackknetsch）共同舉出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案例：他們的一位同事，也是一位經濟學家，在多年前曾購買了幾箱波爾多紅酒——他是法國紅酒愛好者。當時每瓶酒價值10美元，正好在他願意承受的範圍內。他有一個原則，就是儘量不買超過30美元的酒。不過，隨著時間過去，他這幾箱酒大大升值了。現在，每瓶酒在拍賣會上的價格已經超過了200美元。很多買家來找這位朋友，出高價想購買他手中的紅酒。他拒絕了這些人——但他同時也拒絕以當下的「天價」再買入更多的紅酒。他不會因為擁有更多紅酒而獲得更大的快感——他根本不相信紅酒值這個價。行為經濟學家們認為，他同時身受稟賦效應和現狀偏見（statusquobias）的影響——對他來說，自己擁有的紅酒價值超過了200美元，這僅僅因為它們是屬於他的，而完全相同的紅酒完全不值得購買；同時，他又想保持原狀，不買也不賣，只是繼續擁有就好。
從實驗角度看，稟賦效應被研究得很透徹。實驗反覆顯示，如果某人缺乏某樣東西——比如一支筆或是一個馬克杯，類似實驗經常使用這兩樣東西——他們願意為購買這樣東西付出的錢要少於擁有這些東西的人為其定的售價。比如卡內曼和塞勒諸多實驗中的一個。在這個實驗裡，參與者會得到一系列價格，從0.25美元到9.25美元。然後，參與者要回答三個問題中的一個：參與者得到了一個馬克杯，然後被詢問是否願意以某種價格賣出這個杯子（「出售者」）；參與者沒有得到馬克杯，而是被詢問是否願意以某種價格購買一個杯子（「購買者」）；參與者被詢問，是願意得到一個馬克杯還是某種數目的金錢（「選擇者」）。客觀上看，出售者和選擇者的立場是完全一樣的：他們能自己選擇價格，以及是得到杯子還是保留金錢。然而，研究者發現，選擇者的實際行為卻更像購買者。如果給出的錢少於平均3.12美元，他們就願意選馬克杯（購買者平均願意花2.87美元購買）。超過這個數，他們就會選擇錢了。而出售者則不願以少於7.12美元的價格售出杯子。一旦我們擁有了某樣東西，它的價值就會因為這種擁有而水漲船高。我們不再以客觀的眼光看待這樣東西，而是以一種下注後的賭徒的眼光看待它。
兒童也會本能地做出同樣的事情：在他們眼中，自己擁有的玩具比缺少的更有價值。這與「這山望著那山高」正好相反。理性讓我們更享受自己擁有的東西。因此，這些東西在我們心中的價值也就提高了。
現狀偏見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我們喜歡事情本來的樣子。孩子們已經知道他們手裡的玩具很好玩了，為什么要冒險換成別的可能不好玩的新玩具呢？新的道路總是不確定的，而我們所在的道路已經為我們所熟悉。問問那些推出新口味可樂的商人吧，他們準會告訴你人們對現狀有多么依賴。從玩具到選舉（「現任者效應」），還有靠著慣性繼續的工作和感情，現狀都無比誘人。英國作家塞繆爾·約翰遜（samueljohnson）曾說過：「每個人都有什么事也不做的能力。」而一旦進入了騙局的最後階段，我們的投資就會讓我們無法對此前的證據進行客觀判斷，我們會對「欲擒故縱」視而不見，並順利進入「得寸」階段，因為我們拒絕承認自己可能是錯的。我們堅持一意孤行，儘管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我們應該做出改變了。因此，騙局的成功也就順理成章了：「進尺」順利無阻，而我們則被騙得體無完膚。
在對類似效應的一項早期研究中，威廉·薩繆爾森（williamsamuelson）和理查德·澤克豪瑟（richardzeckhauser）讓參與者扮演普通人、管理者、政策制定者等角色。在一個情景中，約500名經濟系學生要假裝自己對投資一無所知（雖然他們實際上對金融知識所知甚多，並對市場興趣濃厚），卻從親戚那裡得到了一筆豐厚的遺產。他們該如何用這筆錢投資呢？完全憑自己決定的人做出的選擇，與那些被告知遺產中的一部分已經被投資到某公司的人完全不同。單獨來看，這家公司並不是特別好的投資選擇。不過，一旦已經有不少資金被投進去，很多人就選擇繼續向這家公司投資了。
在資訊明顯不利於現狀時，類似的情形仍然出現了。這次，學生們被要求想象自己是一家地區航空公司的高管，要決定在兩年之中，每一年的航班租賃次數和飛機型別。實驗設計者表示，他們可以在第二年改變策略，而不用擔心付出任何成本。在做出每一年的決策之前，學生們都會收到一份對當年經濟狀況的預測。這份預測可能是積極的（穩定的機票價格和充足的客源）或是消極的（價格戰和客源緊張）。部分學生會收到積極的首年預測和消極的次年預測，而其他學生則會收到兩份差不多的預測。
從理性角度來看，得到積極預測的決策者應該選擇更多飛機的租賃配置，而得到消極預測的決策者則應該選擇更少的配置。如果預測情況發生了對調，前者就應該選擇更少的配置，後者相反。然而，學生們卻沒有這樣做。在第一種情況下，64%的學生一開始就選擇了更多的配置，50%的學生在第二年仍然堅持這種配置。在這種情況下，共有79%的人第二年沒有改變選擇，保持了現狀（無論選擇了哪種配置）。在第二種情況下，57%的人在第一年選擇了更少的配置，43%的人在第二年也沒有改選更多的，儘管這意味著他們喪失了增加利潤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86%的人在情形發生變化、產生了新資訊的情況下，仍然維持了第一年的選擇。換句話說，情況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現狀卻並未因此改變。薩繆爾森和澤克豪瑟繼續在真實生活中驗證這種效應，研究物件首先是哈佛大學僱員健康計劃的預設選項，然後是教師保險與養老金協會的退休計劃。在這兩個案例中，現狀保持不變的情況非常明顯。儘管出現了更新、更好的方案，但人們仍然會堅持自己熟悉的方案。兩人指出：「人們保持現狀的原因可能是為了方便、習慣或慣性、（公司或政府的）政策或規矩，也可能是出於恐懼或天生的保守性格，或是簡單思考的結果。」無論出於何種原因，他們都會有一種不顧一切保持現狀的強烈偏見。而當他們被告知原因，被要求做出改變時，「大多數人很容易就相信了這種行為模式（包括其原因），但看上去對自己也可能是這種偏見的持有者卻毫無察覺（並且還有點兒難以置信）」。
在騙局中，現狀對騙子有利，對目標無情。這涉及一個人的眼光。比如，安·弗裡德曼會想，我已經把我自己的名譽和這些畫綁在了一起。我出售這些畫，自己也購買了兩幅，並把它們掛出來展覽。顯然，我很相信這些畫，別人也都知道這一點。如果我現在半途而廢，那成什么樣子？再說，也沒有理由擔心。我們在一條道路上投入時間越長，感覺就越好。騙我一天，是騙子的錯。但騙我幾個月、幾年、幾十年，那就完全不同了。我沒有那么蠢，不可能被矇蔽這么久。這種想法正是我們在「得寸」階段更易受騙的原因：我們會不停付出，以證明自己是「客觀」的。而當我們終於意識到出了問題——如果有這么一天的話——「進尺」的工作早已完成，騙局也已接近尾聲了。
我們一旦身陷騙局，就很容易去做阻力最少的選擇。那會讓我們覺得自己已經做的事是正確的，並讓我們不再需要努力前進。隨著我們越陷越深，從心理上掙脫甚至意識到我們需要掙脫也就越來越難。似乎一切都在與這種慾望作對。
還記得德馬拉在「卡尤加」號上瞞天過海的故事嗎？即便訊息傳來，證明他是冒牌貨而不是醫生，船長還是拒絕相信這一切。他認為另一位西爾醫生才是騙子。他覺得自己不可能被德馬拉的謊言矇蔽。在分別時，他對德馬拉說，隨時歡迎他回來繼續做隨船醫生。他對德馬拉的醫術放一百二十個心。
同時，我們會告訴自己，一旦發現危險訊號，我們能隨時抽身而去。我想走就走。這是我的選擇，我的生活，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我之所以一直沒有離開，是因為沒有出現危險訊號，因此也沒有理由停下我正在做的事。只要我想，只要有好的理由，我隨時都能改變主意。畢竟，我很聰明，很成功，很有懷疑精神。
可惜的是，這種自信不過是錯覺。對自己能控制何時離開的自信，是對自己能控制那些力所不及的事情的自信的一種表現——通稱為「控制錯覺」（illusionofcontrol）。我們不斷付出，直到傾家蕩產，成為「得寸進尺」的受害者，就是因為我們永遠無法及時退出。我們總覺得局勢在自己控制之下，因此我們永遠意識不到什么時候應該止損並逃離騙局。
1975年，心理學家埃倫·蘭格（ellenlanger）進行了一項簡單的實驗：讓參與者拋硬幣，並猜測哪一面向上。不過，那枚硬幣被做過手腳，蘭格精心設計了實驗順序。一些參與者一開始就能做出大量正確猜測；一些則在大多數情況下都猜錯，直到最後才開始猜對；而還有一些人猜對猜錯的機率差不多。在各種情況下，每種猜測的數量都一樣，不同的只是它們出現的順序。
猜硬幣幾乎是純靠運氣的，除非硬幣被做過手腳，猜對的機率無限趨近50%。你無法控制結果，也不能改進技巧。沒有人擅長或不擅長猜硬幣。不是正就是反，就這么簡單。然而，人們卻不這么看。那些一開始就總能猜對的人宣稱自己就是善於預測。他們認為這是一種技能而非運氣，並宣稱如果勤加練習，他們還能更進一步。蘭格問他們之前猜對過多少次，結果他們給出的數字遠遠高於實際。蘭格便把這種傾向稱為控制錯覺：我們認為自己能控制狀況，儘管這是不可能的——即使在腦海深處，我們知道自己面對的不過是全憑運氣的局面。正如蘭格為她的論文起的標題：《正面是我贏，反面是機率》（「heads,iwin;tails,it’schance」）。
在獲得成功時，我們會過高地估計自身，而不是外部因素的作用。而當出現問題，我們總會迫不及待地怪罪命運。多項研究發現，教師會把學生的進步歸功於自己，卻把持續表現不佳的原因歸咎於學生自身。投資行為也一樣：如果我們選的股票上漲了，我們就會認為是自己眼光獨到；如果下跌了，全怪市場不好。
而我們越深陷某事，無論是騙局還是沒那么惡性的情況，這種錯覺就會越強。蘭格在一項研究中設計了一項完全由運氣決定的彩票遊戲。她發現，人們對這項遊戲瞭解得越多，就越相信自己能贏，以至於寧願保留自己手中的彩票，也不願去換一張客觀中獎率更高的彩票。此外，如果參與者進一步熟悉某種純靠運氣的任務並加以練習，他們對成功完成任務的信心就會大大增強——儘管該任務依靠運氣的本質沒有任何變化。比如，在一個擲骰子游戲中，如果擲出骰子的是他們自己而非別人，這些人就會認為自己多少能控制擲出的點數。而最可怕的一點在於，你試圖仔細思考，卻只會讓自己已有的信念更加極端化。蘭格發現，在進行「理性」思考後，最初的樂觀情緒只會進一步加強。人們會認為自己真的就是這么出色。換句話說，如果安·弗裡德曼當時能停下來，仔細想想自己出售抽象表現主義畫作獲得的巨大商業成功，她只會更堅信自己是一名出色的畫廊總監、一位品味絕佳的鑑賞者，而不是一場驚天騙局的潛在受害者。因此，她只會一路走進「得寸」階段，賣出更多的畫作，直到「進尺」讓她身敗名裂，欲訴無門。
這種錯覺不僅出現在賭博中。在對該效應進行的一次經典實驗中，幾名臨床心理醫生被要求對一份性格剖析圖給出基於信心的判斷。他們獲得了一份包括四個部分的報告。這份報告是根據真實臨床案例得來的。在讀完每一個部分後，醫生們要就病人的性格回答一系列問題，比如病人的行為模式、興趣、對重大事件的典型反應，等等。此外，他們還要根據自信程度對自己給出的回答打分。讀過每一個部分後，關於這一案例的背景資訊也就相應增加了。醫生們瞭解得越多，對自己回答的信心也就越強，然而他們回答的準確率卻沒有變化。實際上，除了兩名醫生之外，所有人都表現出了越來越強的自信。他們的自信程度從第一階段的33%上升到了最後一個階段的53%，回答準確率卻一直保持在不到28%的水平（由於是五選一的選擇題，所以其實全憑運氣也能達到20%的準確率）。
為什么控制錯覺會如此頑固？其實，它對我們的健康與成功往往能起到積極作用。這種錯覺能幫助我們應對壓力，讓我們在遇到挫折時堅持下去而不是放棄。具有控制感的人疾病痊癒的速度也比較快，無論是生理還是心理上。和其他的樂觀偏見一樣，控制錯覺也能給我們帶來積極情緒的力量。
不幸的是，毫無根據的控制錯覺會起到完全相反的作用，導致更加失控的糟糕表現。一項研究觀察了倫敦四家銀行的107名交易員，發現那些控制錯覺最強的人表現最差。這一點從這些交易員的主管對他們的評價以及他們獲得的薪水中就可以看出。另一項研究發現，人們越是感覺到自己有控制力，進行多樣化投資的策略就越差。第三項研究表明，金融分析專家的控制錯覺越強，對市場預測的信心就越強——同時也越不準確。
至於那種覺得自己隨時可以脫身的想法，其實也是錯覺。我們投入越多，就越難退出。對隨時脫身的希望讓我們覺得自己真能做到這一點，但其實我們早就切斷了自己的退路。我們在事情早已脫離控制的時候還堅信一切盡在掌握中。這種想法讓我們產生自信，而這種自信其實毫無道理。
弗裡德曼後來對我說，如果發現了任何危險訊號，她一定會立即叫停。她從未感覺到——一次也沒有，直到一切已經太遲。她全心全意地相信那些畫。如果畫有問題，她絕不會放任不管。但是，即便在法律訴訟開始後，她還是深信不疑。她堅稱沒有出現過任何危險訊號，她沒有任何理由去懷疑，這些畫本身就足以說明問題，它們都是百分之百的真品。
弗裡德曼永遠記得那一天：那天早晨，她的律師打電話來告訴她，格拉菲拉·羅薩爾斯坦白了一切，所有的畫都是贗品。弗裡德曼震驚得說不出話。她掛掉了電話。不，這不可能，那些畫都是真的，她心裡知道這一點。如果是假的，她會知道的，她會感覺到的，她會看出來的。然而她無法控制的是羅薩爾斯的坦白。到最後，事實不容置疑：這些年來，所有的畫，那些大師手筆，都不過是一個謊言。「得寸進尺」早已完成，而她甚至都沒意識到自己身處騙局之中。
在她生日前一天的晚上，安·弗裡德曼獨自坐在位於聖路易斯的酒店房間的床上。她來參加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校友會。她像往常一樣，住在麗思卡爾頓酒店。她望著自己的手機。至少從1995年以來，格拉菲拉每一年都準時向她發來生日祝福，從無例外。她每一年都會送來一樣生日禮物——低調脫俗，從不浮誇，但總是含義雋永。弗裡德曼知道自己不該打電話，她的律師就此警告過她多次了。但她難以控制自己。她們需要談一談。
在第一聲鈴響後，格拉菲拉就接起了電話。安沒想到真能聽到她的聲音。她知道，格拉菲拉也被警告要遠離她。畢竟兩人是一場刑事訴訟的關係人。
「你毀了我。」安只有這一句話可說，「我要你知道，你毀了我的全部人生。我是那么相信你，你卻毀了我。」格拉菲拉沒有回答。她斷斷續續、含糊不清地說了什么，聽上去像是在道歉。也許吧。但安覺得自己聽到了哭泣的聲音。然後，電話斷線了。美製1加侖約合3.78升。——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