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一個人造的、在地球上誕生的物體，被髮射到了太空中，在隨後的數星期內，它繞地球航行，與不停地做旋轉運動的天體——太陽、月亮和星辰——一樣，遵循著同一套重力規律。準確地說，這個人造衛星既不是月亮或星星，也不是沿圓周軌道執行的天體，後者對我們受地球壽命所限的凡人來說，是永恆存在下去的東西。不過，在一段時間裡，這個人造衛星打算留在太空中，它以與天體近似的方式在天上棲息和執行，彷彿它已被暫時地允許加入它們的高貴行列。
這一在重要性上無可比擬，甚至比原子裂變還重要的事件，如果不考慮它在軍事上和政治上帶來的令人不快的影響，就應當得到人們無比喜悅的歡呼。但奇怪的是，人們的歡呼並非勝利的喜悅，也不是在面對人力掌控自然的巨大力量時，充盈於心中的驕傲和敬畏之情(現在當他們從地球上仰望天空時，就能觀看到一個他們自己製造的東西)。在事件發生的一瞬間，直接的反應是大鬆一口氣，人類總算「朝著擺脫地球對人的束縛邁出了第一步」。這個奇特的宣言不是某個美國記者隨口說說的，而是恰好重複了二十年前刻在一位俄國偉大科學家墓碑上的驚人之語：「人類不會永遠束縛在地球上。」
這樣的情緒一段時間來很常見，表現為人們已處處不願再慢吞吞地理解和適應科學發現和技術進步，而且，他們在幾十年裡就把科學甩到了後頭。在這兒和在其他方面一樣，科學家們實現了人們最大膽的夢想，證明這些夢想既不狂野也非荒誕無稽。新奇的只是這個國家中最受人尊敬的一份報紙，終於把直到那時還塵封在不太受人尊敬的科幻文學裡的故事(不幸的是，對科幻故事作為一種大眾情緒和大眾願望的傳達手段，沒有人給予應有的重視)登上了報紙頭條。這個報道的平庸不應當讓我們忽視它事實上的了不起，因為儘管基督徒說過塵世是一個淚之谷，哲學家把他們的身體視為思想或靈魂的監獄，但人類歷史上還沒有哪個人把地球本身看作人類身體的監獄，或表現出如此急切地想從地球上移居到月球上的渴望。難道肇始於一種背離(不必然是背離上帝，而是背離作為「我們在天上的父」的一位神)的現代解放和世俗化，要終結於更致命的對地球本身——天空下所有生物之母——的背棄嗎？
人的境況前言地球是人類條件的集中體現，而且我們都知道，地球自然是宇宙中獨一無二的能為人類提供一個棲息地的場所，在這裡人類不借助人造物的幫助，就能毫不費力地行走和呼吸。世界上的人造物把人類存在與一切純粹的動物環境區分開來，但是生命本身是外在於這個人造世界的。而現在大量的科學投入卻致力於讓生命也成為「人工的」，切斷這一讓人屬於自然母親懷抱的最後紐帶。同樣一種擺脫地球束縛的強烈渴望，也體現在從試管中創造出生命的努力，體現在「從能力顯著的人身上取出精子冷凍」，混合後「放在顯微鏡下製造出超人」，並「改變(他們的)體形和能力」的願望中。而且我猜想，擺脫人類條件的心願，也體現在讓人的壽命延長到百歲以上的期望中。
科學家告訴我們，他們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裡就可以生產出的未來人類，似乎擁有一種反抗人類被給定的存在的能力，擁有一種不知從哪裡來(就世俗而言)的自由天分，只要他願意，他可以給自己換上他造出來的任何東西。沒有理由懷疑我們實現這種自由交換的能力，正如沒有理由懷疑我們當今有能力破壞地球上的所有有機生命。問題僅僅在於，是否我們真的想在這一方向上使用我們的新科學技術知識，而且這個問題不能由科學手段來決定，它是首要的政治問題，從而也不能留給專門科學家和專門政治家來回答。
即使這樣的可能性還處在遙遠的將來，但科學偉大勝利的首個令人振奮的結果，已經讓科學家們感到他們自身處在自然科學的危機當中了。一個棘手的事實就是，現代科學世界觀的「真理」，雖然可以用數學公式來演示並在技術上得到證明，但無法再讓自身表達為普通的言說或思想。只要這些「真理」一得到連貫的概念表述，接下來的陳述就必定是「或許不像‘一個三角形的圓’那樣無意義，但至少像‘一個長翅膀的獅子’那樣無意義」(薛定諤語)。我們還不知道這種狀況是不是最終的，但有可能的是，我們——受地球限制卻彷彿像宇宙的居民一樣行動的生物——大概永遠都無法理解，即無法思考和談論我們仍然能夠做的東西。就此而言，我們的大腦(構成了我們思想的物理和物質條件)似乎沒有能力理解我們所做的事，以至於從現在起，我們的確需要人造機器來代替我們思考和說話。如果真的證明了知識(在現代意義上是「知道—如何」)與思想已經永遠分道揚鑣，那么我們確實變成了無助的奴隸，不僅是我們機器的奴隸，而且是我們的「知道—如何」的奴隸，變成了無思想的生物，受任何一個技術上可能的玩意兒的操縱，哪怕它會置人於死地。
除了這些最終的和尚不確定的後果之外，科學所創造的形勢還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凡言談遭遇危險之處，事情就在本質上變成了政治的，因為言談使人成為一種政治存在。假如我們遵照如此頻繁地催促著我們的建議，即讓我們的文化態度也去適應當前科學成就的地位，我們就會不顧一切地採取一種讓言談不再有意義的生活方式。因為今天的科學已經被迫採取了一種數學符號「語言」，雖然這種符號語言最初只不過用作口頭陳述的一種省略形式，但它現在包含的陳述再也不能轉譯回口頭言說。為什么說不信任科學家作為科學家的政治判斷是明智的，首先不是因為他們缺乏「性格」——他們沒有拒絕發明核武器，也不是因為他們「天真」——他們不明白這些武器一旦被髮明出來，就沒有人會就如何使用來諮詢他們的意見，而恰恰是因為這樣一個事實：他們生活在一個言談已經喪失力量的世界裡，無論人們做什么、認識什么或經驗什么，都只有在能被談論的範圍內才有意義。或許存在著超越言談的真理，或許這些真理對單個人來說非常有意義，即他可以是任何人，只要他不是一個政治的存在。但複數的人(就生活和行動於這個世界上的人們而言)能夠體驗到意義，僅僅因為他們能夠互相交談，能夠聽懂彼此和讓自己也弄明白。
當然更迫在眉睫的和也許同樣重要的，是另一個差不多同樣危險的事件：自動化的發明。這個東西在幾十年裡就使工廠變得空空蕩蕩，把人類從它最古老最自然的重負——勞動負擔和必需性的束縛中解放了出來。在這兒，人類條件的一個根本方面也處於危險之中，不過對這種條件的反抗，以及把人從勞動的「辛苦操勞」中解脫出來的願望，並不是現代特有的，而是和有記載的人類歷史一樣古老。擺脫勞動的自由不是一種新的自由，它曾經屬於少數人最牢固的特權。就此而言，似乎科學進步和技術發展只不過被利用來達到從前所有時代都夢想過，但沒有人能夠實現的東西。
不過，這些都只是表面現象。現代已經從理論上完成了對勞動的讚美，並導致整個社會事實上變成了一個勞動者社會。從而這個願望就像神話故事中的願望一樣，在它實現的那一刻就自我挫敗了。這個社會是一個即將從勞動的鎖鏈中解放出來的勞動者社會，並且這個社會不知道還有什么更高階、更有意義的活動存在，值得它去為之爭取從勞動中解放出來的自由。這個社會是平等主義的社會，因為人們以勞動的方式共同生活，在這裡沒有階級留下來，沒有一種帶有政治或精神性的貴族留下來，讓人的其他能力可以得到儲存和更新。甚至總統、國王和總理都把他們的職位看成社會生活必需的一項工作。在知識分子當中，只有孤獨的個人把他們正在做的事情當成一項創作，而非一項謀生活動。我們面臨的前景是一個無勞動的勞動者社會，也就是說，勞動是留給他們的唯一活動。確實沒有什么比這更糟的了。
對於這些當務之急和困境，本書不打算提供一個答案。這樣的答案每天都在給出著，而且它們是實踐政治的事情，服從於多數人的同意；答案也從來不在於理論考慮或某個人的意見，彷彿我們這裡處理的問題能一勞永逸地給出解答似的。我下面打算做的，是從我們最嶄新的經驗和我們最切近的恐懼出發，重新考慮人的條件。顯然，這是一個思想的問題，而無思想——不顧一切地莽撞或無助地困惑或一遍遍重複已變得瑣屑和空洞的「真理」——在我看來正是我們時代的特徵。因此，我打算做的非常簡單，僅僅是思考我們正在做什么。
「我們正在做什么」確實是本書的中心主題。它只處理人類條件的最基本區分，討論那些傳統上，以及按照通行意見，都在每個人力所能及範圍內的活動。由於此點和其他原因，人之所能的最高階，或許也是最純粹的活動——思考活動，就不在當前的考慮範圍內。從而本書限於系統地討論勞動、工作和行動，這三者構成了本書的主要三章。就歷史而言，我在最後一章處理現代，對我們從西方歷史上所知的、諸活動等級序列的多種概貌的討論，也貫穿在全書當中。
不過，現代和現代世界還不是一回事。從科學上講，肇始於17世紀的現代，已於20世紀初終結；從政治上講，我們今天生活於其中的現代世界，隨著第一次原子爆炸而來臨。這裡我不討論作為本書寫作背景的現代世界。一方面，我把自己侷限於對那些一般人類能力的分析上，這些人類能力出自人的條件，因而是永恆的，即只要人類條件本身不改變，它們就不會無可挽回地喪失。另一方面，歷史分析的目的是追溯現代的世界異化——人逃離地球進入宇宙和逃離世界返回自我的雙重過程——的根源，以達到對這樣一個社會之本性的理解：這個社會從它被一個嶄新、未知的時代的來臨所征服的那一刻起，就開始發展和表現自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