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積極生活與人的條件
我打算用積極生活(vitaactiva)的術語，來指示三種根本性的人類活動：勞動(labor)、工作(work)和行動(action)。這三種活動之所以是根本性的，是因為它們每一個都相應於人在地球上被給定的生活的一種基本條件(thebasiccondition)。
勞動是與人體的生命過程對應的活動，身體自發的生長、新陳代謝和最終的衰亡，都要依靠勞動產出和輸入生命過程的生存必需品。勞動的人之條件是生命本身。
工作是與人存在的非自然性相應的活動，即人的存在既不包含在物種週而復始的生命迴圈內，它的有死性也不能由物種的生命迴圈來補償。工作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於自然環境的「人造」物的世界。這個世界成為每個個體的居所，但它本身卻註定要超越他們所有的人而長存。工作的人之條件是世界性(worldliness)。
行動，是唯一不以物或事為中介的，直接在人們之間進行的活動，與之對應的是複數性(plurality)的人之條件，即不是單個的人，而是人們，生活在地球上和棲息於世界的事實。儘管人類條件的所有方面都在某種程度上與政治相關，但複數性卻是一切政治生活特有的條件——不僅是必要條件(conditiosinequanon)，而且是充分條件(conditioperquam)。因此在羅馬人(也許是我們已知的最富政治性的民族)的語言中，「活著」等於說「在人們中間」(interhominesesse)，「死去」等於說「不再在人們中間」(interhominesessedesinere)。行動的複數性條件甚至最早包含在《創世紀》中(「他創造了他們男人和女人」)，假如我們理解這一關於人的被造的故事根本上不同於另一個故事版本的話。[在那個版本里，上帝最初創造了「一人」(亞當)，即創造了「他」而非「他們」，以至於人類眾生只是繁衍的結果。]假如人僅僅是同一個模子無休止重複和複製的結果，其本性或本質就像任何其他東西的本性或本質一樣，對所有人來說都是相同的和可預見的，則行動就是一場不必要的奢侈，一次對普遍行為規律的任意干預。複數性是人類行動的條件，是因為我們所有人在這一點上是共同的，即沒有人和曾經活過、正活著或將要活的其他任何人相同。
所有這三種活動和它們相應的條件都與人存在的最一般狀況密切相關：出生和死亡、誕生性(natality)和有死性(mortality)。勞動不僅確保了個體生存，而且保證了類生命的延續。工作和它的產物——人造物品，為有死者(mortals)生活的空虛無益和人壽的短促易逝賦予了一種持久長存的尺度。而行動，就它致力於政治體(politicalbody)的建立和維護而言，為記憶，即為歷史創造了條件。勞動、工作以及行動，就它們都承擔著為作為陌生人來到這個世界上的、源源不絕的新來者，提供和儲存世界併為之謀劃的責任而言，它們三者都根植於誕生性。不過在這三者當中，行動與人的誕生性條件聯絡最為緊密；我們能在世界上感受到誕生所內含的新的開端，僅僅因為新來者具有開創新事的能力，也就是行動的能力。在此創新的意義上，行動的要素(從而也是誕生性的要素)內含在所有人類活動之中。而且，既然行動是最出色的政治活動，那么誕生性而非有死性，就是政治思想的核心範疇(有死性乃形而上學思想的核心範疇)。
人的條件包括的不僅是生命被給予人的那些條件。人也是被條件規定的存在者(conditionedbeings)，因為任何東西一經他們接觸，就立刻變成了他們下一步存在的條件。積極生活置身於其中的世界，是由人的活動所產生的物組成的，但是這些完全由於人方得以存在的物，常常反過來限制了它們的人類創造者。除了人在地球上的生活被給定的那些條件外，人也常常部分地在它們之外，創造出他們自己的、人為的條件；儘管後者來源於人，因而是可變的，但也跟自然物同樣具有了制約人的力量。因而，任何接觸到或進入人類生活穩定關係中的東西，都立刻帶有了一種作為人類存在條件的性質。這就是為什么無論人類做什么，他們都總是受制約的存在者的原因。任何自行進入人類世界或被人為拉進人類世界的東西，都變成了人類條件的組成部分。世界現實對人類存在的影響，被感知和接受為一種限制人的力量。世界的客觀性——它的物件性或物性——與人類條件互為補充；因為人類存在是被條件制約的存在，人類就不可能沒有物而存在，而如果物不是作為人類存在的條件，它們就只是一堆不相干的物品的堆積，一個非—世界(non-world)。
要避免誤解：人的條件不等於人的本性，與人的條件相應的所有人類活動和能力的總和，都不構成任何類似於人的本性的東西。無論是我們本書中討論到的人類活動和能力，還是像思想和理性那樣略去不論的活動或能力，甚至對活動和能力最詳盡無遺的列舉，都不構成所謂人存在的本質屬性(意即沒有它們，存在就不再是人的存在)。在人的條件中我們所能想象的最極端的改變，莫過於人從地球移居到另一個星球上。這一併非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意味著人將不得不生活在人造的條件之下，完全不同於地球給予的那些條件。的確，到那時，勞動、工作和行動，以及我們所知的思想都不再有任何意義了。然而，即使那些我們想象的離開地球的漫遊者，也仍然是人；我們關於他們的「本性」所能做的唯一宣告是：他們依然是受條件規定的存在者，即使現在他們的條件在很大程度上是人自己造的。
人之本性的問題，奧古斯丁所謂的「我對我自己成了一個問題」(quaestionihifactussum)，似乎在個體心理學和一般哲學的意義上都是無法回答的。我們能認識、確定和定義我們周圍萬物的自然本性，但是我們無法對自己做同樣的事——就像無法跳出自己的影子一樣。另外，沒有什么東西能讓我們有理由假定，人像其他事物一樣，有一種本性或本質。換言之，如果我們確有一種本性或本質，那么只有上帝才能知道或定義它，而首要的前提是他能像說出一個人是「什么」(what)一樣說出這個人是「誰」(who)。此處的困難在於，人的認知模式只適用於認識有「自然」性質的事物，包括對我們自身的認識，也限於我們作為有機生命發展最高階段的樣本。但是當我們提出「我們是誰？」的問題時，人的認知模式就不起作用了。這就是為什么企圖定義人的本性的各種嘗試，都不可避免地終結於構造出某個神，哲學家的神的原因(自柏拉圖以來，這個神已經被思辨為某種關於人的柏拉圖式理念)。當然，神聖者的哲學概念被揭露為不過是人的能力和性質的概念化產物，並不是一個關於上帝不存在的證明或辯護；但是定義人的本性的嘗試很容易導致我們產生某種「超人」的觀念，並把它等同於神，這一事實足以讓人對「人之本性」的概念投去懷疑的目光。
另一方面，人存在的那些條件——生命本身，誕生性和有死性，世界性，複數性以及地球——從來不能「解釋」我們是什么或回答我們是誰的問題，原因很簡單，這些條件從未絕對地限制我們。一直以來，哲學對此的意見不同於那些同樣也關心人的問題的科學——人類學、心理學、生物學，等等，但是今天我們可以說我們業已在科學上證明了，雖然我們現在，也許將來要一直生活於地球環境中，但我們不僅僅是侷限於地球的生物。現代自然科學之所以能取得巨大勝利，就在於它能從一個真正宇宙的觀點來對待地球所限的自然(earth-boundnature)，也就是說，明確大膽地從地球之外取得一個阿基米德點。
2.積極生活的術語
積極生活一詞承載且過度承載了傳統的負擔。這個詞跟我們的政治思想傳統一樣悠久(但並不早於它)。而這個遠沒有把西方人全部的政治經驗加以總結和作概念化表述的傳統，產生於一種特定的歷史聚合：蘇格拉底的審判和哲學家與城邦之間的衝突。這個傳統取消了與其直接政治目的無關的許多更為遠古的經驗，並最終以一種高度選擇性的方式，在卡爾·馬克思的著作中達到了終結。vitaactiva本身是中世紀哲學對亞里士多德的biospolitikos(政治生活)的標準翻譯，在奧古斯丁著作中已經出現，在那裡作為交談或實踐的生活(vitanegotiosaoractuosa)，仍反映了這個詞的原初意義：一種致力於公共政治事務的生活。
亞里士多德區分了自由人可能選擇的，自由，意即完全不受生存必需品和由於生存必需而產生的關係的束縛。自由的前提條件就排除了所有首要目的在於維生的生活方式——不僅包括勞動的生活(勞動是奴隸的生活方式，為了活命，他忍受必然性的強迫和主人的統治)，而且包括自由手藝人的製作生活和商人的斂財生活。簡言之，任何人自願或非自願地為了他全部或暫時的生存，喪失了他運動或活動的自由傾向，就都被排除在了自由生活之外。而其餘三種生活方式的共同點是它們都關注「美」的事物，即關注既非必要又非純粹有用之物：在享樂生活中，美是用來消費的；在致力於城邦事務的生活中，卓越產生了美言嘉行；在探索和沉思永恆之事的哲學家生活中，恆久的美既不會因為人們的營役而生成，也不會因為人們的消遣而改變。
亞里士多德的用法和後來中世紀對這個詞的用法的主要區別在於，亞里士多德的biospolitikos顯然只用於人類事務領域，強調建立和保持人類事務領域的行動、實踐(praxis)。在他看來勞動和工作都不夠有尊嚴，不足以構成一種完整意義上的生活(bios)，一種自主的和真正屬人的生活方式；因為勞動服務於必需的東西，工作生產有用的東西，它們都依賴人類的需要和缺乏。政治生活能脫離這一論斷，要歸功於希臘人對城邦生活的理解，城邦對他們意味著一種十分特殊的、出於自由而選擇的政治組織形式，而決非任何一種為了讓人們有序地聚合一起所必需的行為模式。雖然不論希臘人還是亞里士多德都沒有忽略這個事實，即人類生活總是需要某種政治組織，對臣民的統治也可以構成一種特定的生活樣式，但在他們看來暴君的生活方式不能說是自由的，也跟政治生活沒什么關係，因為它「僅僅」是一種必然性。
隨著古代城市國家的消失——奧古斯丁也許是最後一個至少知道作為公民意味著什么的人——積極生活這個詞失去了它特定的政治意義，開始意指所有致力於此世之事的活動。準確地說，古代城市國家的消失並沒有造成工作和勞動在人類活動等級中的上升，乃至於後來上升到與政治生活享有同等尊嚴的高度。實際出現的反倒是另一種情況：行動也從塵世生活必需性的層次上考慮，以至於沉思[理論生活(biostheōrētikos)此時被譯作沉思生活(vitacontemplativa)]成了唯一真正自由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