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那些在美國取得成功的人----無論他們出身於何種階層，或者他們的活動範圍如何----都有可能進入名流圈。這個名流圈的世界，現在成為了具有公眾影響力的美國名利場，雖然不是自下而上建成的，但是它緩慢而穩定地連線著當地社會和都市400強。它是基於全國性的權力和財富等級，自上而下建立的，大眾傳媒在全國為其做宣傳。因為這些等級和媒體已經覆蓋到美國社會，名流新秀同傳統富家子弟和名媛們的競爭已拉開帷幕，前者為後者提供補充，甚至取代了後者。
隨著經濟上的最佳化整合，軍事地位的提升，國土擴張導致的集權化，誕生了國家精英，佔據大型集團統治地位的人成為公眾注意的焦點，也是被大力塑造的物件。同時，隨著國家大眾傳播手段的細化，娛樂界的職業名流已經全面、不斷地進入全國人民的視野。因為名流在全國都有魅力，他們是所有娛樂和宣傳手段的焦點。都市400強和企業精英必須和世界名流競爭，或者藉助他們的聲望。
但是究竟什么是名流？名流不需要進一步的身份證明。瞭解他們的人遠遠超過了他們瞭解的人----不需要準確的計算。名流顯貴所到之處總能被人認出，掀起一片沸騰，令人既興奮又驚訝。他們所做之事皆有公眾影響力，或多或少會持續一段時間，他們是媒體訪談節目和娛樂節目的目標物件。當影響褪去----一定會的----名流們依然存在，人們時不時會被問到"還記得他嗎？"這就是名流的內涵。
一
在咖啡社會中，名流圈的主要成員----機構精英、大都市社交名流和專業藝人----相互合作，互相幫對方實現名望訴求。公眾的焦點通常很一致，聚光燈往往會將咖啡社會中發現的魅力傳播給更廣泛的公眾。在咖啡社會，擁有全國性的魅力已經成為穩固的商業路線。
咖啡社會存在於紐約的餐廳和夜總會----從第五十到第六十街，在第三大道和第六大道之間。莫里·保羅（maurypaul）在1919年發明了紐約早期荷蘭移民的後裔這個詞彙，用於表示一小部分人，他們在公共場合玩樂，但不會去彼此家中做客。直到1937年，《財富》雜誌刊登了一篇關於咖啡社會頗有見地的報道，緊緊圍繞著咖啡桌旁的是妖豔撩人而沒有真才實學的職業名流，以及像約翰·海·惠特尼（johnhaywhitney）一樣的舊上流階層成員。
總之，咖啡社會基於宣傳效應，其成員的行為舉止和人際關係常常是社會編年史家和娛樂專欄作家的素材----他們以這種知名度為生。這些編年史家和侍者領班最初的身份是聚會的專業組織者或者記者，現在已經成為職業名流，將名流圈塑造成現在的模樣。1937年，莫里·保羅仍在評論獲得認證的都市400強，儘管他也談及了他們更活躍（積極）的方面。繼他之後，伊戈爾·卡西尼（igorcassini）使用"查理·尼克博克"這個筆名，肆無忌憚地加以評論，他描述的世界比都市400強更加奢靡浮華，理所當然不侷限於《社會名流錄》，諸如斯托克俱樂部，小報專欄作家和電視供稿人合作創造出一種魅力十足的氛圍，其他機構在影響力方面都無法與之匹敵。
或許自20世紀開始，社交精英徹底厭倦了紐波特，為了結交更有活力的玩伴、更幽默的朋友，他們開始將目光轉向百老匯以及好萊塢。於是，地下酒吧成為上流社會、百老匯和好萊塢的重要據點。麥卡利斯特是黑市酒販子，他拜訪了鄧白氏公司；阿斯特夫人越過鐵路軌道，只要她到了好萊塢就一定會去......《財富》雜誌的編輯寫道："禁酒令使人們離開家、高檔酒店，冒險到地下酒吧飲酒作樂；汽車和無線電行業催生了一批新的百萬富翁，房地產市場走勢一路向好，使名流們離開他們的豪宅，搬進公寓，使標準化的大眾娛樂和新的標準化的大眾房屋保持一致。如果說短裙的出現起初讓人瞠目結舌，那么格林尼治村則降低了性別差異。"
半個世紀前，約翰·沙利文（johnl．sullivan）沒能得到麥卡利斯特夫人的賞識，然而，吉恩·東尼（genetunney）受到了咖啡社會的歡迎。在1924年，威爾士親王（princeofwales）表示更加鍾愛爵士殿，而非靜謐的寢宮時，都市400強會作何反應呢？咖啡社會取代紐波特成為新晉百萬富豪的社會目標。當時的新上流階層----很大一部分財富來自娛樂產業----給舊上流階層留下的印象不如給咖啡社會的那般深刻，因此他們從咖啡社會入手，尋找進入上流階層的入場券。
現在，就全國而言，咖啡社會似乎已經佔據美國社會的頂層位置。如果其成員在一些高階場所沒有進餐的資格，人們也能迅速從照片中識別他們。咖啡社會的公眾影響力已經取代了都市400強的家族模式，出版社的文章已經取代了貴族血統。才智之士追求成功的志向是進入上流社會的關鍵，而不是世代承襲的財富背景或習慣。在名流的世界中，宣傳地位已經取代了血統或財富的層級。不是紳士們的俱樂部，而是夜總會；不是午間的紐波特，而是夜晚的曼哈頓；不是古老的家族，而是名流。1937年，《財富》雜誌上刊登了咖啡社會的名流錄，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沒有出現在《社會名流錄》中。現在，這一比例應該較之前更低。
職業名流，無論是男士還是女士，都是推崇競爭的社會里明星體制下引以為豪的產物。在美國，這種體制的實施使技術一流的人可以更快速地藉助擊打母球，將一系列目標球擊入洞中，從而獲得機會可以接觸到美國總統。這種體制的實施，使誇誇其談的電臺和電視藝人成為一流的行業高管、內閣成員和軍隊將領爭相拉攏的朋友。最擅長的是什么並不重要，只要能在競爭中脫穎而出，就能名聲大振、受人尊敬。明星體制的另一個特徵開始顯現：各行各業的佼佼者開始對新秀趨之若鶩，而新秀也被他們吸引。因此，成功、冠軍屬於那些可以和其他冠軍相處融洽，攜手進入名流圈的人。
轉瞬間，名流圈登上名望體系和商業的頂端。作為一個行業，大眾傳媒、公共宣傳和娛樂活動並不是名流維持名望的唯一手段，他們也會為了謀利而選拔和培養名人。因此，有一類名人是撈金高手，他們不僅從事於大眾傳媒和娛樂行業，而且實質上，他們主要依靠媒體宣傳來維持名流身份。
電影明星、百老匯女演員、情歌歌手和電視喜劇演員都是名人----因為他們在媒體的作為。他們受人尊敬，因為他們展示的是名流形象。如果他們不再受人歡迎，在合適的時間----通常在頃刻間----他們就會失業。他們對身份地位的驚恐已經變成了一種職業渴求：他們的自我形象取決於媒體宣傳，他們需要更強大的宣傳效應。他們似乎除了名聲一無所有。不是因為他們佔據名望地位，所以受人尊敬，而是因為他們受人尊敬，所以才佔據名望地位。這種讚美的基礎----以一種奇怪而複雜的方式----是私人的，同時也是人為的，他們作為名人的才華似乎是由顏值和技巧造就的，影響力使他們成為有魅力的人，時刻受人讚美：他們似乎過著快樂、豪華的生活，人們好奇地關注著他們的生活，讚美他們及其受人歡迎的生活方式。
職業名流的生活方式和活動使都市400強的社交方式黯然失色，他們在全國範圍內競爭影響力，改變了那些擁有機構名望的人的性格和行為。一方面職業名流搶走了他們的風頭；這些風頭是上流階級給他們的----上流階級已經退出，去從事其他事業了。
銀幕明星已經取代了初涉社交場合的富家少女，在這一點上，後者非常樂意在紐約、波士頓甚至巴爾的摩與那些在國內真正的名媛出入咖啡社會。毋庸置疑，就個人名望而言，照片登在享譽全國的雜誌封面上，要比登在任何一家甚至十家報紙的社會專欄更加意義重大。至於誰會成為雜誌的封面人物，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妙齡女郎的首選是《生活》雜誌：在20世紀40年代的十年間，任何城市都沒有初入社交界的富家少女登上雜誌封面，但卻有多達178名影視女星、職業名模等類似職業的人登上了雜誌封面。
現在更嚴肅的公眾人物也必須和大眾傳媒捧紅的職業名流競爭關注度和歡迎度。在各州，政客們同鄉村樂隊一起演奏；在全國，他們精心準備，像其他表演者一樣，為了電視節目而排練；更重要的是他們是娛樂批評家們審視的物件：
"昨晚艾森豪威爾總統的'資訊交流'，"1954年4月6日，傑克·古德（jackgould）在《紐約時報》撰文稱，"是他最成功的電視節目秀......顯然，總統和他的電視顧問羅伯特·蒙哥馬利（robertmontgomery）找到了一種'風格'，能夠讓艾森豪威爾將軍放鬆，行動更輕鬆自如。自然而然，就達到了最理想的電視效果......隨著節目開始，畫面顯示，總統坐在桌子旁邊，兩臂交叉，嘴角一抹祥和的微笑。他的右邊----觀眾的左邊----設有旗幟。然後開始以隨意的形式談論。同樣的心情、不變的語調一直持續到後半個小時......以往的節目中，在使用提詞員時，總統的眼睛從未看向攝像機，總是向左或向右側身。但是，昨晚他的眼睛一直看著攝像機鏡頭，觀眾感覺好像在與總統面對面地直接交流......訪談接近尾聲之際，他想要進一步強調，將軍一會兒兩手交叉，一會兒用一隻手的手指輕拍另一隻手的手掌，這些都是他真實的直覺反應......誠然，艾森豪威爾將軍此次非正式談話的內容中，並沒有太多感天動地的豪言壯語......"
"新都市400強"應該由娛樂八卦專欄作家甄別，在名流圈，娛樂專欄作家已經取代了有教養的富家子弟和交際花----有自我意識的社交權威人士為都市400強增添了穩定性。因為掌握著宣傳，這些新的權威人士顯然不是他們描寫和談論物件的隨從。他們非常樂意告訴我們哪些人屬於"新都市400強"，以及用"作為國民取得的巨大成就"辨別他們。1953年，伊戈爾·卡西尼----在20世紀40年代使用查理·尼克博克這個筆名----釋出了一份包含399人的名單，他認為這些人代表了"美國的貴族階層"。他認為這些人是忠誠的美國公民、行業的領導者、人品出眾的人、有內涵有品位的人，都具有溫和、謙遜的品質。卡西尼認為，這類名單每年都會有變化，因為他們能入選是由於他們自身的領導力和謙遜的品質，他們的子女無法做到，除非他們遺傳了父輩的所有才能，具有領導風範。
所有這些多多少少是些複雜而且沒有意義的事。事實上，卡西尼的名單是從以下三類人中武斷挑選出的，或偶爾從名流界挑選出的：
1．職業名流----在名單中佔比約為30％----包括娛樂圈從業者、體育冠軍、藝術家、記者和評論家。最大的一個子群體是演藝人員，儘管他們中的少數人也被認為是娛樂界的商人。
2．都市400強----但是隻佔總名單的12％----依靠家族血統和財富的人。他們中的一些人僅僅只是因為有這樣的家庭背景而入選，但是大多數人出身於古老的家族同時也從事商業活動。
3．新都市400強的過半成員----佔總名單的58％----是那些在主要等級機構佔據關鍵地位的人。其中大多數為政府官員和商業領袖----儘管有許多人同時涉足這兩個領域----也有一小部分（佔7％）是科學家、醫生、教育家、宗教人士和勞工領袖。
二
作為社交團體，都市400強被補充和取代了，但作為個人和小集團，他們成了國家名望體系的一部分，那個體系並不以幾個都市400強的成員為中心。正如我們所說的，如果來自各個城市的400強不能找出一個代表城市讓其他所有城市----無論大小----都以它為中心，這些城市就只能看向在全國大受歡迎的人，其中的那些人只要有意願和金錢就能加入名流圈。
許多當地的觀察人士認為大城市上流階層的衰落，事實上是都市400強的衰落。作為最顯眼的名望所得者，如果400強的成員沒有成為國家名望體系的一部分，他們一定會隱退到當地的島上，過著在工業和政治權力之外的另一種生活。那些在國內尋求名望的人要么加入名流圈，要么淡出人們的視野。
20世紀初，都市400強達到了國內名望體系的頂峰。在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舊派家族和新富家族展開競爭，但是，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新富家族突圍成功。後內戰時期，新富家族成為全國各大城市的上流階層成員。但是，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新興的、更有魅力的名望競爭者使都市400強黯然失色，都市400強不僅要與新上流階層競爭，還要與娛樂圈的名流競爭。即使在20世紀之前，也能經常聽見400強哀怨地回憶往昔，但所有這些並不意味著都市400強已退出歷史舞臺。事實上，咖啡社會的一個特點是，保留了400強中"受歡迎的社交名流"以及有"有頭腦的社交名流"。許多舊社交界的人士和富人們被獲准進入咖啡社會，但是他們不屑於這樣做，這表明都市400強在咖啡社會也享有名望。但同時，對於那些不屑於加入新社交界的人士，他們的傳統地位已不再那么穩固。
都市400強在各大主要城市的佔比沒有出現下滑。下滑的中心區是紐約，主要在中西部地區，這些地區效仿東部，推崇咖啡社會。在費城和美國南部，下降趨勢更加緩慢。"社交"非常多樣化：在亞特蘭大，"你所屬的俱樂部很關鍵"；在華盛頓，任何官員都是社交名流；在底特律，你在汽車行業的身份很重要；在邁阿密，起關鍵作用的是你在鄧白氏公司的評級；在洛杉磯，新社交名流和電影明星結交在一起。"迫使我們做出改變的一件事是，"洛杉磯《社交圈觀察者》（examinerssociety）的編輯林恩·斯賓塞（lynnspencer）解釋說，"東部的社交名流前往西部，比起與西部的社交名流見面，他們更樂意與我們的電影明星見面。"
在紐約，老派荷蘭籍社交名流事實上已經退出了社交圈；但在1954年的芝加哥，200多位世系社交名流仍然可能結識麥考密剋夫人，據說藉此可以擁有與之共進午餐的機會，麥考密剋夫人是其所在社交界的女王，對進餐要求很高，要用黃金碗碟和洛斯托夫特陶瓷餐具。
然而，在國內受到好評的女士會不斷炫耀，顯示出身份地位發生了主要改變：
1．這類女士被稱為"沙龍女士"----對我們來說就像普魯斯特的小說----在美國並不出名。沙龍女士是家庭身份的代表，作為女主人，她決定誰會被社交圈認可。如果她生了孩子，會由家庭教師教育孩子，而非她親自輔導。在她的沙龍聚會上，侍從會理智地相互競爭，以博得她的注意，他們經常貶損、破壞一夫一妻制的美德。色情描述成為一種競技運動專案，男女成員用引人入勝、令人興奮的方式征服對方。
除了一些人以外，如第五大道的瑪貝爾·道奇（mabeldodge）和新墨西哥州的陶斯（taos），沒有人像歐洲藝術和文化中心那樣舉辦真正意義上的沙龍。美國社交名媛們的客廳裡聚集的與其說是淺薄的知識分子，不如說無聊之徒。當然，他們中間也包含了一些瞭解薩維爾街和巴黎林蔭大道的文人雅客。但是，正如狄克遜·韋克特所說，他們最擅長的部分是模仿名流，憑他們眾所周知的高情商應對技巧，建立在若有所思的緩慢語速和滑稽之間的親和力之上。在內戰和"一戰"期間，社交人士的主要型別是舞者----沙龍舞的領導者；因此，討論和交流對美國社交名媛的生活沒有多大分量，更不用說在沙龍中討論的形式了。
舉辦舞會和為女兒安排聯姻的社交名媛，僅僅在較小的社交圈中和短時間內如王后一般。社交名媛渴望宣傳，但身為社交名媛的她們並沒有大把的機會進行宣傳。到20世紀20年代，大眾傳媒開始蓬勃發展，並有重要的影響力，社交名媛知道她們的光輝時代已經畫上了句號。
2．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期間，都市400強的領袖人物是出入社交圈的妙齡少女。從傳統意義上來說，名門望族的妙齡少女初入社交界的目的是進入高階婚姻市場，從而，使上流家庭的高階社交圈持續下去。1938年，大約有1000場社交首秀，每場平均花費8000美元，但這無法與好萊塢的壯觀場面相比。作為身份象徵，出入社交界的首秀效應已不斷下降，因為在社交界和咖啡社會，有魅力的女孩越來越多，競爭越來越激烈。除此之外，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基於家族血脈的都市400強在社交界的地位不斷下降，富家少女已沒有可以進入社交界的場合。或者，至少已不再是一個優質的社交圈。到1938年，《財富》雜誌的編輯注意到有涵養的社交圈的淡漠，使精心打扮的社交新秀無處可去。
20世紀30年代，一些社交新秀與好萊塢的明星們進行競爭。她們聘請媒體代理，保證她們的照片可以上報，以及在全國性雜誌上為她們撰文。埃爾莎·麥克斯韋爾（elsamaxwell）曾說，這個"技巧看起來太奇怪、太極端，使卡車司機喘不過氣來，無處不在的攝像師負責不斷拍照"。年輕團體中耀眼的成員非常關注慈善事業、賽馬以及她們的照片----臉色如半透明的雪花膏----出現在女性雜誌上，以及在女性雜誌上宣傳。一流的社交新秀不僅常去市中心的東邊酒吧（eastside），而且在高階商場擔任人體模特和女導購員。但是她們在媒體廣告和時尚行業所起的作用，模糊了她們的在社交上的獨特地位。
或許奢華的私人舞會和宣傳，參與布蘭達·弗拉澤爾（brendafrazier）的社交首秀，表明了美國女性公眾人物在社交上達到的高度，同時，也表明社交新秀獨霸光彩的時代已結束。現在，社交新秀進入社交界，不是在父母的豪宅裡組織的私人聚會，而是和另外99個女孩在酒店裡參加慈善舞會。流水線式環環相扣的慈善舞會，無論如何都不能自動生產出社交新秀......紐約有10個委員會監督進入社交圈的方式，儘管一個女孩不需要得到超過5個委員會的同意才能進入......這些慈善舞會包含了大多數社交秘書，她們把即將進入和初次進入社交界的少女、年齡相仿且有能力的男青年列了一個清單，併為他們安排聚會。商業雜誌建議高管何時以及如何安排他們的女兒進入社交圈，即使他們的姓氏沒有入選《社交名流錄》。如果高管的方式正確，得到肯定，他們的女兒能夠像貴族一樣成功進入社交圈。
進入社交圈的秘密形式依然存在，但現在盛行的方式是大眾模式，隨著社交新秀的時代成為過去，上流社會作為組織良好、界定清晰的群體，也會隨之消失。然而，社交新秀的年代仍然具有社會意義，無論是多么的標準化，因為那段短暫的時光裡包含的一切，在那之後都變得分崩離析。
就社交上更著名的現代社交新秀而言，她們初登社交界是為了進入咖啡社會並獲得認可。只要她廣受歡迎，就必須和咖啡社會中其他魅力成員競爭。1946年，莫娜·加德納（monagardner）報道稱，專業模特機構康諾威和帕沃斯公司將模特推崇到巔峰位置，和貴族相比，有能力的男士更願意與康諾威和帕沃斯的女孩戀愛、結婚。
3．現在，咖啡社會中仍然有剪著平頭的耶魯男青年、社交新秀，但是也有揮霍成性的高管和美國本土女孩。在紐約的任何一家夜總會，深夜兩點會有最新加入的模特：有著洋娃娃般的臉蛋，為了攝像效果，保持妖嬈的身姿，她們有著瘦弱的身軀、疲憊的笑容、厭倦的眼神，說話輕聲細語，偶爾也會聲音洪亮以強調重點。事實上，為了攝像機對準她的激動人心的關鍵時刻，她似乎一直在準備。競爭的說法非常清楚：以她為代表的職業姿態----傲慢而難以征服的撩人姿態----已經成為她們的謀生手段。拜金女郎認為奢華的行頭可以讓她們看起來很高貴。這類女孩深知，自己的命運取決於或完全取決於她們的外貌給特定型別的男士留下的印象。
無論是初入社交界的富家少女，還是時尚模特，或者職業演員----美國女孩----她們就是女王。她們設定的形象和行為被整個國家富有魅力的階層模仿，模仿者還包括為色情承諾商演精心培訓和挑選的女孩們，以及年輕的家庭主婦。雖然通過模仿，公眾公開支援她的性感形象，但是，偶爾爆出她在商演中履行色情承諾時，人們還是會瞠目結舌。除此之外會怎樣呢？模特沒有多少積蓄。但是她們約會的人都很富有，她們的品位也迅速變得高階。她們結交的男士控制她們的事業，但是她渴望有一項自己的事業。她們中午才吃早餐或者早餐午餐一起吃，但也不是一成不變。美國女孩位於咖啡社會的頂端。咖啡社會是一種盈利的商業模式，由高管們負責開支。有時，社交皇后的模仿者變成開銷巨大的女孩們。西奧多·德萊塞時代的"美國新女性"，不如"美國女孩"那樣深諳邪惡的手段更容易成功。
公眾習慣了這種邪惡觀念，但是他們認為這些邪惡僅發生在那些紈絝子弟和貧窮的鄉下女孩身上。然而，涉及咖啡社會邪惡行徑的男士絕不是男孩，男孩們不會遊手好閒。他們自己不必非常富有，他們對貧窮無知的鄉下女孩不感興趣；涉足其中的女士也不是女孩，她們可能來自小城市----但是現在都已發展成大城市，她們不幼稚，也不貧窮。很容易忽視的一點是，咖啡社會的光環下隱藏著邪惡的服務交易。參與色情交易的人----皮條客、妓女和嫖客----他們買賣各種色情服務，通常為他們的夥伴所熟知和尊敬。"美國女孩"作為一種宣傳形象和代言人，對美國銷售員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夥伴。
在美國人敬仰的人中，沒有誰的名聲像年輕女孩一樣無處不在，好像美國要為這些年輕女孩繪製肖像，讓她們同王后一樣作為國民形象。目光所及之處都是這些光彩照人的小美人，她們有時異常年輕，有時略顯成熟，但總是被人想象或描寫成"美國女孩"。她們推銷啤酒，販賣書籍、香菸和衣服，她們每晚都會出現在電視中，每週都會出現在雜誌上，還會出現在電影銀幕上，她們無處不在。
三
我們注意到自18世紀約翰·傑伊夫人的晚宴賓客名單以來，政治、軍事和經濟精英並不完全等於社會地位高的人，現在的華盛頓社交圈清楚地反映了這一點。就華盛頓的一位都市400強成員來說，這只是國會大廈的社交生活，事實上，和官員的社交生活相比他們不僅黯然失色，更是無法與馬薩諸塞州大道的使館街的社交生活相比擬。然而，並非所有官員都重視社交，一些官員完全避免社交；而且，鑑於政治事實和較高的官員流動率，高階官員一定會受到邀請，無論他們的社會地位如何。
如果咖啡社會和它們所代表的一切湧入和分散了紐約社交圈的注意力，政治優勢地位和官員流動率已使華盛頓的社交圈難以為繼。華盛頓沒有所謂的咖啡社交，重大事情都安排在私人房間或官員府邸，最複雜的事務安排在大使館，有官銜的人才能參加。事實上，華盛頓並不存在真正固定不變的社交陣容，華盛頓的社交圈由公職人員、政客、家庭主婦、富裕的野心家、有專業知識的寡婦和透露內幕訊息的大使組成。
聲望是金錢和權力的影子。無論金錢和權力行至何處，必有聲望伴隨左右。如同國家的肥皂或汽車市場，聯邦權力的競技場擴大，聲望的交易範圍就會擴大，從而逐漸發展成一個全國性的體系。因為政治、經濟和軍事圈的高層人士是財富和權力精英，所以他們累積的聲望遠遠超過普通人；他們全都具有宣傳價值，有些人是絕對的名人；憑藉他們的地位和公共關係，努力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使他們的行為被人所接受，使他們的原則更受歡迎。總之，他們希望成為蜚聲全國的名流。
權力精英之所以受到追捧，是因為他們佔據的位置和享有的決策控制權。他們成為名人是因為有聲望，他們有聲望是因為外界認為他們擁有權力或財富。誠然，他們必須進入宣傳圈，成為大眾媒體的素材，但是，無論他們通過和對媒體做什么，他們都是媒體追尋的素材。
約翰·加爾佈雷斯曾說，國會議員的聲望是由他控制的投票數量和他所在的委員會決定的；官員的重要性是由他手下的職員人數決定的；商人的聲望在更大程度是由他的生意規模決定的，而不是他的財富和收入----儘管這的確十分重要；公司的權力由公司規模決定，商人從公司的權力和自己在等級體系中所佔的位置獲得聲望。小商人每年賺100萬美元也不足為道，在國內的知名度也不及大企業領導人，儘管後者每年只賺20萬美元。在軍界，所有這些無疑都會更加正式和嚴苛。
在世紀之交，地位的全國化意味著精英群體的崛起，國內各城鎮的地方上流階層隨之開始互相比較，於是發現他們只處於當地的上流階層。50年後，地位全國化的意義更加深遠。區分那個時代和我們現在所處時代的標誌是大眾傳媒的興起，大眾傳媒是主要的擁護方式，甚至創造擁護的人。大眾傳媒和大型企業同時出現，催生了享譽全國的精英，這些全國性的大眾傳媒手段已經成為高層與底層大眾接觸的渠道。大力宣傳、造勢的技巧和媒體對素材的持續需求，使所有的聚光燈都集中在精英身上，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精英都沒有過這種經歷。
大型機構本身就是聲望等級森嚴的世界。它們根據職位高低分成不同的階層，每一層都有與之對應的聲望水平，通過培訓和職位構成了一個人員等級體系，在該體系下，人們要服從職位高於自己的人，並尊重權力遠大於他們的指揮官。如果沒能在大機構成員中獲得聲望，就無法在他們之下組建一個像大機構一樣組織良好、樂於服從的團體，擁有像大機構一樣的指揮權。
私人秘書替代了僕人，開放式辦公室替代了古色古香的高檔庭院，公司的豪華轎車、專職司機和飛機排程室取代了私家車。當然，很多時候，既有古色古香的高檔庭院也有開放式辦公室。起初，精英的聲望是他們管理辦公室的聲望，而不是他們所屬的家族的聲望。
在國有企業任職是謀得地位的主要基礎，現在，企業是有產階級有組織的權力中心；大城市上流階層中的有產精英和管理精英，以及地方社會中的精英成員，在相互尋求和給予聲望的時候，把目光齊齊轉向企業，從企業中獲得了現在享有的身份特權。在本企業內、在其他企業圈乃至全國，職位為他們帶來聲望。
隨著國家政府的壯大，在政府內佔據指揮職位的人從"骯髒的政客"變為著名的政治家和管理者。當然，政客的身份偽裝必須要仔細把控好：身居高位的政客，甚至是遇到有違他們身份的事情也必須學會友好面對，從更有禮儀準則的角度出發，演講語氣和生活方式要平庸。然而，隨著政治機構權力的擴大，機構上層人士就成了無法抵擋的國家聲望體系中的名流。
在戰爭期間和類似戰爭的間歇期，軍人的權勢越來越大，他們也加入了新的國家聲望體系。軍人和警察變得如此重要是因為暴力是權力的終極支撐，也是對抗權力之人的最後手段。只有當革命或罪行對國內秩序造成威脅時，只有當外交和戰爭對國際秩序構成挑戰時，警察和海陸軍將領們一直以來的貢獻才會被人們認識到：他們是世界各國間和各國內部盛行的權力秩序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一個國家變成一個超級大國只要具備一個條件：它的軍事力量和資源足以威脅重大的戰爭。在國際秩序中，一個國家必須在一場規模巨大的戰役中獲得勝利，才能變成真正意義上的強國。大使的言辭影響力有多大直接反映將軍的權威有多大、支援他的幕後武裝力量的規模和效力有多大。軍事實力決定一國的政治地位，民族主義被尊重的程度，因此海陸軍將領在國家榮譽體系中擁有決定性的地位。
各機構在公眾中聲望不一，這些機構中精英的聲望也隨之各異。例如，政府官員和軍事將領的聲望在戰爭時期較高，此時的商業行政官和鐵路運輸官只象徵性地領取微薄收入，所有團體都團結在一起支援戰爭中的軍隊。但是，當一切恢復照常時，當商人離開政府另謀高就時，政府官員和軍事將領常常成為被詆譭的物件，因為公職的聲望在大型企業大受追捧的情況下被削弱了。
在1920年代，通用電氣公司的主席被認為是人中龍鳳，有望問鼎美國總統的寶座；甚至在30年代，美國內閣成員的地位也無法與鉅富家族的成員相提並論。然而，當與企業高層相比時，對政治官員不予好評的這種現象已經在改變，並將發生更大的變化----隨著各類精英之間的交往日趨緊密，所有人都更加懂得如何利用宣傳手段，利用他們手中的權力購買、指揮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宣傳手段。權力和財富超過自身聲望的人愈加樂於使用宣傳手段。他們越來越多地利用廣播、電視和新聞釋出會。
四
我們應該記得，那些熟悉人文科學的人常常會對"聲望"一詞感到害羞，他們知道它的原意是指用魔術使人眼花繚亂。聲望是一種神秘的力量。"無論世間的統治力量是什么，"古斯塔夫·勒龐曾說，"無論是意志還是人類，大體上，已經通過'聲望'一詞表達的不可遏制的力量，執行了自身的權威......事實上，聲望是某個人、某項工作或某種觀念對我們思想的一種統治......"這種統治"使關鍵的身體官能癱瘓"，用"驚訝和尊敬"來填充我們的軀殼。
比起"聲望"，格拉德斯通先生更喜歡用"尊敬"。但是，正如哈羅德·尼科爾森（haroldnicolson）曾說，聲望一詞在西方各國的意思不盡相同。而且，權勢之人不願意相信，聲望不過是那些增加影響力的事物。他們希望自己的聲望暗示著，即使他們的權力沒有被證明或行使，其他人也願意相信他們的權力。但是，這一概念既不完整也不足以令人滿意。事實上，它是權勢之人對聲望的簡要釋義，這些人不需要行使權力就能輕易獲得聲望。當然，相信名聲是建立在親和力，而不是過去的權力上，這對他們來說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誠然，掌握軍事和財政權的人也並不都享有聲望。一些名聲必須與權力結合才能成就聲望。沒有權力，精英無法獲得聲望；沒有名聲，無法維持聲望。過去的權力和成就樹立名聲，名聲可以讓聲望維持一段時間。但是，精英純粹依靠名聲的權力，已不再能對抗基於權力的名聲。
如果精英階層的聲望，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道德方面的名聲，即使他們失去了巨大的權力，聲望依然能夠得以保持；如果他們的聲望與名聲只有些許關係，即使是短暫而微小的權力下滑，他們的聲望也會被摧毀。或許這正是美國當地社會和都市400強的遭遇。
凡勃倫更關注心理上的滿足，他的美國聲望理論，忽視了他描述的多數社會功能。但聲望不是沒有社會意義的胡扯，它滿足了人們的自尊：首先，它發揮了統一的功能。凡勃倫認為許多社會現象非常有趣----事實上，大多數"身份行為"----調和了各階層和地區精英之間的關係。身份位置是精英們達成各類決策的見面場所，休閒活動是確保上流階層各部分成員保持融洽的一種方式。
如貴族家庭和高階學校一樣，身份活動也提供了婚姻市場，其作用超越了表現優雅、棕色的蘭花和白色的絲綢所帶來的滿足：它確保富庶階層不受傷害、不被分裂；通過對子女的壟斷，將這個階層定位在血統的合法性上。
"勢利"的排他性為那些負擔得起隱私保護的人提供了保障。排斥他人能夠使位高權重的人建立和維持私人世界，從而，他們可以共商要事，以非正式的形式培養年輕一輩的決策能力。通過這種方式，他們將客觀決策和自然悟性結合在一起，以此來培養精英的性格特徵。
還有另一個功能----現在最重要的----聲望和身份行為。聲望鞏固權力，將權力變成權威，保護它免受社會威脅。"急於成功會丟掉聲望，"勒龐曾說，"在短時間內消失。"聲望還會在質疑聲中消磨殆盡，但是速度更為緩慢。在聲望被質疑的那一刻起，就不再擁有聲望。上帝和那些長期保有聲望的人絕不允許被質疑。為了受眾人仰慕，聲望必須是高高在上的。
從心理上來說，"為了獲得權力而獲得的權力"是基於對聲望的滿足。但是凡勃倫一貫的風格是，大聲嘲弄精英的侍者、狗、女人和運動，於是，他忽視了精英的軍事、經濟和政治活動是何等嚴肅。簡言之，他沒能將精英在軍事和企業方面的權力，與他認為的精英的滑稽事業聯絡在一起。於我而言，他對身份的態度不夠嚴謹，因為他沒有充分認識到身份對權力的重要性。他看到了上流階級和底層大眾，但是，在那個時代，他無法真正理解權力精英的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