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個名門望族沒有掌控美國經濟，從這些家族手中篡奪權力和特權的經理人也沒有發起無聲革命。把這兩個現象描述為"美國六十大家族"或"管理革命"都是不全面的，更為充分的表達是，有產階級進行管理重組，形成了團結一致的企業富豪階層。
無論在個人層面還是家族層面，鉅富仍然在美國上層經濟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大公司的行政長官也是如此。我認為這是由於有產階級重組，同高薪族一起形成了擁有特權的新企業圈。有產階級管理重組的意義在於，使特定公司、行業和家族狹隘的產業利益和利潤，轉化為一個階層更廣義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如今，富豪在企業中的地位，為他們帶來了私有財產制度固有的權力和特權。
在美國資本主義近來的發展過程中，上層資產階級的持續情況沒有出現任何顯著的中斷。可以確定的是，每一代都有新人加入，也伴隨著不為人知的流動率。特定型別人數所佔的比例在每個時代都不同。但是，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經濟和政治領域存在著顯著的持續性利益，這些利益屬於那些維護和提升它們的高層經濟人士。上流階層有幾個指向一致的趨勢，它的主流趨勢明確指出，世界的延續與企業富豪的延續是一致的。因為現在這一階層牢牢掌握了鉅額財富的根本權力，無論他們是基於合法的所有權，還是合法的管理控制。
老派富豪是指以家族為基礎的有產階級，通常植根於當地大城市。除上述人群外，企業富豪還包括那些"高收入"者，這裡的"高收入"包括高階行政職位所具有的特權。因此，企業富豪包括都市400強的富豪成員、擁有鉅額美國財富的國家級富豪，以及大企業的首席行政官。在企業財產時代，有產階級成為了企業富豪，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吸納了管理和政治立場更強的新成員。這些成員有意識地認識到他們所代表的企業圈。他們享有尊貴的地位，在美國社會最穩定的私營機構中獲得了特權。他們之所以是企業富豪，是因為他們直接或間接地利用了大型企業圈，獲取金錢、特權、債券、優勢以及權力。如今，所有老派富豪或多或少成了企業富豪，新一代擁有特權的人也成為了其中一員。事實上，在美國想要成為富豪或保持富豪身份，就必須想方設法活躍在企業富豪圈。
一
在四五十年代，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變得更像中間凸起的鑽石，而不是底部扁平的金字塔。將物價變化和稅率增高的因素考慮在內，收入低於3000美元的家庭比例，從1929年的65％降到了1951年的46％；收入在3000至7500美元的家庭比例，從當時的29％增至現在的47％；但是，在1929年和1951年，收入超過7500美元的家庭，所佔比例基本相同，在6％到7％之間。
在戰爭期間及隨之而來的戰備熱潮中，許多經濟力量在發揮作用，使一些底層大眾一躍成為曾經的中等收入人群，使一些曾經的中等收入人群，成為中上等或上等收入人群。實際收入分配發生變化對中下層人士造成了影響，當然，他們不是我們現在的直接關注物件。我們的關注物件是高收入人群；那些經濟力量對收入結構的影響，並未改變富豪具備的決定性作用。
20世紀中葉，在美國經濟的最頂層，約120人年收入達到100萬美元或更多。緊隨其後的379人，年收入為50萬到100萬美元。其次，約1383人年收入為25萬到49.9999萬美元。接著，年收入在10萬到24.9999萬美元之間的是一個更大為龐大群體，共11490人。
1949年，13822人向政府申報不低於10萬美元的收入。我們以年收入10萬美元為基準，區分已申報收入的企業富豪，選取這個數字並不武斷，鑽石型的收入分配結構仍是事實，無論各收入階層的人數是多少；尤其是中高收入層，年收入越高，資產收益所佔比例越大，工資和退股佔比越小。簡而言之，高收入富豪仍是那些有產階級，而低收入者以工資為生。
年收入10萬美元是產業收益為主要收入來源的一個標準水平：年收入在10至99.9999萬美元的13702人，他們三分之二（67％）的收入來源於已有資產----股票紅利、資本收益、不動產和信託基金。剩下的三分之一則由首席行政官和頂尖企業家瓜分。
收入水平越高，資產越重要，工資佔比就越小。因此，1949年，有120人收入超過100萬美元，其中94％的收入來自資產，5％來自企業利潤，1％來自工資。這120人收入來源的資產型別各不相同。但是，除去相關法律安排，那些高收入人群賺取的鉅額收入，絕大部分來源於企業資產。這是所有富豪如今都是企業富豪的首要原因，也是富豪與逾99％的收入低於10萬美元的人之間的主要經濟差異。
報稅的高收入階層中存在人員流動，具體人數每年都在變化。1929年，稅率沒有如今這般高，申報高收入的損失沒有現在大，高收入申報人數比1949年多出千餘人，收入高於10萬美元的申報人數達14816人。1948年這一數字為16280人，而1939年僅為2921人。但是，從1929年到1949年，有一群非常富有的中堅分子，收入水平始終居高不下。比如，1924年，有75人年收入逾百萬，其中五分之四的人在1917年至1936年間至少有一年的年收入逾百萬。能在一年內賺上百萬的人，自然在隨後的一兩年內也能做到。在"二戰"後的10年裡，在金字塔底部，只有3％到4％的人擁有1萬美元流動資產。
二
我們掌握的收入統計資料幾乎全部來自稅務部門的申報情況，因此，未能充分反映企業富豪和其他人之間的收入差距。事實上，特權造成了一個重大差距，即免稅。這種特權十分普遍，讓人很難把注意力集中在"收入革命"上，據說在過去的20年裡一直存在"收入革命"。如上文所述，美國的收入分配情況已經發生變化；但是，依照所得稅申報記錄來判定富人的財富佔比下降難以令人信服。
在稅率居高不下的情況下，富豪們非常精明，想方設法獲得收入或收入帶來的事物和經驗，從而達到避稅的目的。企業富豪的納稅方式更加靈活，相比於中下層人士，他們有更多機會可以鑽法律的空子。高收入者會自己想辦法避稅，或者通常會僱用專家來幫他們出謀劃策。依靠資產、創業或專業技能創收的人，或許跟比較貧窮的工薪族一樣誠實或虛偽，但在經濟上，他們更有膽識，他們擁有更多機會和更加高超的技能，更重要的是，他們可以接觸到避稅技巧最高的人：比如戰績赫赫的律師和經驗老到的會計，他們將稅務當成科學和博弈，非常專業。這種情形的本質決定了我們無法精確證明，但是我們很難否定這樣一條通則，即收入越高、收入的來源越多樣，就越有可能實現逃稅。很多企業富豪的申報金額都不準確，都對徵稅機關合法或非法地耍了花樣，大量非法收入完全沒有進行申報。
或許在保住當前收入方面，最大的稅收漏洞是長期資本收益。當軍人出版了一部暢銷書或請人為他寫了一部暢銷書時，當商人賣掉自己的農場或12頭豬時，當行政官出售自己的股份時，獲得的利潤不會被當成收入而是資本收益，也就是說，這些途徑的稅後利潤是等額工資或紅利稅後所得的兩倍。而且個人只需為一半的長期資本收益納稅。需要納稅的那一半按照個人全部所得的累進稅率進行繳納，但是最高稅率不得超過52％。這意味著，在任何時候，資本收益的納稅額都不會超過總收益的26％。包括收益在內，如果個人總收入處在較低的納稅範圍內，納稅額將會更少。但是當資金流轉負時，資本損失超過1000美元，該損失可用來抵消前五年或後五年內的資本收益（損失低於1000美元，可以直接從普通收入中扣除）。
除資本收益外，最有利可圖的稅收漏洞，可能要數油氣井和礦藏的"耗減優惠"。來自油井的5％到13.5％的毛收入，但不超過資產淨收入的50％，每年可享受稅收減免。而且，所有油井勘探和研發成本都可以直接扣除，而非在油井生產壽命期內，將其資本化或折舊。與免稅比例相比，這項特權更重要的地方在於，當資產完全折舊後，油田的機器仍可繼續使用。
那些運作資金充裕的人，也可以購買免稅的市政債券抵消稅款；也可以將收入分攤給各個家庭成員，從而降低分攤之前的稅額。在富豪的一生中，贈送朋友或親屬的資金總額超過3萬美元，以及每年超過3000美元時，需要繳納贈與稅。但是若以夫妻的名義贈送，則該數額可以加倍。另外，他們也可以進行一些無需納稅的捐贈，例如，將高達20％的年收入捐給知名慈善機構，這部分資金不會被當作收入來徵稅，這項捐贈能為他們的餘生提供保障。他們可以將基金的本金捐贈給知名慈善機構，並繼續從這筆本金中獲得收入。如此一來，富豪們便能立即減少所得稅申報額，也可以減持不動產中需繳納遺產稅的部分。
儘管房地產繼承稅非常高，富豪們仍可利用其他手段來守住自己的金錢。比如，為孫輩設立信託基金，並規定他們一生都可以從信託基金中獲得收入，即使這筆資產在法律上已經屬於這些孩子。只有當孩子們（而非資產的原始所有人）辭世後，才需繳納遺產稅。
無論是當前的所得稅，還是不動產遺產稅，家庭信託基金都可以幫忙減稅，因為信託基金的收入是單獨徵稅的。除此之外，信託基金持續為資產所有者提供專業管理，為他們消除後顧之憂，使資產在可管理的額度內完好無損，給資產提供最強有力的法律保護，而且實際上，讓所有者辭世後繼續控制自己的資產。
信託基金種類繁多，申請時的法律手續複雜而嚴格（實施起來受到的法律監管也相當複雜和嚴格），但是有一種短期信託，只需將資產所有權轉移給受託人----事實上是放棄基金收益----長達十餘年，然後，如果該信託基金滿足所有其他要求，那部分收入就會免稅。
25年前，整個美國的基金會不超過250個，如今有成千上萬個。一般來說，基金會是指非營利性自治法人實體，以"為人類謀福祉"為宗旨。它們管理著由免稅饋贈或遺贈過來的財產。實際上，基金會如同捐贈者的私人銀行，為他們避稅提供便利；獲得基金會福利的"人類"，也往往是富豪們的幾個窮親戚。1950年的稅收法案曾嘗試堵住一些更大的漏洞，但缺乏信任度的基金會仍然佔據一項優勢：徵稅機關很難找到與它們相關的資訊。稅務人員抱怨，對於基金會提交的報告，他們沒有時間和人力去核對哪怕一小部分內容。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憑直覺決定去調查哪家基金會，而且，1950年的稅收法案也沒有規定，基金會需向政府提交一切相關資料。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企業開設基金會，提高企業在當地和國內的聲譽，同時鼓勵對他們所在的行業展開研究。這些企業每年向基金會捐贈5％的利潤，這部分利潤無需納稅。富豪家族可以將企業大量股份贈予基金會，即使某位家族成員逝世，家族依然可以控制企業（福特公司是個例外，它們只考量相關金額與股份無關）。遺產稅稅率已經降低了，否則，繼承人可能會被迫出售部分股份來繳稅。一本商業雜誌為行政官讀者們給出了精明的建議："如果一個人的主要關切是，為自己的部分收入撐起免稅的保護傘，以及為貧窮的僕人提供工作，那么應該想方設法成立自己的基金會，無論是規模多小的基金會。然後，他甚至可以將所有收入用於基金會的運作"。
事實上，對於每一部向富豪徵稅的法律，他們都有辦法避稅或將稅額最小化，但這些或合法或非法的運作，只是企業富豪享有的部分特權：企業聯手利用政府的規章制度，設法直接為行政富豪補充收入，中飽私囊的手段花樣迭出，表面領取中等薪水的行政富豪實則過著富裕的生活，而他們的繳稅額卻低於公平和公正的法律規定額度。這些特權運作如下：
根據延期支付合同，企業數年內以既定薪水聘請人員，並同意在行政官退休後支付年金，只要他們拒絕為任何競爭企業工作。因此，行政官的忠誠度與企業息息相關，行政官可以將收入延緩到其他收入較低的年份，從而降低稅額。例如，克萊斯勒集團的一位行政官最近簽署了一份合同，未來5年他的年收入為30萬美元，退休金為每年7.5萬美元。最近退休的美國鋼鐵公司的董事會主席，退休前年薪21萬美元，現在退休金為每年1.4萬美元，外加每年5.5萬美元的"延期支付"。
延期支付的經典案例或許當數某著名演員，可以要求連續3年每年支付50萬美元的薪水，但是他安排在未來30年裡，每年支付他5萬美元，沒人指望他在年近80歲時依然活躍在演藝圈。他將收入分攤到各年份，使收入保持在較低的稅階，減少了本應支付的近60萬美元稅收。這種避稅安排不僅限於演藝界，儘管它們更受矚目：現在，就連最受人尊敬、規規矩矩的公司也在許多情況下，用這種手段來留住核心員工。
行政官按當前市值或更低價格購買股票的期權非常有限，這可以為公司留住行政官；因為在規定的期限後，如一年，行政官就可以獲得股票期權，或在更長的期限後，例如5年，獲得的期權只能購買數量有限的股票。行政官是沒有風險的企業家，在獲得股票期權時，就獲得了一筆即期收益（之前的期權價格與購買股票時的市值之間的差額）。他出售股票獲得的大部分收益，都不會被稅務部門認定為應納稅的收入，而會以較低的資本收益稅率來納稅。他完全可以借錢來利用自己的股票期權，然後在6個月後以更高的市值出售股票。例如，1954年，航空公司總裁的待遇----薪水、紅利和退休金配額----約15萬美元，但稅後所得僅剩7.5萬美元。幾個月前，按照公司期權計劃購買了1萬股，如果將這些股票全部出售，那么稅後所得將為59.4375萬美元。在1950年通過的稅收法案，使期權成為誘人的資本收益，其後所有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有六分之一在約一年內給予行政官股票期權。此後，這種做法開始流行起來。
三
企業富豪是有產階級富豪，但鉅額產業不是他們擁有的全部；企業富豪能夠累積、保持高收入，但高收入不是他們累積財富的全部。除了鉅額產業和高收入，他們享有企業特權，是美國股份制經濟中最新身份體系的組成部分。現在，企業富豪的身份特權是標準做法，雖然存在變化，但也是基本常態，屬於獲得成功的回報。對身份特權的批評，並未激起甘願為此奮鬥之人的憤慨之情，更不用說他們深深紮根的企業體制。
對年收入和所持產業的檢查，沒有揭露出任何這種特權。或許有人會說，這是上層人士的額外福利。給予低薪族的"額外福利"----主要是私人養老金、福利計劃、社保和失業保險----已從1929年的1.1％增加至1953年的5.9％。大型企業中行政官獲得的"額外福利"是無法精確計算出來的，但確定無疑的是，它們已經成為高額薪水的核心部分。或許正因為這些"額外福利"，企業富豪被確定為特權階層成員。他們獲得資產和薪水的企業，也被認定為特權衍生的根基。特權的形式多種多樣，從根本上提升他們的消費水準，鞏固他們的金融地位，應對金融體系的風雲變化，影響他們的整個生活方式，增加他們的安全保障，像企業經濟本身一樣強大。這些"額外福利"在增加富豪的財富和保障，實現避稅的同時，也增加了他們對企業的忠誠度。
大企業行政官通常享有，但從未上報稅收部門的額外福利是：免費醫保、俱樂部開銷、精於稅收的法律顧問和會計、金融和法律工具、款待客戶的設施、私人娛樂場所----高爾夫球場、游泳池、健身房、為行政官子女設立的獎學金基金會、公司汽車和行政官們的餐廳。到1955年，在曼哈頓註冊的凱迪拉克轎車有37％登記在公司名下，在費城有20％為公司所有。"致力於維持行政官幸福感的公司，"一位可靠的觀察家最近說，"為了取悅最大的客戶，可以動用公司的所有資產，為商務旅行提供公司飛機，當他們在北方叢林打獵、捕魚時，提供暫住的小木屋。隆冬季節，在邁阿密舉行會議。只要公司行政官願意參加，就會免費為他們提供精彩的旅行和度假設施。公司行政官冬季前往南方，夏季前往北方，帶著大量的工作或客戶為他們的旅行進行辯護，繼續歡度時光......行政官在家不工作時，出行也可以使用公司汽車以及司機。公司自然願意為他們支付費用，參加國內最好的俱樂部，在高爾夫球場取悅客戶，在最好的城市俱樂部共進午餐和晚餐。"你可以隨便說出個名目，然後享用它。越來越普遍的是：這一切對行政官來說是免費的，就像一筆日常商務開支一樣，由公司報銷。
這些高薪族還可能獲得昂貴的成人禮物，如汽車、皮草外套，以及獲得便利，如凍結不是由公司直接啟用的採購代理商及商務合同。所有這些在政治領域被廣泛曝光和譴責，但是，正如任何享有聲望的企業行政官所熟知的，出於商業友誼贈送這些禮物屬於常規做法，尤其是在大企業內部和各大企業之間。
例如，在1910年，西弗吉尼亞州山上的白硫磺泉鎮同巴港（barharbor）和紐波特處於同一社交圈。1954年，擁有白硫磺泉鎮的綠薔薇度假酒店的切薩皮克與俄亥俄鐵路公司（chesapeakeandohiorailroad）邀請上層行政官來酒店度假，這些行政官是該鐵路公司實際上或潛在的託運人，他們對受邀深感榮幸。1948年，切薩皮克與俄亥俄鐵路公司曾為接受邀請的商界、社交界、政界名人支付了所有費用，得到了很好的反饋，以至於他們現在都願意自費前往。該度假村全年運營，但是溫泉節（springfestival）是一個大型的社會商業活動。
佛羅里達州正在建造一個平均人口為3000人的度假小鎮，它將全年出租給行政官和他們的客人。相關公司可以將其轉租給員工，也可以將招待客戶、召開例會或重要會議期間的費用，作為業務費用扣除。
大陸汽車公司（thecontinentalmotorscorporation）在阿肯色州的迷失之島（lostisland）舉辦獵鴨探險活動。高爾夫、雞尾酒、晚餐和夜間俱樂部，對當時已經是重要客戶的行政官來說已經過時了。大陸汽車公司設立了一個"客戶關係專案"，已經籌備了15年。這種別墅式的幽靜銷售場所，主要集中在初級產品行業，而不是消費品行業，總裁與總裁之間的大額交易會在這些場所達成。參與狩獵活動的是"總裁或副總裁，或者可能是陸軍上將或海軍上將"。在同一區域，至少有另外三家企業也開辦高階獵鴨俱樂部。高層員工和客戶通常是捕鴨、鹿和鮭魚裝置的顧客。
雖然被普遍意識到，但沒有被仔細研究過的是擁有廣泛而深遠影響的報銷賬目。沒有辦法找到確切的答案，沒有人知道，僅憑報銷賬目，新的特權階層享有多高水準的生活，參與了多少令人沉醉的娛樂活動。"一家企業的副總裁，"經濟學家理查德·a.吉拉德（richardrard）最近說，"被制定每年獲得兩萬美元經費，用於一切他可能想參加的娛樂活動。合同規定，他不必對這筆錢的用途做細緻說明。"稅務官員繼續就報銷賬目的扣減情況與企業富豪進行博弈，但總體上都會堅持認為每個案件都是獨一無二的----這意味著沒有既定規則，稅務官有廣泛的職責範圍。
"劇院工作人員估計，30％到40％的紐約劇院觀眾是利用公款消費的，這一比例關乎劇院生死存亡。"而且，一位調查人員發現，他可以很肯定地說："在紐約、華盛頓和芝加哥這樣的城市，在任何一個特定時間段，在頂級酒店、豪華夜總會和高階餐廳消費的人中，超過一半是利用公司報銷賬戶來付款的，反過來是以稅收減免的形式讓政府買單。"該調查人員還堅持眾所周知的事："報銷賬戶可能會給即使是最受人尊敬的人帶來潛在的罪惡、貪婪和虛偽。開支賬目表一直被鍾愛它們的享用者們視為'報銷單'。填寫開支專案被認為是與公司審計員鬥智，將半真半假和完全虛假的報銷專案正當化，無論審計員有多么老羞成怒，都無法證明那些報銷專案是假的。"
我們並沒有報道出企業富豪的所有特權，我們將視野主要集中在法律和官方判斷的型別上。許多新特權----尤其是更高的薪水----一直為州長和政府高官所知和接受。官員享有免費居住的官邸，總統每年享有5萬美元的免稅開支，以及服務周到的生活區和行政辦公區。但是，隨著企業成為伴隨著鉅額財富的特權棲息地，隨著個人富豪已經轉變為企業富豪，這些較高的薪水對他們來說已成常態。在企業行政官心情比較愉快時，當他們將企業稱之為"大家庭"時，我們可以真切地領悟到，他們是在維護美國社會階級結構的社會學真相。企業富豪共同享有的資產權力和特權，現在已經成為集體性的權力，擁有這些特權的個人最大的保障就是身為企業界的一員。
四
在美國，個人享樂與個人權力不受低收入和高稅率的束縛。高收入者即使在納完稅以後收入依然很高，存在許多逃稅和將稅額最小化的方法。美國仍然存在企業富豪階層，每年這個階層都在被創新和維護，其中許多成員擁有揮霍不盡的錢財。物價對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說是無關緊要的；他們不必看選單右邊的價格；沒有人對他們發號施令；除了自己強加的任務，他們不必做不合意的事情；他們不會因為成本面臨兩難的選擇，他們不必做任何事。從一切跡象來看，他們是自由的。
但是，他們真的自由嗎？
答案是肯定的，在他們的社交圈內，他們真的是自由的。
但是他們所擁有的金錢不會對他們有一定的限制嗎？
答案是否定的，沒有限制。
但這些不是草率的回答嗎？沒有更深思熟慮、更有內涵的回答嗎？
什么更有內涵的回答？自由是什么？無論自由意味著什么，都是指有權在自己想做什么事的時候，以自己喜歡的方式做自己想做的事。在美國社會，需要金錢才能獲得權力，在自己喜歡的時刻以喜歡的方式做自己想做的事。自由來自權力，權力來自金錢。
但是，所有這些都沒有限制嗎？
金錢獲得的權力、基於這些權力的自由當然是有限的。像守財奴和揮霍者一樣，富豪也有心理陷阱，會對他們的自由造成影響。
例如，守財奴喜歡佔有金錢，揮霍者喜歡揮霍金錢。這兩者都沒有將金錢視為獲取自由、實現人生目標的手段。守財奴的樂趣在於自己的潛在消費能力，所以不進行真實的消費。他們非常緊張，害怕失去潛在消費能力，因而永遠無法實現這種能力。他們的安全感和權力體現在他收集的錢財上，以及害怕失去它，害怕失掉自己的一切。守財奴不僅僅是一個吝嗇的人，也不一定僅僅是貪婪的人。他們是經濟體系中無能的偷窺狂，對他們來說，為了金錢而佔有金錢，不把金錢當作實現其他目標的手段，這是他們人生的終極目標。他無法實施經濟行為，金錢對大多數經濟人士來說是一種手段，對守財奴來說是最高追求。
另一方面，對揮霍者來說，花錢消費是他們快樂的源泉。大肆揮霍不會讓他們覺得開心，因為他們期待的安逸或享樂來自於自己獲得的物品。無意義的消費行為本身就是他們的歡樂和價值所在，揮霍者以此來標榜他們不關心金錢。揮霍者的大肆消費顯示他們超越了金錢觀念，因而揭露出他們無比在乎金錢。
毫無疑問，在當今金錢體系中的美國富豪裡，這兩種人都存在，但他們不是典型型別。對大多數企業富豪成員來說，金錢仍然是令人滿意的交換媒介----實現各種各樣具體目標的真正手段。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金錢可以買到舒適、樂趣、地位、美酒、安全、權力、經驗、自由和無聊。
金錢體系底層的人永遠沒有足夠的金錢，只夠勉強餬口。在某種意義上，金錢體系下面的人，永遠沒錢是自己成為金錢體系的一部分。
在中層，金錢體系似乎意味著無窮盡的單調工作。人們永遠無法賺得滿足；今年8000美元帶給你的好處，不會超過去年的6000美元。位於中層的人士懷疑，是否待他們賺到1.5萬美元時，仍然會做著單調的工作，為金錢系統所困。
但是超過一定的財富規模，會實現質的突破：富豪會意識到他們擁有得太多，完全不必考慮金錢：只有在金錢博弈中獲得真正勝利的人才可以這樣；他們不用掙扎。在金錢社會，可以說只有到那時才能實現自由。收購是一種經驗，不再需要一個利益鏈條。富豪可以逾越金錢體系，逾越沒完沒了的單調工作：擁有得越多，就越難實現收支平衡，這已不再是他們的真實寫照。這就是我們把富豪定義為個人消費者的方式。
對極貧人群來說，生活必需品從未得到滿足；對中間階層來說，總有新的目標，不是必需品就是地位；對超級富豪來說，他們的目標從來不是難以實現的，在普通人受侷限的方面，他們像當今的美國人一樣自由。
認為百萬富翁不過是社會頂層的一個可悲又空虛的位置；認為富豪不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財富；認為成功人士是無意義的，生來就成功的人和富人一樣，是可憐而卑微的，總之，認為富豪可悲的這些觀點，不過是窮人與現實和解的一種方式。在美國，財富直接給人帶來滿足，以及催生許多更大程度上的滿足。
要想真正變得富有，必須掌握實現個人小創意和極端幻想的手段。"財富擁有巨大的特權，"巴爾扎克曾說，"最令人羨慕的是，它那激發人內心深處的想法和感受能力，實現各種奇想，加速感知的能力。"和其他人一樣，富豪和其他人一樣，也許只是普通人，但他們的玩具更大、更多，而且可以一次性全部擁有。
至於富豪的幸福感指數，既不能被證明是真實的，也不能被證明是虛假的。我們必須謹記，在金錢和金錢價值高於一切的社會里，美國富豪是大贏家。如果富豪不幸福，那是因為我們所有人都不幸福。而且，認為他們不幸福的人可能不是美國人。如果他們都不幸福，那么在美國，成功的必要條件、所有健全人的抱負都會化為灰燼，而不是取得成果。
即使所有美國人都是痛苦的，也沒有理由認為富豪更加痛苦。如果每個人都是幸福的，也沒有理由認為富豪被排斥在幸福之外。整個社會似乎就是為金錢遊戲設計的，如果那些贏家都不"幸福"，難道輸家才幸福嗎？難道我們必須相信只有生活在美國社會，但不屬於美國社會的人才能幸福嗎？如果失敗是不幸的，勝利是可怕的，那么勝利的遊戲實際上是一場可悲的遊戲，因為這遊戲是美國文化的一部分，每個參與其中的人都無法避免這場遊戲。因為客觀來說，退出當然意味著失敗，客觀上失敗，儘管主觀上認為沒有失敗----這近乎荒唐。我們必須相信美國富豪是幸福的，否則我們那甘願付出一切的信念會動搖。在人類社會的所有潛在價值中，只有一個是真正至高無上的、普遍的、正統的且完全為美國人接受的目標，那就是金錢，此處排除所有心理失衡的失敗者。
"他就是王......"巴爾扎克作品中的角色稱，"他可以做自己選擇的事情，同所有富豪一樣，是至高無上的。此後，對他來說，'所有法國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個表述是印在法典首頁的謊言。他不會遵紀守法，法律會服從他。對百萬富翁來說，沒有斷頭臺、劊子手！"
"不，有，"拉斐爾說，"他們就是自己的劊子手！"
"又一個偏見。"銀行家高呼。
五
在消費和個人體驗方面，企業富豪的新特權與伴隨金錢而來的權力有關。但是，金錢的權力、經濟地位的特權、企業資產的社會和政治影響力，都絕不會受制於企業和個人的積累和消費程度。事實上，企業富豪只是美國精英的一部分，就美國精英而言，消費品帶來的權力重要性不及財富帶來的機構權力。
1．憲法是美國至高無上的政治契約。第十四次修正案給予企業應有的法律制裁，現在企業富豪的席位由身為他們一員的行政官來管理。在美國的政治體制內，企業精英構成了一個統治集團，一個自上而下發展起來的等級機構。現在，首席行政官是企業圈的領頭羊，企業圈是在美國政治主權區域內的經濟主權區，經濟主權區享有經濟主動權，他們感知到那是屬於他們的特權。身為工業莊園主義（industrialmanorialism）的領袖，他們不情願承擔聯邦政府對底層大眾在福利方面的社會責任。他們將企業體系下的工人、分銷商和供應商視為他們的從屬成員，將自己視為已經到達頂層的美國個人主義的代表人物。
他們實行私有制經濟。在過去十年內政府還未進行大量干預，事實上，在我們研究的每一個管理案例中，監管機構都傾向於成為企業的堡壘。控制生產裝置不只是控制事物，而是控制那些沒有財產、為了得到工作的人；是控制和管理他們在工廠、鐵路和辦公室的工作；是決定勞動力市場的形態，或與工會和政府爭奪這一形態；是以企業的名義做決策，決定生產數量、生產物件、生產時間、生產方式以及產品價格。
2．金錢可以使其所有者的經濟權力直接服務於政治事業。19世紀90年代，由於威廉·詹寧斯·布賴恩（williamjenningsbryan）和民粹主義的噩夢，馬克·漢納（markhanna）出於政治目的向富人募集資金；當時許多超級富豪都是政客的幕僚。梅隆家族（mellons）、皮尤家族（pews）和杜邦家族一直都是競選資金的支援者，"二戰"後，得克薩斯州的百萬富翁捐助了大量資金，支援國內的各個（總統）競選。他們幫助威斯康星州的麥肯錫、印第安納州的詹納、馬里蘭州的巴特勒和比爾競選。例如，1952年，一位石油大亨休·羅伊·卡倫捐款達31筆，每筆從500美元到5000美元不等（總計不少於5.3萬美元）。卡倫的兩位女婿資助了10位國會議員候選人（至少1.975萬美元）。據說，得克薩斯州的百萬富翁至少為30個州的政治活動提供資金。自1938年以來，默奇森一直支援得克薩斯州以外的政黨候選人，儘管直到1950年才獲得知名度，1950年，在約瑟夫·麥卡錫（josephmccarthy）的請求下，默奇森和夫人捐款1萬美元，挫敗馬里蘭州的參議員泰丁斯，1952年，資助麥卡錫擊敗康涅狄格州的競爭對手參議員威廉·本頓（williambenton）。
1952年，"共和黨和民主黨六大政治委員的總資助款中，55％來自2407筆不低於1000美元的捐款（僅包括兩個或多個州為政治活動捐款的集團捐助者）。"這些數字是絕對的少數，因為許多捐款是由家族成員以不同名義進行的，數字提供者不會輕易獲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