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富豪為競選捐款，直接行使政治權力的行為並不是太多。超級富豪這么做的情況沒有企業行政官那么多----大型有產階級對企業進行重組----有產階級使產業帶來的權力服務於政治目的。隨著企業界以越來越複雜的形式參與到政治秩序中，這些行政官與政客的關係越來越緊密，尤其是那些擔任美國政府政治委員的關鍵"政客"。
我們習慣相信19世紀的經濟人士是精明的，是討價還價的行家裡手。但是，大型企業的數量增加，政府對經濟領域的干預增加，這挑選和形成了經濟人士，並給予他們特權，這些經濟人士遍佈各個市場，在討價還價方面不及專業行政官和精明的經濟政客。現在，成功的經濟人士或為有產階級經理，或為產業經理人，必須影響或控制制定對企業活動有重大影響的決策的位置。誠然，戰爭加速了經濟人士的這種趨勢，從而使企業活動需要繼續同政治和經濟手段相結合。政治當然是企業經濟的生命力，戰爭期間，政治經濟變得越來越統一，而且，大多數毋庸置疑的事情----國家安全----的政治合法化，是通過企業經濟活動而實現的。
"'一戰'前，商人相互競爭；'一戰'後，他們聯合起來形成統一戰線對抗消費者。""二戰"期間，他們為無數戰爭訴訟諮詢委員會效力，他們獎賞預備役軍團委員會中的商人，催生了更永久的軍事機構。所有這些情況皆持續已久，也為人們所熟知，但是在艾森豪威爾執政時，企業行政官公開在政府行政部門擔任要職。以前，他們更多是在幕後出謀劃策，簽署大量合同，現在是公開發聲。
1953年4月29日，在內政部長道葛拉斯·麥凱（douglasmckay）對商會朋友說："在座各位任職於代表工商業的政府機構時，或當國防部長威爾遜堅稱美國和通用汽車公司的利益一致時，需要就這些做詳盡分析嗎？"這些事件可能是政治錯誤----如果沒有反對黨的話，或可能會是----但同時不也揭露了他們堅定的信念和意圖嗎？
有些行政官害怕政治認同像害怕中立的勞工領袖一樣，他們屬於第三黨派。因為，企業富豪曾長時間接受培訓，成為反對群體，他們中更具智慧的人略微覺得他們可能已經處在危險中了。在艾森豪威爾當政之前，這些權力可以不負責任地隨意濫用。在他之後，權力的行使就不是那么隨意了。如果事情有差池，這些行政官----事情相關方----不該被問責嗎？
但是，《財富》雜誌編委會主席約翰·諾克斯·傑瑟普（johnknoxjessup）的觀點是，企業可以作為自治政府體系取代各州過時的體制----從而填補中層權力真空。作為企業共同體的領導人，管理者有義務保證選民幸福。傑瑟普先生認為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已經失衡："任何想要治理繁盛國家的總統，對企業的依賴程度至少與企業對它的依賴程度相當----甚至更高。他對企業的依賴與英格蘭國王約翰對蘭尼米德的地產大亨的依賴如出一轍，蘭尼米德是《大憲章》的簽署地。"
然而，總的來說，行政官屬於企業富豪，他們的意識形態是沒有任何意識形態的保守主義。如果他們只是認為自己是成功人士聯誼會的成員，而不是出於其他任何原因，那么他們就是保守主義者。他們沒有意識形態，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務實派"。他們不會未雨綢繆地思考問題，只對呈現出的方案做選擇，因此必須從他們做的選擇中判斷他們的意識形態。
在過去的30年裡，事實上，自"一戰"以來，政治人士和經濟人士之間的區別在不斷縮小；儘管在過去，企業經理不信任在政界資歷深厚的同行。他們變化不定來去匆匆，因為當時的他們是不負責之徒。然而，越來越多的企業行政官直接參與政治事務，結果形成了幾乎全新的政治經濟，在政治經濟的巔峰時期，誕生了企業富豪的代表人物。
企業富豪享有政治權力是顯而易見的事，由此引發的問題與相關人士的個人誠信並無太大關係，與個人財富積累、聲望提高和權力增加也沒有太大關係。當我們發現上層人士普遍道德敗壞，以及權力精英形成體系時，這些都是我們應該討論的重要問題。但重要的政治問題是，這些事實是否能夠進一步證明，企業富豪和所謂的政治委員之間存在結構性聯絡。
超級富豪和首席行政官、當地社會與都市400強中的上流階層以及企業圈戰略集團，已經在政治體系中佔據了眾多位高權重的位置嗎？當然他們已經在蠶食政府，獲得特權。但是他們曾經或現在在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嗎？不同於官方傳奇、學術神話和民間傳說，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複雜的，但是是十分肯定的。
然而，認為政治機構僅僅是企業圈的延伸，或認為政治機構已被企業富豪所取代，這兩種觀點都是不正確的。無論是簡單說來，還是結構性事實，美國政府都不是"統治階級"的委員會，它是由委員會編織的網路體系，除企業富豪外的其他級別人士也是委員會成員。誠然，職業政客本身是最難對付的人，但是軍隊高層，華盛頓的軍界領袖是最新加入的委員會成員。
註釋
關於"管理革命"，參見jamesburnham，themanagerialrevolution：whatishappeningintheworld（newyork：johnday，1941）；關於伯納姆觀點的詳細評論，參見h．h．gerth和c.賴特·米爾斯的"amarxforthemanagers，"ethics，vol．lii，no．2，january1942；關於領導人家庭的理論，參見ferdinandlundberg，america's60families，1937（newyork：thecitadelpress，1946）。
關於1951年和1929年的收入分配問題，參見businessweek，20december1952，pp．122-3；1929年和1951年的收入都是1951美元。參見businessweek，18october1952，pp．28-9。
關於改變後的收入分配背後的一些一般性經濟事實的討論，參見fredericklewisallen，thebigchange（newyork：harper，1952）和businessweek，25october1952，p．192。
美國商務部，人口統計局，"currentpopulationreports：consumerincome，"seriesp-60，no．12，june1953，p．4。
1949年公告的收入資料是源於美國財政部國稅局的計算，"statisticsofincomefor1949，parti，preliminaryreportofinpidualincometaxreturnsandtaxablefiduciaryincometaxreturnsfiledin1950"（washington，，u.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52），pp．16-19。
在這81個收入為1到190萬美元的人中，企業股利佔的份額最大（42％和45％）。在20個收入2至290萬美元的人中，佔比最大的一部分（48％）是房地產和信託。這些賺300萬美元或以上的人，資本收益佔49％。然而，在最後這兩個最高的群體中，紅利是他們收入的次要來源，分別為39％和43％。參見同上，pp．16-19。
同上一文獻中，pp．45-7。
1917年至1936年的百萬美元收入的歷史資料由美國國會國稅聯合委員會（jointcommitteeoninternalrevenuetaxation）編制，"million-dollarincomes"（washington，：u.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38）。在1944年之前的年份，個人收入沒有從房地產和信託中分離出來。如果將這些納入1949年的收益中，並與1929年的513人相比，1949年將有1.45億美元的收入。1939年收入低於2000美元的家庭比例，參見thenewyorktimes（5march1952），美國人口普查局呈現的資料。
"preliminaryfindingsofthe1955surveyofconsumerfinances，"federalreservebulletin，march1955，再版第3頁。
稅收資料專家西蒙·庫茲涅茨（simonkuznets）發現，最富有的1％的人口（標準下降到家庭收入僅為15000美元）的稅後總收入所佔的份額，從1928年的19.1％降至1945年的7.4％；但他謹慎地補充道："從我們的描述中可以明顯看出，用一種高度可靠性來構建預算以及發掘資料來檢驗幾個假設，我們在這些方面遇到了相當大的困難。"然而，他的資料是建立在"大升級"和"富人衰落"理論常用的依據之上的。這些資料涉及一定數量的"預算"和"調整"，這是可以詳細討論的；但是，重要的討論應該關注他們"預算好的"資料。從我們所知道的----我們知道的一小部分----徵收重稅的合法和非法的方式中，我們嚴重懷疑，是否從19.1％下降到7.4％同樣是一種說明，企業富豪很好地掌握瞭如何隱瞞他們的收入資訊，從而不被政府知道，而不是一場"收入革命"。然而，沒有人會真的知道，因為官方要求的調查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參見simonkuznets，"sharesofupperincomegroupsinincomeandsavings，"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inc.，occasionalpaperno．35，pp．67和pp．59；還參見西蒙·庫茲涅茨，由伊麗莎白·詹克斯（elizabethjenks）協助，"sharesofupperincomegroupsinincomeandsavings"（newyork：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inc.，1953）。關於庫茲涅茨對稅收資料的不同解釋採用的方法的一次辯論，參見j．keithbutters，lawrencee．thompson和lynl．bollinger，effectsoftaxation：investmentbyinpiduals（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3），especiallyp．104。附帶說一下，各種稅收的收入比例----不同收入水平的哪些成員需要支付稅費----最近沒有仔細研究。然而，在羅斯福新政期間，格哈德·科爾姆（gerhardcolm）和海倫·塔拉索夫（helentarasov）對美國臨時經濟委員會的研究結果（monographno．3："whopaysthetaxes？"seeespeciallyp．6）向我們透露了，年收入從1500美元到2000美元的人繳納的稅收佔他收入的17.8％，只能節省5.8％；而年收入是他們10倍（15000美元到20000美元）的人，相比於他的高比例收入，他們所繳納的稅收比例（31.7％）只有不到前者的兩倍，能夠節省五倍多的比例（32.3％）。
任何給定年份的這種費用扣除減少了"消耗津貼"的數額，因為它們減少了淨收入的規模，但它們不影響允許消耗的百分比。參見royblough，thefederaltaxingprocess（newyork：prentice-hall，1952）p．318。截至1954年7月31日，所有企業都獲得了消耗增加，而不是在整個使用壽命期內分期平均償還購買的固定裝置的成本，現在可以在其使用壽命的上半階段扣除三分之二。參見thenewyorktimes，22july1954，pp．1，10。
time，2november1953，p．98.
關於贈與稅，參見businessweek，7august1954，pp．103-104；和13november1954，p．175。
businessweek，7march1953，p．143.
在上述引文中，關於家庭信託的內容，同樣參見businessweek，9october1954，pp．175ff.。
這些涉及基金的事實和報價來自於businessweek，19june1954，pp．167-9，173。
businessweek，17may1952.在1952年，對大約164家有代表性的公司進行的調查顯示，它們中只有8％單憑工資支付高管薪酬，理查德·a.吉拉德引用，"theyescapeincometaxes--butyoucan't！"americanmagazine，december1952，p．16。
girard，op．cit．p．89.
目前，這些股票期權僅僅向持有不到10％公司股票的高管開放；但是，有議論說到要放寬期權持有者的條件，包括大的股票所有者，雖然價格略高於市場價格，但這便於當新股發行出現浮動的時候，公司所有者和總經理可以保留公司股票的控制權。關於經理股票期權，參見businessweek，4april1953，pp．85-8；和17july1954，pp．52，54。
businessweek，25december1954.
businessweek，19july1952。
thenewyorktimes，17october1954，p．f3.
團體人壽保險，健康、意外、傷殘和養老金計劃在企業富人中越來越受歡迎。關於團體人壽保險和傷殘的新趨勢，參見businessweek，14february1953，pp．78，83；和26september1953，pp．120，122；以及24july1954，p．65。關於"保費分擔"人壽保險，參見businessweek，24july1954，pp．64，65。
businessweek，20june1953，p．183.
williamh．whyte，jr.，"thecadillacphenomenon，"fortune，february1955，p．178.
businessweek，11june1955，p．168和9july1955，pp.40ff.
ernesthaveman，"theexpenseaccountaristocracy，"life，9march1953。最近研究的企業中的一個樣本，約73％支付核心管理人員的全部或部分俱樂部費用，參見girard，op．cit．p．88。
thenewyorktimes，22february1953，周新聞板塊，"journeys'end"。
businessweek，15may1954.
businessweek，16october1954.
businessweek，9january1954.
girard，同上p．89；businessweek，29august1953.
maryamannes，"broadwayspeculators，"thereporter，7april1955，p．39.
ernesthaveman，同上。
honoredebalzac，thethirteen（newyork：macmillan，1901），p．64.
引自look，9february1954。
honoredebalzac，同上。
參見，例如"hearingsbeforethesubcommitteeonstudyofmonopolypowerofthecommitteeonthejudiciary，"houseofrepresentatives，eighty-firstcongress，firstsession，serialno．14，part2-a（washington：u.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50），pp．468-9。
theodoreh．white，"texas：landofwealthandfear，"thereporter，25may1954，pp．11and15；關於休·羅伊·卡倫，參見thewashingtonpost，14february1954。
thenewyorktimes，11october1953，p．65．"哈特政治活動法案（thehatchpoliticalactivitiesact），"《紐約時報》寫道，"使得給予任何一個國家集團超過5000美元的行為是非法的。但是，它允許個人向任何一個單獨組織放棄該金額，並允許每個家庭成員單獨捐款。"
harrycarman和haroldc．syrett，ahistoryoftheamericanpeople（newyork：knopf，1952），vol．n，p．451.
jonathanstout，"capitalcomment，"thenewleader，5december1942.
引自thereporter，25october1954，p．2。
johnknoxjessup，"apoliticalroleforthecorporation，"fortune，august1952.
這個變化----在1936年至1951年產生的影響更具決定性----大體上由以下幾個經濟因素促成：（1）就業相對充分，將戰爭期間及戰後的所有謀職者，都變成了工薪階層。（2）家庭收入成倍增加。1951年，夫妻雙方都參加工作，收入低於2000美元和高於15000美元的家庭都不足16％，但是在收入介於3000至9999美元之間的家庭中，參加工作的已婚婦女所佔比例由16％逐步增加至38％。（3）在二三十年代，大部分貧困人群都是農民，但現在農民在窮人中所佔的比例下降，在政府的各種補助下，農民富裕起來了。（4）工會的壓力，使薪資從三十年代末開始不斷上漲。（5）三十年代的政府福利專案，如出臺最低工資標準、為老年人提供社會保障、為失業者和殘疾退伍軍提供撫卹金，為家庭收入構築一道底線。（6）當然，四五十年代的繁盛背後，還有結構性戰爭經濟。
1949年，收入低於1萬美元的納稅人，86％的收入來自工資，9％來自於經商所得或合夥收益，只有5％來自所擁有的資產。退股所得屬於收入的一部分，對年薪在1萬到10萬美元之間的人來說十分重要。他們34％的收入來自商業利潤，41％來自於工資，23％來自資產（2％屬於雜項收入，如年金和退休金）。
當然，這些數字只是粗略表示鉅額資金的含義，因為沒有考慮到通貨膨脹的情況。任何特定企業富豪的數量，以及上百萬美元收入的具體數量，都與稅率和企業界的利潤水平有關。在低稅率和高利潤時期，申報的百萬美元收入可觀：1929年是理想的一年，估計有513人向政府申報逾百萬美元的收入。這些收入達百萬美元的人的平均收入為236萬美元，稅後平均收入為199萬美元。在蕭條的1932年，只有20人申報的收入在百萬美元及以上；1939年，全美四分之三的家庭年收入低於2000美元，45人申報的收入達百萬美元。然而，在戰爭時期，收入達百萬美元的人數隨著收入總水平的增加而增加。1949年，利潤和稅率都很高，有120人向政府申報達百萬美元的收入，他們的平均收入為213萬美元，稅後為91萬美元。但是，在1919年，稅率和利潤都高，儘管利潤有所下降，只有69人掙了百萬美元，稅前平均收入為230萬美元，但稅後僅剩82.5萬美元。
例如，一個人可以將價值1萬美元的股票給予神學院，由於可以節約稅收，事實上，他只用花費4268.49美元。估算一下，十年後，股票增值到16369.49美元，這個人會獲得6629美元的收入，是他給予神學院股票價值的50％還多。當然，這個人過世以後，該神學院將擁有這些股票並獲得收益。
"以一位已婚人士為例，"一份執行官雜誌詳細解釋道，"他的可徵稅收入為3萬美元，包括一份2.5萬美元投資所獲的1000美元的收益。這1000美元的收益稅後僅剩450美元。每年以4％的複利累積達10年，他的家庭至多可以累積5650美元。但是，假設這個人將2.5萬美元的投資轉為短期信託基金，如果安排滿足具體要求，該筆信託金需要為每1000美元的收入支付200美元的稅，剩下800美元。10年後，可以累積收益達9600美元，是沒有信託金情況下收益的70％......（在每個州都允許這樣做）在信託金終止的時候，這個人可以拿回2.5萬美元，以及未實現的增值。累積的收入會進入信託受益人的賬戶----一個在他的家庭中處於低稅收地位的人。"
商人每年乘坐私人飛機的時間----幾乎所有的都是計劃好的，加上乘坐商業航班的時間總共約400萬小時。
例如："在過去的兩年中，有300多位國會議員到國外旅行，估計花費了納稅人逾350萬美元。毫無疑問，許多公費旅遊都是有益的、合法的實情調查旅遊和檢查，其他的則無疑是一些豪華的免費遊。上週，眾議院法規委員會（houseofrepresentativesrulescommittee）釋出通告對公費旅遊保密。該委員會聲稱計劃只批准外交部、國防部和島嶼事務委員會（insularaffairscommittees）成員的公費國外遊。上週圍繞國會的一個笑話是，"《紐約時報》總結稱，"今年夏天要在巴黎召集到通常的法定人數將是很困難的。"
霍華德·休斯（howardhughes）曾主張以900萬美元的價格從弗洛伊德·奧德姆（floydodium）處收購雷電華電影公司（rko）。"我需要這家電影公司如同我需要天花一樣！"在被要求解釋他的動機時，休斯嚴肅地回答稱："......我從弗洛伊德·奧德姆那裡購買雷電華電影公司的唯一原因，是因為我喜歡在我們討論收購的詳細細節時，有許多飛機降落在他位於印第奧（加利福尼亞州）的農場。"
位於共和黨捐款榜單前列的是洛克菲勒家族（$94000），杜邦家族（$74175），皮尤家族（$65100），梅隆家族（$54000），韋爾家族（$21000），惠特尼家族（$19000），範德比爾特家族（$19000），戈萊特家族（$16800），米爾班克家族（$16500）和亨利·r.魯斯（$13000）。位於民主黨捐款榜單前列的是納什維爾的韋德·湯普森（$22000），肯尼迪家族（$20000），費城的艾伯特·m.格林菲爾德（$16000），賓夕法尼亞州的馬修·h.麥克洛斯基（$10000），和馬歇爾·菲爾德家族（$10000）。
對"二戰"期間華盛頓的象徵性領取微薄薪金者身份背景展開了調查，調查表明給政府提供貸款的行業，除了極少數人以外，是金融專家，不是在生產方面有豐富經驗的人："......在戰時生產委員會（wpb）的銷售人員和採購代理都是由費迪南德·埃伯施塔特（ferdinandeberstadt）負責，他是華爾街前投資銀行家。那些在工作上有特殊技能的人，在過去的一個月中，在戰時生產委員會發現十分有必要開始一門特殊的培訓課程，教授他們工業生產方面的基礎知識時，他們給出的藉口讓人震驚......我們發現象徵性領取收入的人用公司銷售員和採購代理的工資單給戰時生產委員會做假賬。這些象徵性領取工資的人應該是高層管理專家和金融專家給政府的工業貸款，幫助打贏戰爭。現在，行業高層管理由兩種型別的人組成......生產專家和金融專家......生產專家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奮鬥。"
參見下面，對行政官的政治角色進行了更加全面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