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紀，歷史觀察員注意到現代社會頂層權力部門出現了一個顯著趨勢，即文官開始掌權，可以管控軍隊，軍隊的權力被束縛、抵消和削弱。當然，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時間，軍隊都曾服務於文官的決策，但這個趨勢在19世紀達到高潮，並一直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無論在當時還是在現在看起來，這一趨勢都十分顯著，因為在此之前，這種趨勢的規模從未如此巨大，根基也從未如此牢固。
20世紀，在工業化國家中，偉大但又短暫的文官統治開始變得搖搖欲墜、岌岌可危。經歷了從拿破崙時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長期和平後，世界歷史長河中的舊格局再次出現。全球的軍界領袖開始捲土重來，並制定了世界的規則。在美國也是如此，軍界領袖們將自己的觸角伸進了政權真空。企業行政官、政客與那些海陸軍上將如同美國精英階層中不安分的表親一樣，他們手中掌握和被賦予的權力日益膨脹，並且能夠做出和左右那些影響最為重大的決定。
一
所有的政治手段都是在謀求權力，權力的最終形式就是暴力。那為什么在當時軍事獨裁不是正常和普遍的政府形態呢？事實上，在人類歷史中，人們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刀鋒之下，只要一齣現重大的人事騷亂，不管這些騷亂是真實的，還是僅存在於想象中，社會便會求助於軍事統治。即使現在，我們也經常忽視這些世界歷史上較為普遍的事實，因為我們繼承了一些價值觀，而這些價值觀正是在19世紀文官統治政權下興盛起來的。即使權力的最終形式是暴力壓迫，每個國家內和各國之間相互競爭的權力也還沒有達到最終形態。我們的政府學理論採用了某些制度，同時我們的憲法也促成了這些制度，在這些制度下暴力被最小化並且受到人民統治的有效制約和平衡。在當代西方長期和平的時代，人們往往將歷史歸功於政治家、富豪和律師，而不是陸軍將領、強盜和海軍將領。但是這段和平是如何產生的呢？文官又是如何戰勝暴力崇尚者成為主宰的呢？
加埃塔諾·莫斯卡在談到軍隊時曾做過一個假設，我們雖然不同意他的這種假設，但卻也無礙於我們接受他的大致推理框架。他說在任何社會，總有部分人當被激怒時就會採取暴力，如果我們賦予這種人才幹和時機，那么我們就會得到一個拿破崙；如果賦予他崇高的理想，我們就會得到一個加里波第；如果賜給他一個機會，僅此而已，那么我們就會得到一個墨索里尼；如果放在一個商業時代，我們會得到一個匪徒集團。
但是，莫斯卡還說過，如果我們讓這些人在特定的社會等級集團內擁有一份工作，那么我們得到的就會是職業士兵，而且通常是文官可以控制計程車兵。
當然，除了職業的常備軍（standingarmy）外，還有內在的和平力量。比如神職人員所傳達的「上帝賜予的和平」，又比如在中世紀的歐洲，強迫人們接受的「國王賜予的和平」，實質是專門針對那些認為榮譽和權力是依靠武力來取得的人。但是，你也許會意識到，現代和平史甚至是整個世界的和平史都是一個矛盾，即和平都是來自於政府對暴力的集中和壟斷，同時世界如今大約有81個這樣的政府，這也是現代戰爭爆發的首要條件。
在出現政府之前，暴力者時常能夠並且也經常在區域性範圍內採用暴力手段。歐洲和東方的封建社會在很多方面其實就是暴力者在區域性範圍內進行統治。在政府對暴力手段進行集中壟斷前，權力通常能夠在分散的地方小範圍地進行自我複製，並且被當地的幫派所掌控，這通常就是在國家出現之前人類的歷史程式。但是，在一心建立國家的斐迪南國王和伊莎貝拉王后的帶領下，高尚的西班牙人變成了被國王統治的群體，接著在適當的時間變成了征服者，接著變成了由女王統治計程車兵。很快，那些小地方的暴力者成為了被平民首領所統治的常備軍的一員。
常備軍到底採用的是怎樣一種了不起的制度，以至於能引導暴力者好鬥的天性，讓他們順從文官的領導，並且將這種順從作為自己的榮譽準則？如果在當代社會常備軍壟斷了暴力，變得足夠強大去主導社會，他們為什么還沒有這么做呢？為什么反而他們能夠接受人民首領的領導？為什么軍隊甘心從屬於人？常備軍的秘訣是什么？
其實並沒有任何的秘訣，但是在常備軍由文官掌控的地方，總是會有如下一些公開的執行機制。首先，這些軍隊都有「貴族氣派」。任何時候，只要有人企圖要改變這一點都會失敗，比如早期布林什維克的狂熱。另外在國家的常備軍中，軍官和士兵總是保留著很明顯的分界線；軍官基本上都是從人民領導階層或與領導階層有著相同利益的人群中甄選而來。因此，領導階層內部力量的平衡便反映到常備軍中去了。最終在這支常備軍中，或者說在很多支這樣的常備軍中發展出了能讓人擁有滿足感的東西，這些東西甚至讓暴力者們也垂涎欲滴：一份穩定的工作，但更多的是通過遵守硬性的榮譽法則便能獲得可以預見的榮譽。
在18世紀末期，約翰·亞當斯曾問道：「參加常備軍的歐洲人是出於單純的愛國嗎？他們的軍官都是有遠見、樂於奉獻，指望在來世才得到回報的人嗎？他們敢於冒生命危險，在受傷後能泰然處之，是源於道德的力量還是宗教的使命？」可能有人確實如此，但是如果有人認為所有或者大部分這類英雄都是由以上因素驅使，那隻能證明他對這些人還不夠熟悉。這些人所得到的報酬足夠鼓舞他們自己嗎？其實他們得到的報酬僅僅稱得上是普通而且簡單的謀生品，與在其他領域能追求到的財富，以及正常生活所擁有的快樂相比不值一提，何況這份工作艱難而且危險。所以，能夠鼓舞他們的其實是參軍後能夠獲得榮譽的考量和機會。
「士兵們會拿自己與戰友相比，為了提拔成下士相互競爭，下士們也為升為中士相互競爭，中士們為了成為少尉願意赴湯蹈火，這樣一來軍隊裡的所有人都在不斷地渴求升職，就如同聯邦公民們都不斷努力提高自己的階層一樣，以求吸引更多人的目光。」
從聲望到名譽，以及這所帶來的一切，可以說一直都是軍隊放棄政治權力的報酬。而且這種放棄已經根深蒂固：它已經成為軍隊榮譽準則的一部分。軍隊的官僚等級制度通常十分精簡，在這樣一種體制下，軍官們認為「政治手段」是一種骯髒、不可靠和不紳士的遊戲。按照軍官自己的身份法則來衡量，他們一直認為政客們只是生活在一個無常世界裡的不合格生物。
常備軍們所擁有的這種狀態機制並不總是會導致文官統治的結束，但是在這一方面沒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比如，我們都清楚只要當軍官們在國家的議會里擁有一席之地時，他們就會努力地去控制整個議會，而當軍官們在議會里沒有一席之地時，他們就有可能會向首都進軍，這也正是西班牙語國家所擺脫不掉的詛咒。
二
與世界趨勢和事實相關的所有這些情況，以極其高明的方式，對美國軍事機構、軍隊高層將領產生影響。同其他國家一樣，美國也誕生於暴亂中，但在美國建國之時，戰爭還不是人類社會的主要特徵。戰爭機器無法輕易抵達美國的建國基地。不會輕易受到戰爭的摧殘，不會受制於軍事人員的慾望。美國成立之初，意欲建立一個文官當權的政府並加以保衛，管控好軍界領袖們可能爆發的野心。
美國的民族主義革命是與英國政府徵用計程車兵交戰，這些僱傭兵居住在美國的家中，這個年輕的國家不太可能會熱愛職業軍人。美國國土廣袤，被兩大洋所包圍，周邊是實力弱小的鄰國以及印第安人，美國在19世紀的數十年內都不需承擔龐大的軍費開支。而且，從門羅主義誕生到19世紀後期適用於英國，為了保護在西半球的英國市場，英國艦隊徘徊在美國和歐洲各大陸國家之間。甚至在「一戰」後的時期，直到納粹德國興起，美國成為歐洲破產國的債權人，美國不再擔心會面臨軍事威脅。同時這也意味著，正如在不列顛各島一樣，海軍歷來是最主要的軍事力量，而非陸軍；海軍對國家社會結構的影響力弱於陸軍，因為他們不能有效鎮壓群眾暴亂。因而，海陸軍將領在政治事務上發揮的作用不大，文官的統治地位堅如磐石。
國民一心想著賺取個人財富，從經濟層面來說，這個國家不可能會資助寄生群體。在中產階級重視自由和進取心的國度，嚴守紀律計程車兵不可能會得到尊重，他們常常被支配，殘暴地支援缺乏自由精神的政府。因此，自古以來，經濟實力和政治環境都贊成文官貶低軍人，認為他們只是偶爾有用，卻一直都是負擔。
美國憲法的頒佈是出於畏懼一個強有力的軍事機構。身為文官的總統，可以任命所有軍隊的最高將領，在戰爭期間，可以任命州民兵團的最高將領。只有國會可以宣戰或者為軍費撥款——兩年一次。各個州保留他們的民兵團，獨立於國家軍事機構之外。沒有條款規定，軍隊要向文官首領不斷地建言獻策。如果憲法中有關於暴行的規定，也是很勉強的規定，暴力分子會被嚴格追究重大責任。
繼老一輩革命家之後，上流階層沒有了軍事標籤，美國精英成員沒有系統性地包含高階軍事將領，沒有形成服軍役的傳統，軍事人員不會享有聲望。相比于軍事人員，經濟人士的優勢在於光榮性方面，內戰時期，事實上一直持續到「一戰」，招募僱傭兵是不受歧視的。因此，軍事人員長期被孤立在崗位上，沒有進入美國上流階層。
無論跨半球遠赴戰場經歷怎樣的艱難險阻，無論他們的遠征隊和軍隊多么好戰——在許多方面，在大部分時間，都身處戰爭營地中——國家元首仍然不崇尚軍事思維、不擔憂軍事前景。
縱觀整個美國史，會發現一個非常奇怪的局面：我們被告知美國從來不是現在也不是軍國主義國家，事實上，我們不相信軍事經驗，而且我們注意到，革命使華盛頓將軍成為總統，競選總統失利的官員提議，在辛辛那提協會（orderofcincinnati）中，組建軍事委員會，任命軍事領袖。接著，傑克遜將軍、哈里森將軍和泰勒將軍參與了墨西哥戰爭，前線戰爭和小規模戰鬥都與他們的政治成就有關。還有漫長而血腥的內戰分裂著美國社會，留下了揮之不去的傷痕。無論內戰中抑或內戰後都由文官執政，但內戰的確使格蘭特將軍獲得優勢，登上總統寶座，成為經濟利益的掩護者。
從格蘭特到麥金萊，除克利夫蘭和阿瑟以外，其餘總統都是內戰時的官員，儘管只有格蘭特是職業軍官。我們還注意到，在規模極小的美西戰爭中，最粗暴無情的羅斯福——或許因為他不是職業軍官，最終成為總統。事實上，在33位美國總統中，約一半有軍事經歷，有6位職業軍官和9位將軍。
從謝司起義到朝鮮戰爭這段時期，軍官暴亂事件不斷上演。事實上，自1776年，美國參與了7個國家的戰爭，經歷了4年內戰，與印第安人的衝突和戰爭持續了一個世紀，不斷侵略亞洲，征服加勒比海和部分中美洲地區。所有這些都被認為是對更重要的事情的干涉，但至少可以說，暴力作為一種手段，甚至作為一種價值觀，在美國人的生活和文化中是模糊不清的。
這種歧義基於這一事實：歷史上發生過無數暴亂，但其中大多數都是「民眾」直接參與的。軍事力量被分散到各州民兵團，達到近乎封建領地的程度。幾乎無一例外，軍事機構與分散的經濟生產方式、政治權力的聯盟是同時存在的。與歐亞大草原的哥薩克人不同的是，面對美洲印第安人，美國邊疆居民在技術和數量上佔有優勢，無需組建一個真正的尚武階層，以及一個龐大、守紀的暴亂管理部門。事實上，每個人都是步兵：考慮到戰爭的技術含量，暴亂的方式不是統一的，這一簡要事實對文官佔統治地位、對美國早期的民主制度和道德觀意義最為重大。
從歷史角度來說，在以步槍為主要作戰武器的時代，一個人代表一支步槍和一張選票，美國的民主政體得到了民兵體制的支援。相應地，教科書式的歷史學家認為政治和經濟變化的原因，不在於軍事機構和武器體系的變化。他們動用軍事力量，與印第安人爆發衝突以及發動一個邊遠地區的戰爭，然後讓軍隊隱沒起來，或許歷史學家是正確的。但是，歐洲徵兵組建的第一支軍隊是革命軍，理應被人們銘記在心。其他國家不情願地武裝起自己的民眾，梅特涅在維也納會議上呼籲取消大規模徵兵；普魯士在其常備軍遭受挫敗後，才採用普遍徵兵制；沙皇在克里米亞戰爭後才實行普遍徵兵；俾斯麥的新兵擊敗弗朗茲·約瑟夫的軍隊後，奧地利實行普遍徵兵制度。
歐洲大規模徵兵組建軍隊，為了加強士兵的忠誠度，擴大了徵兵方面的其他「權利」。在普魯士以及隨後的德國，都在深思熟慮後實行大眾徵兵制。農奴制的廢除，以及隨後實行的社保計劃，都伴隨著大眾徵兵制的建立。儘管不完全相同，但是很顯然，攜帶武器的權利擴大的同時，其他權利也會相應擴大。但在美國，攜帶武器的權利並未從軍隊擴大到普通民眾手中：他們從一開始就攜帶武器。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軍事活動不涉及固定的軍事訓練紀律，也不是隻有聯邦政府才能使用暴力手段，也不涉及大型、固定軍事機構頂層的職業士兵。在內戰和美西戰爭期間，軍隊平均有2.5萬軍人，以軍團為建制，軍團和連隊分散在邊疆沿線和偏遠的西部哨所。在整個美西戰爭中，美國軍隊是民兵團組成的，這意味著權力是分散的，由受當地影響的非職業軍官領導。
州民兵團加入小規模正規軍（regulararmy），形成美國志願軍團（theusvolunteers），指揮官由州長任命。在這種非專業化建軍的情況下，正規軍常常是志願軍團的將才。政治——也叫文官統治——擁有最高統治地位。在任何一個時期，將軍的數量都不多，上校常常是西點軍校學生的最高目標。
三
在19世紀末的陸軍老將中，凌亂的藍色制服上散發著內戰時留下的縷縷硝煙味。他在內戰中脫穎而出；在時間上介於內戰和美西戰爭之間的印第安人戰爭中，他勇於冒險，與印第安人開戰。騎兵的勇猛影響了他，儘管他有時像一個橫衝直撞的笨蛋（別忘了卡斯特將軍和小巨角戰役），他的一生正是西奧多·羅斯福所推崇的頑強的生活。通常他蓄著八字鬍，有時蓄著濃密的鬍子，經常以一副沒刮鬍子的模樣示人。他穿一身二等兵制服，制服上的扣子因未經打磨而暗淡無光，靴子陳舊不堪，這是他一貫的風格。這位老兵曾經近距離作戰：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官方才開始保護受訓軍人的行動；許多將軍和幾十名上校在內戰和後來與印第安人的衝突中犧牲。他不是通過坐在五角大樓裡組織工作贏得下屬的尊敬，而是通過準確地射擊、精湛的騎術和麵臨困難時的隨機應變贏得了尊敬。
典型的1900年代將軍出身於古老的美國家庭並且擁有英國血統。他在1840年左右出生於美國東北地區，可能是在那裡或在中北部的農村地區，也許是一個小鎮中長大。他的父親是一位專業人士，很可能有政治人脈——這可能會或可能不會對他的事業有幫助。自他進入軍隊或西點軍校以來，他用了38年左右的時間成為了一名陸軍少將。大約60歲時，他進入最高指揮部。如果他有宗教信仰的話，可能是主教制教會的信徒。他結婚了，一些情況下結過兩次，他的岳父也是一位專業人士，也可能有一些政治上的人脈。在軍隊服役時，他不屬於任何一個政黨；但是退休後，他可能會涉足共和黨政治。他不太會寫東西，也不會有人寫很多關於他的東西。按照官方規定，他必須在62歲退休。平均來說，他會在77歲時去世。
這些老將軍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就讀於西點軍校，另外只有四人完成了大學學業，老一輩的軍人不看重讀書。但我們必須記住，許多曾就讀於西點軍校和曾在舊聯邦軍隊中佔大多數的南方人都返回家鄉加入了美利堅聯盟國的軍隊（confederatearmy）。1900年代的將軍們中，一些是在內戰期間接受任命成為將軍的，有些是通過州民兵團成為將軍，有些親自招募了足夠計程車兵然後成為了上校。在他成為正規軍後，他的晉升很大程度上由資歷決定，這種晉升的速度在戰爭中大大加快了，就像他在美西戰爭期間以上校身份的晉升一樣。至少有一半的老將軍們與其他將軍和政治家有更緊密的關係。比如說倫納德·伍德將軍（leonardwood），他在1891年是一名醫療隊長，成為了白宮的醫生，先後為他的朋友西奧多·羅斯福和威廉·霍華德·塔夫脫（williamhowardtaft）服務，最終在1900年擔任參謀長。
36名頂層軍人中，只有3人有從商經歷，其中兩人僅短暫地經營過生意。在臨近戰場的城鎮，當地商人通常對這一老軍隊懷有好感，因為這支軍隊和印第安人打仗並且趕跑了偷牛賊，駐守軍隊對當地經濟來說意味著金錢。在更大的城鎮裡，軍隊有時被授權驅散罷工人群。小男孩們也特別喜歡這支軍隊。
在內戰和西奧多·羅斯福任期內的海軍擴張之間，公眾看到的更多的是陸軍，下層階級也在陸軍對其地位的主張中得到了好處。但海軍更像是一個紳士俱樂部，偶爾進行探索和救援的遠航，而且海軍在上層階級中頗具威望。這解釋了其軍官團的高層出身和更專業的培訓，由此也得到了部分解釋。
除了從英國繼承的對海上權威的認識，還有海軍上將阿爾弗雷德·馬漢（alfredmahan）把國家的偉大和他的海上權威聯絡起來的理論的影響，這在海軍副部長西奧多·羅斯福聽起來十分受用。在美西戰爭中海軍的威望更進一步，影響了更大範圍內的公眾，因為對外行人來說，海軍軍官的技術比陸軍軍官更神秘，很少有人敢於指揮一艘船，但是很多人敢去指揮一個旅的軍人。陸軍軍隊裡沒有自行的系統，但海軍有在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接受正式、專業的教育並增強技能的優勢。這也離不開巨大資本投資的事實，海軍軍官統轄下的船艦就是代表。最後，船長擁有絕對的權威，尤其是在蔑視水手的海洋傳統之下——適用於服軍役的船員，確實抬高了海軍軍官的地位。
1900年代典型的海軍上將大約在1842年出生，有殖民背景、擁有英國血統。他的父親從事某種專業工作；更重要的是，他來自東北沿海地區的上層社會，很可能身處城市中心。這位未來的海軍上將接受了學院教育，加上兩年的接收艦（receivingship）經歷。他加入海軍的時候年僅14歲；如果他有宗教信仰，他肯定是新教信徒。大約在他加入海軍43年後，他成為了一名海軍少將。那時他已年屆58歲。他和來自同一階層的人結了婚。他可能已經寫了一本書，別人寫一本關於他的書的可能性要小一些。在1898年美西戰爭後他可能會獲得榮譽學位，並在62歲時從海軍退役。他擔任海軍少將的時間只有三年，退休十年後逝世，達到了當時72歲的平均壽命。
即使在1900年，海軍高層基本上都曾在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受訓，同時也很紳士。比起陸軍，海軍招募的人社會階層更高，居住在東部的更多，接受過更好的準備訓練，然後進入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海軍上將也曾參與內戰，內戰後他通過避免在個人生活或在軍事職責上打破陳規，慢慢晉升。鑑於他一絲不苟、緩慢前行的職業生涯，為了在62歲法定退休年齡前成為海軍上將，能夠早日受到委任和保持長壽是很重要的。成為一名船長通常要用25年左右的時間。「軍人在下層花的時間太長了，他們從未學會自己思考。他們做到高層時已經太晚了，那時的他們不再年輕，不再躊躇滿志，他們只學會了服從而非指揮……」
高階海軍軍官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任期是在海上度過的，當然主要是在其等級較低的時期。在35名頂層海軍將領中，大約有一半的人曾經回到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擔任教員或官員。有些海軍將領在安納波利斯做了研究工作。一團糟的官僚作風通常是海軍特徵，其關鍵在於隨著船舶、槍炮、物流技術上變得更復雜，對其進行管理的海軍軍官更多的是通過資歷而非專業技術晉升。因此，船長就疏遠了他的船艦，去負責那些自己不完全瞭解的事務。海軍負責人與國務卿有聯絡，並且經常與國會議員關係密切。但儘管有明顯的聯絡，這一時期只有一名海軍上將進入商界，兩名進入（地方）政界。
簡而言之，這就是美國19世紀後期處於政治家控制之下的軍隊，其半職業化的高階軍官團的成員，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商界和政界精英。但現在已經不是19世紀後期，當時塑造國家軍事角色的大部分歷史因素，對美國軍隊高層已經沒有任何影響力了。
小巨角戰役發生在1876年6月25日的蒙大拿州小比格霍河附近，美軍和北美勢力最龐大的蘇族印第安人之間的戰爭，最終以印第安人的勝利而結束，整場戰役歷時僅半小時，是整場印第安戰爭中印第安人所取得的最大勝利。
四
在20世紀中期，和平和文職官員價值觀的影響力——他們不信任處於從屬地位的職業軍人——必須由前所未有的局勢來制衡，美國精英是這樣描述國家形勢的：
1．美國精英和底層大眾中的優秀人物，第一次意識到生活在軍事區域意味著什么，在國土上進行災難性的襲擊活動意味著什么。或許他們還意識到，由於美國的地理位置與世隔絕，國內市場不斷擴大和穩定，進行工業化所需的自然資源豐富，只需要舉行軍事活動對抗技術落後的民眾，在美國形成一個軍事時期非常容易。所有那些都是事實：美國的軍事實力與蘇聯旗鼓相當——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如前幾個世紀的德國之於法國。
2．對最新武器體系的物理效應做了更加詳細的估測——目前已公開——立即和戲劇性地說明了這一點。一次飽和攻擊會導致5000萬人，即三分之一的人口喪生，這不是毫無根據的猜測。美國會立刻以同樣的殺傷力來對敵人進行報復，當然，這並不能降低對自己領土和人員造成的影響。
這種技術可能性有可能會被用於政治和工業領域，或直接運用到軍事領域，擁有相關決策權的美國精英主要將其用於軍事領域。他們是用軍事術語來給國際實況下定義的，因此，在任何重要的歷史局面中，上流階層會評估戰爭可能性和戰爭威脅的嚴重性，而不是直接採用外交手段。
而且，新武器已經被開發為「第一道防線」。與毒氣和細菌不同，新武器不是敵人反對使用的備用品，而是主要的防禦性武器。如此重要的戰略已經公之於眾，理論上是基於這種假設，認為只會在全面戰爭爆發初期使用這些武器。事實上，這是普遍假設。
3．對現狀的定義和相應的政策傾向催生了美國國際立場的另一特點：當權者在談論無法預見結果的「緊急情況」，這在美國曆史上是頭一回。在現代，尤其是在美國，人們開始把歷史當成是被戰爭中斷了的和平時期。但現在，美國精英對和平沒有真正瞭解——而不是憑藉雙方制衡取得了令人不安的短暫間歇。唯一被真正採納的和平計劃是荷槍實彈。簡而言之，戰爭或高規格的戰備狀態被認為是常態，似乎是美國不變的情形。
4．關於美國的形勢，我們要提及的最後一個新特徵同官方定義的一樣，甚至更重要。在美國曆史上，精英們首次發現他們正面臨一場潛在戰爭，他們在自己的圈子，甚至在公共場合承認，參戰方都不會取得勝利。他們不知道勝利意味著什么，他們不知道勝利的途徑是什么。毫無疑問，將領們也對此一無所知。例如，朝鮮僵局是由政治層面上「意志麻痺」造成的，這變得越來越明顯。梅爾文·沃里斯中校（melvinb．voorhees）在與詹姆斯·範佛里特將軍（jamesvanfleet）交談時，做了以下彙報。記者問：「將軍，我們的目標是什么？」範佛里特說：「我不知道。這個答案必須由高層決定。」記者：「將軍，我們要如何取勝？何時以及我們能否取勝？」範佛里特：「我不知道，只有高層能對此做出回答。」《時代》雜誌的社論作者評論稱：「那是對過去兩年朝鮮戰爭的總結。」在之前的時代，國家領導人在備戰時就制定了取勝方案、投降條件，至少他們中的一些人對實施的軍事手段有把握。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無論在政治層面還是經濟層面，美國的戰爭目標都變得十分模糊，但是有通過暴力手段取得勝利的戰略計劃。現在也沒有關於勝利的資料。鑑於現在存在的暴力手段，「大規模報復」既非作戰計劃也非勝利理念，僅僅是一種暴力的外交——也叫政治——姿態，現在兩個國家之間的全面戰爭，已經成為互相摧毀的手段。同樣的狀況是：所有參與戰爭的國家都可能會衰落，所以彼此害怕戰爭，最終都得以存續。和平就是彼此害怕，制衡戰爭威脅。
在這一點上，我不必為美國國家地位或政策的真實情況進行辯解。考慮到世界形勢具備的這些特徵，正如現在官方規定的，我們應該意識到，在決定和平的世界事務上，正統軍事戰略和各類軍事專家都變得無關緊要和具有誤導性。顯然，在所有重大問題中，最首要的問題是戰爭與和平的問題，相較以往，這已經變成十足的政治問題。從軍事角度來說，北約有10個還是30個師，與德國是否將重新武裝起來一樣無關緊要。全面轟炸造成的影響已成既定事實，因此，這些問題已不再是無關緊要的軍事問題，是事關美國能否將歐洲各國聯合起來的政治問題。
但是，鑑於決策者對事實情況的軍事定義，將軍們躋身美國精英的上流階層完全合情、合法、合理。美國在國際上的新地位，以及新的國際形勢都是由精英們闡釋的，這種新地位和新形勢改變了精英的關注點。華盛頓軍界領袖指揮權的擴大和地位的提高，正是精英焦點發生改變的最好證明。在很大程度上，最為重大的決策都已經成為國際性的決策。對於許多精英來說，國內政治已經成為在國內控制權力的重要手段，從而對國外的國家機構施加影響力，如果那樣說太誇張的話，以下這一點是千真萬確的，幾乎所有生活領域的國內決策都越來越多參考國外的危險和機遇。
同時，隨著軍界領袖權力的增加，高層文官有所警惕，這一點不足為奇。如果能夠有效挑戰現實的軍事定義，有利於全球事務的政治、經濟和人文想象，那么這種警惕是負責任的。但是到那時，更容易對軍界領袖產生警惕，畢竟他們是造成現狀主流定義的始作俑者。
五
美國的暴力手段得到了擴大和集中化，已經形成了一個十分複雜的官僚結構，陸軍部隊輻射到亞洲邊緣地帶，以及歐洲的半島，戰略空軍力量深入歐亞大陸的中心地帶。機構和武力手段的可及範圍發生了變化，使暴力分子也隨之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們成了美國軍界領袖。
五角大樓完美地詮釋了新式軍隊體系的規模和結構，這裡集結了美國各類軍事人才。作為全世界最大的辦公大樓，五角大樓的五部分平均分佈，任意一面外牆的長度都相當於三個足球場的直徑之和。走廊長達約28千米，設定有4萬部電話總機，通氣管長達約24千米，有2100部可與世界各地聯絡的內部通訊電話，以及31300位工作人員。配備有170位巡邏的安保人員，1000名提供服務的工作人員，4名專門負責換燈泡的全職工作者，還有另外4位全職工作者專門負責監視校準4000個時鐘的主控板。大樓水閘入口的下方建有5個手球場和4個保齡球場。每天產生10噸未分類的廢紙，每年可賣8萬美元。大樓內的廣播電視演播廳每星期可製作3套全國性的節目。通訊系統支援四方會談，即使各方分別遠在華盛頓、東京、柏林和倫敦。
五角大樓的建築結構和人員構成極其複雜，是現代軍事領袖的辦公場所，其中難覓印第安勇士的身影。
國防部長由總統任命，擔任總統助理。在軍隊官僚體制高層，僅次於總統和國防部長的是軍事領袖委員會——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緊接著是海陸軍將領們組成的上流圈，他們掌管著需要精心部署且分佈廣泛的陸海空軍事力量，負責維護軍力所需的經濟和政治合作，控制著宣傳機器。
珍珠港事件之後頒佈了一系列法律和命令，竭力統一各部門分支機構。這種統一會使文官統治更容易，但並未取得全面成功。尤其是海軍高層常常感覺被忽視了，偶爾會出現各部門越過部長直接向國會彙報的情況——空軍甚至在反對部長的情況下佔了上風。1949年，胡佛委員會報告稱，軍事機構缺乏核心權威和充足的預算；軍事機構不是一個「團隊」，科學研究和戰略計劃之間的聯絡不夠緊密。國家軍事機構在指揮方面缺乏核心權威，行動上缺乏嚴格的法定體系和細分的責任，致使文官未能實現對軍事力量的絕對控制。
自「二戰」以來，文官和軍官最高層的人事方面發生了鉅變——儘管人物型別並未發生根本變化。政客、經紀人、將軍、銀行家和企業行政官分別擔任過部長。與這些人平起平坐的是四位最高軍事長官，他們都是「軍人出身」。就軍事角度而言，或許理想的頂層文官是國會領袖，但事實是軍事決策的工具。但也並非總是如此。例如，最近海軍部長由於「政策分歧」撤掉了一位海軍上將的職務。毫無疑問，雙方之間會產生緊張情緒，同所有人一樣，在某種程度上都是自身歷史的囚徒。
誠然，高階軍官中也存在派系，各自之間存在各種聯絡，和特定的文官政策和小集團也存在各種聯絡。這些情況變得愈發明顯，當隱藏的緊張關係變成公開爭論時——例如麥克阿瑟被撤銷東部軍區司令時。那時，除了主張亞洲優先（asiafirst）戰略的麥克阿瑟派系，還有重視歐洲的馬歇爾派，影響力都在下降。還有艾森豪威爾—史密斯集團，擁有巨大的影響力，但是沒有掌控軍隊；布拉德利—柯林斯集團是掌控軍隊的首要集團。有的人認為服役的意義在於，在前線軍官的領導下建立起真正專業化的武裝力量，有的人則對新專家和參謀人員的崛起感到很滿意，他們之間顯然存在明顯的分歧。
隨著軍隊權力的增加，可能會產生更多關係緊張的派系，儘管表面上是「統一」的——當然這絕不可能實現。當軍隊是為了生存而戰的少數派時，他們更容易團結在一起，當他們在權力精英中佔據支配地位時，他們面臨的已經不再是生存的問題，而是擴張問題。
20世紀初，民兵體制實現了集中化；現在，武器系統的發展使步槍淪為玩具級別的武器。在集權控制下，民兵的武裝發展成訓練有素的組織，鎮壓非法暴力的手段也有所增加。因此，軍事統治階層外部是缺乏軍事才能的人。但與此同時，幾乎所有人都像士兵和文官一樣，被捲入戰爭，這說明他們在以華盛頓軍界領袖為領導的統治集團內接受訓練。
六
海陸軍將領們的最近一次輕型武器會戰，是在大陸汽車公司的度假村與企業行政官們一起參加的獵鴨活動。事實上，一家保險公司，「連續15年為官員們提供保險服務，其中包括‘二戰’期間……倖存者……在朝鮮戰爭中，戰區投保官員的死亡率低於行業平均水平。」更為深入的一點是，塞繆爾·馬歇爾准將（marshall）的研究表明，在「二戰」期間的任意一次行動中，能夠把槍口對準敵人並真正開槍計程車兵不足25％。
相比人們眼中固化的戰士形象，海陸軍上將更像職業化的行政官。1950年的陸軍上將中，有三分之二畢業於西點軍校，1900年至1950年的所有海軍上將都畢業於海軍學院。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參加了「一戰」，且大部分都經歷了二三十年代反對軍國主義、呼籲和平、祈求撥款、否決軍火商報價這些事件。他們的上司都像潘興將軍一樣注重儀表。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歲月裡，他們的職業生涯沒有任何起伏波動。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軍人沒有接到命令要求他們運用專業技能，無異於不接診的醫生，蹉跎年華。但是，他們一直在服役。或許這就是他們在這些時期的發展軌跡：他們深藏心底、難以察覺的慾望不斷增強，希望符合標準，在下級面前保持冷靜，不動聲色，最重要的是，不要擅自打亂指揮系統的安排。不能讓他們的上司察覺任何與之相左的事情，這一點很重要。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職業軍人都生活在他們的小圈子內，不干涉國家經濟和政治生活。文官疑心重重，軍人應該遠離政事，大部分軍人對此並無不滿。
在「一戰」和「二戰」之間的太平時期，軍官軍旅生活的主題是軍銜。想要通過資歷晉升為上校，必須越過由四五千名軍官集結而成的「駝峰航線（thehump）」，而且這些軍官大多都參與了「一戰」。要越過駝峰，從少尉晉升為上尉，需要22年之久，50歲之前晉升為上尉的機率極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