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珍珠港事件後，那些掌控了大規模暴力手段的人開始享有極大的自主權，同時在同事們中間擁有巨大的政治和經濟實力。一些職業士兵放棄了軍人身份，享受軍隊外的高層生活。有權勢的人在經濟、政治以及教育和科學方面建言獻策、提供資訊、做出決策判斷，這些都影響著其他依然保留士兵身份的人。在有爭議的政策上，海陸軍上將無論在工作上還是在生活中，或公開或隱蔽地利用自己的權威，嘗試左右底層群眾的觀點。
在許多這種爭議中，軍界領袖們都得到了他們想要的結果；在其他的爭議中，他們阻止那些自己不贊同的行動和決定。在一些決定中，他們擁有極大的話語權；在其他的決定中，他們與人產生了分歧，並以失敗告終。但如今他們是美國精英階層有史以來最有權威的人。現在，他們在許多生活領域行使權力的方式更加多樣，而這些領域以前屬於平民；現在他們的人脈更廣；在他們生活的時代，精英階層和普通民眾都已經接受了從軍事角度定義的"事實"。歷史上，軍界領袖們一直都處於不安的狀態，在美國精英階層中人緣很差，而現在他們首先是表親，不久之後可能會成為嫡長兄的關係了。
一
雖然陸海軍上將在政治、經濟決策上的參與度逐步提高，但並沒有擺脫軍事訓練對他們造成的影響，這些訓練塑造了他們的性格和世界觀。但從更高層次上說，在新職業上取得成功的條件已經發生了變化。細緻觀察就會發現，一些將領和人們腦海中典型的企業高管的形象並無太大出入，而另一些將領看上去似乎更像古怪的政客而非傳統的軍人。
據說，軍人出身的官員，譬如國防部長，實際上對自己所從事領域的瞭解，可能還比不上一些對軍事或軍隊人事知之甚少的平民，他很容易被身邊的陸海軍上將矇蔽。人們也常常認為，政界中的軍人沒有堅定、新穎、果決的政策路線，甚至在平民政治領域中，也由於缺乏專業知識和具體目標變得漫無目的，甚至軟弱無力。
另一方面，我們不要忘了軍隊訓練和軍旅生涯給他們灌輸的自信心。那些在軍旅生涯上取得成功的人通常都擁有十足的信心，並且能隨時將這種信心運用到政治和經濟領域中。跟其他人一樣，他們當然也會接受老朋友的幫助和精神支援，這些老朋友主要也是來自於軍隊，因為軍人職業在歷史上還是相對孤立的。個人層面如何我們暫且不提，但是在團隊層面，目前軍人團結一致，在處理國家政策方面的能力可能是最為突出的。沒有其他任何團隊在協調經濟、政治和軍事事務上接受過訓練；沒有其他任何團隊具有持續做決定的經驗；沒有其他任何團隊能夠如此容易地吸收其他團隊的技能，或者如此迅速地運用自己的技能；也沒有其他任何團隊，能夠如此穩定地獲取世界各地的資訊。更重要的是，政治和經濟事實的軍事定義在文職政客中十分盛行，但這並不意味著削弱了軍界領袖的信心、制定政策的渴望或在上流社會制定政策的能力。
過去十五年間，軍隊高層一直在"政治化"，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過程：作為職業軍官，一些軍人在軍隊擴張的過程中獲得了既得利益，包括個人、機構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利益。作為官僚，有些軍人瘋狂地擴張自己的領地。作為權貴，有些軍人異常傲慢，還有一些則非常精明，他們尋求影響力，認為行使權力具有很高的價值，十分享受行使權力之樂。但是並非所有的軍人都是出於這樣的動機。職業軍人沒有爭取政治權力的天性，或者說，至少我們不能歸於爭取政治權力這個動機。因為即使他們對政治權力沒有慾望，但是權力本身對政治至關重要，在文官預設的情況下，可能或事實上已經將權力強加給了他們；無論他們願意與否，都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文官利用，以達成文官們自己的政治目的。
從政黨的角度來說，訓練有素的海陸軍上將是將政策合法化的優秀人選，因為他們的手段精明，能將政策提升到"政治之上"，也就是說政策將免於政治辯論，直接進入行政部門，如艾森豪威爾將軍競選總統時，政客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fosterdulles）釋出支援言論稱，我們需要有能力"制定偉大決策"的人。
從行政官員的角度來說，之所以認為軍人是有用武之地的人，是因為他們都接受過執行技能培訓，而且沒有被貼上謀私利的標籤。缺少專門的甄選、培訓和鼓舞職員的文官隊伍（civilservice），利用軍隊就變成了更好的選擇。
因此，政客們躲在所謂的軍事專家背後，而不去履行自己辯論政策的職責，躲在軍人的背後，利用他們的專業技能；行政官員們工作失職，沒有為人民提供真正的職業服務。由於這些文官工作失職，職業軍人的地位獲得提升。正是由於這些原因，軍隊精英----很可能既不是出於政治任命，也不必負任何政治責任----被捲入到高層的政治決策中。
軍人一旦登上政治舞臺，不管是自願地、勉強地抑或是不知不覺地，他們都會受到批判；他們在政治上開始具有爭議性，就如同其他政客一樣會被攻擊，即使他們沒有明確地涉及政治，也會受到政治攻擊。在文官不被信任的背景下，軍隊在政治方面常常飽受詬病。但是現在事態更加嚴重。漢森·鮑德溫（hansonbaldwin）曾說："1953年，參議員麥卡錫為了奪取軍隊的掌控權，帶隊攻擊了一批忠心耿耿的官員，因為他們......服從了自己合法上司的命令。"麥卡錫因此擠進了指揮系統，連入職儀式也省了。軍界領袖看到了這種攻擊如何毀掉了公眾的信任，以及國務院內部員工計程車氣，擔心自己的組織也會這樣被掏空。而且，他擁有可以影響經濟事務的權力，佔據了多半財政預算的份額，很容易受到行政部門新領導們的攻擊，這些領導對他一半依賴一半打擊，同時，還容易受到來自蠱惑人心的政客們的攻擊，這些政客很會利用他犯下的"錯誤"，或者幫他製造"錯誤"。
就如政治滲透到軍隊一樣，軍隊也會滲透到政治中去。軍隊已經並且將會繼續被政治化，一方面是由於文官失職，另一方面是由於軍隊決策受文官詬病。
軍人們並沒有掌握一切實況，或者十分信任自己貌似特別專業的軍隊知識，他們習慣發號施令，所以在受到批評時反應特別僵化。在軍事書中，沒有反擊參議員的"標準操作程式"。當時似乎只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實地指揮，嚴格服從命令，不做任何政治層面上的懷疑，尤其是在戰爭期間。換句話說，履行士兵該履行的前進或者後退職責，將自己的尊嚴置之一旁；另一種選擇就是，完全從政治角度出發予以全力反擊，可以依照傳統的方法與政客聯盟，如果他們擁有行政職位的話，或許還有其他的新方法。因為只要他們保留軍官身份，他們就無法公開明確地選擇政治黨派----雖然他們中部分軍人已經這樣做了。但是總體上來說，他們需要在幕後小心運作----簡而言之，他們會樂於與其他軍人、企業行政官、政治事務局成員和國會議員一起組成或加入親軍派系的高層。
同時需要謹記：職業軍人們接受過訓練，擁有經驗，非常堅信從軍事角度給予的現實世界的定義，同時也要記住，他們擁有各種新的暴力手段，加之文官在外交上令人不安的失職行為，他們發自肺腑地為自己的國家感到擔憂。當他們淪為無政治傾向的施暴工具時，那些信念最為堅定----或用他們的話來說----能力最強的人會感到沮喪。而且，他們中的許多人或由於職位太高，或由於捲入太深，而無法實現具有軍人風度的退出。
正是由於情形如此，我們必須明白軍界領袖的政治手段，而且現在軍人在權力精英中的影響力更甚。軍人被認為僅僅是政客的工具，但他們面對的問題越來越需要他們做出政治決策。如果把這種政治決策看成是"軍事必需"，那必然是把文官的職責----如果不是決策權的話----讓渡給軍事精英。如果現在文官精英堅持的這種形而上學的軍事概念為大眾所接受，那么按照這種概念，戰爭是唯一的現實，也就是說戰爭是我們時代的必需品。
二
隨著美國成為世界強國，軍事機構得到了擴張，軍隊高官直接進入了外交圈和政治圈。比如，陸軍司令馬克·克拉克（markclark）擁有的政治經驗是美國任何其他現任軍界領袖都無法比擬的，他堅信自己所稱的"兄弟系統"，即政客與軍人攜手合作。對此他曾經說過："以前很多美國將軍對於政治的態度是'去你的政治，我們待會再談它'，但是現在他們不能這樣做了。"
1942年，克拉克將軍在北非與達爾朗上將和吉羅將軍打過交道，接著在義大利掌管第八集團軍，然後在奧地利擔任佔領區指揮官，1952年他成為美國遠東司令部總司令、駐朝鮮的聯合國軍司令，同時也擔任"二戰"後美軍駐日本的指揮官。喬治·馬歇爾將軍在擔任美國總統私人訪華代表後，1947年至1949年擔任美國國務卿，並在1950年至1951年擔任美國國防部長。海軍中將艾倫·柯克（alang．kirk）在20世紀40年代末曾擔任過美國駐比利時大使，接著擔任駐蘇聯大使。1947年約翰·希爾德林（johnh．hildring）擔任佔領區助理國務卿，直接與負責德國、奧地利、日本和朝鮮政策執行的軍隊指揮官打交道。美國准將弗蘭克·托馬斯·海因斯（frankt．hines）曾擔任駐巴拿馬大使；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walterbedellsmith）曾擔任美國駐蘇聯大使。後來，史密斯將軍在1950年至1953年間擔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接著在1953年到1954年擔任副國務卿。美國陸軍上將盧修斯·克萊曾擔任過德國佔領區司令；麥克阿瑟將軍擔任過日本佔領區司令。1954年，前往中南半島"恢復秩序"的不是任何一個外交家，而是前陸軍參謀長約瑟夫·勞頓·柯林斯（j．lawtoncollins）。他曾形容中南半島"對東南亞乃至整個世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和經濟意義"。
更重要的是，不管是否以軍人身份，高階軍官都捲入了政策辯論中。對於軍隊過度影響文官所做的決策，奧馬爾·布拉德利（omarbradley）將軍曾是立場最明確的反對者之一。他曾在國會委員會和廣大民眾面前，公開支援經濟、政治以及嚴格意義上的軍事政策。再例如，馬歇爾將軍對《華格納--塔夫脫議案》進行過駁斥，該議案同意巴勒斯坦增加接納移民的數量，並作為猶太人自治領地繼續發展。當共和黨攻擊杜魯門政府的遠東政策，並要求將遠東司令麥克阿瑟將軍撤職時，馬歇爾將軍與謝爾曼上將、布拉德利將軍、范登堡將軍以及陸軍參謀長柯林斯一起在國會委員會前進行過抗辯。
布拉德利將軍曾經發表了無數演講，而這些演講的內容很快就被塔夫脫和漢森·鮑德溫等參議員理解為影射1952年的總統選舉。漢森·鮑德溫曾經寫道："演講將布拉德利將軍以及參謀長聯席會議置於與他們毫無相干的政治選舉之中"。參議員塔夫脫曾指控參謀長聯席會議受到政府的控制，並指控該會議只對政策進行附和，而不是提出純粹的專業意見，塔夫脫的這一指控得到了麥克阿瑟將軍和阿爾伯特·魏德邁將軍的支援。另外一名將軍邦納·費勒斯（bonnerfellers）則是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成員。
在1952年的總統選舉中，麥克阿瑟將軍在一次公開演講中直接違反了美國陸軍第600-10條規定，他攻擊了現任政府的政策，在共和黨大會上發表主旨演講，並且明確表示自己會參與總統競選。但是成功當選總統的卻是當時的另外一位在職將軍----艾森豪威爾。這些將軍和他們制定的所謂的政治政策都獲得了其他軍人的支援。無疑，現在有的將軍支援共和黨，有的支援民主黨，還有支援或反對個人議員的軍官，比如麥卡錫。還有選擇支援某一方，從而揭示或者掩飾自己政治傾向的軍官。
1954年，已退休的空軍中將喬治·愛德華·斯特拉特邁耶（georgee．stratemeyer）和已退休的海軍少將約翰·克羅姆林（johng．crommelin），後者曾擔任過參謀長，他們帶領一大群著名的高階軍官，為了麥克阿瑟將軍的請願書，主動募集1000萬個簽名。當時正值軍隊地位攀升之際，老兵麥克阿瑟的講話尚在迴響："我們軍人應該永遠服從命令，但是如果這個國家想要繼續生存下去，在政治家們無法維護和平時，我們必須要信任士兵。"（1953年）"我意識到有一個一直存在，以前不為人知但充滿危險的事情----我們的武裝部隊主要效忠於政府行政部門的當權者，而非他們宣誓要保護的國家和國家憲法。沒有什么比這更危險了。"（1951年）
但是，比軍人直接擔任政治職位、給予私人意見和公開演講更重要的，是另外一種更為複雜的軍隊影響：高階軍官作為權威人士處理傳統軍事領域以外的事務，已經得到了政治、經濟精英的其他成員以及廣大公眾的認可。
從40年代早期開始，國會對軍隊的傳統敵意已經轉變為類似"友好的和信任的"順從。除了對約翰·埃德加·胡佛外，參議員們對任何人都不如對高階軍官那樣尊重與順從。在政府的一項正式發文裡，我們可以讀到這樣的文字："戰爭期間，無論做什么或者拒絕做什么，國會幾乎都是毫無條件地遵循參謀長的意見和要求"。在戰略聯盟時期，雖然是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在"做決策"，但是實際上，那些決策是由軍隊批准的，或由軍隊事先組織和提出多個備選決策，總統和首相再從中做出選擇。
根據憲法規定，國會應該負責管理國家武裝力量並對其給予支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和平時期，國會的職業政客的確與軍隊討論軍旅生活細節，為他們做決定，辯論戰略甚至是制定戰術。在"二戰"時，國會議員為曼哈頓計劃"投"了贊成票，他們完全不知道這項計劃會增加多少軍隊預算，有謠言稱，杜魯門參議員認為將會有大事發生，作戰部長的一句話使他停止了所有調查。戰爭結束後，國會根本無法獲取有關軍隊事務的任何訊息，更別說有時間和經驗去對這些訊息進行評估了。軍隊高層身為"安全"和"權威"專家，在這層身份下，他們的基本政治、經濟決策權大大增加。他們決策權的擴大更多是由於文官在政治上失職----考慮到國會的組織和人事架構，這或許屬於必然情況----而不是任何軍隊的奪權。
三
與其他任何領域的決策相比，外交政策和國際關係領域的決策受到軍事領袖及其軍事觀念的影響最大。在這些領域中，軍隊地位的上升與其他力量不謀而合，這些力量使文官外交成為一門正在衰落的藝術，使彙集傑出人才的外交部門也因此衰落。軍隊地位上升和外交地位下降，兩者發生之際，正值國際事務首次成為美國重大決策的中心，並逐漸變得幾乎與所有重大決策密切相關。精英階層接受了軍界對現實世界的定義，職業外交家因此在高層完全喪失了話語權，就如我們認識的某些外交家一樣，或至少我們可以猜想到。
戰爭一度被認為是士兵的事情，國際關係是外交家的事情。但現在，戰爭趨於全面化和永久化，作為國王的免費遊戲，它已經成為迫使民眾互相傷害的事情，國家間的外交榮譽準則也已經徹底崩塌。和平不再是一件嚴肅的事情，只有戰爭才是。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不是朋友就是敵人，敵對意識變得機械化、大眾化且不帶任何真情實感。當所有為和平而展開的談判可能被視為綏靖主義甚至是叛國時，外交家的積極參與就變得毫無意義了，因為外交已經成為純粹的戰爭前奏或是戰爭之間的插曲，在這樣的背景下，外交官就被軍事領袖代替了。
關於美國外交和外交家的三組事實對於理解當下實況至關重要：職業外交部門的相對弱勢；"調查"和"安全"措施進一步削弱了外交部門的實力；掌控外交部門的人越來越信奉軍方觀點。
1．只有當社會生活與政治意圖之間的細微差別和諧共處時，曾經作為一門政治工具和社交藝術的"外交"才能發揮作用。社交藝術需要社交風度（禮儀），而這通常是那些受過高等教育和過著上流生活的人所具備的。事實上，那些職業外交家已經成為富裕階層的代表。
但是到了1930年，外交部門的工作再也無法保證人們獲得大使的頭銜。1893年至1930年間的86位美國大使中，只有四分之一在被任命為大使前就職於外交部。哈特曼（d．a．hartman）曾經說過："在英國，大使職位是你在外交部清晰規劃的職業生涯的最後一站，而美國的大使職位只不過是商業、政治或律師生涯中遲到的一個插曲。"
在民主黨漫長的執政期間，建立了一種以上流階層為招聘物件的職業服務。1942年的32位大使和高階部長中，近一半畢業於私立預科學校，這些學校的學生通常是都市400強的子女；外交部118位高階官員中，有51位畢業於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或耶魯大學。
1953年，共和黨執政時，外交部總共有1305名官員任職於98個領事館以及72個外交使團（整個國務院當時共有19405名官員）。在這72個出訪的外交使團中，有40個使團的團長曾是職業外交家，或許他們的職位是由總統任命，但他們在外交部的任期不受政府更迭的影響。職業外交家一般有兩種選擇：一是退休，二是從現任職位辭職，在新政府中擔任其他職位。
此時，從事外交工作已經成為擔任大使的可靠保障，因為艾森豪威爾總統任命的25名高階大使中，有19名是職業外交官出身。但是也可以說，到1953年，對著名商人、律師或政客來說，被任命為美國駐派到小國家的大使已不再是一種"榮幸"，因為所有小國家的大使職位都由職業外交家擔任。但是，在艾森豪威爾總統的任職後期，他開始將失敗的政客和政治助手外派到此前一直是職業外交家任職的小國家。因此，約翰·戴維斯·洛奇（johnd．lodge）因為競選康涅狄格州州長失敗而被外派到馬德里，代替外交經驗豐富的詹姆斯·克萊芒·鄧恩（jamesc．dunn）。滑雪專家和"艾森豪威爾（競選時的）擁護者"部門的負責人約翰·塔平（johnl．tappin）被派往利比亞取代職業外交家亨利·維拉德（henrys．villard）。一些代表美國形象、更令人垂涎的外交職位，則由身價百萬的銀行家、大富豪或大富豪的親屬和顧問、高階企業律師和女性繼承人的丈夫擔任。
2．甚至在政府換屆之前，職業外交家計程車氣和能力就被相關調查和人員解聘大大削弱了。斯科特·麥克勞德（scottmcleod）作為時任議員麥卡錫的副手，從美國聯邦調查局調任至國務院擔任安全和人事部門的負責人。斯科特·麥克勞德堅信"安全"是外交工作的一項基本標準，在檢查完所有其他方面的資格條件後，他也強調了這一點，他問自己："我有多願意在槍林彈雨中和他躲在同一棵樹後？當你這樣思考問題時，你的標準就會提得很高。我在調查中常常這樣思考。"有很多人無法與麥克勞德在同一棵樹後共存，對於許多仍然在任的外交官來說，他們越來越認為當外交情形與華盛頓那邊的預想不同時，將該事實上報華盛頓是不安全的。
在許多人因為忠誠而被解僱後，1954年秋，有23年工作經驗的職業外交家約翰·佩頓·大衛斯（johnpatondavies）被解僱了，不是因為忠誠原因，而是由於"缺少判斷力、謹慎和可靠性"；他十年前在對華政策上所持的觀點與當今政府的政策不一致。職業外交家們對此事的評論反應了他們的心聲，國務院政策規劃部門的一名最新成員寫道："希望美國民眾最終能夠明白'安全'已經變成了一個委婉語，它包含了過去五年中最原始的政治動機，即排除政府部門中德才兼備的人，然後安插那些不會恃才傲物的政治好夥伴。例如，在外交部重組後，明確降低了聘用人員的學歷要求，這樣一來好像那些愚鈍的平庸之輩成了最佳人選"。經驗豐富的外交家喬治·凱南（georgekennan）是外交事務方面的傑出研究家，他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時，建議自己班上學生不要選擇從事外交工作。換句話說："國務院內士氣低迷，內部的頂尖人才紛紛逃離，並勸告其他人離開"。
3．當然多年來陸軍軍官們一直有外派崗位，他們在那裡理應擔任情報部門的紐帶以及大使的助手，但是"在戰後時代，他們中很多人幾乎毫不掩飾對外交部和國務院的蔑視，並且劃清自己與大使的關係，而他們本應該效力於大使。"
然而，問題遠非這種低階別的緊張關係。正如我們所見，軍人已經變成大使和特使了。在很多重大國際決策中，高階軍官和政治人員組成的派系繞過職業外交家，直接制定決策。在1953年9月美國和西班牙籤訂的國防協議中，軍隊沒有聽從外交家的建議或直接反其道而行之，就制定了與外交相關的政策，與1945年至1946年間處理日本佔領的西太平洋島事件如出一轍。美國與日本簽訂的和平條約不是由外交家而是由將軍制定的；與德國根本沒有簽訂和平條約，只是在軍隊層面建立聯盟並簽訂了協議。
在板門店（朝鮮半島中西部的一個村莊），出席朝鮮戰爭停戰談判的不是外交家，而是一位衣領敞開、未系領帶的將軍。倫敦《經濟學人》雜誌寫道："美國文官已經形成了這種固化的觀點，即有些事情屬於純粹的軍事事務，所涉及的問題文官是無法進行充分評估的。但是，英國的理論和經歷否認了這兩種理念......"
海軍上將雷德福曾告知國會委員會，即使要進行一場長達50年的戰役，也必須消滅紅色政權，身為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主席，他主張在奠邊府（越南奠邊省省會）陷落前，用500架飛機向越南軍隊投射戰術性原子彈。我們曾被私下告知，如果中國公開介入越戰，北京將會遭受原子彈待遇。這種政治形勢被海軍上將雷德福定義為軍事事件，因此在這件事情上，他與文職上司國防部部長和國務卿享有同等話語權。1954年8月，馬克·克拉克將軍公開宣稱應將蘇聯驅逐出聯合國，並與其斷絕外交關係。時任總統艾森豪威爾將軍沒有同意這位密友的觀點，但總統的話並未讓詹姆斯·範佛里特將軍停止公開支援克拉克將軍的言論。並不是說這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情，因為一直以來，在重大決策和秘密會議上，聯合國經常被直接忽視掉。比如聯合國沒有組織日內瓦會議；聯合國沒有考慮過美國在瓜地馬拉的行動。聯合國在最重要的東西方衝突中被忽視，以及聯合國總體的政治力量在不斷弱化。這是外交在戰後時代衰敗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是軍隊人員和軍隊觀點在地位上的提升。
在美國，外交從未被能力卓越、訓練有素的職業人員成功培育成一門充滿學問的藝術，那些從事外交工作的人至今也無法看到擔任最高外交職位的曙光，因為這些職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根據政治和商業意圖決定的。最近的調查和人員解聘毀掉了美國如今的職業外交軍團，以及在未來建立這樣外交軍團的機會。與此同時，軍界已經並且正在進入外交高層。
四
當然，軍事機構長期以來一直與經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美國陸軍工程兵團----有史以來一直是由西點軍校的精英組成的----在和平時期一直掌控著河流和港口的建築工事。當地的利益集團和國會都知道有望獲得撥款分肥，以及讓兵團反對美國墾務局計劃建設多用途河谷的機會。阿瑟·馬斯（arthurmaass）在遊說不能被打敗的論述中告訴我們："實際上，到1925年兵團開支佔政府普通支出的12％"。
但現在軍事機構與經濟的關係已經發了質的變化。隨著國家預算的增加，軍隊佔據的預算比例也增加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軍費預算在政府總預算中的佔比從未低於30％，平均佔比已超過50％。事實上，在1955年公佈的預算中，每3美元中就有2美元被劃撥為軍事安全方面的預算。同時，政府在經濟中發揮的作用增加，軍隊在政府中發揮的作用也隨之增加。
我們需要時刻謹記，軍隊地位上升發生的時間距離現在有多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軍隊只在"緊急情況下"暫時進入經濟和政治圈高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們才以一種決定性的方式介入。現代戰爭的屬性迫使他們這樣去做，不管他們願不願意，就如他們需要拉攏在經濟上有權力的人進入軍隊一樣。一方面，軍方只有參與企業的決策制定，才能確保自己的專案能順利實施；另一方面，企業領導必須對戰爭計劃瞭解一二，否則他們無法制定戰時生產計劃。因此，將軍們為企業總裁出謀劃策，企業總裁也為將軍們建言獻策。萊文·坎貝爾中將（levinh．campbell）曾經說道："我在1942年6月1日成為軍械所所長後，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成立私人顧問團，顧問團由4位傑出的商業和工業領袖組成，他們對批次生產的各個環節都瞭如指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企業經濟與軍隊官僚的結合開始產生堪比當前的深遠影響。單單是"後勤供應"的規模便使得其在經濟上具有決定性話語權：《財富》雜誌1942年將後勤部比作一個龐大的控股公司。事實上，供應部今年被指出花掉了約320億美元，佔美國軍費總支出的42％。這使得美國鋼鐵公司看起來像個唯利是圖的奸商，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像個鄉村酒店的電話總機，傑西·瓊斯（jessejones）的復興金融公司（rfc）和其他政府機關像小城鎮的擺設。在整個華盛頓，幾乎只有一扇門----從哈里·霍普金斯（harryhopkins）的軍火分配委員會----布里恩·薩默維爾將軍（brehonsomervell）和他的中尉不用乞求、租借或者偷竊。"戰時經濟組織使經濟大鱷和軍隊領導產生了利益和政治交往："軍械所所長的顧問團由約翰斯·曼維爾公司的伯納德·巴魯克（bernardm．baruch）、劉易斯·布朗（lewish．brown）、克萊斯勒集團的考夫曼·凱勒（k．t．keller）以及美國鋼鐵公司的本傑明·費爾利斯組成。軍械所的合同由其四個主要的分部簽訂......每個分部的主管......都有一個工業顧問團輔助，顧問團由與分部打交道的大型武器生產商代理人組成"。
當然在以前，軍隊機構和企業由文官政客掌控。作為美國最大企業團體的管理者，"軍隊設立了董事會......成員有總統、秘書和國會軍事委員會成員。但是董事會中很多成員，如國會議員，僅僅是表達一下自己對管理是否有信心。即使最有影響力的董事會成員，如總統和國防部長，他們與管理層之間的辯論，猶如門外漢與職業人士之間的辯論，這與企業管理層和董事會之間的關係有天壤之別"。
企業和軍隊商定的"轉型"時間和規則，充分顯示出企業和軍隊將會攜手合作。軍隊可能會丟掉權力；企業已經簽訂的生產合同將會失效；如果不謹慎處理轉型，戰時生產開始前盛行的壟斷模式很可能會被打破，將軍和象徵性領取工資的執行官們設法使這種情況不會成真。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軍隊需求繼續影響和促進企業經濟的發展。因此在過去的十年中，很多將軍沒有選擇退休，而是加入企業董事會，這種情況十分普。很難讓人不做這樣的推斷：在名利交易中，企業執行官們發現軍界領袖對他們十分有益，企業執行官看重軍界領袖，主要是因為軍界領袖在軍中有人脈，對軍隊的規矩和行事方式十分了解，而不是他們的金融和行業知識。考慮到主要合同都是由軍隊和私人企業簽訂的，很容易理解為什么商業記者公開宣稱："邁克奈米比任何人都瞭解康維爾公司最優質的客戶是五角大樓，康維爾公司的主席弗洛伊德·奧德姆是邁克奈米的朋友，他對此事也是再清楚不過了。"因此，"在商界這樣的話已經傳開了：交個將軍朋友。哪個政府部門的開支最大？當然是軍隊！除了掮客，誰是繁文縟節方面的專家？將軍和上將都是。那么選擇他們擔任董事會主席。"遍
但是，軍界和企業圈之間的人員流動率持續增加，這作為了解美國結構性事實的線索，比作為處理戰時合同的權宜之計更有意義。高層轉變就職領域，軍隊賴以生存的預算增加，這背後暗含著重大結構性轉變----美國現代資本主義轉向永久戰爭經濟。
在一代人的時間跨度中，美國成為了世界上領先的工業化國家，同時也是領先的軍事強國。年輕的軍人無疑成長於經濟和軍事聯盟的環境中，但是比這更重要的是，他們被明確和反覆地教育要把這種聯盟傳承下去。武裝部隊工業學院（theindustrialcollegeofthearmedforces）是軍事教育體系中的權威，涉及到經濟和戰爭的依存關係。
對於19世紀樂觀的自由主義者來說，現在的一切像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事實。當時，大部分自由主義的代表都認為，工業主義的發展會使軍國主義在現代事務中淪為極不起眼的小角色。在工業化社會友善的原則下，軍事國家中那種英雄式的暴力將會消失。工業主義的發展和19世紀的長期和平不正是如此嗎？但是，像赫伯特·斯賓塞一樣對典型自由的期望卻被證明大錯特錯。20世紀的主流趨勢展現出，隨著經濟的集中化，經濟融入龐大的階層中，軍隊開始發展壯大，並對整個經濟結構產生決定性的影響；更重要的是，經濟似乎已經變成永久性戰爭經濟，在這種情形下，經濟和軍隊已經在結構上進行了深度融合，軍人和相關政策不斷滲透到企業經濟中。
"相比漫漫無期的朝鮮戰爭，官員更害怕的，"阿瑟·克羅克（arthurkrock）在1953年4月的報告中寫道，"是和平......"對和平的暢想會使整個世界放低警惕，摧毀西歐正在斥巨資緩慢建設的集體安全機制，而蘇聯正在繼續保持並加強軍事實力，這足以使官員變得猶豫不決。克里姆林宮突然提議調停，股票市場出現拋售，證明了這個國家的繁榮離不開戰爭經濟，同時也暗示了（戰爭）後方可能出現嚴峻的經濟問題。"
五
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曾經取決於經濟，現在已越來越成為軍事秩序的一部分，實際上，軍隊現在是科學研究的最大支援者和管理者，軍方給予的資助相當於美國其他研究的經費之和。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軍事考慮決定著純科學研究的總體方向，其主要資金來自於軍事基金，幾乎所有從事基礎科學研究的人都為軍隊工作。
美國在基礎研究方面從來都不是領頭者，美國的基礎研究是從歐洲引進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基礎科學研究被投入了約4000萬美元，其中的大部分資金來源於美國的工業；但是，有2.27億美元花費在應用研究和"產品研發和工程學"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理論科學家們非常繁忙，但不是忙於基礎研究方面。當時，政府的原子彈計劃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工程學上的問題，但這些技術上的發展表明世界各國正在進行科學和軍備競賽。科研方面缺乏政府的政策支援，軍隊----首先是海軍部隊，其次是陸軍部隊----開始指導和支援理論和應用科學。軍隊跨界到科學領域，得到了企業家的邀請或允許，因為企業家希望由軍隊控制政府的科研專案，而非由文職官員來掌控，擔心文職官員認為科研是他們的專利，是出於對平民將這些研究看作專利的"意識形態"的擔憂。
到1954年，政府投入的研究經費約為20億美元（是"二戰"前的20倍），85％用於"國家安全"方面的研究。在私營行業和規模較大的大學中，進行理論科學研究的資金支援主要來源於軍事機構。事實上，一些大學是軍事機構的財政分支部門，軍事機構給予的資金支援，是他們從其他渠道獲得的資金之和的三到四倍。在戰爭期間，4家卓越的教育機構簽訂了超過2億美元的研究合同，合同不包括原子彈研究的費用，原子彈研究的具體經費不詳。
科研軍事化的總體趨勢一直持續到和平年代。國家科學基金會明確表示，這一事實是"基礎科學"沒有得到相應重視的原因。1955年，在20億美元的科學預算中，僅有1.2億美元（6％）用於基礎研究，也就是說，85％撥給了軍事技術方面的研究。
軍隊"風險系統"造成的混亂局勢，突出體現了軍事機構在科學界的地位得到提升。到1954年10月，局勢已經進一步惡化，萬尼瓦爾·布什博士（vannevarbush）是"二戰"時期科學研究與發展局的局長，他認為必須明確指出科學界"士氣低落"的現象，"你不會發現任何罷工......"他說，"但現在的科學家們灰心喪氣，覺得自己被剝奪了獨立性，事實的確如此。"在充滿質疑的氛圍中，和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一樣優秀的科學家公開表示："如果時光倒流，重新選擇如何度過一生，我不會努力成為一名科學家、學者或教師，我寧可去做一名水管工或小販，有望在當前情況下仍可保有些許獨立。"
雖然美國大概有60萬名工程師和科學家，但只有約12.5萬人活躍在研究領域，約7.5萬人為企業開發新商品做研究，另有4萬人在做開發工程學方面的研究。僅有1萬名科學家從事各個領域的基礎研究工作，據可靠訊息，一流發明家的數量不超過一兩千名。
這些資深科學家已經深入參與到軍方決定的政治事務中，也參與到政治生活的軍事化之中。在過去的十五年裡，他們已經進入了軍事理論研究的真空地帶，其中戰略和政策幾乎合二為一。之所以說這是一個真空地帶，是因為美國軍事領袖歷來不關心這方面，正如白修德曾指出的那樣，比起"理論"，軍事領袖們更關心"技術"。因此，隨著軍事地位的上升，軍事領袖開始覺得需要重視理論、科學的軍事化和現在為軍事領袖服務的科學家們低落計程車氣。
在教育機構中，追求知識已與為現代社會的各個領域培養特殊人才緊密聯絡在一起。除軍校以外，軍隊開始越來越多地利用私立和公立教育機構的教育資源。截至1953年，372所高校的男學生中，約40％參加了陸軍、海軍或空軍的軍官培訓課程。相關文科院校開設的軍事課程佔學校總課程的16％。就整個國家來說，有五分之一的學生參加了預備役軍官訓練團，在正常的和平年代，這一比例是前所未有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軍隊已經開始利用學院和大學進行專家培訓，對參與加速課程的學生進行軍事訓練。專家培訓和繁重的科研專案一直持續到戰後。
現在，許多學院和大學都渴望在他們的校園中設立軍事培訓和研究專案，這既能帶來聲望又能確保良好的財務狀況。而且，大多數軍人沒有任何特定的教育資格和其他執教能力，開始擔任大學管理人員，這實在令人印象深刻。當然，艾森豪威爾將軍在當選為總統之前，曾是哥倫比亞大學的負責人和美國教育協會政策委員會的成員。即使是一個偶然的調查，也能發現十幾個軍人處在教育崗位上。學校和軍隊之間的關係十分緊張。比如，在武裝部隊學院----一所現役軍人函授學校----和軍隊簽署的合同中，其中一個條款規定軍方可以直接干預大學人事----以防政府"不認可"他們；截至1953年8月，28所大學簽署了這項合約，14所大學拒絕簽署，還有5所大學沒有做出決定。但總的來說，在沒有這些誤解的情況下，教育工作者會接受軍隊並簽署合同，在戰爭期間和戰後完成了合同的簽訂工作，因為許多學校需要資金支援；文職官員控制下的聯邦政府沒有為大學提供資金，但是軍方做到了。
六
軍界地位的上升，不僅體現在政治、經濟、科學和教育領域的高層圈。軍事領袖及其追隨者和代言人都在試圖將他們的哲學觀點灌輸給廣大人民群眾，並根植於他們的內心深處。
"二戰"期間，軍事領袖的支援者公開為軍國主義代言。譬如，弗蘭克·諾克斯（frankknox）、查爾斯·歐文·威爾遜，和詹姆斯·福萊斯特（jamesforrestal）發表的戰時演講，多次提到未來由關鍵掌權者控制的軍隊形象，而且那些形象絕不會褪色。事實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軍事領袖已經密集開展了大規模的公共關係專案。為了讓公眾和國會接受他們的觀點，軍事領袖花費數百萬美元，在軍界內外僱用了數千名公關專家。
軍方付出的巨大努力揭示了它的根本目的：用軍事方式界定國際關係現狀，以對文職官員有吸引力的方式描述武裝力量，從而強調擴建軍事設施的必要性。其目的是為軍事機構樹立威望，為軍人贏得尊敬，從而為軍方批准的政策打好群眾基礎，並使國會樂於為他們買單。當然還有，讓公眾做好隨時迎接戰爭的準備。
為了實現這些目的，華盛頓的軍事領袖們掌握著大量的溝通和公關手段。不論是戰爭還是和平時期，他們每天都向媒體和五角大樓新聞中心的三四十名記者們釋出新聞和報道。他們為電臺和電視臺準備指令碼、製作錄音及拍照；他們擁有東部最大的電影工作室，是1942年從派拉蒙影業公司購買的。他們樂意為雜誌編輯奉上準備好的新聞副本。他們組織軍隊人員的報告會並提供演講稿。他們與重要的國家機構建立聯絡，併為他們的領導人安排介紹會和實地考察，對企業、教育界、宗教界和娛樂界的管理者和關鍵人物也是如此。他們在大約600個社群中設立了"諮詢委員會"，為群眾提供資訊，對令他們不愉快的反應給予建議。
對一切出現在報紙或電視廣播中有關軍事的內容進行總結和分析，他們釋出的一切內容，包括退休軍事領袖的文章，都要經過稽核和審查。
這一計劃的成本每年都在變化，但對此感興趣的參議員們估計該成本在500萬至1200萬美元之間。這一估值根本不算什么，軍隊憑藉自身地位，每年可以享有價值約3000萬美元的電影資金，供他們協力製作電影；獲得價值數百萬美元的免費電視宣傳，美國權威電影雜誌《綜藝》估計他們獲得的免費廣播宣傳價值約600萬美元。
1951年，參議員哈里·f.伯德（harryf．byrd）的估算（估計有2235名軍人和787名文職官員參與宣傳、廣告和公關工作）也沒能準確地揭示該專案的規模。因為至少在工作之餘不難利用軍人進行公關宣傳。當然，高階將領有自己的公關人員。1948年，麥克阿瑟將軍的指揮部有135名陸軍軍官和40名文職官員被分配到宣傳部門。艾森豪威爾在當總參謀長時，麾下有44名軍官和113名文職官員為他進行公關宣傳。而且，軍事領袖們也一直在學習宣傳之道。最近，退休的空軍參謀長霍伊特·s.范登堡（hoyts．vandenberg）將軍告訴一個空軍基地的畢業生們"地球上最偉大的兄弟會是長著翅膀的人......你們不只是飛行員......要承擔起更大的責任理解和宣傳空軍的作用......那些不願面對真相的人......必須給予反覆、真誠、在理的叮囑，空軍會確保世界免於毀滅......"
這是軍事公關們面臨的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但有一個不可爭辯的事實可以助其成功：在多元的美國，沒有利益----也沒有潛在的利益組合----在時間、金錢和人力方面能與軍方媲美，對所涉事件發表意見，與軍事領袖和僱用的工作人員日夜提出的觀點進行有效爭辯。
一方面，這意味著在軍事政策或軍事相關政策方面，沒有自由而廣泛的辯論。但是，當然這與專業士兵接受指揮和服從方面的訓練是一致的，符合軍人氣質，當然不是一個把決策付諸表決的辯論社會。這也符合大眾社會中操控代替明確討論的權威性趨勢，以及在全面戰爭中軍人和平民間界限模糊的事實。軍隊操縱民間輿論和干預民眾思維是軍事領袖穩定行使權力的重要途徑。
軍事宣傳的範圍廣且缺少反對聲音，意味著不僅是一個建議或觀點受到極力推崇。在缺少反對意見的情況下，宣傳戰的最高形式可能會出現：對現實情況的定義中可能只存在某幾個有限的觀點。正在不斷宣傳和強化的是軍方形而上學的哲學觀----它以基本的軍事思維定義國際事務。有軍方地位優勢的公關人員不需要向大人物們極力灌輸軍方的哲學觀，因為他們已經接受了。
七
軍人被簡單地認為是組織和使用暴力的專家，與之相反，為了增強軍隊威望和權力的"軍國主義"被定義為"手段超過目的"的做法。這無疑是出自文官立場的概念，他們認為軍隊在嚴格意義上是文官實現政治目的的一種手段。這一定義指出了軍人傾向於不再作為一種手段，而是追求他們自身的目的，把其他機構領域變為成就他們自己的手段。
如果沒有工業經濟，就沒有美國現代化的軍隊----一支機械化的軍隊。專業經濟學家通常認為軍事機構完全依賴於生產方式。然而現在，這些軍事機構開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美國的經濟生活。宗教幾乎無一例外地為戰爭中的軍隊禱告，在軍官中招募牧師，他們穿著軍服勸導、安慰軍人，並在戰時鼓舞軍隊士氣。根據憲法給出的解釋，軍隊從屬於政治權威，並且軍隊被普遍認為是文官政客的服務者和顧問，總的來說，一直以來事實的確如此；但是，現在軍事領袖正在進入這些圈子，用他們自己對現實的定義影響文官政客的決定。美國家庭將最精壯的男性家庭成員送到軍隊，並且，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教育和科學也正成為軍隊實現目的的手段。
軍人追求地位，這本身並沒有對軍事優勢構成威脅。事實上，常備軍確實獲得了地位，地位是軍人放棄冒險追求政治權力的回報。只要對地位的追求侷限於軍隊內部的等級制度中，對地位的追求就是軍紀的一個重要特徵，也無疑是許多軍人獲得滿足感的主要途徑。當這一訴求延伸到軍隊等級制度以外，並傾向於成為軍事政策的基礎時就構成了威脅，並暗示當下軍事精英的權力在不斷增加。
權力是理解地位的關鍵。如果軍方沒有或被認為沒有擁有權力，他們就無法在文官中獲取地位。如今，權力和權力的形象都是相對的：一個人的權力是另一個人的弱點。削弱軍隊在國內地位的權力是資本和資本家的權力，是文官政客凌駕于軍事機構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