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然認為權力體制反映平衡社會的人，往往混淆了現在的時代與美國早期歷史，混淆了目前體制下的高層、底層與中層。當把權力體制歸納為一個主模型，平衡理論在歷史上並不明確；而事實上，作為一個模型，它應該具體到只適用於美國發展的特定時期——尤其是傑克遜時期，和在完全不同的情況下的新政早期和中期。
認為權力體制是平衡社會，這個觀點同時認為平衡中的單位是相互獨立的，例如，如果商業和勞動，或商業和政府不是相互獨立的，他們就不能被看作是自由公開的平衡元素。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主要的既得利益者為了增加他們的利益往往減少相互競爭，往往他們在許多方面的利益都一致，事實上，他們都處在政府的保護傘下。經濟和政治權力的單位不僅變得更大，而且變得更集中，他們的利益趨向一致，並明確結為心照不宣的聯盟。
如今的美國政府不再是一種框架體系，供相互競爭的壓力集團搶佔有利地位、玩弄政治。儘管確實存在一些這樣的情況，但是，現在政府的既得利益在它的等級結構中，其中一些利益比另一些等級更高、優勢更大。沒有力量可以有效抗衡大企業家與佔優勢的軍人組成的聯盟，現在，前者作為政治局外人佔據了指揮位置，後者的意見十分有分量，並且經常在高層委員會發言。現在，在美國有實權的人不僅僅是權力經紀人、衝突解決者，或有各種利益衝突的妥協者，他們代表了並確實體現了十分具體的國家利益和政策。
儘管職業政黨政客有時還可以充當權力經紀人、利益妥協者、事務談判人，但是他們已經不再處於國家高層或整個權力體制的頂端。
認為權力體制是一個平衡社會，這種觀點使我們認為國家是自治權力的有形面具，但事實上，現在決策權牢牢掌握在國家手中。舊的遊說集團無論是有形或無形的，現在都是有形的政府。立法和行政領域及其之間的「遊說集團政府化」在持續形成。行政部門不僅成為權力的中心，而且成為解決所有權力衝突或否定決議的場所。行政機關取代了選舉政治，派系策略取代了政黨衝突。
1890年代的農民起義、自1880年代開始的斷斷續續的小商人的起義和1930年代的勞工起義——都失敗也都成功了。他們作為小業主或有組織的、可能與企業富豪進行權力抗衡的工人自治運動失敗了，他們作為政治自治的第三方失敗了。但在不同的程度上他們又是成功的，在國家擴張後作為既得利益集團進駐國家內部，他們作為地方性利益集團，分散在各個特定的州和地區，與當地其他較大利益集團沒有衝突。他們具有中層權力平衡的成熟特徵。
事實上，在美國曆史上，在大多數權力中層，所有這些階層和利益集團都在謀取高層權力的過程中遭受了挫敗，或從未為此努力過，包括農村和城市小產業者、勞工工會、所有消費者和主要的白領群體。這些人都處於分散的狀態，在結構上不能團結一致，他們確實在組織鬆散的狀態下相互平衡。他們是高度統一的高層的阻礙，但他們中沒有人有機會進入高層，來自企業和軍隊的政治局外人牢牢控制著高層的指揮職位。
當各種各樣的中產階級充當政治的平衡輪時，職業政治家是有權勢的決策者。當中產階級作為自治的政治力量衰落時，平衡社會作為一種權力體制也會衰落，而自治地方的黨派政客會淪為國家權力中層。
這些結構趨勢在新政時期——當然也是經濟蕭條時期——開始具備政治形態。當今時代的物質繁榮已經掩蓋了這些事實，但沒有改變事實，事實上，這對理解現在的權力精英十分重要。
註釋
johnadams，discoursesondavila（boston：russellandcutler，1805），pp．92-3.
davidriesman與reueldenney和nathanglazer合作所著，thelonelycrowd（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50），pp．234-9，260，281，250，254-5。
georgegraham，moralsinamericanpolitics（newyork：randomhouse，1952），p．4.
irvinghowe，「criticsofamericansocialism，」newinternational，may-june1952，p．146.
關於這樣一個方法，參見gerthandmills，characterandsocialstructure（newyork：harcourt，brace，1953）。
murrayedelman，「government'sbalanceofpowerinlabor-managementrelations，」laborlawjournal，january1951，p．31.
e．h．carr，thetwentyyears'crisis（london：macmillan，1949），pp．82-3.
edelman，op．cit．p．32.
davidb．truman，thegovernmentalprocess（newyork：knopf，1951），pp．506ff.
參見floydhunter，「structuresofpowerandeducation，」conferencereport：studyingtheuniversity'scommunity（neworleans：centerforthestudyofliberaleducationforadults，april1954），關於在一個城市的這種小集團的組成，以及關於他即將完結的關於國家場景的書的首頁附註。
e．h．carr，同上p．80。
關於第83屆國會（1954年）的成員，參見cabellphillips，「aprofileofcongress，」thenewyorktimesmagazine，10january1954，pp．16ff.。關於1949年到1951年的國會成員，參見donaldr．matthews，thesocialbackgroundofpoliticaldecision-makers（gardencity，newyork：doubleday，1954），p．29。另參見madgem．mckinney，「thepersonneloftheseventy-seventhcongress，」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xxxvi（1942），pp．67ff.。
matthews，同上pp．30和pp.23。另參見mills，whitecollar（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51），pp．127-8。
matthews，參見mills，whitecollar（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51），pp．127-8。
matthews，參見mills，whitecollar（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51），pp．24和pp．26-27。天主教徒在第83屆國會中只佔參議員的9％。參見教會的全國委員會報告，引自time，19january1953。
文本中的引文來自cabellphillips，「thehighcostofourlow-paidcongress，」thenewyorktimesmagazine，24february1952，pp．42，44。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甚至說一般的政治辦公室，「個人應該有足夠的錢，為他自己進行可靠的投資，當他沒有擔任公職的時候可以保證他的生活……要不然他應該有商業關係，一個職業或者是一份他可以時常從事的工作。」1932年的雜誌中的文章，由haroldf．gosnell重新發表，championcampaigner：franklind．roosevelt（newyork：macmillan，1952），被《紐約時報》引用，thenewyorktimes，15october1952。另參見georgeb．galloway，thelegislativeprocessincongress（newyork：crowell，1953）。1952年，國會議員的平均總收入，參見「thehighcostofourlow-paidcongress，」引用文獻同上；以及1955年關於提高國會議員的年薪，參見「congresstake-home，」thenewyorktimes，6march1955，p．2e。
robertbendiner，「spotlightonagianthoax，」theprogressive，june1955，p．5.
參見例如，來自得克薩斯州的眾議員martindies，「thetruthaboutcongressmen，」saturdayeveningpost，30october1954，pp．31ff.。
參見martindies，引用文獻同上p．138；關於johnf．kennedy，參見thenewyorktimes，1december1952，p．16。在1952年的競選中，密歇根州的已故參議員「布萊爾·穆迪和幾個為他工作的委員會報告稱籌集了98940美元。參議員的個人報告列出了37224美元的開銷，而韋恩縣委員會為他的競選花費了36224美元。」在1952年的所有競選中，紐約州的共和黨人報告顯示，他們在巴騰（batten），巴頓（barton），德斯汀（dustine），奧斯本（osborne）廣告公司花費了227290美元，另外還在其他機構花費了20844美元（參見上文）。
五十年前，雖然參議員可能是「來自鐵路部門的代表」，但與眾議院議員相比，參議員是一個實質性的家長；因為他有足夠的能力，對選舉他的州立法機構能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但是，自1913年以來，直接選舉的參議員也不得不在眾多利益中進行操縱，這些利益常常分散注意力，影響眾議員的政策。關於專業政治家的狹隘主義，一般來說，參見jamesmacgregorburns的優秀作品，congressontrial：thelegislativeprocessandtheadministrativestate（newyork：harper，1949），pp．8，14，59，142，143。
stanleyhigh，引自stephenk．bailey和howardd．samuel，congressatwork（newyork：henryholt，1952），p．8。
這裡有一個極好的描述，關於一位大參議員和重要的眾議員貝利和薩繆爾度過生活中的典型一天。引用文獻同上。
關於1954年競選中，地方「問題」的好的總結，參見life，1november1954，pp．30，20，21。稱他的對手是「不誠實的或啞的或愚蠢的，是一個笨蛋」的參議員，是歐文·艾夫斯（irvingives），引自thenewyorktimes，29october1954，p．22。
據報告，60％的選民根本沒有思考1954年的競選。1954年10月4日蓋洛普民意測驗，見《商業週刊》的報道，businessweek，30october1954，p．29。
參見burns，同上pp．198和pp.36。不是諾曼·托馬斯（normanthomas），而是阿瑟·克羅克說的，「到目前為止的混亂是，在一些州和一些國家問題上，選民很難找到主要政黨」分界線……一個突出的原因是……行政機構和主要政黨黨綱被看作是站在國家立場上的，實際上並不是國家立場……因為在國家的大部分地區，同一黨派標籤下的人，也會反對這些國家的立場。thenewyorktimes，15june1954。
burns，同上p．181。另參見pp．123，124，182。
引用文獻同上pp．18，19，24。
davidg．phillips，thetreasonofthesenate，1906（stanford，california：academicbeprints，1953）.
johnd．morris，「thewaysandmeansofdanbeed，」thenewyorktimesmagazine，5july1953，p．29.
匿名的國會議員，被戴斯引用，引用文獻同上p．141。
參見murrayedelman，「government'sbalanceofpowerinlabor-managementbelations。」引用文獻同上p．35；和「governmentalorganizationandpolicy，」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vol．xii，no．4，autumn1952，pp．276ff.。
參見參議院司法反壟斷小組委員會的優秀觀點，計劃由伊麗莎白·多納休（elizabethdonahue）負責迪克森—耶茨的權力調查，theprosecutionbests，newrepublic，23may1955，pp．11ff.。
參見edelma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andpublicpolicy，」前面引用的文獻，pp．276-83。
johnk．galbraith，thegreatcrash（boston：houghtonmifflin，1955），p．171.
關於總統和國會領導的一次宣告，參見burns，引用文獻同上pp．166ff.。
ottokirchheimer，「changesinthestructureofpoliticalcompromise，」studiesin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instituteofsocialbesearch，newyorkcity），1941，pp．264ff.
那些把當前權力體系作為平衡社會理解的人必須相應地，要么是（1）在舊的，分散的社會中走私，或者是（2）試圖在新的體系中，在更高層次上找到新的均衡，參見和。
mills，whitecollar（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51），pp．54ff.
kenneths．lynn，thedreamofsuccess（boston：littlebrown，1955），pp．148ff.
參見mills，引用的文獻同上p．65和章節13，14，15。
參見mills，「thelaborleadersandthepowerelite，」industrialconflict（由arthurkornhauser，robertdubin，和arthurm．ross編輯）（newyork：mcgraw-hill，1954），pp．144ff；參見mills，thenewmenofpower：america'slaborleaders（newyork：harcourt，brace，1948）．另參見sauld．alinsky，reveilleforradical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46）。
大衛·理斯曼（davidriesman，1909—2002），美國社會學家，著有《孤獨的人群》等作品。——譯註
歐文·豪（irvinghowe，1920—1993），美國文學評論家，社會批評家。——譯註
默裡·埃德爾曼（murrayedelman，1919—2001），美國政治學家。——譯註
大衛·杜魯門（davidtruman，1913—2003），美國政治學家，多元主義政治理論和利益集團理論領域的重要學者。——譯註
參見下面第十三章：大眾社會。
e．h．卡爾（e．h．carr，1892—1982），英國曆史學家，國際關係學者。——譯註
現在，典型的參議員是57歲左右、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儘管在第83屆國會（1954年）有一位參議員已經86歲高齡。典型的眾議員也來自於受過大學教育的10％的成年人，約52歲——儘管在最近一屆國會中有人年僅26歲。幾乎所有的參議員和眾議員都在地方和州政府任職；他們中約一半人都是參加了某場戰爭的老兵。幾乎所有人在政界外都有任職，通常是職業等級機構上層15％的職位：例如，在1949年至1951年的國會中，參議院和眾議院中69％的人是職業人士，參議院另外24％和眾議員22％的人是商人或經理。參議院中沒有工薪階層、沒有底薪白領和農業工人，只有一兩位在眾議院中。當然，他們主要的專業是法律——在美國從事法律工作的人只有0.1％，但在參議員和眾議員中佔65％。很容易理解他們都是律師。律師的語言表達技巧和政客是一樣的，都涉及談判、協商和為商業政治決策者提供建議。律師也常常發現——輸或者贏——政治事務對他們的法律職業是有益的，因為對他們的做法有宣傳效應。此外，私人的律師業務，一筆生意可以放在一個人的公文包中，也可以在任何一個地方處理好。因此，律師同政客一樣，在沒有再次當選的情況下，有東西可以依靠，如果他願意，在當選了以後也可以有東西依靠。事實上，對一些律師來說，一兩個政治條款僅僅是獲得華盛頓或本地更大法律業務的墊腳石。法律業務通常使律師可以沒有風險地進入政界，沒有機會在全體選民意志之外獲得主要資金來源的好處。在過去的15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裡，大多數國會成員都來自於他們自己在過去10年裡從事的相同專業和企業家職位。他們中90％到95％的人都是專業人士、商人或農場主的兒子——儘管大約在1890年，他們的出生時間，只有37％的勞動力屬於這些企業家階層，並非所有這些人婚後生的都是兒子。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參議院中都沒有黑人，在任何一段特定時期，眾議院中的黑人也從未超過兩個——儘管黑人佔美國總人口的10％。1845年來，參議院中在國外出生的議員比例從未超過8％，在國外出生的人在總人口中的佔比更低——例如，1949年至1951年，國外出生的人在眾議院中的佔比不到50％。而且，第一和第二代國會議員通常有老一輩的北部和南部血統，而不是來自南方和東歐的新移民。高層新教徒（聖公會、長老會、一位論派和公理會）在國會議員中所佔的比例是議員在總人口中佔比的兩倍，中層新教徒（衛理公會教徒和浸禮宗教徒）在國會中的佔比與在人口數中的佔比成正比，但天主教徒和猶太教徒更少：例如，在81屆國會中，眾議院中的天主教徒只有16％，參議院只有12％，但在1950年總人口中的佔比為34％。
國會山（capitolhill），位於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美國國會大廈即坐落於此。——譯註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55年，國會成員的年收入為1.5萬美元，其中包括2500美元的免稅費用津貼；但在1952年，眾議員的平均收入——包括投資、生意、職業、寫作和演講——約為2.2萬美元；參議員的平均收入為4.7萬美元。截至1955年3月，國會議員的年收入增加至2.25萬美元。
羅伯特·本迪納（robertbendiner，1909—2009），美國記者，編輯，曾供職於《國家》雜誌。——譯註
一位資深的國會議員最近稱，1930年，他花費的競選資金為7500美元，現在是2.5萬到52萬美元；在參議院，可能要花費更多；約翰·f.肯尼迪（百萬富豪約瑟夫·p.肯尼迪的兒子）是馬薩諸塞州的民主黨人，據說在1952年的大選中花費了1.5866萬美元，但是，「代表他的委員會，為了改善該州的鞋業、漁業和其他行業，花費了21，7995美元。」
在一個州，廢除種族隔離制度是最重要的；在另一個州，一位義大利人和一位愛爾蘭女性結婚，使用兩個人的姓名；在一個州，一位候選人關於警察傾向於和誰結婚的討論歷時兩年，該討論的磁帶錄音似乎很重要；在另一個州，候選人是否對他的姐妹足夠或過於友好很重要。這裡賓果遊戲法很重要，最大的問題是參加參議員競選的年長者是否精力充沛；在一個關鍵的州里，一位20歲的人指控一名候選人和一家輪船公司有密切關係，該公司為一位法官付清了碼頭租賃費，這個指控一直花高價在電視上播放。一位著名參議員堅持他的競爭對手——也是一位著名的富人——他「要么不誠實，要么愚笨，要么愚蠢和盲從」。另一位候選人被迫承認並詳細講述了他關於戰爭記錄的謊言。在這種不信任的背景下，到處暗示、含沙射影、認為、猜測競爭對手與紅色間諜有聯絡，即便他們真的沒有受僱於蘇聯的分支機構。民主黨再一次解決了經濟蕭條的問題，共和黨再次決定將阿爾傑·希斯（algerhiss）關進監獄。
戴維·格林厄姆·菲利普斯（davidgrahamphillips，1867—1911），美國小說家，新聞記者。——譯註
同企業富豪一樣，工會領導人作為一個群體並非完全統一。然而，通常「另一方面」十分顯著的趨勢是，把一方的一些單位的任何舉動都當成是對整體具有重要的意義，清楚表明這些人在觀點、期望和需要方面確實形成了聯盟，即使是不情願的。他們把彼此當成是聯盟的成員，事實上，以各種十分複雜的方式緊密結合在一起。單個工會可能會為了特殊利益進行遊說，這是勞工群體不團結的重要體現。但慢慢地，他們遇到的問題和他們必須面對的問題的背景，在範圍和影響上是全國性的，所以，他們必須結合全國形勢，以損失權力為代價，與工會進行協商。企業執行官同工會領導人一樣，既務實也是機會主義者，為了其他目的而採取的一貫手段，對他的政治行為和勞工問題也同樣適用。現在，企業是運作的穩定基礎；事實上，這對延續美國的安排比終生的家庭更穩定和重要。權力精英的商業成員在追求他的短期目標和權宜之計時可以依靠企業。但工會通常是反對的；它有時處於防守狀態，通常對社會有潛在的敵意。它沒有采用隨時可用的、由商業精英支配的持久手段。如果他想要這種手段，即使只是為了實現小小的目標，工會領導人必須建立和維護它們。而且，1930年代的組織熱潮表明，沒有對產業工人的要求給予充分回應的官員會失去權力。另一方面，企業經理在企業內的意義與被選舉出來的官員不同。他的權力不取決於為他工作的工人的忠誠度，如果工會成功入侵他的工廠，通常他不會因此丟掉工作。1930年代的組織熱潮不會使經理下臺；他們負責的物件不是僱用的工人，而是他們自己和各個股東。權力形勢的不同意味著，商業領導人的權力可能會比工人領袖更持久、更有保障：如果工人領袖沒能「交貨」，他的工作就有可能不保。無論企業和政治精英如何，在我看來，沒有什么能讓我們相信，現在工人領袖作為個體和群體的陣容能夠或者將會超越最大的適應性戰略。我的意思是他們做出的反應比他們所領導的更多，他們這樣做是為了穩固和擴大他們在許多權力和利益中的地位。特定事情的發生可能會造成工人領導權或部分領導權的丟失，其他型別的領導人可能會獲得工會的權力；但是現在的工人領袖們成了主流中的從屬變數，在權力精英中沒有扮演任何角色。現在，在全國範圍內，工人領袖和工會都不可能是「獨立變數」。
指美國總統安德魯·傑克遜的任期，1829—1837年。——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