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沒有取得成功的內戰，美國權力體系的變化並未對基本立法構成挑戰。即使當權力體系的變化被決定地稱之為"革命"，也沒有藉助巡洋艦的武力，沒有藉助武力來驅逐選舉產生的議會，或者藉助警察國家的機制。國家也沒有采用任何決絕的方式來控制大眾的思想。美國權力結構的變化通常伴隨著政治、經濟、軍事秩序相對位置的機構變化。從這個角度來說，廣義上，美國權力精英已經經歷了四代，現在是第五代。
一
1．在第一代----大致上從革命到約翰·亞當斯執政期間----社會和經濟、政治和軍事機構，或多或少以一種簡單而直接的方式團結在一起：在每個主要機構的頂層，個人精英可以輕易跳槽，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多面手，他們可能充當議員、商人、邊疆居民、戰士、學者和勘測員。
直到1824年，國會黨團會議（congressionalcaucus）垮臺，政治機構似乎非常集中，政治決策擁有重大意義，許多政客被認為是國家政客。"正如我首先想到的，"提及在波士頓的童年生活，亨利·卡伯特·洛奇曾說，"社會建立在古老的家族基礎上，霍姆斯博士將它們定義為'專制者'，即這些在獨立戰爭時期和美國建國前10年，一直位居高位的家族。他們在社群代表了幾代人的教育和立場，他們的祖先有的是教師，有的是議員，有的是政府官員，有的參加了獨立戰爭，幫助制定州和聯邦憲法，在海軍或陸軍部隊服役，有的在美國建國之初擔任過眾議院或參議院的議員，有的是成功的商人、生產商、律師或文人墨客。"
這些人----正如我之前提到過的----是約翰·傑伊夫人1787年社交名單上的主要人物，當然包括了名聲赫赫的政治人物。關於早期的重要事實是，社交生活、經濟制度、軍事機構和政治秩序是一致的，身居高位的政治家也在經濟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的家人是當地的知名人士。事實上，第一個時期的特點是領導人的地位並不完全仰仗他們的政治地位，儘管他們的政治活動十分重要，作為政治家的聲望也很高。這種聲望似乎只屬於國會和內閣成員。精英是受過良好教育和擁有管理經驗的政客，正如布賴斯子爵提到的，精英具有遠見卓識，品格高尚。
2．在19世紀早期----沿用傑斐遜總統的政治哲學，但是，在適當的時機，也包括漢密爾頓的經濟原理----經濟、政治和軍事秩序與美國極其鬆散的社會結構聯絡得並不緊密。經濟秩序不斷擴大，開始輻射到個人財產所有者，傑斐遜購買路易斯安那州的領土，成立民主共和黨取代聯邦，都印證了這一點。
在這個社會，"精英"成了許多頂層集團的成員，每個集團都是鬆散地組織起來的。毫無疑問，每個集團都有重疊部分，而且十分鬆散。這個時期非常關鍵的一點是，在我們看來，傑克遜時期的革命，與其說是經濟或政治革命，不如說是身份革命。在傑克遜式民主下的身份大潮中，都市400強不可能真正繁榮，與此同時，政治精英掌握了新的政黨體系。沒有人集中控制了權力手段，沒有小集團主導經濟，更不必說政治事務。經濟秩序超過了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力；在經濟秩序內，很大一部分經濟人士共同決定了經濟秩序。因為這個時期----大致上是從傑斐遜到林肯----精英至多是一個鬆散的聯盟。當然，這一時期結束後，南北決裂。
官方評論家喜歡拿美國的權力體系與集權主義國家組織嚴密的集團進行對比。然而，如果比較20世紀中期的蘇聯和19世紀中期的美國，則更容易證實這些評論，這是托克維爾口中美國評論家經常做的事。但那是一個世紀以前的美國人，在過去的100年裡，美國精英不再是評論家描述的偽愛國者。現在，"鬆散的集團"領導著頗具規模和擁有權力的機構，尤其是自"一戰"以來，鬆散的集團已經十分緊密。我們超越了浪漫的多元主義時期。
3．從1866年國會選舉開始，企業經濟權力的優越性正式顯現，1886年最高法院做出裁決，宣佈了對企業加以保護的第14修正案，優越性得到了鞏固。那段時期見證了主動權從政府轉移到企業手中。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進一步向我們展示了這個時代的某些特徵），這是一個經濟精英衝擊政府的時代，是一個單純腐敗的時代，是一個參議員和法官能被買通的時代。很久以前，麥金萊和摩根的時代，遠沒有我們這個時代複雜，現在，許多人都認為那是美國統治階級的黃金時期。
同"二戰"時一樣，這段時期的軍事秩序不如政治秩序，反過來，政治秩序不如經濟秩序。因此，軍事力量不再是美國曆史的主要推動力。美國政治制度從未形成一個集中的擁有自治權的區域，在緩慢應對企業經濟的公眾效應下，政治制度得到了擴大和集中化。
在內戰後的時期，經濟充滿活力；"信任"----政策和事件充分證明了----可以使用較弱的政府機構來達到自身的目的。州和聯邦政府的控制權受到了決定性的限制，事實上，這意味著它們自己受控於更大的經濟利益。它們的權力是分散而無組織的；工業和金融企業的權力集中且相互關聯。摩根一個人的利益涉及112個企業裡的341個董事職位，總資產超過220億美元----是新英格蘭地區所有不動產和個人資產的三倍。由於收入高於許多其他州，僱員也更多，企業控制了各個黨派，買通了司法人員，使國會議員保持"中立"。由於個人的經濟權力超越了公共政治權力，所以經濟精英超越了政治精英。
然而，甚至在1896年至1919年，重大事件都以政治形式呈現，預示著在1920年代區域性流行的權力將在新政時期盛行。或許在美國曆史上，任何時期的政局都沒有進步時代那么透明，進步時期是總統塑造者和醜聞揭發者的時代。
4．新政並未扭轉第三時期的政治經濟關係，在政治領域和企業界，新政的確建立了權力角逐中心，對企業領導者的權力造成威脅。隨著新政董事會獲得了政治權力，經濟精英在衝擊政府以獲得特權的同時，在第三時期反對政府擴張，最後試圖加入政府高層。經濟精英達到目的後，發現他們又面臨著其他利益和相關人士，因為決策位置已擁擠不堪。為了自己的目的，他們在合適的時機控制並利用新政制度，他們曾對新政制度的創立予以強烈譴責。但是在1930年代，政治秩序仍然以有產階級的小農場主和商人為主，儘管他們的實力被削弱了，失去了在進步時代獲得真正優勢的最後機會。大小財團之間的爭鬥捲土重來，然而，如我們所見，在新政時期的政界，這些爭鬥加碼升級，有組織的勞工和無組織的失業人群也展開了鬥爭。新生力量在政治庇護下茁壯成長，然而，在美國曆史上，社會立法和底層疾苦首次成為了改革運動的重要特徵。
在整個1930年代，新實施的農場議案和新組成的工會----以及大企業----之間不穩定的平衡造就了政治和行政權力的戲劇性。而且，這些農場、工人和商業團體多多少少包含在不斷擴大的政府結構框架內，政治董事以標準的政治方式制定決策。這些團體在相互施壓的同時，向政府和政黨系統施壓，完善政府和政黨系統。但這並不代表，他們中任何人長期從單方面把政府作為他們的工具。這就是為什么整個三十年代是屬於政治的十年：商業力量未被取代，但是受到了挑戰，得到了補充：成為權力結構內一大重要力量，權力結構主要由政客而非從經濟或軍事領域改行的從政者操控。
羅斯福統治的早期和中期最主要的特徵是，在當前的資本主義體系內，竭力尋求減少失業人口，增加就業的方法和途徑。在這些年，新政作為權力體系，實質上是壓力集團和利益集團的平衡。政治高層調停了眾多衝突，重點滿足這個需求，暫緩其他需求，政治高層不是任何單方的公僕，所以要按照現行政策平衡一切，形成了從一個小危機到另一個小危機的持續政策路線。政策是平衡頂層的政治舉措的產物。當然，羅斯福實施的均衡法案沒有影響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制度，資本主義經濟已經衰落。根據羅斯福的說法，他平衡了政治缺陷，在政治上冷落"經濟保皇黨"。
為了維持平衡、實施補貼而頒佈的"福利制度"有別於"放任"政策，"如果在西奧多·羅斯福時期，放任制度被認為是中立的，因為領導人聲稱制裁不偏袒任何人，"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說，"在富蘭克林·羅斯福的領導下，這個制度可以說是中立的，是因為它惠及所有人。"公司決策層的新制度，有別於以往的福利制度。事實上，羅斯福當政的最後幾年----從美國公開參戰到備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不能只從政治權力的巧妙平衡來加以解讀。
二
有人說，我們研究歷史是為避免重蹈覆轍，權力精英的歷史清楚地印證了這一說法的正確性。總的來說，同美國的生活節奏一樣，自"二戰"之始，權力結構的長期趨勢大大加速，主要機構內和各機構之間的新趨勢決定了權力精英的特點，從歷史角度賦予了權力精英第五時期的特定含義：
1．現在，就權力精英在政治秩序中的結構線索而言，政治作為多個決策的真正和公開辯論----與國內各個負責任的和政策連貫的政黨、與中下權力階層相聯絡的自治組織和與決策層之間的辯論----有所下降。現在，美國在更大程度上是形式上的政治民主，而非一個民主的社會結構，形式上的政治機制也是軟弱的。
商業和政府的長期趨勢變得越來越複雜，相互之間的聯絡也越來越深入，在第五時期，長期趨勢的確定性已經到達了新高度。商界和政界不能被明確地視為兩個不同的領域。就國家行政機構而言，和解已經取得了最具決定性的進展。行政部門監管複雜的經濟，政府行政部門得到發展，並不僅僅意味著政府作為自治體制的壯大，同時意味著企業人士作為政治名人的崛起。
在新政期間，企業領袖加入了政治局，自"二戰"以來，他們已經開始在政治局佔據主導位置。企業領袖長期與政府緊密相連，現在，由他們完全主導戰時和戰後經濟。企業行政官變身為政治官員，這加速了長期以來國會里的職業政客下降到權力中層的趨勢。
2．如果說權力精英的結構性線索存在於擴大了的軍事狀況，那么軍事地位的崛起使這條線索變得更加明顯。軍事領袖已經獲得了決定性的政治關係，美國的軍隊結構現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政治結構。表面上一直持續的軍事威脅要求重視軍隊，重視控制人力、物力、資金和權力；事實上，現在，所有政治和經濟行為的衡量依據是軍隊對現實情況的界定：高層軍官已經在第五時期的權力精英內部獲得了穩固高位。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至少是由於一個簡單的歷史事實，自1939年以來就非常重要：精英的注意力已經從國內問題----1930年代的大蕭條----轉移到國際問題，即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戰爭。由於美國政府長期以來一直應對和受影響於國內衝突和平衡問題，無論從哪個層面來說，美國政府都沒有適合處理國際問題的機構，也沒有那個慣例。在1941年之前長達150年的國家發展歷程中，已經出現了形式上的民主機制，但是並未發展成處理國際事務的民主機制。在很大程度上，權力精英就是在這種民主真空中發展起來的。
3．如果說經濟秩序是瞭解權力精英的結構性線索，這個線索是基於這樣一個事實，經濟曾經是持久的戰時經濟和私營企業經濟。現在，美國資本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屬於軍事資本主義，大企業與國家之間最重要的關係在於軍隊和企業利益----軍官和企業富豪之間的利益----的一致性上。總之，在精英中，軍隊和企業高層之間的利益一致性強化了他們的實力，並進一步強化了政客的從屬地位。與軍隊高官同席規劃戰事組織的是企業行政官，而非政客。
只有當這三種結構性趨勢同時顯現時，當今權力精英的狀況和意義才能被理解：私營企業的軍事資本主義賴以生存的土壤是一個被削弱了的形式上的民主體系，該體系包含觀點和行為已經政治化的軍事秩序。因此，在這一結構的頂層是控制了主要生產方式和控制了更具多樣性的暴力手段的人，他們之間的利益一致性塑造了權力精英。那些利益來源於職業政客地位下降，企業主管和職業軍官上升到政治指揮的位置，來源於缺乏有能力、有誠信、不受既得利益影響的公務員。
權力精英包括政治、經濟和軍事人士，但這些組織起來的精英常常有些緊張：他們僅僅在巧合的時間點和"危機"時刻才會組織在一起。19世紀漫長的和平年代，軍官在州議會和政治局沒有獲得高位，經濟人士也是如此----他們衝擊政府，但並未加入政治局。在1930年代，政客地位上升。現在，軍官和企業家佔據了高位。
在構成當今權力精英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圈中，只有軍界從權力的強化中受益最大，儘管企業圈在更加公開的決策圈中的地位更加穩固，職業政客的損失最大。因此，在調查事情和決策時，往往會涉及企業富豪和軍隊高官在利益一致時共同佔據統治地位的政治真空。
不應該說政治、經濟和軍事圈"輪流"掌握主動權，權力精英的機制並不總是像他們暗示的那樣從容不迫。當然，有時也會出現這種狀況，當政客考慮能借助將軍的名聲，他們發現必須為此付出代價，或者當大蕭條期間，經濟人士會感到需要一位既安全又有投票權的政客。事實上，現在這三個圈子參與了所有廣泛而相互交織的決策。政治、經濟和軍事這三個圈子中，哪一個佔據主導位置----就像精英們界定的----取決於所處時期的任務。現在，這些任務集中為"國防"和國際事務。因此，正如我們所看見的，軍隊在這兩方面佔優勢：人事和判斷思維。這就是為什么現在就軍界優勢而言，我們能輕易地闡述權力精英的團結和狀況。
但是，我們必須始終保持歷史的特殊性，並對複雜性持開放態度。簡單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使經濟領域的大人物掌握了實權；簡單的自由主義觀點使政界大人物成為權力體系的首腦。有一些人視軍事將領為真正的獨裁者。所有這些觀點都過於簡單。為了避免過於簡單的論斷，我們採用"權力精英"而非"統治階級"之類說法。
如果說權力精英已經引起廣泛的公眾注意，那么"軍事集團"也是如此。事實上，權力精英進入軍界，形成了他們的現狀。在權力精英認為有必要提供任何合法性時，他們的存在和觀念就是主要的合法性所在。但是，所謂的"華盛頓軍事集團"並不只是由軍界人士組成，也不僅僅只在華盛頓具有影響力。其成員遍佈全國，由企業行政官、穿著打扮如海軍上將的政客、行事風格如政客的企業行政官、晉升為少校的文官、擔任某位內閣官員助手的中將組成，內閣官員事實上屬於管理精英。
無論是"統治階級"，"官僚政客"，還是"軍事集團"，這些概念都不充分。現在，權力精英通常都涉及經濟、軍事和政治權力不穩定的巧合。
三
即使我們的理解侷限在這些結構趨勢中，我們應該有理由相信，對於理解現代美國社會頂層的動向，權力精英是一個有益的，事實上不可或缺的概念。但是，當然我們也沒有如此狹隘：我們對於權力精英的理解並不僅僅基於所涉及的機構等級制度的一致性，或他們之間眾多利益的集合點。我們對權力精英的理解基於人事構成的相似性、他們之間的私人和官方關係和他們在社交與心理上的相似性。為了掌握權力精英團結一致的個人和社會基礎，我們必須首先謹記權力精英成員的出身、職業和生活方式。
權力精英不是貴族，也就是不是以世襲高貴身份為根基的政治統治集團。在名門望族的小圈子裡也沒有堅實的根基，小圈子的人能夠一直在幾個上流圈佔據高位，而且他們還是權力精英，但是，這種高貴僅僅是他們之間擁有相同的出身，對美國精英來說，情況並非如此，那並不意味著精英來自美國社會的各個階層。在很大程度上，精英來自當地社會的新舊上流階層和都市400強，在許多鉅富、企業行政官、政治局外人和軍隊高官中，他們至多處於收入和職業金字塔上端的第三層。他們的父輩至少屬於職業和商業階層，通常所處階層更高。他們主要生活在城區，自己和雙親都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除了他們中的政客以外，絕大部分都來自東部。他們主要是新教徒，尤其是聖公會教徒和長老會教友。總的來說，在他們中間，地位越高，就越有可能來自上流階層，或與上流階層有聯絡。權力精英接受教育的路線越來越趨同，更加凸顯了他們相似的出身背景。大部分大學生都畢業於常春藤盟校，軍事高官的教育背景當然有別於權力精英的其他成員。
但是，關於上流階層社會構成的簡單明瞭的事實意味著什么？尤其是對於理解這幾個圈子的團結程度、政策方向和利益有什么意義？或許最好的方式是將這個問題轉化為極其簡單的形式：就出身和職業而言，頂層人士代表誰或代表什么？
當然，如果他們是民選政客，他們理應代表選民；如果他們是被任命的，那就間接代表任命者的選民。但這被認為是抽象的事務，是花言巧語的套話，政府所有體系下的掌權者都可以藉此維護他們的決策權，有時，無論就他們的動機，還是就他們決策的受益者而言，這可能都是真的。然而，在任何一個權力體系內，僅僅只做假設是不明智的。
權力精英來自國內階級和身份等級的上層，並不意味著他們一定只代表上層。如果權力精英作為社會型別代表交叉的階層，那也不代表權力和利益平衡的民主會自動走向政治化。
我們不能僅僅從決策者的社會出身和職業來推斷政策方向。要理解社會權力的分配，只著眼於權貴們的社會背景和經濟背景不可能得到我們想要的答案。因為：（1）顯貴們可能是貧窮卑微之人的意識形態的代表。（2）出身低微而白手起家的人，也許是在為最大的既得利益和繼承利益服務。（3）另外，一些人雖然真正代表一個階層需求的利益，但卻不一定屬於這個階層，或從那些提升該階層利益的政策中獲取私利。簡而言之，有些政客是特定群體的合意代理人，或許是有意的，或許是無意的，或許是付費的或許是免費的。（4）最後，在頂層決策者群體中，我們發現，一些人是憑藉"專業知識"而獲得當前職位的。為什么權力精英們的社會出身和職業不能幫助我們推斷一個現代權力體系的階級利益和政策方向，以上所述就是這其中的部分原因。
那么，上層的高貴出身和職業與權力分配沒有任何關係嗎？絕非如此。只是提醒我們必須謹慎，不要僅從出身和職業來對政治特徵和政策做任何簡單而直接的推斷，並不是說要完全忽略它們，而是說我們必須分析政治局的政治心理、實際決策以及社會構成。最重要的是，意味著我們必須像之前一樣，把握好由政治人士的出身和職業得出的推斷，要仔細瞭解他們所處機構的形勢。否則，我們會有愧於總結出一個極其片面的社會和歷史傳記理論。正如我們給權力精英下定義時，不能侷限於催生他們的體制機制，所以，我們不能僅憑成員的出身和職業來下定義。我們需要考慮那兩方面以及其他依據，例如身份重疊。
但是，不僅僅是社會出身、宗教信仰、出生地和教育的相似性對權力精英在心理和社交上的雷同十分重要。他們曾經的招募和正式培訓都比現在更加複雜，儘管他們仍然屬於同一社會型別。因為對一個圈子來說，最重要的事實是圈內盛行的認可、表揚、讚譽和晉升標準，如果在一個圈子裡這些都是相似的，那么他們的氣質特徵就會日趨相似。組成權力精英的各個圈子有著同樣的規範和標準。相同的價值觀會使各個社會型別相互吸納，這比我們掌握的任何關於共同出身和職業的資料更重要。
成功人士之間相互吸引----不是上流權貴之間，而是有眾多一致性的人之間。細緻地說，這是一種心照不宣和互相崇拜，而他們最穩固的聯絡就是通婚。在這些極端中，有各種級別和型別的聯絡。在集團、俱樂部、教堂和學校中，存在一些關係重疊的情況。
如果社會出身和正式教育相同，那么這會增進權力精英之間的相互瞭解和信任，他們之間的持續聯絡進一步鞏固了他們之間的同類感受。幾位上流階層的成員相互瞭解，是私人朋友，甚至是鄰居；他們一起打高爾夫、參加紳士俱樂部、乘國際航班和遠洋遊輪度假；他們在共同朋友的莊園會面，共同接受電視採訪，參與同一個慈善委員會；許多人一定會共同出現在報紙專欄上，即便他們不在這些專欄相信的來源地----某個咖啡廳相遇。正如我們所知道的，在咖啡社會的"新都市400強"中，一位編年史家已經列出了41位鉅富、93位政治領袖和79位企業行政官的名單。
"我不知道，我做夢都沒想過，"惠特克·錢伯斯曾寫道，"阿爾傑·希斯的政治聯盟和社交關係涉及的權力和範圍如此之大，涉及所有政黨，從最高法院到宗教之友協會，從各州州長和大學教師到自由雜誌的職員。自上一次與他見面後的十年裡，他用自己的職業，尤其是他對和平事業的支援，通過參與組建聯合國，在美國上流階層盤根錯節的根基中建立了自己的根基，給予中產階級、自由人士和高階職員以啟發。如果不能摧毀與他相關的所有根基，就不可能摧毀他的個人根基。"
權力精英的身份範圍反應他們所處的時代。例如，在第三時期，誰能與鉅富抗衡？在第四時期，誰能與政治高官，甚至是新政中的新貴抗衡？在第五時期，誰能與海陸軍上將和企業行政官競爭？現在他們的形象都被搬上銀幕、寫成小說、編成舞臺劇。你能想象《縱橫天下》和《叛艦凱恩號》在1935年大獲成功嗎？
精英通常屬於聲名卓著的組織----巨賈、高階律師、海陸軍上將和重要參議員的訃告常常透露出這些人群的多樣性----常常是著名教堂、商業協會、高階俱樂部、較高的軍銜。在他們的一生中，這些大學校長、紐約證券交易所主席、銀行行長、西點軍校畢業生----在身份範圍內，他們很容易重溫舊情增進友誼，利用曾經相互信任的經歷，瞭解他們自己沒有獲得的權力和決策的背景。
在這些複雜的背景下，上流圈成員相互藉助身份在各自的圈子裡累積聲望。他們利用累積的聲望和借來的身份樹立和鞏固自我形象，因而，無論一個人看起來是多么勢單力薄，他們也會覺得自己是上流階層的"一份子"或"全能型"人才，一位"綜合性"人才。或許這些內部經驗是"判斷力"的意義之一。
重要組織或許本身就是大型企業，因為我們發現董事會成員也是幾類精英成員，一定程度上，冬夏的時候，我們在度假勝地發現各個圈子的人有各種交集，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會遇見或認識某個將他們和其他人聯絡起來的人。
軍事、經濟和政治秩序中的高層成員通常能夠以一種合意且明智的方式接受彼此的觀點，他們把彼此當成重要的人，因而一定要把對方考慮在內，每位權力精英都會把其他人的觀點、期望和價值觀融入到自己的真誠、榮譽和良知中。如果他們之間沒有基於貴族文化的共同原則和標準，那也不代表他們認為不需要對彼此負責任。
他們之間的利益，以及出身、教育、職業和人脈等複雜的心理事實，所有這些因素在結構上的一致性造成了他們心理上的相似性，從而使他們之間能夠暢談：當然，他是我們中的一員。所有這些指明瞭階級意識的基礎和心理含義。在美國，權力精英們"階級意識"的強烈程度位列全國之最，權力精英們高效組織的程度無可匹敵。階級意識作為一種心理事實，意味著一個階級的成員只會接受被自身階級所接受的人，因為階級成員對他的自我形象十分重要。
權力精英的上流階層中確實存在派系鬥爭，存在政策和個人抱負上的衝突。共和黨內仍然存在重大差異，甚至在共和黨和民主黨內，運作方式也各不相同。但是，比這些分歧更強大的是內部紀律和共同利益，這使權力精英能夠團結在一起，即使在戰爭期間他們處在不同國家。
四
我們必須重視這件事情的另一方面，它沒有質疑事實，只是質疑我們對他們的解釋。對於權力精英的整個概念必然會有一些不足，但那隻與權力精英的心理有重大關係。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者可能以如下方式表述：
論及權力精英----不是以出身和人脈來描述嗎？這種描述不是既不公正也不正確嗎？難道人們不會改變自己，尤其是當他們地位上升，能夠達到工作要求？在他們所知範圍內，難道他們沒有達成代表國家利益的觀點和政策嗎？他們僅僅只是恪盡職守值得尊敬的人嗎？
我們該如何回答這些質疑？
1．他們是受到尊敬的人。但什么是尊敬？尊敬意味著符合人們認為值得尊敬的準則。不存在所有人都認可的準則。這就是為什么，如果我們是文明人，我們不會消滅所有與我們意見相左的人。問題不是：是否這些是值得尊敬的人？問題是：他們尊敬的標準是什么？答案是：他們圈子裡意見領袖的標準。怎么可能會是其他情況呢？那是重要真理的一個方面：所有人都屬於人類，所有人都是社會生物。至於真誠，只能給予反證，從未從正面證明過。
2．對於他們適應性的質疑----即他們在工作和經驗中獲得超越行為準則的能力----我們確定無疑的回答是：不，他們無法超越，至少在他們餘生的少數幾年內無法超越。期望他們能做到就是假定他們是奇特而機智的人：事實上，這種靈活性有悖於我們稱他們為高尚正直的人。同時，美國早期政客不正是因為缺乏高尚和正直，他們所體現的威脅才不及那些品格高尚的人嗎？
認為軍官的軍人品質和觀念從單一性變成了多樣性，這是對軍隊高效訓練和思想教育的侮辱。或許這個背景對軍人比對企業行政官更重要，因為職業培訓更深入、更全面。
"缺乏想象力，"傑拉爾德·w.約翰遜說，"不能與缺乏原則相混淆。相反，缺乏想象力的人常常是原則性最強的人。問題是他的原則與康福德的定義一致，'一個原則就是不採取行動的準則，為在特定場合因為無原則而不採取行動提供合理的理由'。"
如果真的相信查爾斯·歐文·威爾遜代表了企業圈外的人或利益，豈不是可笑至極嗎？不是因為他不誠實，相反，因為他是一位絕對誠實的人----絕對可靠。他就是現在表現出的樣子，別無其他。他和政府內外的同事們一樣，屬於職業企業精英；他代表企業高層的財富和權力。正如他經常引用的一句話，他相信"對美國有益的就是對通用汽車公司有益的，反之亦然"。
聽證會上對這些人的政治職位進行確認，這不是對法律和權力中層議員的冷嘲熱諷，也不表示他們不願意賣掉自己的股票。有趣的是，讓他們徹底離開企業圈，尤其是放棄他們自己的企業是不現實的。不僅是他們的金錢，更重要的是朋友、利益和訓練----簡而言之他們的生活----都與這個世界交織在一起。當然，把股票處理掉只是一個純粹的儀式，關鍵是他們對企業圈的認同，而非他們在某個企業的經濟或個人利益。突然要求一個人放棄這些利益和情感，猶如要求一位男性變為女性。
3．至於愛國精神的問題，即是否願意為國效勞，類似於回答高尚的準則是什么，我們必須首先回答，就國家整體利益而言，愛國主義情感和對國家有利的觀點不是最終事實，而是存在各種意見。而且，愛國言論是通過一個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伴侶對他的影響而得以產生和持續的。個人品質不是由社會環境簡單、機械地決定的，品質的形成是一個複雜的過程，現代社會研究的主要傳統中對此有記載。只能感到奇怪，為什么沒有更多的社會科學家在推測政局時對它加以系統性地利用。
4．不能真的認為精英只不過是恪盡職守的人。精英決定自己和位於他們之下的那些人的職責。他們不是簡簡單單唯命是從的人：他們發號施令。他們不只是官僚：官僚聽從他們的指揮。為了在其他人或自己的圈子中掩蓋這一事實，他們可能試圖訴諸於傳統，把自己想象成聽命於他人的人，但是存在眾多傳統，他們必須選擇符合他們的傳統。他們面臨的選擇沒有可遵循的慣例。
現在，這些答案表明了什么？表明了這一事實：我們不能僅從位高權重者或小集團的動機和品質來推斷公共事件和歷史趨勢。反過來，這一事實意味著我們處理問題的方式遭到譴責時，不應該有所畏懼，比如在我們質疑位高權重者的高尚、真誠或者能力的時候。因為首先它不是一個個人品質的問題，其次，如果我們發現它就是個人品質的問題，我們應該毫不猶豫地將它公之於眾。同時，我們判斷權勢之人的依據，是權力的標準和他們身為決策者的所作所為，而不是他們是誰，或他們私下裡做了什么。我們的興趣不在於：我們對他們的政策和他們的工作造成的結果感興趣。我們必須謹記權力精英現在佔據著美國社會結構中的戰略位置，掌控了美國的重要機構，權力精英屬於一類人，他們所做的決策能夠給世界底層民眾造成嚴重後果。
五
權力精英存在社會和心理上的相似性，但是，他們沒有組成一個具有固定和正式界限的俱樂部，且不享有永久會員身份。權力精英的成員有巨大的變動，這是權力精英的本質，因此他們不是由一小部分固定不變的等級和職位相同的人組成的。因為他們相互瞭解不代表他們之間的政策一致，他們相互不瞭解也並不代表他們之間不團結。我已經重複過很多次，不能主要依據權力精英的私人友誼來給他們下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