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等級機構對高層職位的要求趨同，佔據高層職位的各類人----通過挑選和職業培訓----變得越來越相似，從組織到個人無一例外。這三個組織內正在上演的高流動率，通常以一種錯綜複雜的形式反映了這一事實。"二戰"期間，首席行政官、軍界領袖和民選政客開始建立親密的工作關係；"二戰"後，他們之間信仰相同、意氣相投、利益一致，關係得以持續。在過去的15年裡，在軍事、經濟和政治領域中，大部分高層人士都在另外兩個或一個領域任職：在這些高層圈中可以進行職位互換，這是基於"行政能力"的可轉換性，本質上來說，是基於集團的內部成員之間的相互合作。許多權力精英都參與了這種職位互換，已經開始把"政府"當成是他們開展工作的保護傘。
這三大領域之間的合作在數量和重要性方面有所增加，人員流動性也隨之增加。提拔人才的標準開始體現這一事實。對與政府和軍隊打交道的企業委員來說，相比於提拔沒有從政和從軍經驗的年輕人，提拔有經驗的年輕人更加明智。對於依靠企業決策和企業取得政治成就的政治委員來說，更明智的做法是挑選有企業工作經驗的人。因此，成功的標準使權力精英的人員流動性和團結度得以提高。
一些精英的整個職業生涯都是在這三類集團中度過的，考慮到這些集團在形式上的相似性，一個集團的決策對其他集團造成的後果，精英之間在許多方面利益上的一致性，以及美國文官政府的權力真空和任務的擴大----考慮到這些結構趨勢，加上我們已經注意到的他們心理上的相似性----如果我們發現，行政和組織能力卓越的人僅僅懂得相互保持聯絡，我們可能確實會感到驚訝。當然，他們所做的遠不只如此：他們還會逐漸在對方的領域內獲得職位。
高層職位可以互換展示出的團結基於三個領域內高層職位的平行發展。在利益一致的地方職位互換最頻繁，例如，監管機構和接受監管的行業之間，承包單位和承包商之間。正如我們將看到的，職位互換促成了更明確、更正式的協作。
權力精英的核心成員是在主要機構內相互交換指揮職位的高層人士：海軍上將也是銀行家和律師，還主管一個重要的聯邦委員會；曾經在兩三家戰爭物資生產企業擔任行政官的人，如今是國防部部長；戰時將軍穿著便裝加入政治局，成為著名經濟企業的董事會成員。
變身將軍的行政官、變身政客的將軍和變身銀行家的政客，他們比普通環境中的普通人見識更廣，但是，他們的視野也常常侷限於他們統治的地區。然而，在他們的職業生涯中，他們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三大領域內交換職位，輕易超越了這些領域內的利益特殊性。他們的職業和活動把三大領域牢牢聯絡在一起。因此，他們是權力精英的核心成員。
他們不一定對權力的各大主要領域都十分熟悉，我們指的是在兩個領域內活動的人----例如工業和軍事領域----另一個活動在軍事和政治領域，第三個在政治領域活動同時作為意見領袖。這種連線性的型別非常清晰地展示出了權力精英的結構和運作情況，甚至他們幕後運作的情況。至於"隱身精英"，這些顧問和聯絡人就是他們的核心。即使----我認為極有可能----他們中的許多人至少在他們職業生涯的第一部分是作為各類精英的代理人，而非自己就是精英，在把幾大領域的高層整合成權力結構並加以鞏固上，他們表現得最為積極。
權力精英的核心成員還包括更高階別的法律和金融人才，他們來自大型律師事務所和投資公司，是經濟、政治和軍事事務的職業中間人，能夠將權力精英統一起來。企業律師和投資銀行家在充當"中間人"方面表現卓越。由於他們的工作屬性，他們超越了任何一個行業相對狹窄的範圍，因此能夠代表企業界發聲，至少能代表企業界的絕大部分人。企業律師是經濟、軍事和政治領域的重要中間人；投資銀行家是企業圈的重要組織者和聯合者，也是現在美國軍事機構需要的擅長鉅額投資的人。如果你遇見一個處理投資銀行家的法律事務的律師，你就遇見了一位權力精英的重要成員。
在民主時期，結合民營企業組織和政府機構的是狄龍瑞德投資銀行。詹姆斯·福萊斯特和查爾斯·f.德特馬都來自這家公司；費迪南德·埃伯施塔特在成立自己的投資公司之前，也曾是他們的合夥人，他的公司誕生了其他政界和軍界精英。共和黨執政期間，促成了庫恩雷波投資公司（kuhn，loeb）和巴騰、巴頓、德斯汀和奧斯本廣告公司。
無論由誰執政，都存在沙利文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中西部的投資銀行家齊魯斯·伊頓曾說，阿瑟·h.迪安（arthurh．dean）是華爾街48號沙利文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的高階合夥人，曾參與協助起草1933年安全法案，這是第一批監管資本市場的法案。他的事務所被譽為美國第一大事務所，自成立之初就一直與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保持著密切關係，他們之間的關係對美國證交會有巨大影響力。
還有美國第三大銀行：紐約大通國家銀行（現為大通曼哈頓銀行）。無論由誰當政，這家銀行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的行政官都已經換了職位：約翰·j.麥克洛伊是世界銀行的上任行長，1953年擔任大通國家銀行的主席，世界銀行現任行長是大通國家銀行的前任高階副總裁。1953年，大通銀行的總裁溫思羅普·w.奧爾德里奇離任後成為駐英大使。
權力精英的最外圍----比它的核心變化更大----也是"重要人物"，儘管他們沒有參與制定有重大意義的決策，也沒有在各統治集團內變換工作。不是每位權力精英都需要參與制定各項決策，不是參與決策制定的才是權力精英。在參與制定的決策中，每位權力精英都會將其他人考慮在內。他們不只在戰爭與和平等幾個重大領域制定決策，在他們沒有直接參與的決策中，他們是決策制定者重點考慮的物件。
在外圍和他們之下，在靠近比他們低的階層邊緣，權力精英逐漸淡化為權力的中間階層，或為國會普通議員，或為不屬於權力精英的壓力集團成員，或為區域、州和當地各利益集團的成員。如果所有中層人士都不屬於那些重要人物，有時也必須將他們考慮在內，他們被操縱、勸誘、解僱或提升為上流階層成員。
當權力精英發現為了達到目的必須與略低於他們的階層接觸時----例如需要經由國會通過議案時----他們必須要施加壓力。但是，在權力精英中，這種高層級的遊說屬於"聯絡工作"。軍方有與國會、實業頑固分子，尤其是與權力精英間接相關的每一個重要部分進行"聯絡"的人。白宮的工作人員中也有兩位"聯絡"員，兩人都有處理軍務的經驗；其中一人曾是投資銀行家、律師和將軍。
企業富豪和權力精英成員現在的政治領袖不是貿易協會，而是律師和投資銀行家的高層集團。"通常認為國家級協會在輿論製造和指導國家政策上有著無上的權威，而一些證據表明協會間正式層面的互動關係並不十分緊密。協會內的總趨勢似乎是圍繞組織的具體利益促進活動，投入更多的精力培育成員，而非花費大量時間影響其他協會處理手中的事務......作為說明和重申國家總價值結構的媒介，貿易協會意義重大......但是，當事態嚴重時，與大型企業相關的個人需要在恰當的時間與恰當的位置施加壓力。貿易協會可能會充當協調這些壓力的中間人，但是，大企業利益集團頂層成員之間的大量溝通似乎決定著政策的最終制定。"
貿易協會仍然在進行傳統的"遊說"，儘管這種遊說常常關乎權力中層，目標是國會，而且只是國會的普通成員。例如，美國製造商協會的重要職責是比較間接地影響政策，而非告訴小企業家他們的利益與大企業相同。但也存在"高層遊說"。全國所有企業領導人都通過私人友誼、貿易和專業協會及它們的各個分會、名人俱樂部、公開的政治派別和客戶關係進入高層軍事和政治圈。在這些權力領袖之間有一個共識，直接參與調查這些行政官集團的人說，現在國家面臨許多重大的政策事件，例如減稅，把所有的生產經營都交給私營企業，增加對外貿易，保持政府福利和其他國內活動的最低標準，鞏固和維護執政黨在全國的權力。
事實上，企業行政官集團在企業、軍事和政治權力高層的非正式意見領袖，比作為軍事和政治組織的實際參與者意義更加重大。在軍界、政界內部和經濟圈外圍，企業行政官的這些圈子和集團幾乎參與了所有重要決策的制定----無論是什么主題。對於所有的高層遊說，很重要的一點是所有遊說都是在精英內部進行的。
六
權力精英的概念和權力精英之間的團結，基於經濟、政治和軍事組織的相應發展和利益的一致性上。還基於他們的出身和前景相似，與主要集團頂層圈有社會和私人關係。反過來，三大機構秩序內部和相互間頻繁的人員流動，中間人的崛起和高層遊說，表明機構和心理力量在同時發揮作用。因此，權力精英的概念並不取決於這一假定，即自"二戰"以來，美國曆史必須作為權力精英的密謀或重大共同陰謀來理解。權力精英的概念基於十分中立的立場。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美國權力精英----據說包括一些世界上最偉大的組織者----也的確出謀劃策。我們已經清楚，精英的崛起不是也不可能由一個計謀引發；概念的合理性不在於任何秘密或知名組織的存在。但是，一旦結構趨勢和個人意志相結合，就會導致權力精英的崛起，接而，權力精英就會計劃專案，事實上，如果不提及權力精英就無法解釋第五時期的許多事情和官方政策。霍夫施塔特說："歷史上存在陰謀和歷史就是一場陰謀，這是有巨大差別的。"
機構的結構趨勢，被那些佔據指揮職位的人定義為機會。一旦意識到這些機會，人們就會對它加以利用。在每個主要機構領域內，特定型別的人都比其他人更具遠見卓識，他們在聯絡尚未具備現代特徵前，就積極推動這種聯絡的發展。他們常常這樣做不是為了與同伴分享，儘管並不反對被他們分享；他們聯絡的結果常常具有令他們意想不到的重大意義，雖然沒有露出多少端倪，只是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變得十分明確。只有當聯絡順利進行之後，大多數成員才發現自己是其中一員，併為此感到高興，儘管有時也感到擔憂。但是一旦協調持續進行，新成員就會很容易地加入進來，並毫無異議地接受它的存在。
對明確的組織而言，無論密謀與否，根據權力精英的本性，他們更可能利用現有的組織，在這些組織內或組織間工作，而不是設立明確的入會資格僅限於自己成員的組織。但是，如果沒有機構來保證軍事和政治因素在決策的制定中保持平衡，他們就會創立這樣的機構並加以利用，例如國家安全委員會。此外，在形式上的民主組織中，精英的各種目的和權力得到了持續戰爭經濟的進一步支援：假定國家安全是基於計劃和意圖的高度機密性。許多會揭露權力精英工作的高層事務，可以以保密為由向公眾隱瞞。由於他們的運作和決策涉及的機密內容很廣，權力精英可以掩蓋他們的意圖、運作並進一步鞏固。對於能夠清楚觀察高層決策者的人，任何強加給他們的保密措施，都有助於而不會違背權力精英的運作。
因此，我們有理由懷疑----但由於事情的本質屬性，沒有證據----權力精英並非完全"浮於表面"。即便他們的活動不是公開的，那也沒什么可隱藏的。儘管精英之間相互認識，一起工作、參與許多相同的組織也是理所當然的，但是他們並沒有組織起來。儘管他們的決策常常不為公眾所知，運作方式操作性強而不明確，但並不存在什么陰謀。
並不是說精英"相信"幕後有一個緊密的精英群體，而底下有一群大眾。不是那種說法。只是人們肯定會感到困惑，就像託付孩子一樣，必須把所有新的外交政策、戰略和行政活動都交付到專家手中。只是每個人都知道一些人必須操縱局勢，這些人的確常常是這樣做的。其他人根本就不在乎，而且他們也不知道該怎么做。因此，兩種型別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
當危機被定義為全域性性的、似乎是持久的，決策的後果也會是全域性性的，主要領域的決策開始具有整體和全域性性。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評估這些結果對其他機構秩序產生的影響；超過這個程度，必須抓住機會。之後，由於缺乏訓練有素的、富有想象力的判斷者，政治、軍事和經濟領域缺乏合格的繼任者，行政官對此感到悲傷。反過來，在這種悲傷情緒下，對培訓權力接替者的擔憂會增加。每個領域逐漸誕生出新一代，並在決策協調的時代成長起來。
我們注意到每個精英圈都注重招募和培訓"全能型人才"作為接任者，即有能力為自己之外的其他制度領域做決策的人。首席行政官設立了正式招募和培訓專案，像國中國一樣操縱企業界。軍事精英的招募和培訓一直以來都十分專業化，但是，現在也開始走老一輩將軍們認為無意義的教育路線。
由於缺乏真正的行政人員，只有政界落在了後面，出現了軍官和企業局外人可以插足的管理真空。但是，自"二戰"以來，甚至在政治領域，像已逝的詹姆斯·福萊斯特一樣的精英已經做出多次努力，嘗試在企業界和政界設立職業服務期。
現在缺乏的是一個真正相同的精英招募和培訓程式，因為預備學校、常春藤盟校和都市400強的系列法學院都不是按照權力精英的需求來辦學的。英國人，例如蒙哥馬利子爵清楚地意識到了這點，他最近敦促採用一個體系，按照這個體系，將少數資質一流的青年學生與資質平庸的學生分開，儘可能給予一流學生最好的教育，滿足國家對領導人才的需求。他抨擊了美國的公立教育理論，認為它不能培育出有領導能力的精英群體......而這個國家需要履行世界領袖的義務。許多人認可這一批評，以各種方式回應了他的提議。
這些需求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未言明的需求，即不再侷限於只以經濟成就為基礎來招募新成員，尤其是懷疑招新涉及高層的不道德行為後；也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需要有人知道"紀律的意義"，如蒙哥馬利子爵所言。但所有這些需求至少反映出一個模糊的概念，在決策協調時代，權力精英需要一系列新的結果，要求權力精英具備全新的素質和能力。制定決策需要考慮的方面很廣，而且相互之間有關聯，評判所需的資訊十分複雜，且需要具備專業知識，相關負責人不僅需要彼此幫助，而且需要培訓繼任者處理工作。這些新人將會成長為能夠參與經濟、政治和軍事協調決策的人。
七
權力精英的概念取決於並使我們能夠理清（1）決定性機構秩序，以我們這個時期的結構為特徵，尤其是私營企業經濟中的軍事優勢，從廣義上來說，就是經濟、軍事和政治機構客觀利益的一致性；（2）這些機構內首領之間的社會和心理上的相似性，尤其是他們之間高層職位互換不斷增加，以及權勢者在這些秩序下的流動性增加；（3）至於實質上的整體性，在高層制定的各種決策的影響下，一群人通過培訓和服從開始擁有權勢，併成為有巨大影響力的職業組織者，他們也不受民主黨訓練的約束。
從負面意義上來說，權力精英的形成取決於（1）職業黨派政客淪為權力的中間階層，（2）立法職能陷入了獨立地區半組織的利益僵局中，（3）缺乏一個擁有智囊團和行政技能的行政部門，且該部門既與政治密切相關又在政治上保持中立，（4）未經公眾甚至國會討論就秘密制定的決策不斷增多。於是，政治局、企業富豪和地位日盛的軍官都成為了權力精英，他們主導的統治集團得到了擴大和集中化，已經打破了之前的平衡，並使之前的主導者淪為權力的中間階層。現在，平衡社會是一個屬於中產階級的概念，在這個層面上，平衡已經成為地方性、不負有全國性責任的力量和需求，而非權力和國家決策的中心。
但底層呢？隨著高層和中層的趨勢都已十分清晰，美國公眾的情況如何呢？如果高層的影響力空前強大，且日益團結和固執；如果中層日益陷入一個半組織化的僵局----那么底層的情形如何，廣大民眾的情況如何？現在我們應該明白了，權力精英的崛起依賴於美國公眾向大眾社會的轉變，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這種轉變的一部分。
註釋
elmerdavis，rutwewererornfree（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53），p．187.
對於用來描述第一和第二階段特徵的重點，我借鑑了robertlamb的文章，"politicalelitesandtheprocessofeconomicdevelopment，"theprogressofunderdevelopedareas（由berthoselitz編輯）（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52）。
henrycabotlodge，earlymemoirs，由dixonwecter編輯，thesagaofamericansociety（newyork：scribner's，1937），p．206。
lordjamesbryce，theamericancommonwealth（newyork：macmillan，1918），vol．i，pp．84-5，在革命前的美國，區域差異當然很重要；此外參見williame．dodd，thecottonkingdom（volume27ofthechroniclesofamericaseries，由allenjohnson編輯）（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19），p．41；louisb．wright，thefirstgentlemenofvirginia（huntingtonlibrary，1940），第十二章；samuelmorison和henrys．commager，thegrowthoftheamericanrepublic（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50），pp．177-8；jamest．adams，provincialsociety，1690-1763（newyork：macmillan，1927），p．83。
參見例如，davidriesman，reueldenney和nathanglazer合著的thelonelycrowd（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50）。
參見普喬委員會（pujocommittee）的聽證會，引自richardhofstadter，theageofreform（newyork：knopf，1955），p．230；和louisd．brandeis，otherpeople'smoney（newyork：stokes，1932），pp．22-3。
richardhofstadter，同前面引用的文獻p．305。
whittakerchambers，witness（newyork：randomhouse，1952），p．550.
關於公司利益的國際統一的優秀介紹，參見jamesstewartmartin，allhonorablemen（boston：littlebrown，1950）。
geraldw．johnson，"thesuperficialaspect，"newrepublic，25october1954，p．7.
參見前軍事委員會的聽證會，1953年1月15日，1月16日和1月23日，美國第83屆國會第一次會議，關於提名指定charlese．wilson，rogerm．keyes，robertt．stevens，robertb．anderson，andharolde．talbott（washington，：u.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53）。
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壟斷權力研究小組聽證會，美國第81屆國會第一次會議，serialno．14，part2-a（washington，：u.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50），p．468。
thenewyorktimes，6december1952，p．1.
floydhunter，"pilotstudyofnationalpowerandpolicystructures，"北卡羅來納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researchpreviews，vol．2，no．2，march1954（mimeo），p．8。
floydhunter，"pilotstudyofnationalpowerandpolicystructures，"北卡羅來納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researchpreviews，vol．2，no．2，march1954（mimeo），p．9。
richardhofstadter，前面引用的文獻pp．71-2。
gerthandmills，characterandsocialstructure（newyork：harcourt，brace，1953）.
mills，"theconscriptionofamerica，"commonsense，april1945，pp．15ff.
"twelveofthebestamericanschools，"fortune，january1936，p．48.
蒙哥馬利子爵在哥倫比亞大學演講的報道，thenewyorktimes，24november1954，p．25。
deanacheson，"whatasecretaryofstatereallydoes，"harper's，december1954，p．48.
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cabotlodge，1850--1924），美國馬薩諸塞州聯邦參議員，共和黨黨員。----譯註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hofstadter，1916--1970），美國曆史學家，公共知識分子，著有《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等。----譯註
參見。
"統治階級"是一個複合詞。"階級"是個經濟詞彙，"統治"是個政治詞彙。因此，"統治階級"一詞包含了經濟階級在政治上進行統治的理論。這個簡潔的理論有時可能是正確的，有時可能是不正確的，但是我們並不想要用那個詞彙中包含的極簡理論來定義我們的問題；我們希望用意義更準確、更具體的詞來簡單說明這個理論。具體來說，"統治階級"一詞在通常的政治含義中，並不意味著對政治秩序和它的機構有充分的自治，而且與軍隊沒有任何關係。現在，讀者應該很清楚，我們並不簡單地認為高層經濟人士單方面制定所有對國家有重要意義的決策。我們認為"經濟決定論"的簡單觀點必須由"政治決定論"和"軍事決定論"來闡明；現在，這三個領域內各自的高階機構的自治程度很高；如果他們真的制定和貫徹最重要的決策，也通常只用錯綜複雜的方式聯合起來。這就是當我們從權力方面考慮上流圈時，比起"統治階級"，我們更喜歡用"權力精英"作為形容他們的特色詞彙的主要原因。
參見。
惠特克·錢伯斯（whittakerchambers，1901--1961），美國記者，《時代》週刊的編輯。----譯註
《縱橫天下》（executivesuite）和《叛艦凱恩號》（thecainemutiny）皆為1954年上映的美國電影。----譯註
傑拉爾德·w.約翰遜（geraldw．johnson，1890--1980），美國記者，編輯，作家。----譯註
查爾斯·f.德特馬（charlesf．detmar，1906--1986），曾任美國海軍部長。----譯註
參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