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這種可以作為抵抗大眾傳媒基礎的體驗，不是確切事件的體驗，而是有意義的體驗。如果我們所說的是嚴肅意義上的"體驗"一詞，那其中必須有解釋的影子。這一體驗的能力是在社會中形成的。如我所言，如果沒有得到他人或媒體的證實，個人不會相信他自己的經驗。如果直接經歷擾亂了個人已有的忠誠和信仰，這樣的直接經歷通常不會被接受。這種直接經歷若要被接受，就必須擺脫或證明那種忠誠和信仰，而這種情感是他忠誠觀念的重要特徵，深深紮根於內心深處。
一貫的忠誠是對特定符號和標誌的信仰和熱愛，這是人們看待社會的方式，人們也是如此形成對事件特定的意見和看法。它們由先前的經歷而來，也影響著現在和未來的經歷。不用說，人們往往沒有意識到這些忠誠的存在，因此也常常不能對此進行明確表述。然而，這種普遍的忠誠使一些意見被接受或拒絕，更多地取決於情感上的親近和減輕焦慮的方式，而非有邏輯的一致性的力量，以此為基礎接受意見意味著不用思考就確信自己正確。當模式化的意識形態和具體的觀點以這種方式連線在一起時，可以緩解忠誠和信仰不一致時引發的焦慮感。這種思想帶來了一套既定的信仰，此後，不論在情感上或理性上都沒有必要抗拒這一信仰中的任一思想；對特定觀念和情感累積的選擇成為預先設定好的態度和情感，並影響著人們的輿論生活。
內心深處的信仰和情感是人們體驗世界的鏡頭，它對特定的意見接受或拒絕，把關十分嚴格，並且控制著人們對待權力當局的態度。30年前，沃爾特·李普曼認為這一事先主張是偏見：讓人們不能以準確的方式來定義現實。現在它仍然是偏見，但往往被視為"好的偏見"；儘管這一主張通常有不足和誤導性，但是好於權力高層和輿論引導者不切實際的現實主義。這一主張是較為低階的常識，因此，也是一個阻力因素。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尤其在變化速度如此之快時，常識往往比感覺更普遍。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的孩子們形成的"常識"，將會是大眾傳媒營造的模式化觀念的產物，而非任何堅實的社會傳統的產物。現在，他們完全暴露於大眾傳媒的影響之下，是徹底受大眾傳媒影響的第一代。
2．只要媒體不被完全壟斷，個人就可以從相互競爭的媒體中漁翁得利----他可以比較各家媒體，也可以拒不接受任何一家媒體釋出的訊息。媒體間的競爭越激烈，個人對媒體的免疫力就越強。但現在的情況如何呢？人們會比較各個媒體對公共事件或政策的報道嗎？比較各個媒體報道的內容嗎？
答案是否定的，很少人會這樣做：（1）我們知道，人們往往傾向於選擇那些報道內容與他們意見一致的媒體。在人們心中以事先觀點為基礎來選擇新觀點。似乎沒有人會刻意去找可能會在其他媒體中出現的不同觀點。一般的廣播節目、雜誌和報紙往往都有相對固定的受眾，從而強化他們傳達給公眾的資訊。（2）這種比較各家媒體的想法，預設媒體提供的內容確實各不相同。它預設存在真正的競爭，但廣泛地說這樣的競爭並不存在。媒體呈現出明顯的多樣化和競爭性，但仔細觀察之下，它們之間的競爭更多的是在標準化主題下的競爭，而不是在有爭議事件上進行競爭，展現自己的獨到之處。有效提出問題的自由似乎越來越多地侷限在那些隨時與這些媒體保持聯絡的少數利益集團手中。
3．媒體不僅滲入了我們對於外部現實的經驗，也侵入了我們關於自己的經驗。它們為我們提供了新的身份和新的願望----我們應該成為什么樣的人，我們希望自己在別人眼中是什么樣的人。它們給我們提供的行為模式是一套全新、更大、更靈活的自我評估方式。用現代自我理論來說，就是媒體為讀者、聽眾、觀眾帶來了規模更大的參照群體，無論是真實或想象的、直接或間接的、親自了解或遠遠觀望的，這些參照群體都是自我形象的一面鏡子。媒體成倍地增加著我們確認自我形象的參照群體。
除此以外：（1）媒體告訴大眾他是誰----給人們一個身份；（2）媒體告訴大眾他想要成為的樣子----給人們一個志向；（3）媒體告訴大眾怎么達到目的----告訴人們技巧；（4）媒體告訴大眾怎樣感受，即使那不是個人的感受----告訴他逃避。身份和抱負之間的差距引出技巧或逃避。這大概是當今大眾傳媒的基本心理公式。但是，作為一個公式，這不適合人類的發展，這是媒體發明和維持一個偽世界的公式。
4．現在普遍流行大眾媒體，尤其是電視，經常干涉小規模的討論，破壞人們輕鬆、理智地進行交談的機會。大眾媒體是造成人類隱私被破壞的重要原因，這不僅是其作為教育力量失敗的重要原因，也是其成為有害力量的重要原因：它們沒有向觀眾或聽眾清楚說明緊張、焦慮、難言的怨恨和模糊的希望產生的更為廣泛的原因。它們既不能使個人超越周圍狹隘的環境，也不能闡明周圍環境不為人知的意義。
媒體提供了大量關於世界實況的資訊和新聞，但通常不能使聽眾或觀眾將世界時事與他們的日常生活真正聯絡起來。媒體沒有把它們提供的關於公共事務的資訊和個人遇到的麻煩聯絡在一起，它們沒有更加理性深入地理解焦慮----無論是個人焦慮或反映在個人身上的社會焦慮。相反，媒體通過將個人的注意力緊緊拴在對人為事物的迷戀上----在程式框架內通過暴力行為或所謂的幽默解決問題，以此轉移個人注意力，使個人難以找到理解自己或周圍世界的機會。總之，對於觀眾來說他們的問題並沒有得到真正解決。媒體主要藉助對商品或愛慕的女性的供求矛盾分散注意力。幾乎總是帶有這樣一種基調：持續不斷地令人分心和推遲焦慮感，但這解決不了任何問題，也無法解決任何問題。
但是，媒體以其現在的組織和運作，不僅僅是美國轉型為大眾社會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財富和權力精英所掌握的權力手段不斷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這些媒體的一些高層代理本身就是精英中的一員，或精英手下非常重要的下屬。
與這些精英同級或低一級的是宣傳者、宣傳專家和公關，他們控制輿論的形成，使輿論成為衡量權力的有效性、聲望的增加和財富更穩固的一個標準。在過去的四分之一個世紀中，這些操縱者對待任務的態度經歷了對立統一的過程：
最開始，大眾媒體被一致看好。語言能打贏戰爭或賣出肥皂，語言能打動人也能控制人。"唯一的代價，"1920年代的廣告人聲稱，"是限制任何話題的輿論在任何方向上的傳播。"輿論製造者對媒體作為群體說服者的信任程度近乎魔化----但他可以相信只要有公眾的信任，大眾傳媒就無所不能。但信任不會維持下去。大眾媒體說過太多過於誇張的東西，資訊平淡無奇並相互抵消。應戰時謊言和戰後幻滅而生的"宣傳恐懼症"無濟於事，儘管記憶短暫且受到官方的歪曲。這種對媒體的不信任被轉換成了輿論管理者的口號，他們的橫幅上寫著："大眾說服於事無補"。
媒體受到挫敗，於是開始思考；思考過後，它們開始接受社會背景下的原則。它們互相告知：要改變輿論和活動，必須密切關注被管理人群的整個生活和環境。除採取大眾說服外，還必須施加個人影響力；必須在人們的生活環境中通過其他人----朋友圈、信任的人來與他們接觸：必須通過"個人"說服贏得信任。我們不能直接插手，要不露痕跡，必須加以操控，而不僅僅是提出建議或命令。
人們現在所處的社會環境一直對他們有所期望，這些人就是我們所說的首要公眾。任何一個瞭解廣告公司或公關公司內部情況的人都知道，首要公眾仍然是輿論製造者未解決的一大難題。消極的一面是，他們對社會環境對輿論和公共活動的影響的認識，意味著善於表達的公眾抵制和反映大眾媒體傳播的訊息。積極的一面是，這種認識表明公眾不是由孤立的個人組成的，而是由不僅要考慮事先形成的觀點，而且以複雜、親密、直接和持續的方式一直互相影響的人組成。
輿論製造者嘗試使善於表達的公眾保持中立，或試圖讓這些公眾為他們所用，使之成為他們意見的中轉網路。如果輿論引導者擁有可以直接、公開操控首要公眾的大權，他們可能會成為權威；但是，如果他們沒有這樣的權力，就只能間接地暗中操作，他們會因此成為操控者。
權威是毫不隱諱的、人們或多或少"自願"服從的權力；操縱是在暗中行使權力，不為被操縱的物件所知。在古典民主社會的模型中，操控不構成威脅，因為權威存在於公眾之中，存在於由公眾成就或挫敗的代理人中。在完全專制的社會中，操控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因為權威與執政機構及其代理人公開站在同一戰線，因此執政機構及其代理人可以公開、明確地利用權威。在極端的情況下，他們不需要通過隱藏的手段來獲得或保留權力。
當人們掌握了可以肆意使用的、集中化的權力，但卻沒有權威，或出於某種原因不希望公開行使權力時，操縱就成為一個問題了。然後手握權力的人尋求在不表現出他們權力的情況下進行統治。他們想要進行秘密統治，可以說不需要公開的合法性。正是在這種複雜的情況下，即像現在的美國，操縱是行使權力的主要方式。一小圈人做出決策，他們至少需要他人授權，這些人應該是利益不相關的、不唯唯諾諾且不受他們權威影響的人。因此，這個小圈子試圖操縱這些人，使他們願意接受或大力支援他們的決定或意見，或至少反對可能出現的相反意見。
權威正式存在於民眾中，而主動權實際掌握在一小圈人手中。因此操縱的標準策略是"決策"看起來是由民眾或者至少是一大群人"做出的"，這就是為什么即使可以方便地行使權威，利用它的人仍然喜歡秘密、安靜地操控。
但人們現在的文化程度不是更高嗎？為什么不強調教育的普及，而是大眾媒體日漸增多的影響呢？簡單來說，大眾教育在許多方面已成為另一種大眾媒介。
這個國家廣泛認同的公共教育的首要任務是政治性的：使公民更博學，從而更好地思考和判斷公共事務。隨著時間的推移，教育的功能從政治轉向經濟：培養人們找到薪資更高的工作從而獲得成功。這是高校活動的真實寫照----以公眾為代價滿足了企業對擁有技能的白領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教育已成為純粹的職業教育；就教育的政治任務而言，許多學校已經淪為對忠貞愛國民族主義的常規訓練場。
技能培訓是一項重要任務，或多或少會直接運用到職業生涯中，但不應該被誤認為是通識教育：無論何種級別的職位晉升都有別於自我發展，雖然現在這兩個概念被完全混淆了。在"技能"中，有些與通識教育，即解放教育的目的相關性更大，有些則與這個目的的相關性更小。不同於學術上對所謂中性技能追求帶來的認知，技能和價值觀並不那么容易被分開。特別是在我們認真討論通識教育的時候。當然，存在一個尺度，技能和價值觀分別位於尺度的兩端，但在中間的是所謂的鑑別能力----與典型的公眾相關性最大。
培訓一個人操作車床或讀寫屬於技能教育；喚起人們對生活意義的理解，或對斯多葛派、基督教式和人文主義的生活方式進行辯論，才是確切無疑的價值觀教育。但堅持培養一群有文化、政治的和技巧性的鑑別能力，能成為真正自由民主的社會成員，是技能培訓也是價值觀教育。它包括一種在古老意義上的認清自我的治療，包括傳授所有一個人與自我辯論的技能，我們稱之為思維；與其他人辯論的技能，我們稱之為討論。鑑別力通識教育的終極目的是培養自我教育、有自我培養能力的人。
公眾中真正博學的人能夠把他的個人問題轉化為社會問題，他能夠看到這些問題對所在社群的重要性，以及社群對這些問題的重要性。他明白自己認為和感覺到的個人問題往往不僅是他的個人問題，而是大家共同的問題，這些問題的確不是通過任何一個人可以解決的，而是要通過他所生活的群體的變革、有時是整個社會結構的變革來解決。
大眾受到個人問題的困擾，但他們沒有意識到那些問題真正的意義和來源；公眾遇到問題並清楚他們的表達方式。不斷把個人煩惱轉化為社會問題，把解決社會問題轉化為個人的人生意義，這是民主制度的任務，也是接受過通識教育的人的任務。由於缺乏深入而廣泛的政治辯論，成人和青少年學校可能成為歡迎這類辯論的體系。在公眾社群中通識教育的任務將是：讓公眾不至於茫然失措；幫助培養不會茫然無措、自律明智的人才；幫助培養不會被大眾生活負擔壓垮、勇敢明智的個體。但教育實踐沒能使知識直接關係到20世紀中受困群體的需求，也沒有直接關係到公民的社會實踐。現在這些公民看不到個人偏見和挫折的根源，也不能清楚反省自身或其他事情。他們沒有看到當今社會組織下的觀念和智力問題，也無法應對"睿智公民"當下所面臨的挑戰。
除了在極少數情況下，教育機構並沒有做到這些事情，它們也沒有在嘗試這樣做。學校成為了純粹的職業和社會地位上升的渠道，並且從各個層面來說，學校開始在政治中畏首畏尾。此外，在"職業教育家"的控制下，許多學校的辦學理念已經變成了"適應生活"，鼓勵學生快樂地接受大眾生活方式，而不是為個人和公眾的超越而奮鬥。
毫無疑問，當代落後教育家的教育內容和實踐理念迎合了大眾的想法。這些教育家們對宣揚文化水平和智力標準並不積極；相反，他們經常宣揚職業技巧這一瑣事和"適應生活"的理念----大眾的懈怠生活。"民主學校"往往是智力平庸、職業培訓、國家忠誠的代名詞，僅此而已。
六
現代社會的結構趨勢和通訊技術的操控性特徵在大眾社會中是一個巧合，這個社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都市社會。城市的增長使人們侷限於狹隘的日常生活和環境中，使他們失去作為公眾的任何獨立意識。在較小的社群，公眾成員對彼此瞭解更充分，因為他們總在日常生活中碰面。都市社會中的大眾只在特殊社會環境下相識：修理汽車的人、為你端上午餐的女服務員、女售貨員、白天在學校為你照顧孩子的婦女。當人們以這種方式相處時，預判和刻板印象就越來越多，關於他人的事實不會也不能顯露出來。
我們知道，人們傾向於選擇那些正式媒體，它們能證實他們確信和喜歡的事物。同樣的，在隔離的大都會中，人們傾向於接觸那些與他們觀點相似的人，對其他人則漠不關心。在都市社會中，為了保護自己形成了一種漠不關心的態度，這種態度比一般的態度更加根深蒂固。因此，他們無法體驗到真正的觀點衝突。當有這樣的體驗時，他們往往會認為那只是粗魯無禮的行為。
他們沉溺在日常生活中，從沒有通過討論、更不用說行動來超越他們狹隘的生活。他們看不到社會結構的全貌，看不到自己作為公眾的作用。城市即是由這樣的小環境組成的結構，其中的人往往是互相疏離的。城市中"熱情活躍的人"激發不了"居家的"男性和女性，這些人可以在中產階級郊區生活一輩子，只和同類人交往。如果他們真的相互接觸，也只是通過其他環境下人們的刻板和帶有偏見的形象。每一個人都被困在他的小圈子裡，每一個人都與其他清晰可辨的群體斷開了聯絡。正是因為人們生活在這樣狹窄的環境中，所以大眾傳媒可以給公眾建立一個偽世界，也給它們自己建立一個偽世界。
但是，生活在環境中的公眾可以超越環境，在個人層面，可以通過個人才智，在社會層面，可以通過公共行動。通過反思、辯論和有組織的行動，社會公眾會感受到自身，事實上會在社會結構相關的事務上活躍起來。
但是，存在於環境中的大眾無法脫離環境，不論是通過才智，還是通過行動，除了在極端的情況下，現代官僚"有組織地自發行動"。我們還沒有達到極端的情況，但在觀察美國大眾時，我們確實能看到都市人對極端情況做好了心理準備。
我們可以這樣想：當一小部分人沒有工作並且不去找工作，我們會從他們的目前情況和性格上找原因。但當1200萬人失業時，那么我們無法認為他們突然之間都變"懶惰"、"沒有希望"了。經濟學家稱之為"結構性失業"，首先意味著牽涉其中的人不能控制自己的工作機會。結構性失業並不是源於一個工廠或一個城鎮，也不是由於一個工廠或一個城鎮沒能做到某些事情。此外，當結構性失業席捲了人們周圍的環境時，在一個城市的一個工廠中的普通人幾乎沒有可以進行挽救的辦法。
現在，在社會結構和個人環境之間的差別是社會學研究中最重要的差別之一。它使我們能快速地瞭解"公眾"在當代美國的位置。在生活的每一個重要層面，結構感的缺失和在無能為力的環境中陷落是無法駁斥的事實。在軍事上的表現最為明顯，在軍隊裡，每個人的角色都受到嚴格的限制，只有身處高位的掌權者能夠看到結構的全貌，而且這個全貌是受到嚴密保護的官方秘密。從分工來說，在經濟領域，人們工作在狹隘的環境中，可以看到生產過程全貌的職位也越來越集中，因此人們不僅脫離了他們的勞動產物和勞動工具，也脫離了任何對結構和生產過程的理解。在政治秩序中，隨著低層組織的分散和中層組織令人不安地激增，人們看不到結構的整體，看不到結構的頂端，事實上，也說不清那些決定他們生活於此的整個結構的問題，以及決定他們所處位置的問題。
任何結構性視野或立場的喪失，從根本上意味著整個社群的喪失，這是可悲的。在大城市中，環境的分隔和日常的分離，在個人與家庭中得到近距離接觸，因此，雖然城市不是主要的決策單位，大多數市民也無法將城市視為一個整體結構。
一方面，決策結構的規模越來越大且愈加集中；而另一方面，人們被歸入越來越窄的社會環境。從兩方面來看，對正式傳播媒介的依賴越來越嚴重，包括教育。但大眾並沒有從這些媒體中獲得超凡脫俗的觀點，相反，他的經驗更加模式化，然後他在自己模式化的經驗中陷得更深。他不能抽離自身經驗對自己的經歷和沒有經歷的事情進行觀察，更加無法做出評價。終其一生伴隨著他的是一種無意識的、不斷重複的獨白，而不是我們稱為"反思"的內心辯論。他沒有自己的規劃：只是完成存在的日常慣例。他無法超越他所在的任何時刻，因為他不會也不能超越所處的日常環境。他沒有真正理解自己的日常經驗和實際標準：他隨波逐流，依習慣行事，他的行為是混亂的標準和不加辨別的期望的混合，這個期望是從他已經不瞭解、不信任的人那裡得知的，也許他從未信任過那些人。
他把一切視為理所當然，充分利用它們，試圖考慮未來----也許一年或兩年，如果有孩子或房貸他看得甚至更遠，但他沒有認真地問過，我想要什么？如何才能得到想要的？滿懷一種隱約的樂觀主義，這種樂觀主義支撐著他，偶爾被小痛苦和失望打倒，也很快就拋之腦後。他躊躇滿志，有人認為這有可能與大都市狂熱的大眾生活方式有關，畢竟在大都市白手起家十分流行。他用什么標準來評價自己和自己的努力？於他而言，什么是真正重要的？這個人的完美榜樣在哪裡？
他失去了獨立性，更重要的是，沒有了獨立的意願：事實上，沒有掌握作為一個有獨立思想和自己生活方式的獨立個人的概念。並不是他喜歡或不喜歡這樣的生活，而是這個問題沒有那么鮮明和清楚，所以他對自己的處境和境遇不痛不癢。他認為自己只想以最省事和最有趣的方式得到應得的東西。
他生活的秩序和執行與外界慣例相一致，否則他日常的經驗將不清不楚，雖然他可能經常察覺不到，因為嚴格地說，他沒有真正擁有或觀察過自己的經驗。他不決定自己的慾望，他的慾望被植入他的身體裡。而且，在大眾中，他失去了作為人類的自信----如果他真的曾有過自信的話。因為在大眾社會中的生活會讓人不自信、使人更加無能為力；使人不安、有隱約的擔憂；在團結的群體中孤立個人；破壞穩固的團體標準。漫無目標地行動，大眾覺得一切都毫無意義。
大眾社會的概念暗示了權力精英的概念。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公眾的概念表明一個沒有權力精英的社會的民主傳統，或至少是沒有最高決定權的不斷流動的精英階層。因為，如果真正的公眾是獨立的，就不需要控制者；但發展成熟的大眾，只有在競選投票時期，支援精英成為有權威的名流時才是獨立的。民主國家的政治結構需要的是公眾，而民主人士，在他的言論中，必須堅決表明公眾是最高決定權的所在。
但現在，所有使政治秩序擴大和集中化，以及使現代社會去政治化和更加行政化的力量，從舊中產階級到甚至不能被稱為中產階級的轉化，所有沒有真正溝通的大眾傳媒，所有大城市沒有形成社群的隔離，真正連線大眾與權力中心的志願團體的缺失，所有這些都表明公眾群體正在衰落，公眾群體的最高決定權只存在於形式上和言辭中。此外，現在在許多國家，剩下的這種公眾已經驚慌失措、並在慢慢消失。他們失去了對理性思考的決定和行動的意志，因為他們不具備這樣決策和行動的手段；他們失去了政治歸屬感，因為他們無處可歸；他們失去了政治意願，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實現自己的政治意願。
現代美國社會高層越來越統一，似乎往往是有意地協調：在高層出現了權力精英。權力中層是一組隨波逐流的、僵持的、平衡的力量：中層沒有連線底層和高層。這個社會的底層在政治上是支離破碎的，甚至很被動，力量不斷被削弱：底部是一個新興的大眾社會。
註釋
參見e．h．carr，thenewsociety（london：macmillan，1951），pp．63-6，這一段和以下的段落中，我都著重參考了他的觀點。
關於現代正式的民主政體的選舉，e．h.卡爾總結道："今天談論捍衛民主，就好像我們捍衛的是我們熟知和擁有了幾十年或很多世紀的東西，這是自欺欺人的和虛假的----大眾民主是一個新現象----這是一個新的現象----這是過去半個世紀的創造----根據洛克的哲學或19世紀的自由民主制，這是不恰當和有誤導性的。我們應該更接近民主的標準，我們應該有一個更加令人信服的口號，如果我們談到對民主的需求，我們不應是捍衛民主，而是去創造民主。"（同上pp．75-6）
hansspeier，socialorderandtherisksofwar（newyork：georgestewart，1952），pp．323-39.
gustavelebon，thecrowd（london：ernestbennltd.，1952--firstenglishedition，1896），pp．207.另參見pp．6，23，30，187。
sergeichakhotin，therapeofthemasses（newyork：alliance，1940），pp．289-91.
charleshortoncooley，socialorganization（newyork：scribner's，1909），p．93；另參見。
參見walterlippmann，publicopinion（newyork：macmillan，1922），這仍然是關於媒體最好的解釋。特別參見pp．1-25和pp．59-121。
gerthandmills，characterandsocialstructure（newyork：harcourt，brace，1953），pp．84ff.
j．truslowadams，theepicofamerica（boston：little，brown，1931）p．360.
參見mills，"workmilieuandsocialstructure，"在"阿希洛馬會議"上發表的演講，mentalhealthsocietyofnortherncalifornia，march1954，在它們的公告中重印，peopleatwork：asymposium，pp．20ff.。
a．e．bestor，educationalwastelands（urbana，iii.：universityofillinois，1953），p．7，p．80.
沃爾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1889--1974），美國作家、記者、新聞評論家，著有《公眾輿論》《幻影公眾》等作品。----譯註
參見，關於獨立的中產階級衰落的分析。
同時----也因為大都市"個人原子化"和注意力分散的特點，這個我在稍後會討論----使個人變得更加依賴大眾傳媒來表達對於整體結構的看法。
埃米爾·萊德勒（emillederer，1882--1939），德國經濟學家，社會學家。----譯註
謝廖加·查克廷（sergeichakhotin，1883--1973），蘇聯社會學家，生物學家。----譯註
查爾斯·庫利（charlescooley，1864--1929），美國社會學家。----譯註
"如果學校盡職盡責，"a．e.貝斯特曾寫道，"我們應該期待教育家指出在提高全國智力水平取得的重要和無可爭辯的成就。書和各種雜誌的個人傳閱量增加，電影和廣播節目方面品位的提高，政治辯論的水準更高，給予言論和思想自由更多尊重，智力遲鈍顯著下降，成人持續閱讀連環漫畫雜誌這種智力低下的證據明顯減少，這些都是對成就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