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層腐敗既不能侷限於政治領域，也不能只理解為根基穩固的機構中的人員貪腐問題。政治腐敗只是宏觀腐敗概念下的一個方面；普遍存在的道德敏感不僅僅是人員腐敗的問題。高層腐敗是美國精英呈現出的一個系統性特徵，對它的接受是大眾社會的重要特徵。
當然，實力雄厚的機構中可能真的存在腐敗情況，但是，當機構存在腐敗，許多在機構中工作和生活的人必然也存在腐敗。在企業時代，經濟關係是客觀的——行政官的個人責任感降低。在企業圈中，商業、發動戰爭和政治事務中，個人良知是匱乏的——高層腐敗已成慣例。它不僅僅是企業、軍隊和國家中管理腐敗的問題，也是身為資產階級的企業富豪與美國政治緊密交織的一個特徵。從這一點來看，例如，野心勃勃的年輕政客募集競選資金時，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不在於他們是否是無良無德之人，而在於如果這些步步高昇的年輕政客是高風亮節之士，他們是否能夠在美國政界取得現在的成就。「白領犯罪」、公眾道德下滑、代價高昂的罪惡行徑和個人誠信下降等許多問題都是結構性道德敗壞的問題，而不是許多人模糊地認為的是惡劣環境下性格扭曲的小角色的問題。高層腐敗的新聞一齣，人們就會說：「好了，今天又有一個人被捕了。」暗示著這不是一件偶發的新鮮事，而是象徵著一個普遍情況。有可靠證據證明人們是對的。但是，所有象徵性案例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一
我們這個時代的道德不安，導致關於正直的舊價值觀和準則既不再受用於企業時代的男男女女，也沒有被新的價值觀和準則所取代，後者或許可以將道德內涵和懲罰引進現在人們必須遵循的企業常規中。不是大眾已經明確反對已經形成的準則；只是對於很多人來說，這些準則已經變得空洞無力。現在沒有大家認同的道德條款，但是也沒有任何反對的道德條款。作為個人，公眾的道德防線脆弱不堪，作為群體，他們對政治漠不關心。這是普遍缺乏責任感的表現，也正是言及「公眾」道德意識模糊時的內涵所在。
但是，毫無疑問，不僅「公眾」在這方面道德觀念模糊。「華盛頓官員的悲劇，」詹姆斯·賴斯頓曾評論稱，「是常常對以前的政治習慣和過時的機構遺留下的問題感到煩惱，這些機構得以建立的傳統信仰基礎已不再能讓它生機勃勃。它與不好的事情纏繞在一起，失去了永恆。它承認信仰，卻不再相信信仰。它還記得古老的歌詞，但已忘了旋律。它加入了一場意識形態的戰爭，卻無法闡釋自己的意識形態。它譴責無神論敵人的物質主義，卻讚美自己的物質主義。」
在經濟和政治機構中，企業富豪現在擁有巨大的權力，但他們的權力所凌駕的物件從未給予他們道德認同。在過去的兩代中，興起了企業、農業集團、工會和政府代理機構，它們所有赤裸裸的利益和未受認可的新權力都打上了口號，披上了富含道德的外衣。那么，什么不是以公眾利益的名義達成的？因為那些口號已經過時，所以又精心製作出新的口號，到了一定的時機新的口號又會再次變得平庸。反覆發生的經濟和軍事危機始終在散佈恐懼、疑慮和焦慮，造成新的緊急情況，需要迅速尋找道德合理性和冠冕堂皇的理由。
「危機」屬於破產術語，是由許多身居高位的人為了掩飾他們非同尋常的政策和行為而引發的；事實上，缺乏危機正是高層腐敗的一個重要特徵。在真正發生危機的情況下，廣大群眾會面臨真正的選擇，就道德的含義進行公開辯論。高層腐敗是對已有價值觀的削弱，不負責任的組織沒有涉及到任何公共危機中；相反，它們越來越置身事外，默默地空洞化。
高層的主流形象就是精英作為名流的形象。在討論職業名流時，我曾提到機構化的權力精英並沒有壟斷國家讚譽的焦點，而是與世界名流中無所事事或風情萬種的人一起共享，使人眼花繚亂看不清他們真正的權力。媒體的關注和讚美程度一直以來主要取決於職業名流，而不是權力精英。所有精英的社會能見度被身份的吸引力削弱，或者在可能的情況下通過娛樂、消遣甚至惡作劇的名流，公眾才能關注到他們。
沒有任何堅定信仰的道德秩序，使大眾愈發淪為名流圈操控和迷惑的物件。在適當的時機，牽制大眾的吸引力、準則和價值觀的調整會導致猜疑和憤世嫉俗，形成一種唯利是圖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因此，精英能間接享受企業富豪的特權、名流的夜生活和鉅富們喜憂參半的生活。
儘管如此，仍然有一種古老的美國價值沒有出現明顯下滑：金錢的價值以及金錢能夠買到的事物的價值——即使是在通貨膨脹時期，這些價值都像不鏽鋼一樣恆久不變。「我富有過，也貧窮過，」蘇菲·塔克說過，「相信我，富有是最好的。」隨著許多其他的價值都在縮水，美國人現在面臨的問題不是「有什么是用智慧賺來的金錢所不能買到的嗎？」而是，「有多少錢不能買到的東西比錢能買到的東西更有價值、更加讓人渴求？」
無論何時，富有的生活標準都在盛行，無論富人是以何種方式獲得的財富，最終都會受到尊重。一百萬美元包含了眾多罪惡。不只是人們需要金錢，人們的生活標準也需要錢。在財富創造者沒有強烈的名譽競爭的社會，「實用」一詞表示對個人利益有幫助，「常識」是指在經濟上取得成功的意識。對富有生活的追求是最高價值，其他價值的影響力都隨之下降，於是，人們很容易變得無情無德，追求不義之財、追求迅速功成名就。
大量的美國腐敗——儘管不是所有的都是如此——僅僅是因為以前為了致富和更加富有而導致的。但是，在現在的環境下，舊的驅動力和運作方式已經發生變化。曾經經濟和政治機構是小而分散的——就像縮小版的古典經濟和傑斐遜式的民主模式——沒有人有權力給予或獲得巨大的利益。但當政治機構和經濟機遇集中聯絡在一起時，那么就可以利用公共機構謀取私利。
政府機構並不比商業公司包含更多的腐敗行為。只有當經濟人士願意接受時，政治人士才可以給予經濟利益（財政支援）。只有當政治機構能夠給予政治利益時，經濟人士才能謀求到政治利益。誠然，媒體的聚光燈更多是在捕捉公務員的交易行為，因為媒體有理由這樣做。公眾對公務員的期望越高，就越容易對他們感到失望。商人理應為自己謀福利，如果他們安全滑過法律的薄冰，美國人通常會尊重他們，因為他們成功了。但是，在像美國一樣如此推崇商業的文明社會里，商業規則滲透到了政府中——尤其是當大量的商人加入政壇時。有多少行政官會真的致力於頒佈一項法律，要求專業會計仔細核對所有行政合同和「開支賬目」？高昂的所得稅率導致大型企業和高層員工勾結。有許多別出心裁的方式可以躲避稅法，正如我們所知道的，許多富人的消費標準由複雜的開支賬目決定，而不是由稅後純收入決定。例如禁酒令、所得稅和戰時規章的頒佈都沒有得到公司慣例的支援。欺騙他們是不合法的，但是可以巧妙地避開法律。沒有道德傳統支援的法律會招致犯罪，但更重要的是，這會使急功近利的行為激增，使道德良知銳減。
一箇中層和高層廣泛流行欺詐網路的社會不會培育心懷道德感的人，一個追求急功近利的社會不會培育出充滿良知的人。一個把「成功」的含義僅僅侷限於鉅額財富、並譴責失敗為罪惡之首、把金錢的地位提升到絕對價值的社會，只會催生出欺詐的操縱者和黑幕交易。在這樣一個社會，見利忘義、自私自利的人會受到庇佑，只有他們具備成功的必備要素。
二
在企業界、政治高層以及日益崛起的軍隊中，統治集團和權力機器的首腦不僅是人們眼中的成功者，也是掌握成功特權的人。他們向個人解釋成功的標準，並運用這些標準衡量個人。那些職位僅次於他們的人通常是他們小圈子裡或客戶中的一員，像他們一樣心智健全。但等級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每個小圈子裡都有人忠誠於其他集團。有個人的忠誠以及官方的忠誠，以及主觀和客觀的晉升標準。當我們追溯各種高層圈子中每個成員的職業生涯，我們也是在追溯他的忠誠歷史，因為從他們身處高層的成功條件看來，高層圈子最首要、最重要的事實是建立在毛遂自薦的基礎上的。關於這些成功的統治集團的第二個事實是，它們沒有一個單一的結構，它們是一群複雜的、通常相互聯絡又相互敵對的集團。我們必須認識到的第三個事實是，在任何一個這樣的世界裡，成功的年輕人會試圖與那些能夠使其成功的人扯上關係。
因此，承載著迷戀成功的美國文學中的務實抱負，對於「如何成功」給出的建議經歷了顯著的轉變。意志力、誠信和品德崇高的審慎的個人美德，拒絕想要憑藉身體上位的女性，不沾菸酒，19世紀後半葉的這一成功概念已經讓位於「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即行得通的個性」，這種個性要求「通過魅力吸引關注」和「充滿自信」。在這種「新的生活方式中」，你必須經常微笑，做一個善於聆聽的人，為他人著想，讓對方感到自己的價值，同時必須保持真誠。簡而言之，人際關係已經成了「公共關係」的一部分；為了在企業生活中獲得個人成功這唯一的目的，要先在這個人人都張揚自我的世界裡犧牲個性。卓越的功績和努力工作讓這種犧牲變得完全合理，但這種犧牲是在集團任命之上，通常建立在極其不同的基礎之上。因此精英野心家們必須不斷地說服別人和自己：他與現實中的自己是相反的兩個人。
美國上層人士自豪地宣稱，他們的成員完全是靠自己的奮鬥獲得成功的。這是他們的自我形象和廣為宣傳的神話。對此的普遍證明基於軼事，而學術證明應該基於統計慣例，它表明不同比例的高層人士來自低層家庭。我們已經看過了由晉升人士組成的精英圈子的比例。但比起高層圈子中來自低收入家庭的比例，更重要的是進入這些圈子的標準和達到了這些標準的人是誰的問題。我們不能以向上的流動性斷定一個人擁有更優秀的品格。即使把現在普遍持有的粗略資料顛倒一下：90％的精英來自低收入家庭，但是精英的任命標準保持不變，我們仍然不能從流動性斷定一個人的高品格。只有當高層職位的標準是品質，並且只有當他們以純粹企業家精神的方式用在自己身上，我們才能把品質引入任何流動性的統計資料。認為白手起家的人在某種程度上是「好」的，由家庭成就的人不好的看法，只有當一個人事業獨立、身為一名靠自己的企業家的時候才有道德意義。當在晉升由考核控制的、要求嚴格的官僚體系中，這一看法也有意義。而在企業任命體制中，這一看法毫無意義。
就心理學事實來講，靠自己奮鬥而取得成功的人不存在。沒有人能自我成就，更別說美國精英了。在公司的等級世界裡，上司根據他們的標準提拔下級。我們已經看到了美國企業界的現行標準。為了適應這些社會上大肆盛行的人人重視的標準，人們改變了自己。如果不存在自我成就的人，那么就存在自我利用的人，美國精英中這樣的人大有人在。
在這種成功條件下，白手起家成為富人不算美德。只有在致富的途徑中需要美德或通向美德時，個人致富才意味著美德。在上級任命的體制中，相比於揭示那些負責挑選成功者的原則，你出身富有或貧窮，在揭示你是一個怎樣的人方面是無關緊要的。
在統治階層下，足夠多的人意識到了這一切，致使人們不滿於優秀的品質和階層流動性、美德和成功之間缺少聯絡。這是一種關於成功的不道德感，「這一切都只是另一個勾當」和「你知道什么不重要，你有關係才重要」這類盛行的觀點揭示了這種不道德感。相當多的人已經接受了通過不道德的行為獲得成功這一現行事實。
成功的不道德感致使一些觀察家們走向了學院派，社會科學拐彎抹角地設立的行業人際關係的意識形態；還有一些人通過新宣傳尋找心靈的慰藉：順從、心靈平靜，這在一些默默無聞的圈子中取代了舊宣傳——狂熱的抱負、成功學。但是不管個別的反應，成功的不道德感往往會滲透到公眾理性中我們稱為更高的不道德之中。白手起家的傳統形象受損，沒有其他成功的形象能取代其曾經前程似錦的地位。成功作為美國的完美模範，已經淪為高層腐敗的典型特徵。
三
美國精英的道德不信任以及有組織的不負責任的事實源於高層腐敗，而且也取決於對高層愚昧的模糊態度。曾經在美國，管理公共事務的人也是理性的人：在相當程度上權力精英和文化精英是重合的，當他們不重合時，他們的圈子往往相互重合。在博學和有行動力的公眾中，知識和權力有實實在在的聯絡；而且不只如此，這一公眾決定了很多需要決定的事務。
詹姆斯·賴斯頓曾寫道：「沒有什么比閱讀1830年關於希臘和土耳其爭取獨立的眾議院辯論和1947年國會的希臘和土耳其辯論更引人深思。前一個辯論莊重有力，論證從原理、說明到結論；後者是枯燥無味的爭論，充滿細枝末節和糟糕的歷史。」1783年，喬治·華盛頓閱讀伏爾泰的書信和洛克的人類理論來放鬆消遣；而艾森豪威爾讀的是牛仔故事和偵探小說。對於像現在這樣通常會進入政治、經濟和軍事高層的人來說，簡報和備忘錄似乎不僅取代了嚴肅書籍，也取代了報紙。鑑於成功的不道德，這也許是必然會發生的，但多少令人不安的是，他們的水平無法獲得成功，他們會對無教養的消遣方式和智力水平低下感到羞愧，任何自學成才的公眾無法通過地位的反應來使自己擁有這種不安的感覺。
到了20世紀中葉，美國精英已經成為一群完全不同的人，遠非那些可以以任何合理的理由被認為是文化精英的人，甚至是理性的人。在統治階層，知識和權力並沒有真正地統一；當知識分子與統治集團接觸時，他們並非平起平坐，而是僱員。擁有財富、權力和名望的精英與文化、知識和情感上的精英甚至算不上熟人；他們斷開了聯絡，雖然這兩個世界引人注目的邊界有時會在名人世界中重疊。
一般最有權勢、最富有的人也是最博學的人，即「最聰明的」人這種看法大受吹捧。這樣的觀念是由許多小口號維持下去的，比如說那些人「教書是因為他們沒有能力」和「如果你這么聰明，你為什么不富有？」但這些俏皮話意味著使用它們的人認為權力和財富是所有人、特別是「聰明」人的最高追求。他們還認為，知識總是以這種方式或肯定應該以這種方式成功，而真正知識的考驗就是這樣的成功。有權勢和富有的人必須是知識淵博的人，否則他們怎么可能達到現在的職位？但要說那些成功掌握權力的人一定是「聰明」人，就等於說權力即知識。要說那些成功擁有財富的人一定是「聰明」人，就等於說財富即知識。
這種看法的流行確實揭示了一些事實：即使在今天，普通人仍傾向於以知識或能力來解釋和證明權力與財富。這樣的看法也揭示了知識正在變成什么樣的體驗。知識不再被廣泛認可為一種理想，而被視為一種工具。在一個權力和財富的社會里，知識是一種權力和財富的工具，當然也是談話中的裝飾。
知識對一個人的作用（說明他是誰並且讓他自由）即是個人理想的知識。知識對一個文明的作用（揭示人性意義並且放飛人性意義）即是社會理想的知識。但在當代，個人、社會理想的知識與能幫助聰明人的知識——使其晉升，重合了；對明智的民族來說，知識賦予文化威望，用權威神化了權力。
知識很少帶給知識分子權力。但那些理應秘密晉升的知識分子和他們能夠非常自由使用的知識，對沒有防禦能力的人來說意義重大。當然，知識既不好也不壞，對知識的使用也無分好壞。1790年，約翰·亞當斯寫道：「壞人和好人掌握知識的速度一樣，科學、藝術、品味、意識和書本既可以被用為不公正的目的也可以用作美德的目的。」今天，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一說法。
知識和權力的問題是——並且一直以來都是——知識分子與統治集團的關係問題。假設我們要在今天的美國社會中從權力的各個領域選出一百個最有影響力的人，並把他們排成一排。然後，假設我們從社會知識的各個領域選出一百個最淵博的知識分子，並把他們排成一排。有多少人會同時出現在兩個佇列中，權力和知識意味著什么，特別是我們所說的知識意味著什么。但是，如果我們說的知識就是字面意思，我們肯定會發現當代美國很少有人會同時在這兩個群體中——如果有的話；當然，比起現在，在美國建國之初，我們可以發現更多同時存在於這兩個群體中的人。因為在18世紀，即使是在這個殖民地的前哨中，統治階層也在不斷學習，並且知識分子往往處於掌權的位置。我相信，在這些方面，我們存在著嚴重的倒退。
知識分子和掌權者很少聯合，但掌權者確實喜歡結交有些學識的人，或至少喜歡結交精明的生意人。知識分子並沒有成為哲學之王，但他們通常擔任顧問一職，而且通常是一個既不像君主也沒有哲思的人的顧問。當然，作家協會初級作家部門的主席確實協助過一名傑出的參議員，幫他潤色1952年參議員競選的演講稿。但知識分子在其職業生涯中與掌權者有交集不合乎常情。大學和政府之間的聯絡薄弱，當二者確實發生聯絡時，知識分子更像是「專家」，即通常意味著知識分子是一名受聘的技術人員。像大多數在這個社會里的人一樣，知識分子的生計依賴於他的工作，這是現代思想控制的典型手段。獲得成功需要來自更有權力的人的好的意見，他們的判斷成為備受關注的物件。因此，迄今為止，知識分子在職業等級中直接為權力服務時通常是受到限制的。
民主人士預設公眾的存在，他們的言論堅稱公眾正是主權所在。民主國家需要兩樣東西：善於表達和知識淵博的公眾，與如果不是理性的至少是對存在的知識淵博的公眾相當負責的政治領導人。只有當民眾和領導者積極響應和負責任時，人類事務才處於民主秩序中，只有當知識對公共具有重要意義時這一秩序才可能存在。只有當思想有一個自主的基礎，獨立於權力、但和權力有強大的聯絡時，思想才能在塑造人類事務中發揮其力量。只有當自由和知識淵博的公眾存在時，民主才有可能實現，知識分子可以不避諱而掌權者是真正地負責的。現在，這樣的公眾和這樣的掌權者或知識分子都不受歡迎。因此，在現代美國，知識沒有民主相關性。
當今高層的特徵是平庸的知識分子，有時一絲不苟，但仍然是一個平庸之輩。只有在他偶爾意識到自己不能處理好需要面對的決策時，他的智力水平才會暴露出來。但通常他將這種感覺藏在心裡，他的公開發言既虔誠又煽情，既莊重又勇敢，既樂觀又因其普遍性而空洞無物。他只願意接受縮短的、庸俗的、簡化的和有失偏頗的觀念。他是電話、備忘錄和簡報時代的指揮官。
說到管理者的無知和平庸，我當然不是說這些人一直都是愚蠢的——他們時不時會冒出智慧的火花，雖然情況不一定如此。然而，主要不是「智力」分佈的問題，說得好像智力是一個可能有更多或更少、可以一概而論的東西。這是一個智力型別的問題，是選擇和培育的思想質量的問題。這是一個把實質的理性作為人的生命、品格和行為的主要價值評價標準的問題。這種評價是美國權力精英所缺乏的。取而代之的是「影響力」和「判斷力」，在他們宣告赫赫的成功中，影響力和判斷力比任何精妙的思想或思維的力量都更重要。
在位高權重的管理者的周圍和下級是權力的專業助理，這些助理被委派擔任提供知識甚至演講的角色：公關團隊、代筆、行政助理、秘書。不要忘記委員會。隨著決策的方式越來越多，美國政治高層存在著理解危機，因此經常會出現指揮層猶豫不決的現象。
精英缺乏知識與專家的惡性攀升有關，這不僅是事實而且合法化了。最近，當被反對黨領導人質疑並提出關於國防政策的批評時，國防部長回答：「你認為他是這方面問題的專家嗎？」當記者進一步追問，他宣稱：「軍事將領認為這是合理的，我也認為這是合理的。」之後當被問到具體情況時，他補充說：「在一些情況下，你所能做的就是求上帝保佑。」這樣重大的任務就被傲慢地拋給上帝和專家，那么政治領袖還有什么做出改變的機會呢？結果是政治、道德和軍事問題的公開辯論能引發的改變更少了。實際上，在珍珠港事件前，在兩黨的簡單口號下，辯論就在逐漸退出舞臺，反對立場消失已經成為趨勢。
除了政治家及其顧問缺乏文化素養之外，公共相關性思想的缺乏意味著，重大決策和重要政策在制定時是不合理或不接受批評的，即不能以任何智力形式進行辯論。此外，甚至沒有證明其合理性的努力。公關取代了有理有據的論證；權力操縱和未經討論的決策取代了民主權威。自19世紀以來政府取代了政治，越來越多的重大決策都是由上帝、專家和像威爾遜總統一樣的人決定的，甚至沒有進行完整步驟的合理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