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就是我不停地翻包，「foryou！」，她不停地「叮咚！」。她用俄語加英語跟我說了好多話，我幾乎一句也沒聽懂。火車到了東柏林，好多留學生呼嚕呼嚕下車，我正要搬行李，她一聲「stop！」又「叮咚！」，召來列車員，一起摁住我。過了一會兒，到了西柏林，她才讓我下車。
其實西柏林才是應該下車的地方。好多留學生不知道，到東柏林就下了。當時東西德邊境尚未開放，他們要過一個嚴格檢查的關口，行李要搜查，還要搜身，還有索賄的。這些我都沒遇到。站臺上，參贊夫人熱烈地擁抱我，兩個大胸把我的臉擠在中間，狐臭貼上我的臉，就像糊住了一樣，我一掙脫開就大口喘氣。
火車出了站，參贊夫人還在徐徐離去的視窗對我揮手。
西柏林時間凌晨一點，我在柏林動物園火車站和一些中國留學生一起等待天亮。第二天，他們即將轉車去往波恩、科隆或漢堡，留在柏林的只有我一個人。萍水相逢的一群人胡亂說了好多話，這些人，後來都失去了聯絡。
我還記得那道在深夜穿過的牆：穿牆之前，東柏林一片黑暗，穿牆之後，西柏林是亮的，到處都是燈。我想，資本主義怎麼這麼亮啊，那些櫥窗要費多少電啊？可是，真好看。
接下來的幾個小時，我跟另一個留學生去買菸，誤撞進了亮著彩色大燈泡的資本主義妓院。我以為會被黑得只看得清牙齒的黑人保安追打，但是並沒有。早晨，我又遇到了一個興奮的資本主義計程車司機，他滔滔不絕地跟我說著德語。在1989年11月8日早晨7點，我終於敲開了梅爾辛的家門。
梅爾辛來開門的時候還穿著睡袍，她一看見我就驚呆了——我從北京發給她的信還沒到，人已經到了。坐在她家的餐桌前，我頭一次吃到了涼牛奶泡麥片和黑麵包抹果醬，它們粗糙地剌著我的嗓子，但我必須都嚥下去。
我終於來到了資本主義社會。
三
到西柏林的那天，梅爾辛請我在義大利餐廳吃了晚飯。吃完飯，梅爾辛帶著我驅車前行，我還不會說德語，沒法跟她交流，正琢磨我們要去哪兒的時候，我看見了柏林牆。
燈不太亮，但我能看到那些塗鴉——好像也沒那麼可怕。
梅爾辛用手畫了個圈，示意我，西柏林在圈裡，周圍都是牆。她帶我上了瞭望塔，我看到牆下一道有五六百米寬的隔離地帶，它空蕩蕩的，只有電網和崗哨，梅爾辛又示意我，要有人從那兒跑過，士兵就會開槍。
那是我第一次觸控到柏林牆，那也是它形態完整的最後一天。第二天早上六點，我正在睡覺，梅爾辛砸門把我叫醒。電視螢幕上，好多人拿著鮮花淚流滿面——東西德的邊境開放了。
西柏林全民放假，無數的人湧上街頭，到處都是揮動的旗幟。四處堵車，梅爾辛和我坐地鐵到了勃蘭登堡門，竄上那3米高、2米寬的牆往下看。西柏林人把啤酒、可樂扔到牆的另一邊，堆成了小山，警察和軍人還是揹著手站著，動也不動。牆上的人太多，有人被擠得掉到了那邊，警察們小心翼翼地把他們扶回牆上。
在勃蘭登堡門，我遇到了在德國的中國人，他們給我講述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特別感動，想哭。
從那之後，我不斷聽到電鑽鑽牆的聲音。東德人從此可以自由進入西柏林，在任意一家銀行排隊，憑身份證就可以領取一筆「歡迎費」，我記得是20西德馬克。西德人當然也可以到東邊去。那會兒，所有的中國人請客都去東柏林。東柏林物價太便宜了，20西德馬克能請好幾個人吃大餐，還帶給個體面的小費。
去東柏林不麻煩，就是偶爾要搜身，因為東柏林官方知道到那兒去的西柏林人會夾帶點「私貨」——官方勒令東西德馬克等價交換，可在東德的黑市，1個西德馬克能換10個東德馬克，差價太大，很多人偷偷帶錢進去。我一個上海朋友過關時拿著中國護照跟東柏林警察說「brother，brother」，意思是「咱們都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兄弟，就別搜我了」——他立刻被帶進小黑屋翻了個遍。後來他學精了，在東柏林找了棵樹，錢藏樹底下，每次入了境，「哎，你們等我一會兒」，偷偷摸摸跑樹底下找錢。我也會藏點，把鈔票捲起來塞進書包帶的縫兒裡，捏軟了，過關檢查時摸不出來。那一陣，好多中國人不打工也不開餐館了，光靠倒騰東西德馬克就發了財。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近一年，直到1990年10月3日，東西德統一。
四
倒馬克的事我沒參與。到德國的前四個月，我一直在為語言發愁。
我是梅爾辛推薦的學生，按照規定，可以不經過專業考試，只要在四個月內語言交流過關就可以入學。這條件其實挺寬鬆，但那四個月必須能講德語的要求真是讓我心焦。梅爾辛出錢給我報了語言學校，我天天去上課，天天思考世界上怎麼還有這樣的發音。我成了一個有思想的嬰兒，根本張不開嘴，要想跟梅爾辛說一句話，我得悶頭在樓上自己的房間先背上好幾遍，下樓跟她說完，她一搭茬，我就又張口結舌。
梅爾辛憤怒了。德國人很誠懇，請你來的時候很誠懇，表達怨氣也很誠懇。梅爾辛給一箇中國朋友打電話，讓他用中文問我怎麼還過不了語言關。這個朋友來德國前在中國學了四年德語，剛來的時候還是連一杯啤酒都不會要。我跟他訴說了半天，他轉頭跟梅爾辛解釋：徵確實在認真學德語，學得覺都睡不好，莫名其妙地頭疼，他都想回中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