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電話，梅爾辛看我的眼神變成了心疼，她立刻請我吃了一頓昂貴的大餐，之後，她再沒怨過我「你是幹嗎來了」。
轉眼，到了1989年的聖誕節。那是我人生中第一個聖誕節，一切都很新奇。梅爾辛的親人朋友聚在家裡，我們坐在聖誕樹下吃點心、拆禮物，忽然，我開始說德語，我告訴梅爾辛我在中國怎樣失戀，怎樣來德國，這一路經歷了什麼。我的單詞一個個往外蹦，梅爾辛全聽懂了。「徵，你會說話了！」
是啊，我會說話了，雖然那時說得錯漏百出、滑稽可笑，但學語言就該這樣，先死記硬背，張開嘴，再學語法；要先從語法學，什麼都懂了還是不會說。
五
我順利在西柏林高等藝術學院註冊入學，跟著梅爾辛上表演課，還修燈光、修舞臺美術、修服裝設計、修形體……課餘時間幾乎所有中國留學生都忙著打工、找房子，只有我和餘隆（如今他是中國愛樂樂團的藝術總監）不用打工，那個時候，每個月梅爾辛給我800馬克的生活費，她希望我不打工，專心學習。沒課的時候，餘隆給我打電話，約我聊天、喝咖啡。
偶爾留學生們聚會，所有人都一肚子苦水，找房子的苦惱，打工的問題，跟德國人文化上的衝突，想家的感覺……誰唱一首悲傷的歌大家就都哭了，所以我們只聊高興的事兒，不高興的索性都不提，湊在一起就是瞎鬧，樂呵。
有一天，我和一個朋友在書店裡挑書，一個女孩跑過來問，你們倆是中國人嗎？我們說是啊，她說她也是，「我是從難民營裡跑出來玩兒的」。這個女孩在國內研究生畢業，本來在深圳有個很好的工作，動盪之後，她花錢偷渡到泰國，在泰國等了三個月申請到聯合國派發的難民號，又被送到柏林，住在難民營裡，一天拿幾塊錢發下來的生活費，等著再往下分配。
正好那天晚上有個中國人的聚會，我們就帶她一起去。她給大家講她偷渡的過程，大家都很高興。快到8點，女孩說要走，「難民營有規定，白天可以出去，晚上9點之前必須回來，否則就要被遣送」。我們去送她，我跟她說，以後可以去學校食堂的咖啡館找我們，那裡的咖啡比外面便宜，我經常待在那兒。
她果然去食堂找過我們兩三次，她說難民營裡也有中國人，但都有點隔閡，還有那種四五十歲的男人，總想佔她便宜。跟我們在一塊兒，能說中國話，她慢慢就開心起來。
有一天她又來了，晚上我們又一塊兒去中國人家裡玩，大家說著中文，熱熱鬧鬧的。快8點了，她又說，我要走了；我說走啊，送你。她說，是要從柏林走了。訊息傳下來，她被分配到一個小鎮——一個我們從未聽說過的德國小鎮，鎮上沒有一箇中國人，她必須在那裡待滿八年才能拿到德國身份。
這麼一個小女孩，在那麼一個難以想象的地方，怎麼過啊？送她的路上，我們有一搭無一搭地想把話往開心了說，但總是開心不起來。她說，她有點後悔出來了，不知道自己這八年怎麼過，也不知道八年後還能不能回中國。把她送上了公交車，我跟朋友往回走，一句話都沒說。後來我們誰也沒再見過她。
還有一次我跟朋友喝咖啡，估計說話聲音有點大，突然一個提大密碼箱、穿西服的哥們兒三步兩步衝過來，「喲，你們北京的？快跟我說說中國話，我憋死了！」我問他是幹嗎的，他報了個地址，我一聽，難民營，「你怎麼是難民呢？」他說，別提了。帶著一副「給你們開開眼」的神氣，他把箱子開啟——大半箱美金。他請我們吃飯，聊了才知道，他在國內貪了一筆錢，趕上動盪，自己造了個假通緝令，以難民身份跑出來了。此人也是在泰國等難民號，等半年也沒見發下來，後來才知道泰國那幫人故意拖著他——他在那兒多待一天，就可以多黑他一天的錢。到了柏林，也不知道接下來會被分到哪兒，他就天天提著錢在大街上走，怕在難民營被人偷。這個人，後來我也沒再見過。
現在任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的譚平曾寫過一本書，裡頭提到我。寫完了他專門來跟我打個招呼：「我寫你了啊，你別介意」，我心想，能寫什麼啊，「沒事沒事」。後來一看，他說我剛去德國的時候跟祥林嫂一樣，逮誰跟誰說失戀。我問譚平，我真那樣嗎？——「差不多」。想想還真是，那時候我們聊天不想說不高興的，就互相敘述感情經歷解悶兒。記得剛到德國一個多月的時候，我在學校碰到一箇中國女孩，她跟我一樣都是戲劇系。我請她在食堂喝咖啡，聊天，一張嘴我就開始說我的失戀，等我意識到自己說了很久時，三個半小時已經過去了。女孩一句話沒說。我趕緊道歉，女孩說沒關係，「你說的挺逗的」。——能不逗嗎？我爆了那麼多隱私。
這個女孩現在還在德國，她開了個餐館。每次她回國，我們都會見面。
六
在梅爾辛家住了一年，我想搬出來了。中國留學生都說，沒見過一箇中國人能在德國人家裡免費住三個月，你這也太奇怪了。我自己也覺得不像話，二十七八的人了，在別人家裡白吃白喝白住，每月還拿800馬克生活費，我多少有點寄人籬下的感覺。
梅爾辛不想讓我搬出去，她希望我好好住在她家，好好上課，別的什麼都不想。我們爭執了一回，她拗不過我，還是聽憑我開始找房子準備搬家。但梅爾辛給我鋪好了後路，她安排我在她一個學生開的劇團裡演戲，每月我有1500到2000馬克的收入。
於是我開始跟那些德國演員一起排戲、演出。排練時間從上午10點到下午3點，中間有一個小時休息。有天午休時，大家正邊吃午飯邊聊，我看見一名德國大提琴手沒飯吃——中國人心態，一堆人衝著一個人吃東西不合適——我就把我打算下午吃的那塊三明治塞給了他。
大提琴手聽說我在找房子，便邀我住進他租的一套三居室。他和另一個德國人分住兩個臥室，另外一個15平的小房間歸我，不要房租。「有這麼好的事？你幹嗎對我這麼好？」大提琴手說，他覺得我是個好人，「德國人不會像你那樣，給我一個三明治」。那我也不能白住。最終我們商量好，每個月我給他做兩次中國飯作為回報。中國菜要用的食材和調料能在越南超市買到，這事不難。
其實，在德國，我一直遇見好人。我想過永遠留在德國。這裡生活挺好，只要認真工作就能掙到錢，沒人干涉你。文化生活又豐富，尤其先鋒派戲劇非常發達，劇多得每天都看不過來。它不是一個容易離開的地方。
但那一年多里的一些經歷還是在慢慢影響著我的想法。
東西德剛統一時，很多德國朋友給我打電話，囑咐我千萬不要出門，否則遇到新納粹可能捱打。有次我去朋友家玩，坐最後一班地鐵回家，車廂裡九個人，七個是外國人，兩個是德國人。到了一站，站臺上五六個滿身文身圖案、紮好多耳釘的人忽然衝到車廂門口大喊「外國人滾蛋！」雖然他們只是喊喊，沒有衝進車廂，地鐵出站後，那兩個德國人還是起身跟我們一一握手，為同胞道歉。我知道，這個國家的一部分人對我這樣的外國人依然有著敵意。
有一天演出完，在劇場的酒吧裡，我拿著一杯酒跟同劇團的德國同事聊天，正聊得高興，突然有人在我旁邊坐下來，「你是日本人？」「我是中國人。」「那你為什麼在這裡演戲？」「我在這裡學戲劇，能演戲對我是個機會，多好啊。」他就等著這句話，「你一箇中國人在德國演戲，你知道有德國演員演不上戲嗎？你是中國人，回中國演戲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