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我才知道他也是一個演員，已經有一年多沒有演上戲了。可以說大家都是憑實力，但是當個演員還要遭受敵意，我開始懷疑自己在德國演戲的意義。
還有一次，德國大選期間，平時玩得挺好的兩個德國朋友因為支援不同的黨派而爭得面紅耳赤，我在旁邊說了一句，某某黨挺好的，他們立刻同時住嘴，轉頭看向我，臉上的表情是「這跟你一個外國人有什麼關係？」
那段時間，一個朋友拿到了德國國籍，我們一塊吃飯，我敬他酒，為他慶祝，卻發現他垂頭喪氣的。他跟一個德國女人結了婚，婚後倆人處不來鬧離婚，他跟對方說，離婚可以，你得等我八年，好歹讓我拿了身份。那德國女人也算仗義，真等了他八年。現在身份拿了，接下來準備辦離婚，他說，以後回中國還要簽證了，但是「不拿出護照，哪個德國人會認為我是個德國人呢？」這叫什麼事啊！但已經等了八年，不拿又不甘心，他帶著無奈，說：「這輩子就在德國混吧，也就這樣了。」
這話太刺心了。在德國生活一年多之後，我開始像哈姆雷特思考「生存或者毀滅」一樣思考「留下或者回去」。相比之下，德國比中國自由，但一年語言學校加四年高等藝術學院畢業之後，很可能根本沒有人找我做演員。即使能演戲，演的也一定不是我想演的角色，無非是餬口——像我在那個劇團裡的角色，就叫「外國人」，不停地在臺上跑來跑去，偶爾說上一句話，也就比龍套好一點。如果我繼續讀書，讀戲劇史或戲劇理論，讀到博士畢業都快四十歲了，然後呢？搞戲劇研究？一部戲出來我評論道「這戲真本土、真德國化」？——一箇中國人說一部德國戲「本土」？吃飽了撐的吧？
要留在德國就幾條路，一是找德國人結婚，找不到真感情就只能假結婚，給她幾萬馬克，她等你八年，拿到護照；二是放棄學業，利用簽證期拼命打工，開個中國餐館，變成老闆之後把學生籤轉成工作籤，再找個中國女人當老闆娘，讓老婆每天坐店裡數錢，自己去吃喝嫖賭——所有在德國的中國餐館都這樣；三是最慘的：放棄學業當導遊，打個小旗到機場接團。
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
思考了半年，我讓一個搞旅遊的朋友幫我訂一張回北京的機票，單程。我要回國看看，我還能不能做演員。
七
走還是留，在德國的最後半年，我跟梅爾辛談過三次。她總是說，你不要走，你是中國唯一學格洛托夫斯基流派的人，你要把它學完。即使我完成學業，梅爾辛也不希望我回中國，「回那個地方幹嗎啊？」她這麼說。那時中國的未來仍不清晰，許多留學生還在觀望，而梅爾辛想讓我繼承格洛托夫斯基流派，成為她的傳人。
我說，在德國我永遠演不到我想演的角色；她說，那你可以教學、當老師啊。她覺得這根本不是一個問題。
但我還是想做演員。終於有一天，我告訴梅爾辛，我決定了，我要回國看看我還能不能做演員。她非常生氣，「好，徵在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演員！行，你走吧，走吧！」
回國的前一天，我又去了梅爾辛家，告訴她，明天我就走了，如果在中國境況不好，我會回來的。她很冷淡，說，你隨便。
我知道我是真的讓她難過了。
我又找到梅爾辛的媽媽，那年奶奶已經93歲了。住在梅爾辛家的那一年，經常家裡只有我和她兩個人，我們總是在她的小房間裡聊天。老太太對我特別好，用彩筆給我畫了很多幅小畫。我跟老太太說，我要回中國了。「回中國幹什麼呀？」我只能胡亂編個謊話，說我要回國換護照。她問我，你還回來嗎？我說，回來。她說，「你必須回來，我活著等你。」她親了親我的臉。看著她那張佈滿皺紋的臉，我知道，我再也見不到她了。
必須要走了。在門外，我擁抱了梅爾辛，哪怕她依然冷冰冰的。我說：「媽媽，再見，一切順利。」
在德國的兩年改變了我的生存觀、世界觀以及對藝術的認知。我看到了很多東西，用德國人的思維方式在那個社會生活，我覺得如魚得水，但最後還是無法徹底融入，即使我在那裡成為一個演員——因為我長著這樣一張中國人的臉。柏林牆已經拆了，但是在德國的每一箇中國人心裡都會有一道牆，就是中國跟德國之間文化的、生活習慣的牆。
回到北京，當天我就到了劇院，迎面碰上於是之老師，他問我：「你還回劇院嗎？」我說，回。
後來我跟牟森在電影學院辦了個培訓班，推廣格洛托夫斯基表演流派。培訓班的那些孩子大都來自農村，自我感覺長得像張豐毅或鞏俐，就覺得能當演員了。我跟他們說，估計今後你們這些人裡一個演員也出不來，他們特別沮喪。
我帶著學員們排《彼岸》，劇本是高行健寫的。在電影學院演了六場，好多先鋒派藝術家都來看，他們說，這才是中國的先鋒戲劇。崔健也來了，看完之後說，你們什麼都是中國的，怎麼就音樂用外國的？回去他寫了首歌，也叫《彼岸》。
格洛托夫斯基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萊希特等流派最大的區別是，格洛托夫斯基認為任何人，只要智商沒問題，都有成為好演員的潛質，就像每個人身上都帶著一定數量的金子，差別只是我露出了三四公斤而你只露出了半公斤，老師不是教授者，而是掘金者。怎麼掘，全靠老師的經驗和理解。在這個流派中，老師的言傳身教特別重要。梅爾辛師從格洛托夫斯基本人，是嫡系傳人，這也是為什麼她把傳人看得特別重。
在中國，格洛托夫斯基流派只有我會。給電影學院攝影系的學生排《死無葬身之地》時，我不跟那些90後去解釋納粹和存在主義，我告訴他們：「把這個戲當成職場戲來演就行了：你想跟老闆告密？我們擠對死你。」——什麼生死險境，一說這個他們就懂了。我不信誰演個戲演完三個月還「從角色中出不來」——那是裝。格洛托夫斯基流派就是這樣，你不需要知道我想什麼，只要看到結果。
回國後的六年我一直在拍影視劇，後來，我又回到了戲劇舞臺上。很多事情都看機遇，我趕上了。其實當初如果我再在德國待個五年十年，回來可能也能當演員，但我就不會遇到《不要和陌生人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