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謝梅爾辛，沒有她，沒有格洛托夫斯基，我不會有今天。
我記得與梅爾辛告別的那天，出了她家的門我就開始流淚。回國之後我給她寫過好幾封信，她什麼也沒回，她是再也不想理會我了嗎？2008年，《超級訪問》採訪我，問我有什麼願望，我說想找到我的德國教授梅爾辛。節目組真的託人到梅爾辛家敲門，拿著我出的書，告訴她，現在馮遠征在中國是很有名的演員。看著書上我的照片，梅爾辛說：「哦，他的頭髮比以前少了。」
那本書上都是我的影視劇劇照，梅爾辛說，徵不做戲劇了很遺憾。後來我專門打電話給一個朋友，請她告訴梅爾辛，我還在人藝，還在堅持演戲劇。
與梅爾辛告別二十二年後，2013年，我去了德國拜訪她。我的車剛停下院門就開啟了，我想，也許她一直坐在門口等著我來敲門。她坐在輪椅上，腿腫著，跟我記憶中那個精幹的女性比起來，眼前的梅爾辛蒼老了許多。那年她已經八十多歲了。
我站在院子裡，看著我曾經住過的地方。二十二年之後，房子破敗了。一千多平方米的草坪曾經我每星期都修剪，現在草長到半人高了也沒人管；我住過的小房間凌亂不堪，我和梅爾辛的兒子在地下室建的小劇場現在堆滿了雜物；梅爾辛的媽媽，那個說要活著等我的老太太早已去世，梅爾辛住進了她媽媽的房間，那裡也是一片髒亂。
我們在門外擁抱，我向梅爾辛介紹我的太太，我太太拿出送她的珍珠項鍊，她馬上要求我給她戴上。那個下午我們聊著天，她說，她本來只能見我半個小時，但忍不住和我們聊了兩個小時。我邀請梅爾辛來中國，我想請中醫來調理她的腿，她說，她坐不了那麼久的飛機了。
然後我們再一次告別，這可能真的是最後一次告別。我抱著梅爾辛，說：「再見，媽媽，我愛你。」
——之後我再也沒有見過梅爾辛，她的電話也變成了空號。也許她住進了養老院，也許……我不願意往下想了。
訪談
思想比生存更好。
——佩索阿
項飈中國人像蜂鳥，振動翅膀懸在空中
採訪、文_郭玉潔
早在北京大學唸書時，項飈就是一個傳奇。1992年，讀大二的他偶然聽到溫州人在北京南郊大紅門聚居，人稱「浙江村」。在一個早晨，他6點出發，倒了六趟車，到達南苑鄉政府，開始了第一次田野調查。這一研究持續了四年，最後形成他的碩士論文《跨越邊界的社群：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成了中國社會學界的經典作品。在這部著作裡，項飆描述了這個充滿活力、不停變動的社群，他說，他們才是社會發展的真正動力。那時他才26歲。
隨後，項飈被牛津大學人類學系錄取。在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人類學系，項飆成了一個謎。由於出國前忙於研究，他無心學習英語，曾去過新東方，但他感覺像進了氣功班或其他神秘活動的講演課，落荒而逃。因此到牛津之初，他連基本的對話都無法維持，也不敢去聽課和各種討論會，同學們覺得這個來自中國的男生神秘莫測。
項飈的迷惘不僅是來自語言、知識面，更是中國學人的普遍困境。現代學術來自西方，學術標準、理論話語，都離不開西方的影響。去歐美留學，項飈看作是去西天取經。但是西方理論立基於西方的歷史傳統和現實問題，它和中國的現實有什麼關係？同時，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國問題又絕不可能退回封閉的系統。項飈帶著這種迷惘、野心，穿行在知識生產的世界體系，更穿行在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世界體系。
他極其勤奮地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論文，《全球「獵身」：世界資訊產業和印度的技術勞工》（以下簡稱《獵身》）。在這項研究裡，他描述了「獵身」這一印度獨有的現象，即印度人在世界各地開辦「勞力行」（bodyshop），從印度招收it工人，然後根據客戶企業的專案需要，把這些勞動力提供給客戶。圍繞這一現象，項飈想要分析的是全球政治經濟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印度為全球it產業貢獻最有價值的資產——勞動力，美國在全世界吸收現成的、高質量的人才。矽谷的輝煌，離不開印度農村裡低種姓的婦女兒童，離不開印度的嫁妝制度。不同地區、不同階層的人們原本是連在一起的，而這是基於一個不平等的關係，並生產著新的不平等。
這部著作獲得了人類學界的重要獎項，安東尼·利茲獎，也被視為全球民族誌的新典範。對於中國新一代學人來說，重要的不是進入西方學術體系，而是創造著自己的世界觀。
項飈留在了牛津人類學系，他的下一個研究物件是中國東北在全世界的移民。他仍在苦苦思索，想要通過這一研究，寫出對於中國社會變化的創見。而一個好的學者，正是在思考世界的新角度，揭示別人沒有發現的奧秘，由此，他幫助人們看待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