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80年代像bbc，channel4（第四頻道），發展得很好，主要的原因第一是非商業性的，完全沒有廣告，操作上又是獨立的；第二就是知識分子不斷用東方的思想批判自己社會的生活方式。也有一批人批判蘇聯，對社會主義進行反思，再加上宗教的影響，當時社會心態上、思想上，一直是多元化，不使某一種力量太強大。
今天的情況，歐洲也很令人關注。我一直有個觀點，「冷戰」時期，不管是歐洲，還是中國的世界想象，都很全球化，有全球視野，但是「冷戰」結束之後，柏林牆倒塌之後，出現的不是全球化，是同一化，那種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缺乏了實際生活的源泉和參照。
最後講到中國，為什麼變成了今天這麼一個格局，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沒有多元化。任何一種思想意識，都是在跟別的形態的交鋒之中，不斷豐富，對新的現實情況做出應對的。否則的話，沒有一個對立面，沒有參照系，那你就僵化了。現在歐美所謂新自由主義的僵化，也是因為這樣，它也沒有參照系了。中國也是這樣，缺乏討論，缺乏多樣意識形態的交鋒，導致了思想空虛和精神空虛，然後才會出現最近引起不少關注的新一代網路「紅人」。新「紅人」新在三個地方。一是年輕，80後；二是真誠，語言活潑生動，和老式的照本宣科的宣傳很不一樣；三是極端，有的選擇了幾乎是法西斯化的政治話語。這些都不矛盾。人在全面思想空虛之後，需要一種宗教式的皈依。絕對化的權力就可以滿足這樣的需要。他們的真誠是確實的，正因為真誠，所以特別值得討論。
所以你可以看出我的顏色。第一在核心價值上，比較社會主義；第二在務實的層面，如何發展社會主義，在這方面我比較自由主義。我覺得一定要讓社會主義跟別的主義競爭，在競爭中發展，不能僅僅靠推動。
正午：所以你認為學者、知識分子應該做的，是增加意識形態的多樣化和思考。
項飈：對的，所謂獨立思考，當然在中國語境下有特定的含義，是有價值的。但是世界上沒有真正的獨立思考，獨立性也不一定重要，重要的是要了解別人各種想法和實踐的合理性。我覺得人類學的精神很重要，人類學就是不斷地提醒我們：人類歷史很長，人類的活法很多，你要去了解不同的活法，不要認為你自己的活法最好。最重要的是瞭解不同的活法、想法，理解它，然後你才能形成自己的判斷。
二
正午：你做完浙江村，好像還去了珠三角，當時有什麼觀察？
項飈：1994年我去東莞，因為浙江村是個體商戶形成社群，珠三角就是打工的，工廠裡的年輕人為主。我觀察到很多現象，有一個比較重要的，是我所謂的「懸浮群體」。什麼意思呢？兩個層面，從體制上講，他們基本上沒有下過地，在經濟生活上、人際關係上，都不可能回農村了，但是因為戶口制度，在城裡待不下來，所以來回遷徙。在制度意義上，是被懸浮的。第二個層面，是從工作經歷和生活體驗上來看。我們當時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就是他們以極高的頻率換工作，兩三個月就跳槽。因為第一個月工資通常不發，經常跳槽會損失很多錢，老闆也經常說工人不好管，用各種嚴厲的手段管制。
我當時就在想，為什麼老跳槽？因為工廠裡的各種矛盾，包括跟管理層的，跟其他工人的矛盾，沒有任何解決方式，唯一的解決方式就是離開，跳槽。因此跳槽成為在城市裡工作的一個主線，這樣的狀態我叫作「懸浮」。他們的生活永遠沒有在群體裡、在社會場域、甚至在物理空間裡面沉澱下來、嵌入進去，而總是在跳躍中維持。就像蜂鳥，一種很小的鳥，必須高頻度地振盪翅膀，把自己浮在空中。「懸浮」狀況，我覺得這對後來的富士康事件和工廠的其他問題，都有一定的解釋力。人的狀況一直沒有沉澱下來，就靠高頻度地換工作來維持，是很脆弱的。
往大了講，中國整個社會，很多人都在懸浮著。懸浮有一個很重要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哲學意義上，不對當下做深刻的思考。一切現在發生的事情，都是為了未來的某一個目標。你要努力去做，不做，未來的目標就達不到；但是未來是什麼，能不能達到，完全不知道。一切現在做的都是為了超越現在。現在去做工，「工」是沒有樂趣的，是為了明天更好；小孩被逼著學鋼琴、畫畫，就為了後來加分、成名。在進行的事情本身沒有意義，都是手段。但目的又完全是不確定的。它的本質不是對未來的追求，而是對現在的否定。這個就是我說的，懸浮。把自己拔起來，懸在空中。
正午：我覺得你這個講得非常好，我身邊很多人都是這樣的，極度焦慮，又極度茫然。
項飈：對，這個狀況我覺得是中國比較典型的現象，包括很多地方政府的行為，都是懸浮的，他搞很多工程，你問他，這個工程究竟有什麼意義，他說不清楚，但是就要搞，不搞撈不到錢，一系列工具性的考慮，事情本身的意義是不重要的。
正午：你覺得這種心態是我們高度變動又互相競爭的社會現實的結果嗎？還是一樣，是因為除了市場經濟以外，沒有別的意識形態讓大家內心有個依靠？
項飈：對啊，多方面的原因，在中國，確實是因為我們唯發展論。發展是硬道理，在80年代，這個「硬」是有精神飽滿的一面，有說服力的一面，但是到了90年代，這個「硬」，就是硬說了，不讓你說別的，就講發展是硬道理，穩定壓倒一切。
但我也不是特別悲觀，我覺得這種情況跟福利制度有關。你看民工的懸浮狀態特別明顯，因為完全沒有任何福利，在這個城市裡面，每一口要吃的飯，都要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不可能有條件沉澱下來、對生活做更長遠的考慮。但是2003年以後，社會福利的擴大，三險一金的擴大，可能會有一點改變。但是還得假以時日。
再一個，還有代際的問題，現在年輕一代出來，可能會對多樣性有新的想法。現在四十歲，我們這一代，基本上被唯發展論俘虜了，我們很難想象另外一種生活的可能。你像歐洲人那樣，物質條件很一般，生活很樂呵，我們是很難理解的。
三
正午：你在一篇文章裡，提到溫州的婚姻商品化和印度的嫁妝有共通之處，這是什麼意思，能不能具體講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