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飈：印度嫁妝制度，作為一種風俗，歷史是比較長的。但是原來這種風俗是象徵性的，就是女兒出嫁的時候，帶點首飾，日常用品什麼的。一百多年前，嫁妝出現了質的變化，一方面是要大宗的財物，第二是，貧窮的家庭經常出現這種情況：你先把我女兒娶走，嫁妝分期付款，男方如果一定時間內沒有收到嫁妝，就有可能虐待妻子，甚至逼迫妻子自殺，這個經常有報道。為什麼會出現這個變化？是跟殖民主義有直接聯絡的。英國殖民之後，極大地扭曲了印度的經濟生活體系。印度受過高等教育、能講英文的男子可以進入英國在印度的軍隊和政府，收入與地位和當地完全不是一個等級，因為它代表了外來的高於本地的權力。在這種情況下，有錢的女方家長，通過嫁妝制度，把女兒嫁給有特權的男子。所以現代嫁妝的根源在於社會分層的性別化，也就是說出現了一群特權男性。傳統的地主等特權階層就要通過嫁妝，把女兒嫁給新的特權男子，和新的特權階層發生聯絡。當時嫁妝的變化，是有歷史資料證明的。學過英國法律的大學生，嫁妝最高。這是和婚姻的市場化聯絡在一起的。
溫州的情況，也是在90年代以後出現變化。一個是婚姻的貨幣化，這個可能全國都一樣；再一個就是婚姻的工具化。有些人很早，18歲，父母就把女兒登記在婚姻介紹所，開始尋找。婚姻不是在生活中邂逅、自然相愛形成結果，而是一個工程、專案。這樣的專案化，就跟印度相似了，要通過很多人去找人，然後要談判。
這個一方面你可以說非常現代化。所謂現代化就是一切東西都要理性化，生活不能隨便來，要理性地控制，掌握自己的命運。但是最後是非常可怕的，完全把生活、生命都理性化操作了，當然是加大了社會的不公平。我原來對溫州這個情況可能不太注意，但是看到了印度這個婚姻制度的歷史演變，對異文化的觀察，促進了對本土化的反思。
正午：但是婚姻的變化，也有很多人認為是回到傳統，比如父母對經濟的考量，很多人認為傳統社會就有。你怎麼認為？
項飈：你問的很有意思，我不是專家，對婚姻制度的情況不太熟悉。我認為有相似的地方，但是現在和傳統的婚姻，至少有兩個很大的不一樣。第一，原來傳統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整個婚姻的功能是持續家族的延續，中心不是個體，是整個家族。所以父母之間的談判，也會談田產啊，生辰八字，但往往會首先考慮家族關係。現在父母要看男方的房子，女方的條件，不是為了家族的延續，中心還是為了下一代的幸福。但是把個體幸福做了特殊的理解，就是個體幸福必須建立在對物資的佔有上，婚姻必須促進財富積累，不能下嫁，否則就白白損失了。
第二個轉變是，在宗族延續的思維下，沒有最大化的考慮，就是說門當戶對，主要是要合適，要延續現在的格局。現在是要最大化，越有錢越好，千萬不能損失財物。《婚姻法》解釋三，就體現了這個要求。婚前財產證明啊，婚姻完全變成了契約。
現在的婚姻，倒得出一個有意思的悖論，它是以個體幸福為中心，但又是在父母家庭強烈干預下的理性計算。這個有點擰。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會不平等。父母對婚姻的專案性計算，就是為了維持不平等的再生產，獲得的東西千萬不能失去，沒有獲得的東西一定要去爭取。絕對不能讓婚姻成為一個再分配機制。其實婚姻可以成為有意思的再分配機制，有錢的跟有才的人結婚，沒才的學點才，沒錢的也拿到點錢，現在這個不允許了。拒絕再分配，這是中國一個重要的社會心態。
正午：在你看過印度的例子之後，對家鄉經驗的反思，還有什麼例子嗎？
項飈：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對不平等的關注。再一個，回過頭來，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意義，也有更好的認識。中國革命確立了個體的主體性。像民工、農民儘管生活狀況不好，但是他對自己的自信，對平等的追求，覺得人應該平等、憑什麼自己不如別人，這一方面當然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但另一方面，這種衝動，是跟社會主義革命聯絡在一起的。
這個主體性，作為革命的結果，是中國很大的一個潛在動力。在社會主義時期，經濟發展也是非常快的，這個跟自下而上地調動起來的積極性是分不開的。不要講王鐵人啊那些勞動模範，就是在各個農村，修水渠、搞農業基礎設施建設，都要通過個體農民。
傳統和現代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傳統的基礎是高度等級化的體制，是抽取底層的價值，服務少數；現代化建設很重要的特徵是大眾動員、全面建設。在這方面，印度的大面積動員就很難。他們有另外一面，低種姓在的黨派政治上勢力很大，但是它的動員都是在投票行為，選舉人給很多福利上的承諾，變成了政治上的討價還價，不能有效地轉化成經濟、公共生活上的動員。
但是現在個體主體性，完全被市場神話、市場邏輯俘虜了。怎麼樣把這種個體主體性和另外的社會想象結合起來，是新的問題。因為你的個體主體性，總是要和一種對更大的公共生活的想象聯絡在一起的。沒有那個想象，社會主義是無法實現的。
總的來講，我對中國經驗的特殊性、豐富性、複雜性，有了更多的思考。
正午：有海外經驗，對國內很多事情的理解，似乎和一直待在國內的人不太一樣。
項飈：但是也有這種情況，出國之後反而把中國的情況簡單化，這裡很重要的就是要觀察其他發展中國家。如果你只拿美國作為參照系統，就容易把中國簡單化，比方說對中國革命傳統，就認識不到它內在的豐富性。
正午：你在「浙江村」的研究中說，這些在北京的浙江人，並沒有斷了和故鄉的聯絡，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就是，公共事務還是有人在投入，儘管地已經包給外地人去種了，但是現在很多人認為，經濟發展的過程把農村掏空了，農村在凋敝。
項飈：這個我必須得說明，我的研究是在90年代後期，現在肯定有很大變化。我後來跟蹤浙江村的朋友，也是回去的越來越少，農村的凋敝，的確是一個大趨勢。當時浙江村的情況，我想是過渡時期，因為在北京的情況還是很不明瞭，還是要被趕。現在很重要的是住房商品化之後，很多人買了房子，有錢的人融入城市社會，跟農村基本上是斷了聯絡。
四
正午：在《印度獵身》（以下簡稱《獵身》）之後，你就是在做東北移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