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文_謝丁
「何偉」這兩個字，用重慶話講，是「howei」，他在郵件中就這麼稱呼自己。也只有在涪陵，這名字聽起來才有了意象，彷彿從山城的石梯蹦出來的，那裡所有人都這麼叫他。不像在北京上海，大家親熱地叫他「peter」，其實生分了很多。在中國的這兩種地區，何偉也是兩個樣子。他無疑更喜歡待在涪陵或三岔，那裡既是異鄉，又是故鄉。
我還記得我們初次交談，是在涪陵一家賓館的大堂。大堂吧只有我們一桌人。他長袖t恤，戶外褲，領口上插一支鋼筆。談到他感興趣的話題，他就掏出個小本子，把鋼筆遞過來，讓我們寫上去。比如「報告文學」——他好奇中國以前是怎麼稱呼非虛構寫作的。談到我們感興趣的話題，他就拖過我們的筆記本，用那支鋼筆寫上一溜英文名字。有人名，也有書名。我想這是他成為作家的習慣，走到哪裡，記到哪裡。
那是2011年春天了。回到北京後，我按照他寫的人名，挨個訪談了一遍。其中攝影師馬克·里昂的談話給我印象最深。他說何偉喜歡打籃球、喝可樂，喜歡吃一種雀巢的穀物早餐。每次寫郵件，你寫一句，他要回你一堆句子。聽起來很美式，像個大男孩的喜好。那時何偉已回美國，正在學阿拉伯語。在我們後來的郵件來往中，果真如此——我小心翼翼地問幾個問題，他熱情洋溢地回答很長一篇文章。
那年（2011）秋天，麥克阿瑟天才獎公佈後，何偉在郵件裡吃驚地表示他也很意外，謙虛地說那不是他應得的。他們一家正打算搬到埃及去，他很期待即將發生的變化，無論是新生活還是寫作。那篇關於小鎮藥劑師的故事，剛剛在《紐約客》刊登，之前已在編輯手裡躺了半年了。有個電影製片人打電話給他，對藥劑師很感興趣。但他很明白，電影圈總是這樣，說來說去，並不一定有結果。那個故事耗費了他一年時間。在何偉為《紐約客》撰寫的所有文章中，「dr.don」至今仍是我最喜歡的一篇。
「dr.don」收錄於何偉今年出版的新書《奇石》。在中國目前的圖書市場，非虛構已成為非常關鍵的一部分。其中，何偉的每一本書都會引起巨大反響。也許正因如此，《gq》智族雜誌決定頒給他2014年的年度作家。
下面這篇訪談，是今年（2014）8月我們通過郵件完成的。那時他又回到了美國，坐在一個穀倉裡給我回信。和往常一樣，他從不吝嗇自己的文字。訪談很長很長，但我想對於喜歡何偉的讀者來說，無論多長都不夠。好作家的每一封信，都可能單獨成為一篇好文章。這也是一篇單純的作家訪談。對於一個作家來說，沒有比寫作更重要的事了。
訪談
正午：為什麼這個時候回美國？
何偉：我們每年夏天都會回去度假。我在科羅拉多當地有一些長期關注的話題，但是程度不深——幾年之內我應該都不會動筆。不過只要我回科羅拉多，就會順便做些採訪工作，未來的某一天——或許十幾年之後——我希望能夠把它們寫出來。
不過，這基本上還是個假期。我們在2011年離開了科羅拉多州的裡奇韋市（ridgway，co），沒打算再回去。我們在那裡租了個房子，過了四年，然後把所有東西存進倉庫，飛往開羅。在開羅住了一年以後，我發現自己突然很渴望在美國有一個永久的家。部分是由於我覺得埃及不太穩定。我知道那裡很有可能發生嚴重的政治動盪，甚至是暴力事件，到時候我可能要安排leslie和女兒們撤離當地。
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leslie和我都認為居有定所會幫助我們踏實下來。我現在已四十多歲。在中國的十年，我的生活一直處於緊張狀態，條件也常常很艱苦，我非常努力地工作——寫了三本書和很多雜誌文章。但我覺得，這種生活真的不是長久之計。我開始把我的職業生涯視為一場馬拉松長跑。未來很多年裡，我希望能夠繼續寫中國和埃及這些地方的故事。我並不想換一份安逸些的工作——我不想長期住在美國，或者成為政治評論員之類。我現在的工作才是我想要的。但隨著年齡增長，又有了孩子，情況就會越來越難。所以我意識到必須設法處理好這件事。我決定在科羅拉多置產安家，這樣每年夏天我們都能回到美國小住，換換環境，休息一下。也給孩子們一個美國的家。leslie和我希望她們每個夏天都可以回來，讓這個地方陪伴她們的童年成長。
所以，在開羅住了一年之後，我們用一個星期回到裡奇韋看房，最後買下了一個小農場。農場有一個穀倉和一輛房車，以及五公頃灌溉農田。這裡水源充足（在科羅拉多，這一點很重要），所以植被豐富，風景優美。我們計劃幾年內蓋一座房子，但是目前來說，住房車就可以了。我在穀倉裡放了一張寫字檯，把它變成了我的辦公室，這些天我正在那兒寫一個故事。
不出意料，我們買下這處產業的一年後，開羅就發生了可怕的大屠殺，leslie和女兒們不得不回到美國住了兩個月。幸運的是我們有這處房子，她們都很開心，leslie也能有地方工作。我們真的很高興能有這個根據地。
正午：很多人都很好奇你在開羅的生活，是否真的很危險？在那邊採訪寫作和中國有何不同？
何偉：生活絕對比在中國艱苦，讓我想起1996年住在涪陵而不是2005年住在北京的狀態。生活不太方便。超市裡很難找到你需要的東西，晚上常常會突然停電個把小時。雖然應付得來，但還是會勞心。你正準備給孩子們洗澡，或者剛開始吃晚飯的時候，所有的燈都滅了。時間一長，這些事會令人筋疲力盡。
但在治安方面，我們所住的街區以及日常生活都還好。開羅真的是一個很安全的城市，讓人驚訝。很少有暴力犯罪發生，即便是在革命之後的混亂時期，仍可以這樣說。而且，我們住在扎馬雷克（zamalek）區，位於尼羅河中央的一個小島上，正因為它是個島，所以有更好的保護性。那是個很棒的地方，位處中心地段——我們的住所距離解放廣場（tahrir）僅1.5英里。但同時，通往小島的橋樑又起到了區隔兩地的作用。扎馬雷克區有很多使館，所以安全保衛措施很嚴密。距離我家兩個街區之外就是中國大使館。幸運的是，那些容易遭到示威抗議的使館——美國的，英國的，以色列的，阿拉伯的——都不在扎馬雷克區。所以那裡一直很平靜。
所以我並不覺得我的女兒們處境有多危險。我們的街區很靜謐。但話雖如此，我也要坦白講，在這裡當記者並不安全。我盡力避開風險，但是你永遠無法確定會發生什麼事。舉個例子，1月25日是革命三週年紀念日，所以我去離家1英里外的莫漢迪辛（mohandiseen）地區參加了一次抗議活動。抗議過程是和平的，規模也不大，但是警察和軍隊向那些抗議民眾開槍。槍彈真的很猛烈密集，人人四散奔逃，很多人受了傷。我並沒有被子彈擊中，但在逃跑過程中，我的腳部有兩處好像骨折了。結果，當天晚上我去看醫生，他給我拍了x光片，告訴我沒有骨折——埃及的醫療條件通常比較差。他說一週左右就會沒事了。不過我能感覺到傷勢比他的診斷要嚴重，所以接下來的六週，我都拄拐走路。回到科羅拉多後，我立即找到一位很好的骨科醫生進行了複查，她拍了x光之後告訴我，我的腳上確實有兩處骨折！幸虧我當時沒用傷腳繼續走路。她說由於我小心應對，患處恢復得還不錯。
但這些場景真的讓人不安。當然，和其他許多大規模屠殺相比，這次不算嚴重。目睹了這種公然的暴力行為，其可怕程度難以言喻。有一個影片，有人把我受傷的那次抗議活動拍下來放到網上了。你能看到四散的催淚彈，聽到猛烈的槍聲。這些行徑其實都沒有必要，真的。這令人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