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但去埃及寫作，一直是你的計劃之一。現在來看，它仍具有足夠大的吸引力？
何偉：我們很高興將這個想法付諸行動了。當然，這是一項巨大的挑戰，為此我們進行了大量的工作。同時處理好幾件事情真的很難——移居到一個新國家，學習一種新語言，想辦法採訪那些場面混亂而且瞬息萬變的新聞事件，同時還要撫養一對雙胞胎女兒。（我們搬到埃及的時候，孩子們才一歲半）。所以這一路並不容易。不過這也是一個令人著迷的過程，讓我獲益良多。而且，幸運的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並沒覺得有什麼不安穩。此外，埃及人真的很好玩。他們生性友善，有很強的幽默感。歡笑在他們的文化中是很重要的部分。外人很難了解到這一點，因為把他們推上新聞的都是大型政治事件。但是當地老百姓的日子過得其實還不錯，有滋有味的。
正午：你打算何時離開埃及？
何偉：我目前正在為寫新書做準備。我覺得，大部分的採訪工作都已經完成了，但這是個大專案，所以我可能還需要再花一年時間做調研。我想或許能在2015年秋天動筆。我感覺我們可能會在三年後離開埃及。這應該能讓我有足夠的時間完成這本書，leslie也應該能結束她手上的工作。
正午：很多作家喜歡寫自己熟悉的世界，但關於美國，你寫得很少。對你來說，外國故事更有誘惑？
何偉：我相信一個好作家能夠在任何地方寫作，這毫無疑問。我離開中國的原因之一，就是我想證明自己不是一個專寫中國的作家。我覺得，我需要向我的編輯和讀者證明這一點，也需要證明給我自己看。我在美國也能寫作並且快樂地生活，知道這一點，對我來說很重要。當你在海外住了太久，你的職業生涯與另一個國家的關聯過於密切之後，你會有種危機感，你擔心自己回國過後反而失去了從事專業寫作的能力。我不想發生這種情況，所以我希望擁有在美國進行報道和寫作的經歷。
但我感覺，在發展中國家從事這項工作更有趣也更有意義。美國是一個穩定的國家，很少有戲劇性的變化。而且，已經有太多人在寫美國了。而中國和埃及這些國家還處於尋找未來方向的過程中。迅速而巨大的變革正在發生。同時，在這些地方並沒有太多的外國作者，尤其是非虛構寫作方面。某種程度上，這問題並不複雜，因為它跟時間與年齡有關。幹勁十足並願意到埃及這些國家去實地採訪的人都很年輕。但是作家們一般都比較年長，通常要到四十歲以後才漸入佳境。可是到了那個年紀，大多數人都更願意留在美國過安穩的生活。如果我能適應埃及的生活，也願意到那裡去寫出有趣而精彩的報道，並且我的妻子也跟我持同樣想法，那麼我們就該去做。我們的工作在那裡更有價值。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沒花太多時間在美國的原因。基本上，我們希望在美國把孩子生了，同時，我也希望寫出一些不錯的文章，以證明我有能力在美國工作。不過那之後我們還是想回到海外去。所以，由於時間有限，我並沒有寫很多關於美國的故事，但其中有幾篇我個人非常喜歡，比如那篇小鎮藥劑師唐醫生（dr.don）的特寫，我自認為是我寫過的最好的故事。
正午：在成為作家的路上，父親和你的老師（約翰·麥克菲）對你影響很大。至今仍然如此嗎？
何偉：我的個人經歷一直影響著我，正如我的學業背景也在影響我一樣。這些都是造就我的基礎。不過現階段我已經是一個成熟的作家，所以我需要遵循自己的方向。我儘量多抽時間去探望父親，也常常和約翰交談。但是，我生活中很多關鍵的部分，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生活的挑戰，與他們兩人的經歷截然不同。所以我必須找到自己的路。
正午：在你讀書最多的時期，哪些作家對你影響較大？
何偉：從高中到牛津大學，那是我閱讀量最大的時期。對我影響最深的作家包括歐內斯特·海明威（ernesthemingway），約瑟夫·康拉德（josephconrad），斯考特·菲茨傑拉德（f.scottfitzgerald）以及約翰·麥克菲。海明威和菲茨傑拉德對我的影響，是在語言和筆調上。康拉德的作品讓我有興趣探尋外面的世界，特別是到發展中國家去遊歷和居住。麥克菲的作品讓我思考如何將文學帶入非虛構寫作中。
正午：約翰·麥克菲的寫作課堂帶給你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何偉：或許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如何去寫「asetpiece」。麥克菲給我們舉的例子，來自他的《到鄉下來》（comingintothecountry），書裡寫道他沿著阿拉斯加的一條河流長途旅行時，看見了一頭熊。然後，他專門用一個短章節寫起了熊，描述它們的樣貌，它們的生活方式，它們在大自然中的角色。這部分只有幾頁篇幅，然後他回過頭來繼續寫他的沿河旅行。這種結構與寫作方式，其實並未影響到文章的主線，讀者也不會感到困惑——相反，它用頗富趣味性的方式有效傳遞了資訊。這就是所謂的「asetpiece」。在課堂上，我們認真閱讀了這部分內容，麥克菲談到了他的構思，以及採用這種結構的原因。
大部分記者永遠不會學到這一點，因為報社的編輯並不鼓勵記者去思考過於複雜的結構。但是麥克菲很早就教會了我們，我獲益匪淺。當我到涪陵的時候，我已知道如何去運用處理「asetpiece」了。
正午：你在他的課堂上寫過什麼故事？
何偉：我在麥克菲的課上寫的大部分東西都沒太大意思。但那年春天，一件非常詭異的事情發生在我身邊。我的一個好朋友，被揭穿是個騙子，我和他曾一起在普林斯頓大學田徑隊訓練。他偽造了學歷證明，編造了個人簡歷，獲得了獎學金。我們都以為他19歲，但實際上他已經31歲了，還坐過牢。聯邦調查局的探員到他上地理課的教室逮捕了他，他回到了監獄。那年春天我去探望了他，並且在麥克菲的課上寫了這件事。
但對一個年輕人來說，這樣生猛而又艱難的題材是很難駕馭的——發現我的朋友並非我想的那樣，並且看到他入獄，這讓我很受打擊。所以我在課堂上寫的這個故事並不成熟，肯定無法在國家級雜誌上發表。不過，未來某一天我會把這件事完整地寫出來，或許是等我決定寫回憶錄的時候。無論如何，那次經歷在很多方面影響了我。你或許還記得《江城》（rivertown）裡的某些章節，我寫到了「何偉（howei）」，以及這個名字如何成為了我的新身份——我的中國身份。我寫的時候，想到的就是我的那位大學同窗。我在思考改變身份給一個人帶來的自由狀態。在中國涪陵，我小小嚐試了一下「變身」的滋味，這也幫助我理解了為什麼我的朋友要那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