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紐約客》想要什麼樣的故事？在選題上，你們之間有過沖突嗎？
何偉：坦白說，我基本上從沒按照他們的選題建議寫過稿子。編輯們為此苦惱了很長一段時間，最終放棄了努力，停止向我提要求了。事實上，我是不想為他們提出的那些選題去調研和採訪，大多都很傳統或者政治性太強，我覺得不會有什麼實際產出。我很清楚自己想要寫什麼，但很多想法也都被他們拒絕了。《甲骨文》裡有五個故事都是被《紐約客》斃掉的。
最讓人傷心的是那篇關於姜文的特寫。那是《紐約客》指派的選題，出錢讓我採寫，還派了個攝影師。但最後他們不喜歡那篇文章，一直沒有發表。我對此很難接受。姜文很大方地給了我很多時間，這個結果讓我很尷尬。不過我知道那篇文章不錯。如果我當時人在紐約，或者好好地與編輯們溝通，也許文章能通過。但它最終還是被斃了。還好，我在《甲骨文》一書中收錄了這個故事。因此，當史景遷（jonathanspence）在一篇書評中特別提到他很喜歡姜文那個章節時，我非常高興。
正午：你是怎麼推銷你真正想寫的故事的？
何偉：我常常先斬後奏。我知道如果我報上一個有點晦澀的選題，他們十有八九是不想要的，所以乾脆直接先寫出來。我自己負擔前期的費用，沒有任何擔保，然後賭一賭他們是否要這稿子。我能這麼做是因為《江城》和《甲骨文》兩本書的銷量還不錯，這讓我在財務上有些餘地。很多我非常喜歡的文章都是這樣寫出來的。比如，我寫過一篇在中國開車的隨筆，就採取了那種冒險的方式。《中國巴比松》和《唐醫生》也是如此。如果我先告訴他們我想寫一個偏僻小鎮裡的藥劑師，他們一定會拒絕。所以我花了一年時間自己去採訪，然後寫完。這都是一些創作上的決策，有可能實現，是因為我出書存下了一些積蓄。
我很慶幸自己現在有能力這樣做。我也很感激雜誌社，當我把文章發給他們之後，他們一般都很開明地接受。他們願意看到任何態度積極的報道，也樂於發表。我們學會了如何與對方交流。那耗費了不少時間，但如今我們能相互理解，合作也非常愉快。過去五六年我的掙扎以及文章被拒的經歷，現在看來也都是值得的。我必須按部就班地工作，這樣才能繼續寫出像《甲骨文》和《尋路中國》這樣的書。
正午：即便《紐約客》的文章，有時也難免落入窠臼和某種套路。你如何避免程式化的寫作？
何偉：我想最主要的是保持獨立。我儘量與雜誌社保持一定距離——我並不經常去拜訪他們，我也沒結識幾個《紐約客》的其他作家。我很少與其他外國記者來往（除了我太太之外！），這有助於讓我保持思路上的獨立。我不想遵循別人的套路。我的個人經歷也比較特殊，這也有助於我保持獨立。我在密蘇里中部一個並不富裕的宗教家庭裡成長。然後我去了普林斯頓、牛津、涪陵。我大學修讀的是文學及創意寫作而非新聞，我還學了中文，這是條比較奇怪的人生路徑。我後來又在北京、裡奇韋和埃及居住過，就更奇怪了！我想是這種經歷讓我的想法與眾不同吧。
正午：你如何同時開展好幾個寫作計劃？
何偉：我從來無法預料自己什麼時候才能寫完一篇文章，所以我更喜歡同時著手好幾個選題。坦白說，這是個麻煩。想要多管齊下是很難的，這也讓我的編輯們抓狂。比如，今年春天有很長一段時間，大約四個月左右，我同時在進行五個選題，每一個都需要認真對待並且花費大量精力，都是我以後寫書以及雜誌文章需要的素材。這意味著我無法在那段時間真正完成任何一個選題——所有計劃都是正在進行中。經濟上倒沒什麼問題——幸運的是我的存款足以支援我用這種方式工作，但是編輯們都很頭疼，他們希望我的工作節奏能更有計劃一些。
正午：這些選題之間，不會互相干擾？
何偉：對新事物我總是持開明態度，這也是不循規蹈矩的表現之一吧。我不喜歡大多數報道的產生方式——有人看到了一則訊息，然後他們決定圍繞這個主題再去寫一篇報道。我更喜歡跟隨事件順其自然的發展。舉個例子，大約一年前，我正在埃及南部地區的阿拜多斯（abydos）進行考古學方面的調研。但在那個過程中，我發現埃及南部另一個地區阿瑪那（amarna）也有些新鮮事值得寫寫。所以我去那裡開始了新的走訪。然後我在阿瑪那又遇見了一些住在那裡的中國人——跟考古毫無關係——我對他們也產生了興趣。所以從那以後，每當我到埃及南部去，我就會去走訪阿拜多斯、阿瑪那、還有那些中國人。那簡直瘋狂！但是我知道一切最終都會有意義，所以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收集素材。
正午：你通常都手寫筆記嗎？
何偉：採訪期間，我會盡快整理筆記。我通常用手寫，但最近也越來越多地使用錄音筆，因為被訪者覺得這樣更自在。但在中國，我從來不錄音，因為那讓人們覺得不安和緊張，特別是我的採訪物件更多是農民和工薪階層。或許現在情況不同了，人們已經對高科技習以為常。現在我去中國採訪時應該會錄音吧。
正午：所有素材收集結束後，你怎麼開始一天的寫作？
何偉：我喜歡在晨間寫作，但有了小孩後，早上的時間通常很忙碌。所以現在我的寫作時間很靈活。不過我確實需要一個相對安靜的空間。但也並不一定十全十美。在裡奇韋，我是在穀倉裡寫作的。
給雜誌寫稿子時，如果效率高，我通常每天能寫1000字。寫書則更快，因為隨著時間的推進你會越來越有幹勁。《尋路中國》和《甲骨文》我每天能寫1500字。如果有必要，有時我也能寫得非常快。關於埃及的一些報道是在很大壓力下寫完的。報道軍事政變時，我四天之內就寫完了7000字。